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货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0-0
自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马克思的货币理论都处于相对被忽略的地位。其主要原因如熊彼特所说的马克思对货币理论贡献很少。①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面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危机，主流经济学陷入了理论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崛起。1976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德布朗霍夫(De Brunhoff)发表的《马克思论货币》一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②这一研究激发了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研究兴趣。他们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投资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得到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本文将这些成果按其研究内容归纳为5个方面，分别论述其基本思想并作评述。
一、货币制度理论
狄拉德(Dillard)提出，马克思是将货币纳入经济理论分析的第一人。③他将马克思与凡勃仑(Veblen)、韦斯利(Wesley)、凯恩斯(Keynes)、科朴兰德(Copeland)、明斯基(Minsky)的有关理论思想加以比较分析，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制度理论。④
狄拉德对货币生产经济建立起一个简单的模型Q=F(K，L，M)，其中Q表示产出，F(·)表示生产函数，K、L分别表示资本与劳动，M表示货币。其中M的作用是通过适当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增加有效需求，进而增加产出。若货币资本收缩，将导致巨大的失业与经济周期波动。根据这一模型，马克思主义货币制度理论的主要观点有如下几点。(1)与其他社会(如封建主义)经济制度相比，资本主义货币制度是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特征，货币是商品生产体系逻辑的必然结果，它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2)货币是一种生产货币制度，它不是一种与生产相对立的“制度”，而是对生产基本关系的规范。生产以及社会的各方面以“制度”形式出现，货币经济的本质核心是企业制度，货币资本制度能够影响企业的行为，乃至整体经济。(3)货币是一种制度垄断，它意味着货币能够对超过供给进行控制，生产与货币替代的零弹性或者微小弹性意味着货币需求上升，但更多的货币不能生产出来，否则货币的价值就会降低。(4)货币是一种私有产权制度，生产方式被限制是因为它们的私人所有制。当预期生产与借款回报不等时，生产方式就会被限制。货币在私有产权性质下，利率下降不如其他回报率那么快，充分就业的障碍就不能完全消失，货币的这种特征导致失业。(5)货币金融制度创新具有累积性变化，它会导致金融不稳定、投资不稳定，并通过凯恩斯主义乘数效应，引起失业与产出波动。
狄拉德把马克思称为原初制度主义者(the original institutionalist)，是因为马克思将货币制度融入了他的再生产理论，成功地揭示了资本主义运动规律。他提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追溯了资本的流通，构建起他的再生产模型，是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货币制度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对货币的依赖，为阐明马克思的下列货币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内生货币理论
波林(Pollin)⑤、拉帕维查斯与萨德—费洛(Lapavitsas & Saad-Filho)⑥、莫罗(Mollo)⑦等人在马克思关于信用货币的创立过程以及银行资本运动的思想的基础上，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内生货币理论。归结起来，这一理论具有下列观点。
第一，马克思具有宽泛的内生货币概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商品发展的合理逻辑，货币出现并发展起来，它与商品紧密相连，包含着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关系。这意味着货币是内在产生的。货币不可能被消灭或者使之中立，除非经济中的商品特性消失。这就是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的内生货币概念所持的观点。与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理论相比，一方面，马克思在对货币贮存与信用的分析中，认为货币可获得性是由于商业活动而内在产生的，这一点如同后凯恩斯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关于货币起源与作用的分析，揭示了货币内生是作为经济系统逻辑的内在力量发展的结果，这一内生来源的界定要比后凯恩斯主义的概念更广。
第二，内生货币的数量决定。海恩(Hein)从熊彼特关于“实分析”(real analysis)与“货币分析”(monetary analysis)的区别出发，提出了流通中的内生货币数量是由商品交易量、商品的平均价格决定的，用公式表示为M=pY/q。⑧资本主义生产是再生产，提前支付产生了信用货币，它也满足上述公式。信用货币也是内生的，它由资本家的信用需求所决定。
