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对民族平等的构想与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三代论文,领导集体论文,平等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0)04-001-07
如果说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先进的中国人针对存在国内外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的现状提出民族平等的理想并为之而奋斗是近现代中国对民族平等追求的起点，那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争取民族平等的斗争、促进民族平等的事业就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如何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平等的新社会？怎样才能实现国内各民族的一律平等？这是中国共产党探求的重大课题。在大半个世纪的风云激荡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第一、第二、第三代共产党人相继提出民族平等的构想，并付诸伟大的实践。
一
在阶级社会里，民族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内容之一，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各民族完全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注：《列宁全集》第25卷，第2版，第285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争取民族平等，就是要铲除民族不平等的根源（民族压迫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建立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制度（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和新型的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接着要扫清“事实上的平等”的障碍（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等原因而造成的经济文化上的落后性），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富裕繁荣。毛泽东的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理论及社会改革与发展繁荣的民族理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改造旧社会、创造新世界所提出的伟大构想。
从遵义会议结束以后到建国之初，毛泽东等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关于民族平等主张的基础上，系统提出并阐发了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理论：第一，承认中国各民族的存在，指出各民族历史文化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即在中国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还有数十种少数民族，各民族在长久的历史中形成中华民族。中华各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却是“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以下《毛泽东选集》引文均出自第2版，故略），第622-623页。）第二，中国民族问题首先是中华各族人民对外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对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的反动统治，经过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第三，建立“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人民共和国（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8页。），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自治权、国家统一和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的原则、保障杂居区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等问题作了说明。建国前后，周恩来、李维汉等论证了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深入揭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基本内容。新中国通过《共同纲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肯定了单一制国家内的民族区域自治，并将它法律化。第四，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尊重他们的文化宗教习惯，争取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页。）。第五，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2页。）毛泽东从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的事情联成一气的实际出发，指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页。）“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以下《毛泽东选集》引文均出自第2版，故略），第680页。）刘少奇认为，只有“使这种被压迫民族的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密切地结合起来，才能使这两种革命都取得胜利，才能解放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才能解决目前世界上的一切民族问题。”（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2页。）
随着过渡时期的到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党中央为推进民族平等事业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改革与发展繁荣的民族理论。
社会改革方面，首先对解放初期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特殊性作出正确的分析，指出民族地区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发展与方向。具体论述主要有：民族地区还有原始公社所有制、奴隶主所有制和封建主所有制；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把奴隶、农奴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落后就不能消灭等。（注：分别见《毛泽东选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页；《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版，第164页。）其次，认真对待和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改革，认为改革的时间、方式、步骤“都将因为各民族发展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接着阐明民族地区的改革必须遵循慎重稳进的方针，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政策、措施和步骤。对于放弃剥削压迫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要采取适当的办法使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生活水平不致降低；对于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问题，决不可以在社会改革中加以干涉。
