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研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99第一次学术新进展报告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要论文,报告会论文,新进展论文,中国社科院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 1999)06-0011-15
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墓出土了竹简八百余枚，多用楚文字抄写，但因编线腐朽而散乱无序。考古工作者根据这些竹简的形制、长短和编线间距，进行归类，整理出十八篇，并根据篇中的内容拟定了篇题，依次为《老子》甲、《老子》乙、《老子》丙、《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语丛四》。1998 年5月，荆门博物馆将这十八篇的照片和释文整编成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印行，题为《郭店楚墓竹简》。这些简书因部分竹简被盗，多不完整，作者和时代不明，但由于出自战国楚墓，又是儒道两家的重要典籍，故而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1999年3月23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举行了1999年第一次学术新进展报告会，与会学者从哲学思想方法和一般文化学的角度，就郭店儒道简书的学派、时代、思想诠释及其现代意义等问题陈述新见，这对楚简的研究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综观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态势，可以看出一种有趣的情况，一方面，多数学者承认郭店楚简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在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上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其历史意义当超过马王堆帛书。另一方面，目前积极参与讨论、热衷发表见解的多是中国哲学史界和史学界的学者，考古界的学者多持冷静的态度，他们或是在等待与此密切关联的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的发表，或是在进行一些细节上的研究。当然，各界学者的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为使研究更加深入，有必要对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归纳总结一下。
王葆玹、郭沂在3月23日所作的专题报告，做了这方面梳理， 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现摘要刊登于后，供参考。
王葆玹：郭店儒道竹书研究的现状和问题
一、郭店儒家简书与子思学派的关系及其意义
郭店楚简多数属于儒家，学界或说为陈良一派的作品，或说为公孙尼子所作，或说为子思所作。其中，推断作者为子思的说法影响最大，著名学者李学勤、姜广辉等先生均持此说，我也曾对此说表示赞赏和支持。不过，从现在的研究进展来看，即使承认《缁衣》、《五行》、《性自命出》、《尊德义》诸篇都与子思有关，也不会消解争论，因为子思在历史上本是个记载很少的人物，我们对战国晚期的“子思之儒”所知甚少。下面就探讨一下，郭店儒家简书的撰作时代问题能不能由《子思》而获得解决。
学界很多人相信郭店儒家简书出自子思，根据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隋书·音乐志》所引沈约的奏文。我认为，拥有丰富藏书的沈约他敢说《中庸》、《缁衣》等四篇出于《子思子》，定有《子思子》原书为实证。那么，可以肯定，《子思子》一书便是郭店楚简《缁衣篇》的原出处。楚简中的《鲁穆公问子思》一篇，从表面上看已可推测是《子思子》的一部分。楚简《五行》一篇又见于马王堆帛书，学界公认是出于思孟学派，若是归入《子思子》好像也是合理的。《性自命出》、《尊德义》、《成之闻之》三篇的内容与《五行》有共同点，原出《子思子》的可能性似也很大。在这些推断的基础上，若是将《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六道》、《穷达以时》都包括在《子思子》的范围之内，便会形成一个魅力超过新儒家的关于儒家的宏大体系，因为大家知道子思是孔子之孙，在“儒分为八”的局面当中几可代表孔门的嫡传或儒学的“正宗”。然而我们在鼓舞之时，不应忘了有些问题可能会变得突出，甚至会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