第三，货币管理机构是由内生决定的。马克思的内生货币决定了银行的职能权限与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当局也是内生的。货币当局的内生性意味着它有权力干预货币运动，但货币当局干预行为的范围、干预的工具措施是有限的，它不能调节货币供给，也不能直接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
第四，马克思的内生货币理论不同于卡尔多的思想。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卡尔多(Kaldor)也具有内生货币的思想。⑨但他赞同货币数量论，认为需求不影响商品货币的供给。他没有探索不同类型货币之间质的差异，也没有考虑金融当局行为的影响。与卡尔多不同的是，马克思通过分析货币贮存发展了他对货币数量论的批评思想，承认货币是内生的。这样，马克思的内生货币理论比卡尔多要深刻一些。这是因为马克思具有广义上的内生货币的概念，并且马克思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一功能的理由。马克思还能从商品经济的生产实现过程来解释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具有严格的逻辑关系。此外，马克思的内生货币也能适应与商业创新相关的银行信贷的增加以及金融创新的内生性问题。
第五，马克思的内生货币理论也不同于明斯基的思想。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明斯基承认货币是内生供给的，但认为货币当局是外生的。但事实上，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看，马克思对货币起源及发展的历史分析方法可以更好地解释货币内生性。货币演进的内生性体现了一种社会关系，货币当局的干预行为体现了解决私人与社会的货币矛盾的国家行为的公共特性，它在等级上优于私人行为，然而，国家行为的公共特性不允许其完全控制货币流通，国家在货币行为中需要强制保持中立。这说明国家有权力去干预，但国家的货币权力具有局限性。这就解决了明斯基内生货币思想的不足，体现了马克思内生货币分析的优点。
西方学者的观点对马克思内生货币理论的发展具有三点意义：运用马克思的内生货币理论能够更好地分析商品的价值实现机制，克服古典经济学家局限于货币中性的思想，建立起一个货币使用价值的分析框架；内生货币能够揭示货币供应、信用创造，信用是通过金融市场内生产生的，因而信用的获得独立于储蓄的供给和中央银行的活动；内生货币能解释金融脆弱性的机制，说明金融脆弱性是由内生市场活动产生的。由于上述思想对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内生货币供给的角度理解货币创造和货币性质都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因此很多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将马克思视为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先驱。马克思的内生货币理论更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本质。⑩
三、投资理论
克罗蒂与戈尔斯坦(Crotty & Goldstein)建立起一种基于厂商作为微观基础的马克思—凯恩斯投资模型。(11)这一投资需求模型考虑了5点因素：管理者需要从金融资本家那里获得外部融资；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下，管理者与股东的阶级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凯恩斯主义的不确定性与金融脆弱性对投资产生影响；竞争强度影响投资决策，竞争压力决定了投资的产业转移；资本家与厂商管理者都追求利润最大化。此外，这一模型也吸收了马克思的思想：赢利能力是厂商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投资必须最优化利润；资本—劳动关系通过影响预期利润进而影响投资决策；资本积累以资本广化与资本深化两种方式进行。克罗蒂与戈尔斯坦的研究表明，最优投资决策取决于预期盈利能力、竞争程度、金融脆弱程度。其中，竞争强度上升将迫使厂商增加投资；投资存在风险，风险较大的金融杠杆的提高将导致厂商积累率下降、厂商增长目标的降低；预期利润率上升将有利于资本积累。
克罗蒂将凯恩斯与明斯基的投资不稳定性理论与马克思的投资理论相综合，提出了企业投资的“增长—安全”权衡模型。(12)该模型假定：企业的目的是增长和自身安全，而非企业价值最大化，增长目标体现于积累动机，安全目标则体现于企业再生产本身；投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投资必须考虑预期，现在的投资决策会影响将来的利润、管理自主权限、企业安全等；企业投资面临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在这4个条件下，企业增长目标的实现会对企业的安全目标产生威胁，反过来，企业安全目标的维持又会限制企业的增长目标。所以，企业需要确定一个投资水平，在这一点上，企业的增长目标与安全目标会达到最优的平衡状态，这就是“增长—安全”平衡模型的含义。投资的增加可以同时促进企业的增长目标与安全目标的实现，因此，企业可以在增长目标与安全目标之间进行广泛的战略选择。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的期望利润率逐渐降低，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逐渐增强。企业愈加难以实现增长目标，更加倾向于维持自身的安全。这样，竞争的增强使投资减少。在竞争强度增加的情况下，企业的安全目标受到严重的威胁，“增长—安全”权衡模型失效。竞争环境的急剧恶化促使企业改变战略。那些以往被认为是极具风险性和毁灭性的战略和投资策略现在成为企业的选择对象。这是一种“投资或灭亡”的投资模式，因此，竞争越激烈，投资越迅速增加。
马克思主义投资理论的另一个进展是鲍博尔与拉乌维尔(Bolbol & Lovewell)提出的与托宾(Tobin)相类似的马克思q模型。(13)他们以固定资本的劳动价值定义C，以固定资本的货币价值
作为资本的货币价值，资本的货币价值是由股票市场的估价决定的。两者的比率称为马克思的q模型，即
