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钓鱼岛问题研究综述
殷昭鲁
(鲁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
摘 要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以来，由于日本的贪欲和历史原因，钓鱼岛从一个没有争议的岛屿变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岛屿。钓鱼岛问题由于与主权相涉，与地理相关，与法理相连，与国际关系相牵，因而对其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展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钓鱼岛问题的凸显，中国大陆学术界从历史、地理、法理、国际关系等视角对钓鱼岛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究，对维护国家领土权益作了学术上的贡献。虽然近年来研究成果颇丰，但是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和挖掘空间，主要表现在，研究领域的不对称性、研究的情绪性倾向比较明显、研究史料上有待挖掘、研究缺乏整体宏观的视角，因而以后的研究应以宏观的视野加以看待，以战略的眼光进行审视。从纵的方面来看，以历史的长时段来了解其因果延承；从横的方面看，把其放在国际格局变动下国家间的利益博弈中把握其脉动。
关键词 ：中国大陆；钓鱼岛；琉球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以来，由于日本的贪欲和历史原因，钓鱼岛从一个没有争议的岛屿变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岛屿。钓鱼岛问题由于与主权相涉，与地理相关，与法理相连，与国际关系相牵，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展开：从地理地质上看，它是东亚大陆和中国台湾与周边岛弧的分界地带，是中国大陆架与冲绳海槽的邻接地带，是大陆沉积物堆积的边缘地带，是黑潮把中国固有领土和琉球古国统辖疆域分开的区域；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它是中日战争之中产生、战后未解决的遗留问题；从国际法来看，它是领土主权的国家归属问题；从海洋开发来看，它涉及未来东海石油与海洋资源的开发问题；从国际关系看，是中日美三大国利益重叠地带，并与俄罗斯(以及之前的苏联)相关。自20世纪70年代钓鱼岛问题凸显以来，该问题就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作为钓鱼岛问题相关的三国四边的主要相关方——中国大陆地区的钓鱼岛问题研究很值得关注。
一、研究著作
大陆对钓鱼岛问题研究起步较晚。在著作方面，1994年吴天颖先生发表专著《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敏雄诸教授》，该书总共五章，首先对中国古籍中的钓鱼岛记述进行了梳理，论证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另外对日本奥原敏雄诸人的观点进行了逐条批驳。[1]吴著所引古籍史料很翔实，论证也颇为严谨，但是某些论述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在论述明朝张赫“通哨出海，入牛山洋，遇倭，追至琉球大洋，擒倭酋，俘获多人”时，吴天颖先生就指出，张赫等人追倭寇唯一通道就是“在春夏之际趁西南季风，由牛山洋东行至小琉球(台湾)以北，顺着黑潮支流，历经花瓶屿、彭佳山、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之后，横渡黑潮主流，方能到达‘琉球大洋’”。吴先生由此认为这“充分显示了中国舟师官兵强大的战斗力和娴熟的航海技术，以及对包括钓鱼岛等岛屿的位置了若指掌”[1]71。显然存有臆测成分，且不说没有史料印证他们走过的路线，单就是倭寇逃窜也不一定就按照那个路线航行。21世纪以来，钓鱼岛问题研究成果趋多。鞠德源所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分上下两册，是目前大陆学者在钓鱼岛问题史料搜集和研究方面具有较高水准的著作，特别是搜集了大量中日及西方等国的地图，并进行了考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2]。他于2006年又出版了《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进一步论证了钓鱼岛归属中国的观点。[3]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的郑海麟著《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增订本)，介绍了中国古文献中的钓鱼岛记述，论述了日本“窃取”钓鱼岛的经过，并从国际法的角度批驳了日方的观点，该书还附录了不少关于钓鱼岛的中西方地图。