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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如果说，哥白尼发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伟大的变革意义，那么，我们现在有理由认为，人类不是自然界的绝对中心，这同样具有伟大的变革意义。
—题记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向我们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每一代人究竟应当怎样衡量自己创造的文明成就，又应当如何评价自己的决策与行为的功过得失，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价值观，在于价值的取向与判断。
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根本观点。什么是价值呢？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属性”；“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1]。从宏观的角度看，价值观是社会文化体系的核心；从微观的角度说，价值观是人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价值观作为社会现象的反映，必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反过来它又会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而影响社会的发展。因此，对生态价值观的哲学思考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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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由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由农业时代步入工业时代进而达于信息时代。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人与自然的冲突日益突出。大自然对人的每一个胜利都进行了报复。全球变暖，“温室效应”加剧；大气臭氧层日渐耗竭，甚至出现南极空洞；酸雨肆虐；有毒化学品危害；垃圾泛滥；土壤侵蚀；森林锐减；沙漠扩大；水源短缺；物种灭绝；全球生物多样性减少。人类文明创造了文明自身衰落的条件，作为人类活动结果的生态危机使人们反思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进而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价值观。
生态价值是人类社会多样性价值体系中一根极其重要的价值标杆。它是自然物所具有的满足人和社会的能力。它表现人与环境关系中环境属性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生态价值观是关于自然的价值的观点。自然的价值问题，在传统哲学和科学中是被忽略甚至被否定了的。特别是自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提出“是”与“应该”的关系问题以来，西方学界强调科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开掘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科学不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在自然无价值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人与自然之间发生了日益尖锐的冲突。
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1)蒙昧阶段 人类早期，自然的力量过于强大，生产力水平又极端低下，人类处于受自然界控制的阶段。在这蒙昧时期，人把自然尊奉为神，自然界具有崇高的地位。
(2)效仿阶段 随着人类力量的增强，人们慢慢认识了一些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现象，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人类开始顺应自然，效仿自然，以求生存。在整个农业文明时代，人类还是尊重自然的，奉行天命论的哲学，走“天人合一”之道。
(3)征服阶段 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迅猛发展，人类借助科技的力量，开始大举征服自然，这时人是自然的统治者和主宰者。但自然界的强力报复也使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4)和谐阶段 这是正在形成的阶段。生态危机的日渐严峻使人开始认识自然的价值，形成一种生态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只有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相处，也才有利于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自然界是有价值的。余谋昌教授在《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2]一文中，曾讨论了生态问题上价值概念的不同层次的含义：①广义理解的自然界的价值，指生态系统对人的一般意义和作用。②表示事物对人的效用即可利用性，或者说具有使用价值。③狭义的理解，即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对自然价值的多样性，罗尔斯顿表述为13种：①支持生命的价值。②经济价值。③科学价值。④娱乐价值。⑤基因多样性价值。⑥自然史和文化史价值。⑦文化象征价值。⑧性格培养价值。⑨治疗价值。⑩辩证的价值。(11)自然界稳定和开放的价值。(12)尊重生命的价值。(13)哲学和宗教的价值。
生态价值观认为，人类不是自然界的绝对中心。人既是自然之子，又是自然之友。人和自然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命运。人类要想永续发展，就必须充分认识自然的价值，善待自然，尊重自然，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并维护和促进地球这个生命共同体的长久的稳定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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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价值观的确立具有丰富深刻的哲学意蕴。
(1)价值观的反思
生态危机日趋严峻，迫使人们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建立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发展的新的价值观。