=/C。马克思的q与托宾的q具有可比性。是市场上公司股票估价，C是用价值衡量的资本的重置成本。如果=1，那么资本的货币和价值构成是一样的，在股票交易所股票估价的改变反映了价值变化。≠1表示公司股票的货币价值可能脱离真实资本价值。金融投机者使>1，使其所支配的股份达到一定规模，改变他们在股份制公司中的地位，达到掌控公司的目的，进而用作购买其他公司的信用，这种情况称为资本集中。它显示了信用不仅仅用来加速资本的变形过程，也可以被资本家用于在某些范围内对资本和其他人的财产的绝对控制，并因此控制其他人的劳动。若<1，意味着公司的市场价格低于重置价格，公司可能被其他公司收购。马克思指出，股票市场价值的增加可以导致资本的集中，因为公司通过购买或者和其他公司合并扩张。托宾却认为q的改变主要通过投资率的调整来改变公司的规模。此外，合并和接管的背后的原因是想提高市场份额和垄断的意愿，以及替换掉生产与投资无效率的经理。可见，马克思与托宾的q理论均认为，通过股票市场能够促进投资发展。
鲍博尔与拉乌维尔还比较分析了凡勃仑(Veblen)与马克思的投资思想。马克思与凡勃仑都意识到公司结构中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对资本积累(投资)的影响，他们思想中均暗含着与托宾相类似的q比率，都对金融市场不稳定进行了明显的讨论，在方法上与后凯恩斯主义具有相似之处。在关于企业的股票价值的问题上，凡勃仑将无形资产作为股票资本价值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对称信息的存在是影响股票市场价值的不稳定因素；而马克思的分析则考虑了在经济周期以及价值与价格的矛盾运动情况下，资本价值估价具有不确定性因素。
克罗蒂、戈尔斯坦、鲍博尔、拉乌维尔等人关于投资的新解释有助于深化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和货币现象的研究。他们发展了马克思对虚假资本理论的分析，揭示虚拟资本的运行特征，这也有助于在股票市场环境下讨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以及证券交易所这一机构的重要功能。这些研究反过来也促进了马克思投资理论的创新，表明这一理论具有深刻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
四、通货膨胀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三种新颖的通货膨胀学说，它们分别是：垄断资本理论(monopoly capital theories)、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ies)、多余货币理论(extra money theories)。(14)
垄断资本通货膨胀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最早由巴兰与斯威齐(Baran & Sweezy)提出，(15)此后经过甘布尔与沃尔顿(Gamble & Walton)(16)、斯威齐与马格多夫(Sweezy & Magdoff)(17)、坎马克(Cammack)(18)得以完善起来。该理论认为，国家对垄断的支持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根本。国家大力实施基础设施建设、推行税收减免、实施全面社会保障制度和促进企业创新。这些开支通过消费者直接购买或者间接转移支持垄断利润。大多数福利国家采用这种干预政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充分就业。然而，这也导致预算赤字剧增、公共债务扩大、社会负担沉重和爬行式通货膨胀。一方面，大量的信用供给导致资本的过度积累，过量的高成本与资本过度积累将产生利润挤榨，影响垄断部门利益。另一方面，政府赤字开支对货币需求产生挤压最终导致通货膨胀。这种由于垄断引起的价格上升导致了成本利润推动型通货膨胀。其结果，实际工资率下降，福利国家的政策难以为继，只能保持低通货膨胀与失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就发生了这种通货膨胀，它只能通过放松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突出市场机制的政策来缓解。
冲突型通货膨胀理论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兴盛于70年代。由波迪与克罗蒂(Boddy & Crotty)提出(19)，此后由达尔齐尔(Dalziel)(20)、拉沃伊(Lavoie)(21)、伯德金与柏凯特(Burdekin & Burkett)(22)作了系统的总结与发展。这一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分配冲突是通货膨胀的主要来源。垄断资本家与工会工人等经济当事人拥有市场势力，能独立于需求制定商品价格。当发生分配冲突时，劳资的阶级对立与经济利益对立，使具有垄断势力的垄断资本家与工会工人分别各自制定垄断价格，使经济偏离均衡。在现代资本主义工会法的保护下，双方冲突往往以资方的妥协而结束，拥有市场势力的工会提出的货币与信用的利益分配在要求超越国家实际收入时，尽管这一需求与产出价值不匹配，为了保证生产的延续性，中央银行必须直接或者间接对生产消费体系予以支持，增加货币投入，而这违背了内生货币供给机制，结果必然产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是这种利益分配要求规模的正函数，是价格与工资改变频率、资本利用程度的正函数，是生产率的负函数。冲突型通货膨胀具有惯性，将会持续较长时间。这种通货膨胀还可以分为周期性冲突通货膨胀(cyclical conflict inflation)与结构性冲突通货膨胀(structural conflict inflation)两种类型。