发展繁荣方面，一是规定了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把民族平等与民族发展繁荣紧密地联系起来。毛泽东在论及西藏问题时指出，“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2页。）“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繁荣幸福的新西藏”。（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周恩来进而指出：“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如果让落后的地方永远落后下去，这就是不平等，就是错误。”“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79及383页。）二是确定了民族发展繁荣的基本的和根本的任务。八大通过的党章写道：“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许多少数民族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中国共产党必须用特别的努力来改善少数民族的地位，帮助少数民族的自治。努力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促进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完全平等”。（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22页。）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要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就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09页。）三是强调工业化在民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制定民族地区工业发展规划，论述沿海工业发展对于内地工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这类论述中有四点值得注意：改变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状态首先必须发展交通事业；应当根据客观上可能和经济上合理的原则，在民族地区逐步举办一些地方工业，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凡在民族地区的工业，都必须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形成自己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科技干部和企业管理干部；如果真想发展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内地工业，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注：分别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27页；《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51页；《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四是提出少数民族的发展主要靠少数民族本身发挥作用的见解。毛泽东曾对西藏工作作出指示：“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2页。）
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民族理论和社会改革与发展繁荣的民族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解决中国民族平等问题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列主义民族平等、民族解放运动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无论在国际共运史上，还是在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争取民族平等的方案，不仅解决了旧中国根深蒂固的民族压迫问题，而且为处理和解决新中国的民族问题起到理论政策上的奠基作用。尽管发展繁荣的民族理论受到后来“左”的错误的干扰，但它已具备今天我国民族理论的大多内容，并且切合新中国的国情，为当代中国民族理论与实践定了向。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虽然没有产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概念，但随着这一理论的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在实际上已经形成。
二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伊始，邓小平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逐渐形成这一代共产党人的智慧结晶之一——邓小平民族理论。这一理论有关民族平等问题的主张主要如下：
坚持社会主义，立足于真正的民族平等，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荣。1981年出台、1987年得以重申的党的关于“坚定不移地关心、帮助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逐步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的民族工作总方针，（注：《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就是第二代领导集体民族平等观的政策写照。
摒弃民族问题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实现民族工作重点的转移。概括地说，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民族地区发展为着眼点，效率优先、先富带后富、统筹兼顾为准则，科技文化教育为依托，改革开放为手段，少数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基础，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显然，这里提出的思想既有对过去的继承，又有拓展、创新，如为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提供了有特色的“两个大局”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构想。
坚持实行并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进一步落实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邓小平认为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比较好，因此要“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注：《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也强调指出：“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巩固和发展，不仅要以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础，要有民主法制作保障”。（注：《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89页。）
此外，再次重申了“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09页。）和“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注：《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的政策。
邓小平民族理论，是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民族理论及社会改革与发展繁荣的民族理论的继承发展。它展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把保障、落实民族平等的权利同彻底的民主制度相联系的原则，大大拓宽了消除中国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道路，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在多方面得到展开而日臻成熟。如果说毛泽东民族发展繁荣的理论开始由以争取各民族在政治上平等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民族理论体系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真正平等繁荣的民族理论体系的飞跃，那么，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功绩就在于完全完成了这一飞跃。邓小平民族理论是妥善处理和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又一伟大构想，在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民族平等事业中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为新时期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三
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各民族平等的伟大构想，是建立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上的，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民族平等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前提下提出来的，同时是在毛泽东的民族理论与实践经历了坎坷命运、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仍未消除、我国民族工作遇到新的问题新的情况下形成的。