首要的问题，这些儒家的竹书假如都出于《子思子》，其作者应当是子思本人还是他的后学者呢？经过余嘉锡学者的考证，学界已公认先秦子书都是学派著作的集合，都不是个人的作品。子思的学派一直延至战国之末，《子思子》书中包括战国末期的著作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例如最近王国轩先生指出，《子思子》里的《中庸篇》提到“书同文，车同轨”，至少有部分章节是出于秦代。将郭店儒书定为《子思子》，实际上将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争论会变得更加激烈。
宋明理学和当代新儒学都以四书为依据，四书当中有两部与子思有关，即是《孟子》和《中庸》，因此围绕子思而展开的争论，都会对当代儒学研究的全局发生影响。
二、先秦简册制度的问题及其与楚简研究的关系
郭店竹简长短不一，编线间距不同。如果编线间距不同，肯定不会同册，这是毋庸讨论的。而竹简长短不同意味着什么，却很难说。这些竹简出自先秦，而凑巧的是，学界对秦代以后的简策制度已有深入的了解，对先秦简册制度却无定论，甚至先秦各国究竟有没有这样制度都是未曾考定的。我们若是绕过这些问题，行不行呢？答案恐怕是不行。因为学界对先秦简策通例的研究在今后可能会大有进展，我们关于楚简的任何结论，都有可能在今后遇到意想不到的挑战。当然，假如先秦书籍对竹简长短的要求不很严格，同一部书可以使用长短不同的简策，我们对上述郭店儒书原出《子思子》的结论便可以放心了。相反地，假如先秦同一部书的竹简长度必须整齐划一，我们便必须全面地修正已作出的假说。具体的推论另文详述。
三、关于郭店楚简《老子》的争论
郭店楚简《老子》有甲乙丙三组，文字合计远不及今本为多。有的学者提出创见，说这三组是一个整体，合起来正是一部完整的、早期的《老子》。更多的学者持相反的看法，认为这三组是《老子》的不同写本，应称为甲本、乙本和丙本。我以为第一种见解极具魅力，但第二种见解却是更有可能成立的。
《老子》甲乙丙三组简长短不一，按上文所说已可初步推断为不同写本。具体说来，《老子》丙组与《太一生水》的竹简形状、长短、编线间距及书体等，竟全部吻合，由于这些因素乃是整理者对竹简分篇的依据，我们没有理由说《老子》丙组与《太一生水》原本不是一篇。《郭店楚墓竹简》书中《太一生水》自成一篇而立有篇题，乃是出自当今整理者的杜撰。进一步说，《老子》丙组与甲乙两组分别成册，却与《太一生水》合编成册，这有趣的情况显示出，若想证明《老子》甲乙丙三组是个统一的或完整的写本，便不能否认这一写本包括《太一生水》在内。或者说，在强调甲乙丙三组的统一性时，必须承认《太一生水》竟是早期流传的《老子》的组成部分。但这有可能是事实吗？
实际上，目前学界已出现了这样的主张，如科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崔仁义《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一书，其中说：“竹简《老子》三册各自独立，是不同作者的老子学说，……”文中反复指出《太一生水》是《老子》三种之一的组成部分，但未举出有力的证据。而一种相反的说法在学界更有说服力，如李学勤先生撰文说明《太一生水》为关尹遗说（载于《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文中指出，《庄子·天下篇》称关尹、老聃的见解是“主之以太一”，《老子》书中既无“太一”之词，那么“主之以太一”的人物便只有关尹。而“太一生水”的出发点，正好是“主之以太一”，与关尹学说完全一致。我以为有很多史料可支持李先生的这一创见。
我在这里支持了上述两种见解的一种，这并不意味着绝对的结论已然形成。关于郭店楚简《老子》的研究尚处于初步的阶段，实际上还有争论的余地。
四、关于郭店楚墓和楚简的时代问题
郭店楚墓中未发现有纪年的资料，考古界根据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的风格，推测下葬时间为战国中期后段。我曾写过两篇较长的论文，就此提出异议，以为这一楚墓的下葬和竹简的抄写都在战国晚期，两篇文章分别刊于《中国哲学》第二十辑和《哲学研究》1999年第4期。 最近，我又感觉到这个问题与秦楚文化的关系问题及《周易》的问题密切相关，实在是不容忽视的。学界若是多注意一下墓葬时间较晚的可能性，或许会有助于讨论和研究的深入开展。
在《文物》1997年第7期上的发掘报告中， 已显露出郭店一号墓的形制与出土器物风格之间有矛盾之出。此墓有墓道，无台阶，一椁一棺，按先秦礼制应属“士”一级的墓。但墓中所出的“东宫之杯”及玉带钩，当为上层贵族之物，远非士一级的墓主人所能拥有。这一矛盾若在战国中期的郢地墓葬似不可解，而在战国晚期鄢郢墓葬便容易解释了。战国晚期，秦将白起攻拔了楚都郢，未随楚顷襄王东迁的楚国贵族处于窘境，他们的墓葬当然已不能达到上层贵族的品级和规模，随葬品却可显示其原有的高贵身分。
