中共对理想信念信仰问题认识的历史考察：1978.12-1992.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想信念论文,中共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12-0005-08 中国共产党始终视理想、信念、信仰为立党之本、精神支柱，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了它们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涵，从而教育、激励党员去奋斗、拼搏。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到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发表，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阶段，中共完成了对理想、信念、信仰内涵进行开创性思索、适时性诠释、灵活性宣传的艰巨任务。展示其中复杂的过程，并与前后不同时期进行纵向比较以反映其主要特征，不仅能够拓展和深化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问题的认识，而且能够使人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当下中共要求全党“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现实意义。有鉴于迄今为止学界对中共的“理想、信念、信仰”的理论阐释、宣传教育问题尚未有专论作纵向的史学梳理，更未对其在某一特定阶段的状况做较为细致的考察。因此，本文的尝试对拓展中共思想史研究的空间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一、1978.12-1984.9：回归辩证唯物史观，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丰富共产主义的理论内涵，初步提出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继续高扬思想解放的旗帜，反思过往的得失，立足现实实践，从重新认识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入手，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特征，并以此为指导，说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现实生活的辩证关系，又据此初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命题。 在无产阶级革命年代，经典作家多次强调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唯一的实际动力”。当然，这些论断具有时空限制，恰如经典作家自己所言，如果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并把全部资本和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自己手里后，它的任务便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并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P45)而不是无休无止地进行阶级斗争。但是，在毛泽东晚年的20年间，中共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党治国理念，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合理性和绝对性，并自认为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继承和超越，由此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把党的工作着重点和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强调这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一重大战略调整的理论依据其实是对历史发展动力论的重新或更深层次的认识，即人类之所以发生激烈的阶级斗争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协调所致；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才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动力论的基本观点。 与历史动力论转变相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始对历史主体论进行重新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对毛泽东采取他本人一直倡导的对革命领袖一分为二的评价态度来评价他的功过是非。[2](P11)十一届五中全会主张“不许用剥削阶级的阿谀之词称颂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不许歪曲历史和捏造事实来宣扬领导人的功绩”，并强调这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的基本要求。[2](P388)十一届六中全会则对毛泽东的一生功过做出历史结论，并认为20多年来党内、国内出现的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现象源自三方面历史因素：国际共运史上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中国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影响；党内和国内民主没有法律化、制度化。[3](P766-767)无论是教训的总结，还是原因的分析，都表明中共在对历史主体论认识方面回归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而且从此之后这一基本立场在中国主流社会深入人心。 基于上述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两大成就，结合改革开放的初步实践，中共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比较系统、科学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它在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领域，实现了最伟大的根本变革，建立了真正科学的宇宙观和最彻底的社会革命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它的创立者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它在实践中经受了检验，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和旺盛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分析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同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获得蓬勃生机。因此，中共认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修正主义、教条主义都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正确态度应该是，既坚持其普遍真理，又能将它与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时代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它的科学内涵，使其永葆青春活力。[4](P292-298) 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为中共深化共产主义的理解提供基本理论指导。新时期之后，社会上一部分人不适应形势的变化，提出并散布共产主义“渺茫论”、“未经实践经验论”等错误观点。中共对此予以了正面回应，强调“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是一种道德境界，是一种思想体系，是一种群众的革命运动，需要一代代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去奋斗。在中共看来，尽管“不能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共产主义者，但必须用共产主义思想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切先进分子，并且通过他们去教育和影响广大群众”，使人们认识到共产主义不只是宣传的口号，而是蕴藏在日常生活实践中。[4](P27-2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目标时，将宣扬“共产主义”列为“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是“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并明确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4](P30)从而使“共产主义”的传播、教育有了准确的社会定位。 在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充分分析国情的基础上，中共又形成了对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新认识。它首先厘清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含义，认为这种“继续革命”的任务是“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是“继续革命”这一使命在特定时期的特定任务而已。所以全党、全民“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3](P790-791)基于此，中共初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在总结革命、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P3)以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又有“不发达”和“比较发达”阶段之分等论述为参考，作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判断；[3](P784)从社会存在三分法——经济、政治、文化入手，强调社会主义必须有“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即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有国家主人翁意识和集体主义思想，权利义务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爱国主义情操和国际主义胸怀，并努力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4](P30-31) 毫无疑义，上述中共对理想信念信仰的认识成就是以历史经验，尤其是教训为探索前提，并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有关思想认识问题作出的积极的理论回应。当然，这些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轨迹绝非平直，甚至党内高层的理论权威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过程中，有人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制造混乱；有人将党性与人民性对立起来；有人漠视“二为”方针，凡此种种，在思想领域形成了精神污染。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根据会议精神，各地开展了“清污”和反自由化斗争，从而保证了学术界、理论界对理想信念信仰诸问题的研究、讨论沿着正确的方向向前推进。 