人类中心主义的最早明确表述是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BC485-410)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稍后，伯里克利(Perikces,BC495-419)提出“人是第一重要”的论断，进而苏格拉底(Sokrates,BC469-399)则把人的思维和理性作为万物的尺度。整个古希腊的人类中心主义，最后为古罗马天文学家托勒密（C.Ptolemaeus,约90-168）的“地球宇宙中心论”推导出的一种观念所概括，其核心论点就是主张人类居于宇宙的中心。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观的主宰，人类中心主义以上帝造人，人为上帝看管地球的形式曲折表达。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类中心主义才真正得以确立。工业革命时代形成人类对自然进行强力征服的人类中心主义。英国近代科学鼻祖F.培根(F.Bacon,1561-1626)提出“知识就是力量”，首先将人类中心主义从理论推向实践。他认为，人类为了统治自然，就需要了解自然。科学作为手段，它的真正目标就是了解自然的奥秘，从而找到一种征服自然的途径。法国科学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主张“借助实践哲学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提出著名的命题：“人是目的”。他认为只有人是目的，人的目的是绝对的价值；而且，人为自然界立法，“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
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现代科学认为自然界是没有价值的，人是自然的统治者和主宰者。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仅涉及以人为中心的哲学、科学的知识体系和技术体系，而且涉及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它的核心观点就是：一切以人类利益作为惟一的尺度。很显然，这种价值观与生态危机有一种较为明显的因果联系。因此，人们逐渐建立起一种新的生态价值观：它肯定人内在于自然，融合于自然。人既是自然之子，又是自然之友，人和自然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命运；它倡导人类应该在促进生物圈的稳定与繁荣，促进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基础上改造和利用自然，这样才能永续发展；它认为尊重和保护自然就是尊重和保护人类自己，人应和自然共生共荣。这一新的生态自然观的确立将引起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
(2)自然观的更新
生态价值观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它的出现进一步克服了工业时代自然观的机械论倾向。工业时代的自然观把整个世界看成是由某种宇宙之砖的终极实体组装而成并按照一定的规则，朝着一定的方向运转的机器，相信人类完全可以根据纯粹的客观知识，利用技术手段去认识和操纵这架巨大的自然机器。它认为人是完全理性化的，认为人的价值理想和达到价值理想的科学技术也是理性化的。在这个“机器”的隐喻中，自然界的秩序、规律、目的被认为是源于某种自然之外的精神性的东西，即“上帝”。上帝设计出一套原理，把它放进自然界并操纵自然界运动，而且自然界本身完全是被动的、受控的，它仅仅是一架“机器”。这种以牛顿力学机械论原理所建构起来的自然观的核心，在理论上主要体现为“守恒性”、“转化性”和“不灭性”。在这一自然观的支配下，人们认为自然资源和能量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即使某种物质和能源被“耗尽”（转化为他物）后，也总能找到另一种新的替代物质和能源。
出于对传统自然观的反动，产生了一种新的生态自然观。它以系统论、生态学等现代科学为基础，在生态价值观的影响下形成，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自然观。系统论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个世界就是由物质转换、能量流动、信息沟通的多样性运动和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统一体，一物的存在离不开与它物的联系和对整个系统的依赖。现代生态学认为，现在的生物圈是宇宙在几十亿年中进化出来的有机系统，它把地外物质环境、地球上的无机物和生物种群协调为一个维持自我平衡的和谐整体。这个整体在其每一个层次上都有其特殊性和同一性，每一物种所具有的特性都是对生物圈中某一特殊环节适应的结果。每一生命形式的进化都对其他生命形式的进化，以及生物圈系统功能的完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没有任何一个物种可以单独生存和发展，它们只能在大的合作背景下相互竞争和相互利用，在共同维护生命支持系统存在，促进生物圈稳定的前提下来实现自己的生存发展。在此基础上，新的生态自然观指出了不同于传统自然观的另一种新的世界图景。地球相对于宇宙来说，是一个封闭和孤立的系统。它的资源、能源和自身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它的物质和能量只能从可利用到不可利用、从有效到无效、从聚集到发散、从有序到无序……这样一个方向演进。任何超过环境承受能力的物质、能量的消耗都会导致整体的变化以致某一功能的消失。这种新的自然观有助于人们重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促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3)思维方式的转换
生态价值观促进人们从分析主义的思维方式转向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从功利型思维方式转向互利型思维方式。
近代以来，培根经验主义的自然观，笛卡尔崇尚分解的科学方法和牛顿力学的机械论世界图景，导致人们将作为整体而存在的自然还原、拆卸、分解为各种孤立存在的基本单元，作为人类征服、改造和统治的对象。这种分析主义的思维方式通过分析主体与客体、主观性与客观性等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人被称为不同于自然中其他存在的理性存在，并高于其他存在，那些存在只是服务于人的对象。这种分析主义的思维方式导致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世界，任意地割裂世界。生态价值观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我们不能将某些要素从整体中抽取出来，也不能在分离的状态下认识它的真相。我们应对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个我们生活和行动于其中的支持着我们生存的生命之源有一种真诚的关心和爱护，一切从这个整体的角度来思考。
以往传统的思维模式也是一种功利型的思维方式，它以追求功利为最高目标，绝对地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利益为惟一的关注和思考对象。在这种功利型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人们丝毫不考虑自然的价值，只是永无止境地掠夺自然。这是一种反生态学的思维方式，是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紧张的最为深刻的根源。互利型思维方式考虑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互利互惠，考虑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和谐发展。这是一种生态化的或“绿色”的思维模式。只有确立这种互利型的思维模式，才能真正克服功利型思维方式造成的短视行为，既保证整个人类的利益又保护了自然的生态利益，真正确保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4)伦理观的拓展