当然，究竟哪一种结论能成为定论，尚有待于长期的探讨。在这当中，不同结论会有不同的文化意义，假如将这些楚简的撰作时间上溯到春秋早期，会有助于填补儒学史的空白，使人们对孔、孟之间的儒学有更清楚的了解。甚至会引起人们对儒学传统的理解的改变，影响当代新儒学的建构。假如将这些儒家竹书的时间定为战国中期，也会有积极的影响，因为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战国中期的儒学当处于先秦儒学的全盛期，这些竹书若是儒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的产物，也将有助于掀起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热潮。不论争论的哪一方成功，都会使中国的文化界及整个社会承认这些儒家竹书的巨大的价值。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哲学史之重写
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与公布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它为重写先秦哲学史提供了非常可贵的新线索。
一、老子其人其书
老子其人其书属于什么时代？太史儋和老聃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些问题连司马迁也没能说清楚，以至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最大公案之一。
我考察竹简《老子》的结果是，竹简《老子》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今本《老子》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后者曾将前者全部纳入并加以改造。主要理由是：其一，竹简本有完全区别于今本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其二，从思想、语言、文字、分篇、分章、章次等情况看，竹简本更加原始。其三，今本《老子》在内容上有多处矛盾，在文本上有多处重复，这是今本吸收竹简本并加以篡改所留下的痕迹。其四，多种古籍皆载有孔子问礼于老聃之事，而这些史料中的老聃思想与竹简《老子》完全一致。其五，种种证据说明，《史记》所载西出函谷关并著今本《老子》五千言的那位老子是太史儋，而不是老聃，过去那种认为太史儋无著述的观点是不对的。
二、文子、关尹子和列子的时代
上述对老聃与太史儋及其著作的辨白，为梳理先秦哲学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新的线索，为确定其他重要人物的时代提供了新的座标。
竹简《文子》残卷所引《老子》皆见于竹简本《老子》，说明作者尚未见到今本《老子》而仅见到竹简本《老子》，可见竹简《文子》、《老子》两书可互证早出，加之两书的思想相当接近，由此可推断竹简《文子》应出自春秋末年的文子，文子确为老聃弟子。今本《文子》由于所引《老子》之语有许多不见于简本而仅仅见于今本，故应晚于太史儋。由于人们一直认为那个出函谷关见关尹子并著书上下篇的老子就是老聃，所以判定关尹子为春秋末年人，看来现在应改判为战国中期。根据有关文献看，列子既与战国中期的郑子阳同时，又曾问于关尹子，而过去人们认为关尹子为春秋末期人，看来现在应改判为战国中期。根据有关文献看，列子既与战国中期的郑子阳同时，又曾问于关尹子，而过去人们认为关尹子为春秋末期人，故列子的时代终莫能定。现在这个矛盾可以化解了。从列子问于关尹子的情况看，列子当为关尹子的晚辈。
由此可见，太史儋和关尹子的函谷关之会，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意义要远远超过1500多年后的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太史儋应关尹子之请而著书，关尹子亦因太史儋所授老聃书之启发而作文。如果没有函谷关之会，不但太史儋和关尹子这两位杰出的哲学家都早已在历史上消失，而且老聃书也会化为乌有。没有老子的中国哲学史会是什么样子？难以设想。
三、道家与隐逸家
刘歆说道家源于史官，冯友兰主张源于隐者。在我看来，今天我们所说的道家，本来就是两大学派。一派源于史官，其传承系统是：老聃→文子→太史儋→关尹子→黄老学派，这是本来的道家；另一派源于隐者，其传承系统是：早期隐者（如《论语》中的隐者）→杨朱→列子→庄子→庄子后学，此派我称之为隐逸家。两派的思想有较大差异，发展线索也十分清楚。
四、子思学派