二、1984.10-1987.10：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确定全民“共同理想”理念，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奋斗目标 十二大开启了全面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从此以后，改革的逐步深化，不断激发人们对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开放的日益扩大，更加拓展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的认识视野，中共倡导的理想信念信仰由此有了更新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特色。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被邓小平称赞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决定》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依据阐释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强调诸如通过实现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当分开的经济体制改革来激发经济活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在说明具体改革措施的合理性方面，《决定》引经据典，认为把平均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观点是完全不相容的”；将生产视为整个经济活动的起点和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将消费的增长视为促进生产更大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经济体制等于“官僚主义的空想”；经典作家断言“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的了”，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外开放。[6](P568、580) 同样，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作出了明确规定，“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民主法制观念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并且强调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全党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各个方面出发，研究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打开思路，拓宽视野，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勇于突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判断和结论。当然，这一切必须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前提：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以及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带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群众特别是青年中积极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改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方法，实现理论学习与现实生活实践、与革命传统教育、与人文知识学习、与群众思想状况的紧密相结合；要执行“双百”方针，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活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工作。[7](P1186-1188) 改革开放的实践使中共深切地认识到：世界在发生巨大变化，人类文明在突飞猛进，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事业在展现新的前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共产党人必须抛弃前人囿于历史条件带有空想因素的个别论断，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探索为根据，中共勾勒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轮廓，并认为正是因为紧紧抓住了“生产力标准”，才开辟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新境界，“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离开了生产力标准，用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判生活，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8](P57、58)而且，中共认为那些不承认“生产力标准”，以为中国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就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那些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但是，中共也强调对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认识问题，不要轻率地贴上意识形态标签，“不要把思想一时跟不上改革步伐说成是僵化，也不要把思想解放中讲了点过头话说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8](P59)各级党组织必须引导人们面向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解决人们认识上的偏差和片面性。 依据“生产力标准”，中共提出了较为系统、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力条件还很不完备；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并对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经常侵袭；受经济文化条件所限，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任重道远。因此，党和人民的主要使命是使中国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P13)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共已经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价值定位于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种力量的“共同理想”，认为“这个共同理想，集中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利益和愿望，是保证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精神上团结一致，克服任何困难，争取胜利的强大的精神武器。”[7](P1178)它能“真正克服长期造成严重危害的狭隘观点”，使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宗教信仰者、国内同胞和海外侨胞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体系。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提出“共同理想”的同时，特别强调“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为“共同理想”而奋斗与为“最高理想”而奋斗，两者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现实性和终极性的有机统一；共产党人在为“共同理想”的奋斗中既要始终保持信念的坚定、理想的忠贞，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又要与人民群众一道把“共同理想”化解为各行各业具体的工作任务，把“岗位职责和人生追求结合起来”。[7](P1186-1188) 由上观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共在将改革由农村推向城市，由经济体制推向教育、科技和政治等体制的实践中，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尤其是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为依据，为改革开放各项举措正名立向；另一方面，改革的伟大实践，特别是开放政策不但打开了国门，更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拓宽了人们的思路，使中共对理想信念信仰的阐释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然而，改革的力度，开放的广度，各种政策之间的协调状况，还有社会大众对各项举措的认同程度等因素，不但对改革开放进程产生影响，而且引发了多种社会思潮之间的交锋，乃至1986年下半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滥。 三、1987.11-1992.2：在跌宕起伏的政治风云中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尽管中共在80年代中期在理想信念信仰的理论探索中取得上述成就，但要转化为群众性的物质力量并非易事。十三大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改进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要求。十三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改进”、“改造”、“改革”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以适应时代所需。但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几近同时发生的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对国内的理想信念信仰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不过，在其后纷繁复杂的局势中，中共保持着政治上的清醒、坚定和执著，并对理想信念信仰有了新的认识。 中共认为，动乱和剧变发生的外部因素是西方“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5](P311)西方世界“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5](P325-326)在苏东剧变过程中，中共始终保持警觉，认为动乱和剧变都是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条发展道路、两套价值体系的激烈斗争的现实反映。面对国内的动乱和暴乱，中共首先采取极其克制的态度，但当敌对势力危及政权时，决策层果断下令，平息了暴乱。在苏东剧变过程中，中共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应对方针，同时强调要抛开意识形态差异，从容地与它们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中共之所以能够保持着理想信念信仰的坚定性，根本原因就在于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初步成就，“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5](P371)而苏东剧变更加坚定了中共的信心，“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5](P320) 应对国内动乱和苏东剧变发生之时，正是中国进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之际。