[4]张植荣、王俊峰2011年出版的《东海油争——钓鱼岛争端的历史、法理与未来》，系统阐释了钓鱼岛问题的历史由来、现实冲突，从历史与国际法的角度探索钓鱼岛问题解决的新思路与前景。[5]郁志荣在其《东海维权：中日东海钓鱼岛之争》中指出：“中日东海争斗不仅限于岛屿争端，也不完全是资源争夺，还有军事争斗和划界争议。”[6]2014年出版的王军敏著《聚焦钓鱼岛——钓鱼岛主权归属及争端解决》，主要从历史及国际法的角度探讨钓鱼岛问题，在论述钓鱼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基础上，针对钓鱼岛的争议提出了几种政治解决的模式。[7]黄生在《钓鱼岛背后的货币战争》中指出：“中日钓鱼岛之争，表面上看是中日领土争端，实质上却是货币战争。这场货币战争是美国全球货币战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2012年最残酷、最惊心动魄的货币战争。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钓鱼岛领土主权的争夺，变得越来越复杂。”[8]迟全华在《钓鱼岛之争》中分别从日、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等角度，解读了钓鱼岛局势的爆发、演变和走向，以及钓鱼岛争端中各方的立场、态度和应对之策，展现了东亚地区由岛屿主权归属争端引发的大国之间、利益方之间博弈的全貌。[9]孙东民编著的《钓鱼岛主权归属》，是一本专论钓鱼岛争端的论文汇编。该书阐述了钓鱼岛争端的来龙去脉，介绍了中国大陆、港、台三地研究钓鱼岛问题的专家以及日本、德国等国的著名学者论述钓鱼岛问题的学术主张，还收录了中国政府就钓鱼岛主权归属发表的官方文件、中国领导人的重要谈话，以及中日关系等方面的重要历史文献，等等。[10]和慈毅在《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一书中，从日本与琉球的关系讨论中，论证了钓鱼岛列屿属于清朝的版图。中国国家图书馆搜集整理的《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中、下)、《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上、下册)包含中琉往来的许多有价值的史料。2014年复旦大学韩结根教授出版《钓鱼岛历史真相》一书，作者主要运用大量的中琉古籍史料、方志、诗歌等论证钓鱼岛是属于中国的固有领土。[11]此外还有关于钓鱼岛的生态研究，李景科主编的《钓鱼岛的动物和植物》，用通俗的语言对钓鱼岛的动物、植物以及待发现的物种预期进行了介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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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问题研究离不开对档案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但长期以来，钓鱼岛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方面，港台学者所作贡献较大，比如祖国月刊社编的《钓鱼台问题资料选辑》(香港友联研究所1972年版)、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编的《钓鱼台列屿问题资料汇编》等。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12年日本所谓钓鱼岛“国有化”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对钓鱼岛问题关注度日高，相应地也带动了钓鱼岛问题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在这方面，以南京大学张生教授为首的“钓鱼岛问题研究”团队，于2016年出版了10卷本433万余字的《钓鱼岛问题文献集》[13]。该文献集分三个序列，分别收纳中文、西文、日文三种文字的文本。其内容，整理了明清时期中国、琉球、日本相关典籍，搜罗了中国晚清、民国时期及台海两岸1949年以后的报刊资料。特别重要的是，收集了中国晚清及民国时期外交档案、美国国务院外交档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档案、日本外务省档案等一手资料，可以全方位完整呈现钓鱼岛问题的来龙去脉。
二、研究论文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钓鱼岛问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对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方案进行了深入思考，为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主权立场提供了很多历史与法理依据。笔者在万方数据知识平台以“钓鱼岛”为关键词搜索，发现国内相关论文数自2010年以来急速增长，尤其在日本钓鱼岛“国有化”的2012年呈现井喷式发展，具体如图1所示：