多余货币通货膨胀理论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阿列达(Aglietta)(23)、德弗罗埃(De Vroey)(24)、萨德—费洛(Saad-Filho)(25)、伊藤与拉帕维查斯(Itoh & Lapavitsas)(26)等人对这一理论作出了贡献。为了揭示货币供给与需求之间不一致是如何导致通货膨胀的，他们采用多余货币方法从资本回流开始分析。当资本家利用积累的资金或借入资金注入生产过程时，将提高货币产出比，这就产生了流通货币与产出价值之间的差异。最终，如果更高产出被生产出来，且以名义价格销售掉。货币产出比的初始比例被产出增长抵消，差异将自动消失。产出销售创造额外收入，可用于偿还债务，或者用于分配利润，资本实现正常回流。上述情况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家私有制生产的矛盾，资本家总是存在生产过度的动机。产出往往不能正常销售掉。这将可能遇到两种情况。一是假如产出不能被销售掉，降价销售，厂商将遭受损失。厂商遭受的损失再传递给其他厂商、工人。其结果，引起产业中工人失业增加，需求下降，将产生通货紧缩。二是如果厂商提高价格以补偿损失，这种影响将通过生产传导机制传递给其他厂商，结果提高社会整体剥削率，导致工人有效需求下降、工人状况恶化、产能不足、失业增加。厂商资金因此无法回流，被迫进一步借贷来偿还债务，进而银行或者政府通过创造新的信用货币或者发行纸币为企业融资(即多余货币)，这样与产出相关的货币等价物就会降低价值，金融不稳定性增加，最终引发通货膨胀。
上述三种通货膨胀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特有的性质，如阶级冲突、垄断势力、货币政策的实施等都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其中货币政策是关键。这三种理论较好地发展了马克思的通货膨胀理论。
五、金融危机理论
现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的贡献在于重新挖掘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意义上的金融不稳定性思想的理论价值。金融不稳定性的概念有时称作金融脆弱性(fragility)，最早是由后凯恩斯主义学者明斯基明确提出的。(27)他认为金融运行的不稳定性与企业融资机制的风险特征是产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借鉴明斯基的这一概念研究了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主要有下列观点。
第一，马克思所说的“过敏”揭示了金融内生的脆弱性。(28)对于过敏机制的形成，克罗蒂强调了契约在积累与金融危机中的重要性。(29)他认为，货币、信贷、金融中介、通货膨胀以及国内、国际金融体制等都普遍存在于制度结构中。制度是由契约来保证的，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信用与契约具有加速积累、增强金融稳定的功能。信用契约体系随着契约链的延长，金融脆弱性也会叠加。在缺乏脆弱性的金融环境下，非金融发展仅仅引起温和、暂时的危机。但在一个具有金融脆弱性的环境下，金融体系自身的紊乱便能引起积累中断，导致金融危机。进而过度扩张、过敏的契约型信用的破裂能将一个温和型衰退转化成连续的恐慌和崩溃。
第二，金融具有周期性不稳定的特点。克罗蒂将马克思与凯恩斯、明斯基的理论作了比较，突出了周期性的不稳定性。(30)克罗蒂认为，马克思与明斯基关于周期性的不稳定性理论是可以互补的。明斯基强调危机产生的金融方面，对实体经济的不稳定性则较少关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中更多地关注积累与危机，但过多关注的是实体部门，较少论及周期性或潜在不稳定性的金融方面。明斯基对金融市场的研究，与马克思力图将金融与生产整合形成增长与不稳定的资本主义一般理论的研究是一致的。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发现，明斯基(和凯恩斯)的理论有助于理解造成经济不稳定的金融方面的原因。当然，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者对于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下实体部门的周期性与长期性的不稳定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利润率的不确定性与实体经济的决策机制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推动机制。
第三，金融脆弱性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针对20世纪的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粟克廉(Shuklian)认为，金融危机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过度使用计算机交易技术的结果。为了维持金融市场秩序，机构投资者往往趋向于掩盖而不是去履行一些公共责任，(31)危机的起因必须看成是资本积累的内在的必然结果。金融的不稳定性在于金融资产定价，是在金融创新和金融中介过程中所固有的。马克思关于信用和金融机制的分析说明，无论金融系统如何完善，它都永远无法克服货币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金融的脆弱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固有特性，这是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理论的贡献。近年来，拉斯马斯(Rasmus)运用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与利润率下降的学说解释了自2008年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32)他提出，此次金融危机和以往的金融危机具有类似特征，将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学说加以扩展就能够更好地反映21世纪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创新，也能够解释金融部门与实际相对利润率的比例失调关系。
最后，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的理论还有两点贡献：一是指出了马克思关于信贷、投资和金融危机的研究的不足之处：没有讨论消费信用，极少评论政府债务，主要关注资本家之间的金融关系，很少提及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金融关系，很少论及政府通过中央银行控制信贷及充当最后贷款人功能等理论和思想；二是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金融危机理论的主要不同之处：在金融混乱与宏观经济不稳定性方面，后凯恩斯主义突出了心理因素，而马克思则强调物质因素；在有关金融危机的论题时，马克思特别强调阶级与政权的重要影响，而后凯恩斯主义从来不涉及此类问题。
