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较利益论的再认识——兼评“比较利益陷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利益论文,陷阱论文,兼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李嘉图19世纪提出比较成本说，赫克歇尔、俄林在本世纪初提出要素禀赋说以来，以这两个学说为核心的比较利益论长期成为说明国际贸易利益来源，进而论述国际分工标准和贸易格局形成原因的基本理论。然而，本世纪中期以来，比较利益论尤其要素禀赋说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受到了挑战，包括“里昂惕夫之谜”、“规模经济”、“比较利益陷阱”等等。本文试图论证：比较利益论尽管有其局限性，但其基本结论依然正确，也仍然是指导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基本理论。
一
比较成本说的基本思想在于，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会存在劳动生产率或成本上的差异，各国应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即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或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通过国际贸易获得利益。
要素禀赋说的基本内容是：由于各国要素禀赋相对比例存在差异，并且生产不同产品所需要素比例也存在差异，各国应生产出口使用本国较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本国较稀缺要素的产品，由此获得贸易利益。
比较利益论在其解释力上主要受到了：
1.来自“里昂惕夫之谜”的挑战。1953年，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发表《国内生产与对外贸易，美国资本地位再审查》一文，他以其首创的投入产出方法，对1947年美国200个行业的资本与劳动比例进行了调查，并按出口产品和进口竞争产品分类考察美国对外贸易结构。结果发现：美国作为资本和技术充裕国家，本应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但检验的结果却恰恰相反。里昂惕夫又运用1951年统计数据，对美国的对外贸易结构进行了第二次调查，并于1956年发表《要素比例和美国贸易结构：理论经验再分析》一文，肯定了第一次调查的结论。作为解释，里昂惕夫认为美国劳动力熟练程度较高，相同生产条件下其劳动生产率较高，由此他提出了劳动力非同质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要素禀赋论的“缺隐”。
2.来自产业内贸易的挑战。二战以后国际贸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由于产业内贸易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亦即通常被认为其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相似或相近国家之间，因而产业内贸易的兴起似乎也减弱了比较利益论的解释力。
3.来自“新贸易理论”的挑战。西方学者对产业内贸易的解释，导致出现种种新的贸易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更具一般性的所谓“新贸易理论”。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与规模报酬递增、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相联系，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不是因为要素报酬的差异而进行的（产业内）专业化就能使有相似要素含量的商品实行双向贸易，各国的资源越相似，这种产业内贸易就越重要。（注：E.赫尔普曼，P.R.克鲁格曼(1985)：《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页。）这也就是说，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世界中，当国家间越来越相似，规模经济将取代要素禀赋的差异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原因。
尽管比较利益论受到上述挑战，其基本结论仍然正确。
从理论方面讲，首先，里昂惕夫解释劳动力不同质的观点，认为熟练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数，其实这本身就等于承认（以简单劳动衡量的劳动力）要素比例存在差异。进一步地说，若把劳动要素细化为熟练劳动和简单劳动（波特在论述国家竞争力时即作了这样的细化），要素禀赋论（包括其要素同质的假设）并不能就此被推翻。
其次，对于当代产业间贸易，以及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贸易，比较利益论依然完全适用；即使在某些产业具有递增报酬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情况下，比较利益论仍能解释一些贸易现象，至少，贸易商品所体现的要素净含量流动仍然反映了国家之间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这些也为赫尔普曼、克鲁格曼等“新贸易理论”代表人物所明确肯定。其实，“新贸易理论”之“新”不在于它要否定传统的比较利益论，而在于一定假设下，说明规模经济本身可以成为国际贸易（尤其产业内贸易）发生的独立原因，是理论上的发展。这一点，如同当年赫克歇尔、俄林强调要素比例差异本身可以导致国际贸易发生一样。
再次，与要素禀赋说相比，比较成本说的地位更不容动摇。不言自明，从纯经济角度讲，无论厂商或国家，成本（生产性成本、交易性成本）及其差异是贸易发生也否的决定性因素。新贸易理论学者也是把劳动生产率及其引起的成本差异作为规模经济的一个成因和结果而“内部化”在其理论之中的。