图 1国内钓鱼岛问题研究相关论文数变化总趋势 [注] 注 ：年度命中率指的是每百万论文中命中个数 。
资料来源：万方数据知识平台：http://trend.wanfangdata.com.cn/Compare?wd=钓鱼岛
(一)钓鱼岛主权归属研究
左希迎主要分析了在中日钓鱼岛争端迅速升温的情形下，中国应该进行大规模的战略动员，以期在钓鱼岛争端中占据优势。[42]黄大慧、赵罗希认为美国是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始作俑者。美国既制造矛盾又推卸责任的外交行为,成功地在中日之间塞入楔子,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43]谢立平和罗毅考察了美国再平衡战略对钓鱼岛问题的影响，认为奥巴马政府推行“再平衡”战略，高调介入东亚事务和钓鱼岛争端，是日本采取将钓鱼岛国有化等挑衅行动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44]
梳理日本窃取钓鱼岛的历史，来反驳日本对钓鱼岛的“领有”主张。李理在《近代日本对钓鱼岛的“踏查”及窃取》一文中运用亚洲历史中心的档案，揭示日本在甲午战前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进行了非法的“踏查”，但是由于顾虑清政府的反应而没有占有，等甲午战争爆发，假胜利之威而秘密“窃取”的情况。[18]刘春明认为，日本政府对《马关条约》第二款第二条“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这一模糊性规定是别有用心的，其目的是借以掩盖其按既定之认识和策略去占领钓鱼岛列岛，避免清政府发觉和干扰。[19]
周大计、刘培宝利用《参考资料》上的相关资料，对钓鱼岛争端初期留美学生的保钓运动进行了梳理。[45]卢明辉认为，保钓运动寻求国家统一的探索，对祖国和平统一事业有积极影响。[46]刘玉山认为保钓运动影响了海外留学群体，对他们以后为海峡两岸的和平与发展作贡献起了推动作用。[47]他对20世纪70、90年代及21世纪以来中国民间保钓运动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三个时期保钓运动对解决钓鱼岛争端的历史作用和贡献是一致的,但在历史背景、成员构成、区域分布、具体方式上则各自存在明显的特点。[48]
因此基准电流的电流大小只受到MOS管的宽长比和电阻RS的影响，其温度特性也只与电阻RS的温度特性和热电压UT有关。但是若想得到1nA的基准电流，假设K=4，η=1.3，则电阻RS阻值为47 MΩ，电阻面积太大。
(二)钓鱼岛问题中的美国因素
美国是钓鱼岛问题的制造者、推动者和获利者。因而钓鱼岛问题中的美国因素也越来越引起学者的注意。张植荣、蒋苏晋认为钓鱼岛问题起源、演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均与美国的卷入关系重大，该文通过回顾历史，揭示美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的作用、法律关系及其相关政策与立场，并以确凿的历史事实，对美国政府一再声称的在钓鱼岛列屿问题上的所谓“中立立场”提出质疑。[25]郭永虎对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美国因素”进行了系统考察，分析了美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立场上的变化。[26]他还运用美国外交文书和解密档案，对尼克松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进行了梳理，指出尼克松政府时期是美国关于中国钓鱼岛政策的基本定位时期。在返还琉球群岛的过程中，美国单方面擅自将钓鱼岛的“施政权”返还日本,中日钓鱼岛争端由此产生。[27]彭福香也对尼克松政府与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尼克松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离岸平衡手”做法,加剧了中日之间的争端,增强了其对东亚地区的干预能力。[28]刘江永认为钓鱼岛争端令中日关系恶化，未来如果美国在军事上卷入钓鱼岛争议，必将使美国面临两难的战略选择。[29]高兰分析了奥巴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指出美国在美日同盟框架下进一步介入钓鱼岛争端，使钓鱼岛问题更加复杂。但介入钓鱼岛争端也使美国自身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美国需要履行对日本的盟国保护义务，另一方面美国自身也面临着历史、国际法理等的潜在挑战。[30]廉德瑰认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故意采取“模糊政策”，其意在利用中日争端操控东亚国际关系，掌握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主导权。