六、评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兴盛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战后资本主义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与问题，主流货币经济学无法解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新的货币理论来解释这一新的实践。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重新挖掘反映了这一时代的需求。从内容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货币制度理论、内生货币理论、投资理论、通货膨胀理论与金融危机理论等。这些理论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与说服力，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理论价值。
从方法上看，大多数学者运用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和评判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力图证实马克思货币理论对现代经济学具有的理论联结，尝试将马克思、凯恩斯以及明斯基等货币经济学家的理论加以整合，如将马克思与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加以比较，或者将马克思货币理论凯恩斯化，即用凯恩斯主义的概念范式来研究马克思的货币思想；或者将凯恩斯主义马克思化，即用马克思的分析范式来理解凯恩斯，同时又突出了马克思货币理论中阶级利益冲突、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或称之为虚拟经济)的关系等特点对金融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现代发展，表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及马克思经济学本身没有过时，其发展将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而赋予新的理论内涵。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与后凯恩斯主义、卡莱茨基主义、制度主义等经济学派的货币经济学形成新的综合。戈尔德施泰因(Goldstein)在对异端宏观经济学进行评价时，运用不确定性、金融脆弱性、投资的不可逆转性、阶级关系、马克思式的竞争概念、马克思类型的危机理论、有效需求等概念框架，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理论框架。(33)这一尝试及其经验研究代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新的发展方向。
注释：
①J.Morris,Marx as a Monetary Theorist,Science and Society,Vol.31,No.4,1967,pp.404～427.
②De Brunhoff,Marx on Money,Urizen Books,New York,1976.
③D.Dillard,Keynes and Marx:A Centennial Appraisal,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6,No.3,1984,pp.421～424.
④D.Dillard,Money as an Institution of Capitalism,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Vol.21,No.4,1987,pp.1623～1647.
⑤Robert Pollin,Marxian and Post Keynesian Developments in the Sphere of Money,Credit and Finance:Building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 Monetary Macroeconomics,in Mark Glick(ed.),Competition,Technology,and Money:Classical and Post Keynesian Perspectives,Edward Elgar Publisher,1994,pp.97～117.
⑥Costas Lapavitsas & Alfredo Saad-Filho,The Supply of Credit Mone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A Critical View of Post-Keynesian Analysis,Value,Capitalist Dynamics and Money,Vol.18,2000,pp.309～334.
⑦M.L.R.Mollo,The Endogeneity of Money:Post-Keynesian and Marxian Concepts Compared,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Vol.17,1999,pp.3～26.
⑧E.Hein,Money,Interest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Karl Marx's Economics:A Monetary Interpretation and Some Similarities to Post-Keynesian Approaches,Euro.J.History of Economics Thought,Vol.13,No.1,2006,pp.113～140.