再从经验方面来看，要素禀赋得到的支持也是有力的。首先，当超同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的抽象模型，可以看到，现实世界中，各国出口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稀缺要素产品是普遍现象。例如，发达国家总体上以出口技术资本密集产品为主，进口则相对不那么显著（这与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有关）；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结构则普遍是出口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口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格局。穆蒂、莫里奇、鲍恩、林德特等人所作的检验结果也证实上述贸易格局与要素不均等分布的相关性。（注：参见P.H.林德特(1991)：《国际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49页。）就单一国家而言，日本典型地属于极端依赖密集使用自然资源的初级产品的进口，同时由于拥有科技人才的充裕供给而在技术密集产品方面有特殊的出口优势。再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作为主要资源性商品出口国也是例证。由此倒是可见，“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力又有其局限性。
其次，二战以后跨国公司的兴起是国际经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今，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及其相互贸易已各占世界贸易的1/3左右。跨国公司在对投资区位进行选择时，必然要考虑当地的要素供给条件，通过投资，把不同地区（国家）最有利的要素供给条件结合起来（例如在发达国家获得低成本的资本，再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相结合），从而形成所谓的“区位优势”。显然，由跨国公司进行的贸易尤其内部贸易代表着要素禀赋差异下的要素流动。正是有鉴于此，新贸易理论学者指出，在一个有跨国公司的世界中，关于贸易模式反映要素禀赋的说法应当得到谨慎的对待。（注：E.赫尔普曼，P.R.克鲁格曼(1985)：《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15页。）换言之，对于跨国公司行为，要素禀赋论的说服力是强有力的。
二
比较利益说尤其要素禀赋论被认为存在缺陷，从而受到批评，除了据认为2×2×2模型（即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两种要素）有很大局限性外，主要在于它们作为理论模型，其部分重要假设偏于静态化，例如它们都假定生产函数不变，亦即技术不变，相应地规模报酬也不变；又如假定资源、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其流动需要通过商品贸易形式来完成，等等。“比较利益陷阱”论也正是从这一方面对比较利益论提出了挑战。
“比较利益陷阱”是指：如果一国（尤其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利益，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则在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发达国家的贸易中，虽然能获得贸易利益，但将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从而落入比较利益的“陷阱”。（注：参见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显然，这既是一个关于动态比较利益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如何以比较利益论指导贸易政策的问题。
先讨论比较利益的动态化问题。
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说，把劳动生产率差异或要素禀赋差异引起的相对成本差异及价格差异作为贸易利益的来源和贸易发生的决定因素，但没有进一步指出哪一种要素在贸易中能带来相对大的利益，也未指出哪一方能获取更大的贸易得益。
各国的经验表明，制成品出口能比初级产品出口带来较大的得益（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制成品中，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通常又要比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带来较多和利益。用刘易斯的话来说，就是：“如果增长的引擎是较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和欠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那么，较发达国家的引擎就比欠发达国家的引擎转动得略为快一些。”（注：刘易斯：增长引擎的减慢，《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第2511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各国为何都要使本国实现工业化或向工业化较高阶段转变。
这昭示了一点：在同样的供给条件下，不同要素可以带来不同得益，当要素进入国际贸易，拥有较多能带来较大得益的要素的国家更可能获取较大的贸易得益。
另一方面，一国的要素比例确实可加以改变。例如，一国通过教育、培训可以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熟练劳动的比例；并且，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当今世界，要素的国际间流动从而改变一国要素比例，使其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发生转化的可能性也更大。
可以说，“比较利益陷阱”在理论上对比较利益论所能提出的挑战也正在于此。然而，即便如此，比较利益论并未失去解释力。