[31]胡德坤、黄祥云利用台湾“中央研究院”藏“外交部”档案及美国相关钓鱼岛档案，分析了战后初期美国单方面处理琉球群岛过程中错误地将中国钓鱼岛包含在其中。1970—1972年，尼克松政府明知钓鱼岛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却私相授受，将钓鱼岛的“施政权”作为“政治礼物”送给了日本，从而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美在表面上采取的是一种‘法理层面’的中立立场，实际上并未严格恪守中立,而是按照其对华、对日战略及亚太战略偏袒日本，施压中国。美国这种首鼠两端立场，是中日钓鱼岛争端所由发生以及不断激化的重要根源。”[32]崔修竹、崔丕主要运用美日琉球返还交涉的相关史料，考察了在琉球返还谈判中，对钓鱼岛处理的情况。该文指出，虽然美国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持“中立”立场，但是“美国政府将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移交给日本政府,为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主权争端埋下了祸根”。[33]朱卫斌、李庆成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台湾当局与美国之间交涉档案的分析，认为钓鱼岛争端初期台湾当局只主张对钓鱼岛的“正当权益”而非主权,后来随着局势的变化，尤其是来自海内外“保钓”运动的压力，转而加强对主权的诉求。但是由于其自身实力和美国的战略考虑，美台交涉终告失败。[34]殷昭鲁、赵飞飞通过对战时及战后美国琉球战略的研究，认为钓鱼岛问题中的美国因素集中体现在美国战时及战后对东亚的战略布局,尤其与美国的琉球战略密切相关。[35]
(三)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
钓鱼岛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障碍之一。学术界对钓鱼岛问题给未来中日关系走向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究。石家铸指出，钓鱼岛问题起源于近代以来日本实行的海上扩张政策和对我国领土的非法吞并。[36]闫素娥指出，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占领,以及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所持的强硬立场,使钓鱼岛问题日益复杂化，已成为中日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它不仅关系中日关系的发展，而且涉及亚太地区战略格局发展的大局。[37]包霞琴以“搁置争议”为考察对象，对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梳理，对钓鱼岛争端激化和升级的背景进行了剖析。该文指出，应该正确认识钓鱼岛领土争端在中日关系中的定位问题，领土争端已经持续了40多年，但它没有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可见这是一个可以控制和避免升级的问题,关键在于当危机出现时，应该冷静处理而不是高调挑衅。[38]蒋立峰认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日本必须把于1895年窃取的钓鱼岛群岛完整地归还中国。因钓鱼岛问题事关国家核心利益,中国果断应对已取得较好效果。今后中国应不断加强各方面力量,掌握主动权,力争早日解决钓鱼岛问题,以使中日关系能够出现更大的跨越式发展。[39]刘江永在对钓鱼岛争端演进脉络分析的基础上，认为钓鱼岛问题已经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今钓鱼岛问题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以日本政治右倾化为背景的日本对华政策倒退、出轨”。如何摆脱这种局面，是中方必须思考的问题，而日本政府也应该持正视历史的态度，同中国政府妥善处理和解决好钓鱼岛问题。[40]刘江永还分析了钓鱼岛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认为在此视角下改善关系应有三种途径：一是以可持续安全观为导向,妥善处理钓鱼岛等敏感问题；二是以海洋事务对话磋商为平台不断推进对话协商与合作,防止事态恶化；三是以澄清钓鱼岛归属真相的对话交流为基础,纠正日方的系统性错觉,促使两国民间感情改善。[41]
(四)钓鱼岛问题的战略对策