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改革与发展繁荣的民族理论的成功实践，使中华民族平等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建立起来；使各民族感受到党所主张的民族平等的真实性，感受到自己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了国家政治生活；使各族人民最终摆脱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桎梏，扬眉吐气地走上社会主义大道，破天荒地获得政治上的平等以及经济上的发展。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迅速，建设经验不足，从50年代末起毛泽东在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发生失误，这就严重干扰了发展繁荣民族理论的正确贯彻执行。经济上脱离各民族各地区的实际，推行违背生产力渐进发展和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照搬汉族地区做法，把粮食生产突出到不恰当的位置，使多种经营受到限制，自然资源不能合理利用；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时未能兼顾原来实力较强地区的建设需要，这就削弱了东部对西部的支援作用和帮助能力；布局在民族地区的企业表现在“嵌入式”特征和协作配套条件较差，实际效益不够理想，而民族地区也难以利用其经济能量。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在民族问题方面也表现出来，从而给民族关系、民族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造成消极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许多少数民族仍处于贫困落后状态。诚然，建国初期国家底子薄、包袱重、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这些在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处理民族问题是不可能有平直的通途的。但如果坚持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坚持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尊重经济规律，结合我国实际和各民族地区的特点，切实发展生产力和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那么我们的民族平等事业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取得更大的成绩。当然，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不应苛求前人。毛泽东领导的实践，终究是以民族平等繁荣为取向，也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和历史性的进步。这场实践揭开了新中国为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而奋斗的第一个篇章。
邓小平民族理论随着第二代领导集体指导民族工作的实践的发展得到良好的运用，并且结出硕果。其最基本的表现是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推动了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开创了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新局面，使各民族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光辉前景得到初步展现。这方面的实例颇多，不胜枚举。毋庸讳言，我们在前进中难免存在着某些问题，但无数的成就和新时期民族工作焕发出的勃勃生机一道，已经证明邓小平民族理论的正确性，证明在当代中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经过努力，新中国的民族平等事业又翻开了新的篇章。
正当我国致力于民族平等繁荣并迈向20世纪末叶之际，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空前的挑战与发展机遇，我国的民族平等事业也面临着既错综复杂、又相当有利的形势。国外，一方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运转入低潮，民族问题成为世界性的一大难题。敌对势力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渗透、颠覆、分裂活动渐趋频繁，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受到很大威胁。另一方面随着冷战局面结束，我国的安全环境进入自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周边地带出现有利于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经济政治形势。国内，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经济持续发展，小康目标实现，东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增强，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帮助和支持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新旧矛盾交织，构成国内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如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同本地过去的水平相比，的确发展迅速；但同东部沿海相比发展速度就显得较为缓慢。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民族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的发展差距凸显出来，如不采取有效措施，这种发展差距还会拉大，这将增加民族间、区域间的矛盾。又如有的少数民族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加快，本民族传统文化发生了变迁，民族的某些个性特征或衰减或丧失，民族共性成份增加。本来，共同性的增加有积极的一面，但本民族优良传统和文化的退化，与社会主义时期民族繁荣的原则是相悖的。民族繁荣是民族平等的基本要求和重要表现。可见，如何回答并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暴露出来的问题，如何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逐步地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成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亟待处理的重大课题。为此，第三代共产党人在论述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的同时，就民族平等繁荣问题提出了他们的构想。
第一，强调、阐发解决我国民族问题，致力于民族平等的基本观点、立场、原则和思路。(1)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再次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2)要始终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3)要更高举起民族平等团结的旗帜，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加强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4)制定方针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实施重大政策措施都必须体现多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占一定比重这一基本国情。(5)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也要兼顾公平原则，更要对贫困地区采取有效扶持政策。(6)历史地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差距问题。差距主要是历史、地理及社会等方面原因造成的；地区发展不平衡是长期的历史现象；民族地区基础薄弱，在一段时期内同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还可能拉大；解决差距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要高度重视差距问题，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为逐步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间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的差距而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7)各民族共同富裕繁荣是重大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是党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与本质特征。共同繁荣包括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的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繁荣只有在国家发展繁荣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民族地区不发展也会阻碍国家的发展。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富裕繁荣，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因此，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