我以为，除了两种道家作品和《语丛》四种外，其余十种都出自子思和子思门人之手。时人提到的子思学派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总起来说，子思学派的文献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子思所记孔子言论，包括《表记》、《坊记》、《缁衣》全篇和《中庸》以孔子语单独成章的部分，它们应属于《论语》类文献。第二类是子思门人所记子思言论。竹简《鲁穆公问子思》为子思与鲁穆公的对话。《穷达以时》杂有孔子语，可能是子思对孔子思想的阐述。故此二篇当为子思所记子思言论，性质相同。它们的竹简形制一样，亦可证之。第三类为子思的著作。《中庸》以孔子语单独成章之外的部分，则是子思本人的著作（见拙作《〈中庸〉成书辩证》，《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 《五行》显然是子思的著作。一则史载子思倡导五行之说，二则此篇的范畴概念和思想与《中庸》多有相合。《唐虞之道》与《穷达以时》思想较为一致；《忠信之道》将忠信归结为仁义，显然与《五行》有内在联系。故这两篇很可能亦为子思言论或著作（当然也有可能是子思门人的著作）。
第四类为子思门人的著作。《天降大常》、《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四篇不但竹简形制一样，而且思想一贯，当出自一人之手。《天降大常》曾引用《坊记》，故作者晚于子思。另从思想上看，此四篇上承子思，下开孟子。故其作者当为子思之后学、孟子之前辈。另外，马王堆帛书《五行》所附《五行说》的作者亦当属子思门人；笔者曾著文推断《大学》作于子思弟子（《〈大学〉新论》，《新儒家评论》第2辑）。
五、《论语》、《论语》类文献与孔子
自宋人首开疑古之风以来，研究孔子的著作虽不可胜数，但所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论语》、《左传》、《史记》等书。人们对其他古籍中所保存的大量有关孔子的记载，或讳莫如深，或斥为赝品。更有甚者，最近有人提出《论语》到汉代才结集成书，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好在郭店竹简有助于打消这种种疑虑。
具体言之，《论语》是何时结集的呢？该书所记时代最晚的一件事是曾子之死，而曾子死于公元前436年， 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代的上限。现存直接提到《论语》其书并引用其文的文献是《坊记》。如上所言，《坊记》确为子思所记孔子语， 而子思死于公元前402年，所以这一年可以定为《论语》结集时代的下限。因而，《论语》当结集并命名于公元前436—402这34年之间。
孔子弟子三千，登堂入室者七十有二，故当时一定有大量记录孔子语的笔记。从全篇记载孔子语的《缁衣》出现于郭店楚墓的情况看，现存西汉以前集中记载孔子言行的史料，大抵为《论语》类文献。
综上所述，孔子及其思想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就孔子思想的发展而言，实由礼学而仁学进而易学，这三个阶段分别属于孔子的早年、中年、晚年。这整个过程就是孔子本人所说“下学而上达”的过程。孔子对易学的最大贡献是，在形式上，将过去的占筮之学转化为哲学；在内容上，将过去的乾坤二元论提升为易一元论。所以我认为过去那种认为孔子思想中没有形上学甚至没有哲学的观点是错误的。
同时，竹简的出土使得我们对先秦各学派之间的关系亦需要重新认识。
六、先秦哲学的特点及其演变
先秦思想意识的发展有两次重大转变。
第一次发生在殷周之际，王国维率先发现这次转变。这次转变的性质如何？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大致认为这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我却以为，这是一场宗教批判运动。其实质，是摆脱传统宗教，开创人文精神。这不是宗教内部的变化，而是以人文取代宗教的过程。人们之所以把它当作宗教改革运动，主要是因为这场运动保留了一些传统宗教的形式，而没注意到这些外在形式下的实质内容，已然是道德、是人文了。
第二次转变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过去没有人注意到。先秦哲学这种转向的转折点就是孔子晚年所创建的易学。老聃思想和孔子早期思想皆重人伦而鲜及心性及天道，孔子的易学基本上是一种天道之学。而战国哲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填补并深入、广泛地挖掘了介于人伦与天道之间的心性这个环节。仅此一点，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就需要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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