从明清册封使录的史料中探寻钓鱼岛归属问题。米庆余教授通过对陈侃《使琉球录》的分析，认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的领土乃是不争的事实。[14]陈小法也通过对《使琉球录》中涉及钓鱼岛文献的研究分析，力证钓鱼岛属于中国。[15]徐斌则对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三幅地图和所引《指南广义》记录的剖析，认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16]万明在明朝海洋政策的框架下，通过对中琉官私文书的解读，从国家叙事与民间叙事的视角，揭示了钓鱼岛归属于中国的完整证据链。[17]
(五)保钓运动研究
2.在物防上，针对不法分子交通和通讯工具日益现代化的实际，各油区巡逻队也要配备巡逻车、各种先进器具等。同时，对重点油井的井口加盖铁皮房；还要对部分油井的套管安装密码防盗闸门和“三键式”防盗套管闸门。对变压器、节能箱、电机等易被盗的设施采取“全包式”加焊防盗栏、防盗锁、固定螺丝焊死等措施；对电缆线、单井管线等实行深埋80cm；对集输泵站、库房及其它要害部位进行重点巡逻，使被盗系数减少到零。
三、余论
一是研究领域的不对称性。目前国内外钓鱼岛问题研究的侧重点主要关注于历史与法理层面。对历史的研究主要是以中国的古籍史料为主，论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但是对钓鱼岛问题何以成为问题却论述不足，也就是仅仅抓住“固有”一个层面，没有深入探究出现该问题的原因、幕后因素及对策。另外法理方面也仅仅套用国际法的原理进行论证，但是往往忽视近代国际法原理源于西方殖民时期，其话语权掌控在西方手中，单纯地依赖国际法原理很难解决钓鱼岛问题。
另外缺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问题政策的研究，比如对20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钓鱼岛的态度、对策等方面研究较少。钓鱼岛问题现在越来越复杂化，中日两国都加大对钓鱼岛问题的战略布局，因而对围绕钓鱼岛问题大国间的战略互动研究应该加强。钓鱼岛问题现在不仅仅是一个事件，而成为一个符号和象征。因而对钓鱼岛问题背后隐藏的东西，比如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对二战共识的挑战等方面，都需要深入挖掘。
虽然近年来中国大陆对钓鱼岛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和挖掘空间。
冷料进给装置故障指的是运输冷料的可变速传输皮带停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种：第一是电机发生故障，如果是这种情况则应该首先对电机的控制变频器进行检查，通过检测电路是通路还是短路判断发生故障的位置以进行检修。第二种可能性是传送皮带中卡住了异物或者是传送带的松紧程度不合适，如果是这种情况则应该及时的对传送带进行清理和调整。
从国际法的角度论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方面，论文颇丰。吴辉认为从国际法方面看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日本所主张的“无主地先占”原则根本不能成立。根据联合国新海洋法和国际司法判例，钓鱼岛不应享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亦不具有划界效力。中日东海大陆架的划分应遵循公平和自然延伸的原则。[20]郑海麟指出，钓鱼岛列屿并不属于“旧琉球王朝的势力所及范围”，该列屿在明朝便被纳入中国的海防及行政管制区域。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根本没有涉及钓鱼岛列屿的主权问题。1953年美国托管当局将钓鱼岛列屿划入琉球列岛地理境界的经纬度内，这是极不适当的和不合国际法的。因此，日本声称拥有该列屿主权在国际法上不能成立。[21]管建强提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以及《中日联合声明》不仅是构成对日本主权限制的基本文件，也是中国享有钓鱼岛主权的法律依据。他利用相关史料及国际法原理，通过论证分析，认为“在钓鱼岛领土主权的处理问题上，背信国际法义务、侵犯中国钓鱼岛领土主权的，除了日本，还有美国。日、美两国做出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构成国家法律责任，因此，有义务履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以及‘第677号指令’之规定。”[22]王军敏认为，1885年是处理钓鱼岛争执的一个关键时间点。根据该时期的事实和时际法，钓鱼岛1895年前一直是中国领土，不是无主地，日本不能通过先占取得钓鱼岛。[23]金永明指出，“从历史和国际法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其主权应完全回归中国”。但是由于日本长期以来否认在中日间存在钓鱼岛问题争议，且否认“搁置争议”共识的存在，致使中日谈判工作无法获得进展并合理解决。因此，“日本政府应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与中国政府展开平等协商和谈判，以合理解决钓鱼岛问题，并共享海域资源，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发展”。[24]