⑨N.Kaldor,The Scourge of Monetar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2.
⑩拉帕维查斯与萨德—费洛(Lapavitsas & Saad-Filho)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内生货币思想批判了后凯恩斯主义“水平主义”内生货币理论，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内生货币理论的优越性。货币理论属于历史的范畴，信用货币是一种更高形式的货币，信用货币具有内生性，但是供给数量并不总是与流通领域的需求相一致。纯粹的货币因素导致的金融不稳定以及通货膨胀是可能存在的。请见Costas Lapavitsas & Alfredo Saad-Filho,The Supply of Credit Mone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A Critical View of Post-Keynesian Analysis,Value,Capitalist Dynamics and Money,Vol.18,2000,pp.309～334。
(11)James Crotty & Jonathan Goldstein,A Marxian-Keynesian Theory of Investment Demand:Empirical Evidence,in Fred Mosely & Edward N.Wolff(eds.),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Profitability and Accumulation,Edward Elgar,1992.
(12)James Crotty,Rethinking Marxian Investment Theory:Keynes-Minsky Instability,Competitive Regime Shifts,and Coerced Investment,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25,No.1,1993,pp.1～26.
(13)A.Bolbol & M.Lovewell,Three Views on Stock Markets and Corporate Behavior:Tobin,Veblen,and Marx,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Vol.23,No.3,2001,pp.527～543.
(14)Alfredo Saad-Filho,Inflation Theory:A Critical Literature Review and a New Research Agenda,Value,Capitalist Dynamics and Money,Vol.18,2000,pp.335～362.
(15)E.Baran & E.Sweezy,Monopoly Capital,London:Penguin,1966.
(16)A.Gamble & P.Walton,Capitalism in Crisis:Inflation and the State,London:Macmillan,1976.
(17)P.Sweezy & H.Magdoff,Supply-side Theory and Capital Investment,Monthly Review,April,1983,pp.1～9.
(18)P.Cammack,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No.2,1989,pp.261～290.
(19)R.Boddy & J.Crotty,Class Conflict and Macro-Policy: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No.7,1975,pp.1～19.
(20)P.Dalziel,Market Power,Inflation,and Incomes Policies,Journal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No.12,1990,pp.424～438.
(21)M.Lavoie,Foundations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 Analysis,Aldershot:Edward Elgar,1992.
(22)R.Burdekin & P.Burkett,Distributional Conflict and Inflation: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London:Macmillan,1996.
(23)M.Aglietta,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The U.S.Experience,London:Verso,1979.
(24)M.de Vroey,Inflation:A Non-Monetarist Monetary Interpretation,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No.8,1984,pp.381～399.
(25)A.Saad Filho,Concrete and Abstract Labour in Marx's Theory of Value,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No.4,1997,pp.457～477.
(26)M.Itoh & C.Lapavitsas,Political Economy of Money and Finance,London:Macmillan,1999.
(27)H.P.Minsky,The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Capitalist Processes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Economy,in C.P.Kindleberger and J.P.Laffargue(eds.),Financial Crisis,Theory,History,Poli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13～39.
(28)“过敏”在英文版的《资本论》中所对应的词语是“oversensitiveness”或“oversensitive”。
(29)James Crotty,The Centrality of Money,Credit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in Marx's Crisis Theory,in S.Resnick and R.Wolff(eds.),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Essays in Honor of Harry Magdoff and Paul Sweezy,New York:Autonomedia,1985,pp.45～82.
(30)James Crotty,Marx,Keynes,and Minsky on the Instability of the Capitalist Growth Process and the Nature of Government Economic Policy,in Suzanne W.Helburn and David F.Bramhall(eds.),Marx,Schumpeter,and Keynes,M.E.Sharpe,Inc,1986,pp.297～324.
(31)Steve Shuklian,Marx on Credit,Interest and Financial Instability,Review of Social Economy,Vol.49,No.2,1991,pp.196～217.
(32)Jack Rasmus,The Deepening Global Financial Crisis:From Marx to Minsky and Beyond,Critique,Vol.36,No.1,April 2008,pp.5～29.
(33)J.P.Goldstein,Heterodox Macroeconomics:Crotty's Integration of Keynes and Marx,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40,No.3,2008,pp.300～307.
标签：凯恩斯主义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货币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美国金融危机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市场垄断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垄断竞争论文; 经济学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