第二，提出推进民族平等事业的各项举措。经济方面，一是确立全国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既要继续发展东部经济，又要加快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中西部的开发，将西部大开发提上议事日程。二是把国家扶持、较发达地区及社会力量帮助和支持有机结合起来。国家通过政策、经济等手段逐步增加对民族地区的投入，鼓励国内外投资，扩大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按照经济规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开发；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把扶贫工作重点转移到民族地区，从1994年起启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较发达地区应加强对口支援，大力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横向联系；较发达省市要把对口帮扶任务落实到县（区）和企业；到本世纪末东部地区在共同发展中要拿出更多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要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立足自身实际，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新的对外开放环境，充分考虑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改善基础设施，优化产业、产品和企业组织结构，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发挥优势，提高效益，使经济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三是着眼发挥民族地区大中型企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促进作用，国家在开发建设中要同当地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一定要使少数民族从开发资源中得到实惠。社会事业方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科技事业、民族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鼓励科技人员在民族地区建功立业，提倡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工作的人员经过辛勤劳动，“在各族人民中培植民族平等团结、共同进步的崇高风尚”。（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页。）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开展民族体育运动，实行扶贫与计划生育相结合的办法，做好妇幼保健工作。政治方面，坚持与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与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的法制建设，真正把民族区域自治法贯彻执行落实到实处。“到本世纪末，要形成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民族法规体系和监督机制”。（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要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经济权益和语言文字等平等权利，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种科技、管理人才的培养，保障民族自治地方充分行使自治权利。（注：以上所引论述主要参考第三代领导集体思想理论文库《辉煌的五年：从十四大到十五大》中卷、下卷，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江泽民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江泽民就进一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发表重要讲话》，载《云南日报》1999年6月19日。）
四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构想是推进当代中国跨世纪民族平等繁荣事业的宏伟纲领和伟大方案，它集第一、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争取民族平等思想之大成，继承与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并使之在广度、深度、高度上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三个构想的继承性首先表现为目标的一致性。三代共产党人同处于中华民族由沉沦走向复兴的时代，他们共同接过这个时代赋予的民族自由解放、发展繁荣的重担。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为争取中国民族自救解放，南北奔波，上下求索，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立志在被“瓜分豆剖”和充溢“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注：《新政协筹备会成立·毛主席讲词》，载《东北日报》1238期，1949年6月21日。）在共同发展繁荣的基础上建立“各民族真正平等友爱的大家庭”。（注：《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77页。）邓小平立足于真正的民族平等，把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面貌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规划了“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7页。）“把我们民族发展起来”（注：《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28页。）的蓝图。以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共产党人继承前者的事业，坚持民族平等繁荣，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向着新世界前进，向着现代化的光辉目标前进，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进！”（注：转引自赵剑英主编《复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扉页。）
三个构想的继承性又表现在内容的连续性上。社会制度上，三者都主张跨越资本主义峡谷，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平等、团结、进步、繁荣。国家结构形式上，三者都坚决反对在中国采用联邦制，都主张建立、巩固单一制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维护少数民族的自治、自主权利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政治法律上，三者都主张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主张少数民族对国家事务的参与，用法律保障他们的各项权利。经济文化上，三者都主张使少数民族得到发展，要把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都主张诚心诚意帮助少数民族；都注重发展沿海经济以促进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建设；都认为中华民族在发展中要继承发扬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三个构想的继承性还表现在理论基础与思想方法的共同性上。三者都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来认识、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即用高屋建瓴的眼光，从“制度保障”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入手，抓住并解决这对关键性的问题以争取民族完全平等、高度繁荣的理想的实现；从“系统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把所从事的民族平等事业作为革命建设的重要部分，把民族平等繁荣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相统一；从“世界整体”的角度思考，认为中国民族平等事业不是与世隔绝、孤立发展的，而应当是在立足自力更生的同时尽可能争取国际援助或支持；从“事物的特殊性”着想，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和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掌握解决矛盾的方法，正确提出处理我国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从而使这些构想无不显示出中国的、民族的特色，打上实事求是的烙印，成为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之一。
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平等的构想是对前两个构想的丰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深化，具有更鲜明的跨世纪内容和时代特征。