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中共在改革的实践中，也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这期间，邓小平的一些论断代表了中共的见解：第一，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5](P365)第二，市场和计划不是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标志，“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5](P367)第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5](P364)如果造成了“两极”分化，那么中国社会业已存在的区域、民族、阶级、央地矛盾将被激化，天下将会大乱。邓小平的这些论断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从政治、经济(包括发展生产力、管理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所有制形式、经济体制、分配制度)、文化、民族、祖国统一、外交、党建等方面，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以此为基础，在庆祝建党70周年讲话中，江泽民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主要方面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目标，并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9](P1646-1647)这一总结为中共十五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纲领提供了理论准备。 同样，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方面，中共提出了学习、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原则要求。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提出要在全党形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浓厚空气和健全制度，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认识和问题，提高党的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他还特别强调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现实意义，[10](P719)以期引起全党重视。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讲话中，他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义和实践价值，要求全党干部尤其是高中级干部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界限，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侵蚀的能力，提高解决建设和改革中各种实际问题的本领。”[9](P1654) 毋庸讳言，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局势变动中，中共党内外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诸如：经济特区姓“社”还是姓“资”？计划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标志？多一分外资，是不是就多一分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是否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是不是来自经济领域？等等。在不少人看来，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改革性质的认定。持肯定态度的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往往是经典作家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结论观点，他们无视乃至反对那些依据已然变化的时代、区域、文化变革因素对社会主义内涵作了丰富和发展的认识结论，忘却恩格斯的名言，“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1](P443) 1991年12月25日，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苏东剧变尘埃落定。中共和邓小平关心的是中国怎样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视察南方，沿途发表重要谈话，在对1989年之后党内国内出现的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作出明确回答中，阐述了对理想信念信仰的新见解。第一，苏东剧变并不意味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失效。相反，“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5](P382-383)第二，尽管社会制度的更替，总会遭遇曲折迂回，但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人类朝向共产主义发展这一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5](P382-383)第三，现行方针政策姓“资”姓“社”，应以“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P372-373)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光明。邓小平希望全党全民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按照“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到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未来近60年“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5](P383)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会赞同谈话，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9](P1970)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中强调，南方谈话“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12](P9)南方谈话的若干重要论断还被载入了中共《党章》的“总纲”中，以示全党共识、谨守，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更多更好地利用外来资金、资源和技术，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阐述，“三个有利于”工作总出发点和检验标准，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警示，等等。因此，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既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从根本上回答了新时期以来一直困扰着许多人的有关理想信念信仰的各种认识问题，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又为中共坚定理想信念信仰，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它们的理论内涵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精神动力。 从中共在全国范围内执政66年、推行改革开放国策37年的历史看，如本文开始所言，上述14年是中国社会重大转型时期的关键阶段。与此前的29年相比，这一阶段中共所宣传的理想信念信仰，不再从意识形态或生产关系，而是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不再以对全世界全人类遥远的未来，而是以对中华民族前途和中国人民命运的现实关怀为基本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不再以阶级情感、命运认同，而以利益关系来处理国家关系，从而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戴。换言之，“理想”有了与人类文明、与现代化发展方向相一致的阶段性、现实性、渐进性目标要求；“信念”在实现了基本解决温饱，经历了共产主义运动低潮严峻考验后有了坚实的基础；“信仰”有了真正的凭借，人们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当成革命的、实践的、发展的科学的基础上来信仰，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神谕，把马克思主义者当偶像来崇拜。 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公开发表又一次解放了中共和中国人民的思想，在此后的23年间，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中共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理论品质；完成“翻两番”目标和十年快速的经济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可以说，这14年间中共对理想信念信仰的理论探索在当代中国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承前，承接了此前的追求精神，但克服了空想和冲动的弊端；启后，以实践的成就证明了理论的探索，以各个阶段性的成功预示着未来的光明愿景。此外，如果联系此前此后中共在理想信念信仰方面的理论探索情况，可以发现，无论是问题所涉及的广度，还是深度；无论是探讨时的参与热度，还是得出结论前的复杂程度，都无法与这一时期相比。 当然，这些年来，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共产党人，特别是一些位高权重的党员干部由于理想丧失、信念动摇、信仰缺失，而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事业观混乱颠倒，纵情物欲，从而走上了贪腐犯罪的道路。中共对此特别警惕，十八大报告将这一问题列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首要任务予以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3](P39)当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信仰的理论构架势是如何形成的？了解这14年的探索状况，一定有利于人们在理智的基础上产生对“真理力量”的敬畏之感。标签：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坚定理想信念论文; 信仰论文; 理想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共产主义国家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信念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邓小平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