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研究_居民收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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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是经济结构变动较为剧烈的时期,这必将对居民个人的收入分配乃至整个社会的分配关系产生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我国又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现存利益格局的矛盾既是这一变革的推动力量,而不断变动的利益格局又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如何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安然渡过“双重转变”这一艰难的发展阶段,是中国划时代的问题。

一、近几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情况

(一)居民个人收入总体状况

收入分配过程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根据这一界定,我们对居民个人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所占比例进行了测算,其结果是:在初次分配中,1990年居民个人所得为994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6%,1995年分别为33889亿元和58.7%。 按现价计算,居民个人所得平均每年增长27.8%,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5.5%。在再分配中,1990年居民可支配总收入为11419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1.6%,1995年分别为37930亿元和65.7%。 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27.1%,亦快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二)城镇居民收入的变化情况

1.城镇居民收入总量的增长。 根据城镇居民家庭收支抽样调查, 1990年人均生活费收入1387元,1995年为3893元,按现价计算平均每年增长22.9%,扣除物价上涨,平均每年增长7.7%。 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按现价计算为25.5%,按可比价计算为11.8%,均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同期非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按现价计算为28.1%,按可比价计算则为14.2%,更是大大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但根据从总量上的测算,在初次分配中,1990年城镇居民个人所得为429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2%,1995年分别为17782亿元和30 .8%。在再分配中,199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总收入为532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7%,1995年分别为20150亿元和34.9%。 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城镇居民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了6—7个百分点,扣除同期城镇人口上升的3个百分点,实际提高了3—4个百分点。

2.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变化。近几年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不同群体的收入也有较大的变化。分行业看,1991—1995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较快的是金融保险业(2.5倍)、房地产业(2.3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1.8倍),增长较慢的是采掘业(1.1倍)和建筑业(1.4倍)。工资最高的行业和最低的行业之比,由1990年的1.76∶1扩大为1995年的2.09∶1。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单位、 集体单位和其他单位(以股份制企业和三资企业为主)的职工平均工资之比,由1990年的1.36∶1∶1.78变为1995年的1.43∶1∶1.90, 也有扩大。 分地区看,1990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为1.28∶0.92∶1,1995 年扩大到1.42∶0.97∶1。分城镇规模看, 居民收入最高的特大城市与收入最低的县城之比,1990年为1.42∶1,1995年扩大为1.53∶1。

这一系列变化,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占1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生活费收入由1990年的2448元增加到1995年的7540元,增长2.1倍,而占10%的最低收入户只由761元增加到1924元,仅增长1.5 倍。两者之比从3.22∶1扩大到3.92∶1,按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计算的吉尼系数由0.17扩大到0.21。按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根据另外一份资料计算,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吉尼系数1990年为0.23,1994年扩大到0.30,并认为,如考虑到统计上的偏差,1994年吉尼系数已达到或超过0.34。

(三)农村居民收入的变化情况

1.农民收入总量的增长。农民收入增长逐步走出八十年代末期停滞徘徊的局面。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86元,1995元为1578元, 按现价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8.1%,扣除物价上涨,平均每年增长4.5%。 根据从总量上的测算,在初次分配中,1990年农民个人所得为5648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5%,1995年分别为16107亿元和27.9%。 在再分配中,1990年农民可支配总收入为6099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9%,1995年分别为17780亿元和30.8%。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 农民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下降了2个多百分点, 扣除同期农村人口下降3个百分点,实际提高约1个百分点。

2.农民内部的收入变化。分收入层次看,在农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 低收入人口比重下降, 高收入人口比重上升。 1995 年与1990年相比,农民人均收入仍处于贫困线(300元,1990年价,下同。 )以下的低收入组农户所占比重由8.6%下降为7.2%;基本解决温饮但尚不稳定(300—500元)的农户所占比重由26.4%下降为17.2%;稳定解决温饱和较宽余(500—1000元)的农户由47.3%下降为41.0%; 基本实现和超过小康标准(1000元)的农户则由17.8%上升为34.6%。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之比,1990年为1.59∶1.19∶1, 1995年扩大为2∶1.32∶1;收入最高地区和最低地区之比由1990 年的4.43∶1扩大到1995年的4.82∶1。农民个人收入的吉尼系数,1990 年为0.31,1994年提高为0.34。