二是研究的情绪性倾向比较明显。由于钓鱼岛问题涉及国家的领土主权权益，而领土问题又是事关国民情感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在钓鱼岛问题研究上，中日两国的研究者都存在着情绪化的色彩。中国大陆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只是简单地指责对方的观点不对，而不是用翔实的资料、严谨的论证予以驳斥。这就造成研究成果虽然很多，但大部分只是迎合一时之风气，简单复制，论证不严密。比如1885—1895年日本对钓鱼岛的窥伺调查，实际上只调查一次，而我们有些学者却引述日本人的史料，说是调查三次。这往往给日本人留下口实。
三是研究史料有待挖掘。钓鱼岛问题牵扯到三国四边，档案资料纷繁复杂。大多数的研究成果，只是引述一些资料集或者资料汇编，或者转引其他学术著作和论文。目前钓鱼岛问题研究，中国、琉、日古籍史料的利用相对来说比较多，但是对于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窥伺、调查钓鱼岛的公文书及相关调查资料，国内用得比较少。再就是随着档案的开放，美日等国20世纪70年代的钓鱼岛档案资料逐渐开放，还需要深入地挖掘。台湾“国史馆”和“中央研究院”存着大量与钓鱼岛相关或者钓鱼岛交涉的资料，对钓鱼岛问题产生的研究十分重要。另外，对中国大陆的资料，目前论述大陆对钓鱼岛的态度基本上是从1970年12月3日开始，实际上早在1968年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召集李四光等人研究钓鱼岛问题，这些都可以在李四光遗留资料中找到。还有竺可桢在20世纪60年代末也关注钓鱼岛问题，为此还向中央提供建议，与中央有过互动。这些都可以丰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态度与对策的研究。此外，英国外交档案中也存在着不少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档案，这些都可以为研究提供佐证。
四是研究缺乏整体宏观的视角。目前钓鱼岛问题研究的“碎片化”现象比较明显。也就是说钓鱼岛问题的研究论文往往就某板块进行探究，研究历史归属就仅仅谈历史归属，研究法理往往只套用国际法原理证明，钓鱼岛问题涉及历史遗留问题、国家领土权益、海洋资源纠纷、大国利益博弈等方方面面。因而对其研究要用宏观的视野，也就是说要把主权溯源、抵牾之争、问题凸显、战略应对、保钓洪流等各个方面串起来，使其形成一个体系。钓鱼岛主权归属虽然很明了，但是争议存在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有把钓鱼岛问题的各个方面统筹好，才能使论证更有说服力。
总之，钓鱼岛问题的研究要以宏观的视野加以看待，以战略的眼光进行审视。从纵的方面来看，以历史的长时段来了解其因果延承；从横的方面看，把其放在国际格局变动下国家间的利益博弈中把握其脉动。由于其兼及学术与现实两层问题，因而学术界在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确保在重大敏感问题上讲究规矩、政治合格、立场正确的前提下，把钓鱼岛问题研究推向深入。
新经济形态下，数字化、信息化是各行各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建筑工程领域，BIM技术是其数字化应用的基本形态；在BIM技术支撑下，建筑工程项目信息管理的方式得以系统转变，其在同一平台上实现了建筑工程各利益方的信息交互与共享，有效的提升了信息管理、信息决策的效率和质量。新时期，要实现工程项目信息管理质量的提升，保证工程建设效益获得，进行深层次的BIM技术应用势在必行。基于此，本文就BIM在项目信息管理中的应用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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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81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444(2019)01-0100-07
收稿日期： 2018-09-06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科规划课题“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经略海洋战略思想研究”(17CZLJ07)。
作者简介 ：殷昭鲁，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
责任编辑 ：仇海燕
标签：中国大陆论文; 钓鱼岛论文; 琉球论文; 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