生态价值观有助于伦理观的拓展。传统的伦理观只考虑人与人的关系，只是以人的利益或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只把“人”作为道德的对象，只承认人的道德地位和权利。正因为如此，这种传统的伦理观也就无视自然界中其他的生命现象和生命体的存在：人只要需要，就可以恣意地砍伐和采挖、疯狂地掠杀和灭绝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今天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就是这样造成的吗？
新的伦理观将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扩展到人与一切生命之间。它认为：一个生物多样性的地球生态系统，对于整个地球生命的存在是必要的、有利的，从而对人的行为，有必要在更宽泛的伦理学范围内作出“严于律已”的规范——对所有生物的尊重和爱护。概而言之，新的伦理观的理论要求是确立自然界的价值与权利，其实践要求是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自然界。新的伦理观所追求的文明，不再是传统的农业文明，也不再是工业文明，而是生态文明。这超越了传统的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中心的伦理观，是一种新的世界性的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中心的生态伦理观。它要求尊重和维护自然的权利和价值，担负起爱护和保护大自然的道德责任，破除自我中心主义，树立起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观念，保持自然生态平衡的良性循环，建立人与自然的平等观，使人与自然互相协调发展。
伦理观的拓展是非常必要的。巴西世界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莫理斯·斯特朗指出：“人民和国家总是希望把自己的安全放在首要地位，并且提供必要的资金来维护自身的安全。现在世界大家庭面临的我们在环境问题上造成的后果，给我们共同安全造成的危险要大于传统的相互之间军事冲突带来的危险。道德伦理和精神方面的价值是人民和国家产生动力的最终的基础，我们应当加以利用，并表现在创立新的‘地球道德’，从而激励人民共同加入包括南方、北方、东方和西方在内的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地球的一体性，使之成为我们这一代和后代子孙的安全、平等和温馨的家园。”[3]
(5)实践观的变革
价值观念驱动人们的实践行为。生态价值观的形成，使人们的实践观及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传统的实践观习惯于用某种单纯的经济参数，如以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以物质财富增长为核心，以经济增长为惟一目标，并认为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因此，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追求物质财富的无限增加就是至高无上的目标。传统的实践观认为资源是无限的，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资源是无价的，可以无偿使用；资源是无主的，可以谁采谁用；环境的容量是无限的，可以对人类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和污染物进行无限地同化和自我净化。这必然抹杀生态价值，导致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导致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最终造成生态危机，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并形成新的实践观。在实践中，人们认识到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是有价的，环境容量是有限的。人类应该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新的实践观主张资源型经济向效益型经济转化。资源型经济以大量消耗资源，造成严重浪费，成本过高为特征。效益型经济则着眼于降低消耗，提高效益，从而节约资源，有利于持续发展。新的实践观也主张污染型生产向清洁型生产转化。污染型生产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将治理环境污染的包袱甩给整个社会，形成人类永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而清洁型生产充分考虑“人—自然”系统的平衡及环境的承受能力，既发展了经济，又维持了生态的良性循环，有利于社会长久的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谈到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需要的扩大而出现的对自然的破坏及盲目性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应当注意合理地调节这种矛盾，尽量地克服这种盲目性，以获得人类在改造物质世界这一领域的“自由”。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实践观的基本精神正是马克思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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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当代社会的生存危机和文化危机，是人与自然的冲突危机，根源主要在于我们既有的社会机制、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必须对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机制进行根本的改造，将人和社会融于自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才有可能解决生态危机和文化危机。其中，就价值观而言，生态价值观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我们每个人都应自觉地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把人与自然的认同视为一种崇高的境界，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掘人内心的善，并宏扬这种善，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只有转变我们的价值观、自然观，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提高我们的伦理素养，变革我们的实践观和实践方式，才能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我们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的美好生活提供根本保证。
收稿日期：2002-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