首先，由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不同，第三个构想与过去的构想也有所区别。新的构想的不是消灭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不是拨乱反正；它不仅在于从原则上强调民族平等，更在于要完成过去开创的、取得巨大成绩但尚未最后完成的任务，开展过去提出的、尚未来得及做或做了尚未取得显著成就的工作，研究和解决过去没有提及、但在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新情况。所以，新的构想在中国民族平等蓝图上增绘了新的色彩，使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更为完备、更为具体化、政策化，实践针对性也更强。有关表现主要是：(1)正确看待、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间经济文化发展差距拉大的问题，出台解决这一问题的战略部署；(2)初步回答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怎样坚持民族平等繁荣、怎样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经济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原则和方针政策；(3)指出面对有利的国际环境，要抓住历史机遇，振奋精神，开拓创新，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辉煌的五年：从十四大到十五》下卷，第1799页。）(4)格外强调共产党是领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要解决好民族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
其次，新的构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宝库。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条件下为发展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作出重大贡献。以民族繁荣思想为例，从这一思想被提出（注：参阅《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35页。），到被确立为社会主义民族政策的根本立场，到定位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和基本国策（注：《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25页。），再到民族繁荣基本内容的完整揭示，它与国家发展和统一、与民族平等团结互助、与民族复兴等关系的阐述，它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重要意义的认定，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繁荣途径的设想，无不展示出这一思想的递进性。这些递进一次比一次进步、成熟和完善，这正是科学理论历史发展的逻辑。由于新的递进处于无产阶级民族平等事业在苏联东欧遇到严重挫折的时刻和新中国将在新世纪实现民族复兴的岁月，因此，新的构想肩负着为社会主义的民族平等繁荣走出新路并争取取得更大成绩的历史使命。
最后，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光辉照耀下，按照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构想，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日新月异，成就辉煌。新疆、西藏、内蒙古、广西、宁夏五个民族自治区和多民族的云南、贵州、青海三省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为新构想的实践提供了成功的实例。(1)经济上，1998年民族八省区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由1990年的1917亿元（当年价，下同）增至7387亿元，八年平均增速9.8%（可比价，下同），超过1981年至1990年9.1%的年均增速。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95年至1998年民族八省区GDP年均增长率9.6%，创下连续四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8个百分点的纪录。（注：计算中发现不同的、甚至同种不同年卷的统计书籍对同一数据的统计结果有出入。对此，笔者在走访请教了云南省统计局综合处的工作人员后，在参考《中国统计年鉴》的同时，在此处原则上以《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11月版）、《改革开放二十年的云南民族经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中的有关数据作为计算的基础。）得益于国家开发中西部的政策，1990年至1997年民族八省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407亿元增到2252亿元，年均增幅28.8%（未扣除物价因素，下同），已同全国增幅持平。1998年其固定资产投资达2687亿元，比1997年增加19.3%，超过13.9%的全国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在全国的比重由1990年的9%升至9.5%。同时，民族八省区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如1996年至1998年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是400亿、454亿、530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5.7%、13.4%、16.8%，不仅超过当地GDP同期增速，而且除1997年低于全国地方财政收入平均增幅(18.1%)外，1996、1998年都高于全国平均值(22.5%、12.7%)。(2)文教方面，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和1995年1%的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全国每10万人口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数分别为9461人和10347人，后者增多886人；民族八省区为7882人和9141人，后者增多1259人，超过全国的增加数373人。又据1997年1%的人口抽样计算可知，民族八省区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重由1990年的18.95%下降为15.2%，与沿海省市间文盲半文盲率之差也有所缩小。（注：参考《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1年卷、1996年卷、1998年卷等卷。）长期以来地域上教育文化水平“东高西低”的严重不平衡状况得到一定的扼制。(3)扶贫工方面，据统计，仅1996年民族八省区就解决了558万人的温饱问题。（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1997年卷，第359页。）就云南省而言，1994年贫困人口为783万人，1994年至1999年五年解决了538万人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下降到1999年底的245万人。73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95年的459元增加到855.6元，农民人均产粮由316.5公斤增加到382.5公斤。以实施改土、治水、办电、修路、绿色五大扶贫工程为基本内容的扶贫攻坚局面已经形成。（注：参考李嘉廷1999年8月6日在云南省第五次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云南省扶贫办公室计财处统计科2000年6月提供的数据。）民族地区扶贫的深入开展和贫困人口的显著减少，无疑是地区经济社会差异有所缩小的一个标志。总之，由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亲切关怀，国家和较发达地区的帮助，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奋斗，加上在利用外资发展特色经济、扶贫开发等方面做出的尝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某些重要指标或接近、或赶上全国的平均水平。对于如此成就应当认真掂量，因为所获得的任何一项成就，那怕是一项不起眼的成绩，无论在实际意义或理论意义上都是不同寻常的，都已超出成就的本身而成为各族人民走向共同繁荣的铺路石，成为党的民族平等理论政策贯彻落实的结晶。我想，当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速度在更多领域中赶上全国甚至东部地区时，那么民族地区与较发达地区间发展水平方面差距缩小的情景就会一步步展现在每一个人的面前。90年代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长足发展为我国致力于民族平等繁荣事业开创了新的起点。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三代杰出领导集体对民族平等的追求凝聚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展示了马列主义者争取人类解放、社会进步的气魄和百折不挠的品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代表了全国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强烈愿望。他们的探索与实践镌刻着共产党人同民族压迫剥削和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作斗争并走向民族昌盛的非凡业绩。历史已经证明还将证明，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各族人民一定能排除前进中那些可以预料或难以预料的艰难险阻，把新中国这个各民族平等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建设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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