(四)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化

1.城乡居民的显性收入差距。用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一比较,可以得到城乡居民显性收入差距。1990年城镇居民收入1387元,农民收入686元,两者之比为2.02∶1;1995年城镇居民收入3893元,农民收入1578元,两者之比扩大为2.47∶1。

但显性收入差距由于计算方法的缺陷,并不能反映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因为两者的统计口径不一致。从收入用途看,农民收入中除消费和积蓄外,还包括生产性建设投资,城镇居民收入则只用于消费和积蓄;从收入来源看,农民收入包括了全部收入,而城镇居民收入只包括货币收入,各种隐性收入如公费医疗、公有住房、财政价格补贴、各种福利保险、单位内部的实物发放和服务费减免等,在生活费收入中均得不到反映。这一正一反,夸大了农民收入而缩小了城镇居民收入,掩盖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程度。

2.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为了反映城乡居民收入的真实差距,我们把城镇居民可支配货币收入(全部收入支付所得税之后余下的收入)加上各种隐性收入,作为城镇居民真实的可支配收入;而从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扣除5%的生产性建设投资,作为农民的可支配收入。 经框算,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05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52 元,两者之比为2.92∶1;199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40元,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99元,两者之比扩大到3.43∶1。这一比值, 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对比值是非常接近的。1990年城乡消费水平比为2.95 ∶1,1995年为3.41∶1。

(五)各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

199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东、 中、 西部地区分别为1964 元、 1260元和1078元,三者之比为1.82∶1.17∶1。1995 年三大地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6777元、3691元和2945元,三者之比为2.30∶1.25∶1,相对差距明显扩大。

如果把一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当做一个个体,暂且不考虑各地区人口权重的差异, 那么各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吉尼系数, 1990年为0.2907,1994年为0.3158;各地区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的吉尼系数,1989年为0.0920,1994年为0.1829;各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吉尼系数,1990年为0.2018,1994年为0.2384。显然,地区之间的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

二、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变化的评价

(一)关于居民个人收入分配总量的变化

“八五”期间是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个人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较快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劳动报酬增长较快。多种经济成份中的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三资企业发展迅速,从业人员成倍增加;国家提高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也很快。二是劳动报酬以外的其他要素收入,如利息收益、有价证券收益、房地产收益在鼓励居民储蓄等相关政策的作用下大量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改变了“七五”期间基本停滞不前的局面,增长幅度亦不低,主要得益于几次较大幅度提高粮、棉收购价格,以及非农产业发展加快等。

但是,居民个人收入分配总量的变化也存在着问题,突出的是居民个人收入增长过快,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按现价计算,1991—1995年,在初次分配中,居民个人总收入人年均增长27.8%,在再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年均增长27.1%,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25.5%2个百分点左右。

居民个人收入增长过快的问题,主要是城镇居民个人收入增长过快。随着国家对国有企业进一步下放自主权,对其约束力也越来越弱,国有企业已成为国民收入分配的一个中介:居民的储蓄通过银行的信用关系借给国有企业,企业则无论产品有无销路、是盈是亏,都把这些资金流向自己的职工、流向非国有企业、流向财政、流向各级机关事业单位,这些钱最终又流回到居民手中——只是改变了原分配格局。资金每经过这样一次循环,居民个人收入所占比重便会增加一个份额。

与之相对应,在每一次再生产循环之后,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便下降一个份额,财政再分配机制的调节作用日益弱化。这主要表现为无力调节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无力为稳定农民收入而建立具有一定规模和比较完备的主要农产品和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储备体系,无力承担城镇居民的失业、医疗、养老保险和社会救济等职责,从而削弱了政府为全体居民提供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的能力。

(二)关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企业内部则仍然盛行平均主义。这就表明,城镇职工收入变化是以单位为本位的集团竞争的结果,而不是劳动者之间个人能力较量的结果,因此这种竞争是在起点不平等基础上展开的。这样的竞争无论是使职工收入差距由于企业效益的好坏而拉开,还是由于接下去的竞相攀比使之缩小,都缺少合理性,都不同程度地以国有资产的流失为前提。这种反映在起点不平等方面的不合理关系,还不仅仅表现在分配一个环节上,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在内的整个生产过程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才使得分配领域中的秩序变得极为混乱,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我国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基本上是以“两级按劳分配”为理论依据的,即先确定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然后再确定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分配关系。这种以企业为本位的分配模式在实践中自始至终受到严峻的挑战。少数企业凭借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优势,得天独厚的市场条件和级差效益,较少的退休职工和富余职工负担,以及特许的优惠政策等,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成为所谓“效益好的企业”,理所当然地要为本企业职工多谋利益。一旦竞争失利或市场行情起了变化而进入亏损企业行列,又负盈不负亏,即使严重亏损,也要千方百计进行补偿。而另外一批企业,从来就没有那么多的有利条件,在竞争中注定要成为效益不好的企业,或者亏损企业,这就使国有企业之间的职工收入有了很大的差距,并且越来越大。

(三)关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处在比较合理的区间,形成差距的原因大体上也是合理的。

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基本上是在起点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的,是劳动者个人能力的一场竞赛,应该给予充分肯定。至于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给农民生活水平带来的差距虽然并不合理,但在现阶段还只能予以默认,今后应逐步创造条件加以解决。

(四)关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我国目前正处于城乡收入自然差距程度扩大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200美元上升到800美元),自然差距基本到达倒U 字型抛物曲线的顶端。数据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约为自然差距的一倍,也就是说,实际收入差距中有一半左右是不合理的。进入九十年代以来, 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两者收入之比由1990年的2.95∶1扩大到1995年的3.41∶1,其中非自然差距程度由44%提高到52%,也就是说,这几年的收入差距基本上是由于非自然差距造成的。这种非自然差距,主要是由于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城镇就业制度的屏壁作用所导致的。

(五)关于地区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

省际间的差距和按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的差距就有很大的差别。省际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1990年以前有很大程度的缩小(吉尼系数从0.38下降到0.29),九十年代则扩大了(1994年为0.32);而按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1990年以前变化不大(1978年为1.81∶1.22∶1,1990年为1.82∶1.17∶1),九十年代明显扩大(1995年为2.30∶1.25∶1)。 八十年代省际差距之所以会缩小,主要是由于改革前发展水平较高的三个直辖市和东三省增长速度一直较慢,而增长速度较快的东南沿海诸省,以前发展水平并不高,这就导致吉尼系数的下降。到了九十年代,沿海各省发展水平已位居全国前列,仍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就会使吉尼系数扩大。按三大地带划分,八十年代东部地带只是东南沿海诸省发展快,三个直辖市和广西的发展并不快,因此整个东部地带发展速度与中西部相差不大,东部和中西部的差距也就变化不大。九十年代,三个直辖市及广西的发展速度都有大幅度提高,整个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这就使三个地带的差距扩大。显然,九十年代三大地带的差距变化与省际间的差距变化已趋于一致,并将决定着今后的发展变化。

三、理顺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的基本思路

针对我国目前和今后居民收入分配方面可能存在和出现的问题,建议在“九五”时期以至更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政策要点应该是:

第一,在整个居民收入分配过程中,重点解决初次分配领域中的问题,以达到“公平竞争,提高效率”的目的;兼顾再分配领域中的问题,以达到“缩小差距,结果平等”的目的。

第二,在初次分配领域内,重点解决农民收入、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问题,以及严厉打击违法、非法收入问题;兼顾组建劳动力市场问题。

第三,在再分配领域内,重点解决居民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兼顾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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