首先，就比较利益理论本身而言，如果囿于2×2×2模型和静态假设，显然容易受到质疑；但若超越2×2×2模型，并且认识到要素本身的数量和质量可以变化，从而一国要素比例也可以变动，则比较利益论将更富有解释力。在这方面，波特作了十分有益的工作。他把要素细分为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知识技能资源、资金资源和基础设施等几大类。它们在等级层次上可分为基本要素和先进要素，或按适用性分为通用要素和专用要素。先进要素和专用要素对于一国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更具有决定性和持续性。先进要素或专用要素可以通过创造机制获得增加，例如通过再教育、培训提高熟练劳动或专门劳动的比例。即使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若加以得当的选择，通过创新和有效利用，不仅可以节约要素的使用，而且能创造新的要素优势。这不禁使人想到弗农所赞赏的一个事例：19世纪进入工业化的德国，因国内缺乏基础原料，又没有稳定的海外原料来源，因而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节省稀缺原料的创新，结果之一，德国培养了当时各国中为数最多、整体素质最高的化学化工人才，德国化学工业因而傲立于世，至今仍是其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部门之一。就此而言，波特丰富发展了要素禀赋论，加强了这一学说基本结论的正确性和适用性。
这里还值得指出两点。第一，虽然2×2×2模型没有指出哪一方贸易得益更大，但并不难理解这个看来似乎过于抽象的模型所隐含的思想：一国拥有劳动生产率或要素禀赋相对优势的生产越多，就越可能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这一点，其实再去回顾一下李嘉图所举的那个英国／葡萄牙、毛呢／葡萄酒的例子，是不难体会到的。过于指责2×2×2模型的局限性，并不恰当。第二，一国只要认识到要素禀赋条件可以变化，就能通过各种政策促进这种变化——要素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进而提高本国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必须明确的是，这种变化并不一定依赖于要素的国际流动，利用要素国际间流动来改变本国要素禀赋比例只是途径之一。这也可见：对比较利益论关于国际间要素不流动假定的质疑并不能充分成立。
由上述讨论，还可以得到一个推论：倒是“比较利益陷阱”论本身机械地把一国的要素禀赋条件理解为固定不变，对比较利益作了静态的理解！
其次，即使就分析方法而言，虽然应当把比较优势作动态化理解，但并不等于“传统”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说作出的静态分析失去了意义。很显然，若在一个既定时点上对一国（各国）比较优势“定格”加以考察，则其生产函数（技术），要素禀赋状况，从而其比较优势又何尝不是既定的？比较利益动态化也只有通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时点的观察、比较才能显示出来。
三
在实践上，比较利益论的意义在于说明国际分工的标准和指导各国参与国际分工，构建本国具有比较利益的贸易结构。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比较缺乏资本和技术，但通常拥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因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比较利益的贸易格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则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为集中起见，这里不讨论上述贸易格局形成的历史原因）。
问题是，各国尤其发展中国家显然不能安于这样的贸易格局。本文前已指出，同样的供给条件下，不同要素可能带来不同得益，同一类但不同等级的要素（例如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高技术与一般技术，等等）也会带来不同得益。拥有较多能带来较大得益的要素的国家更可能在国际贸易中获取较大的贸易得益。如果发展中国家机械、静态地理解比较利益，并以此指导本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制定贸易政策，其结果只能使自己在上述比较利益的贸易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即相对于发达国家，只能获得较少的贸易利益；而且，本国的经济结构也将被束缚在较低层次上，难以真正实现工业化或向工业化较高阶段转变。就此而言，“比较利益陷阱”论是具有警示作用的。
然而，“比较利益陷阱”论的警示作用也不应予以过分夸大。除“陷阱”论存在理论上静态理解比较优势的缺陷外，经验也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制造业、服务业乃至知识经济的同时，不应轻易放弃在诸如农业、初级产品生产中据有的比较优势，而应以更高的技术和管理来提高这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光大其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并反过来为本国其他部门或产品的生产创造优势。
拉美国家7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以智利为例，1973～1995年，其制造业相对规模持续下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27%下降至16.8%，同时农业所占比重却在上升；智利经济自1987年以来年均增长率达到7.2%——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增长率——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出口，而以更成熟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促成的农产品生产及出口又是出口增长的核心。其他如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在这20多年里也经历了与智利相似的发展。（注：引自"Stranded on the farm?",《Economist》Oct.1997.）
诚然，按照恩格尔准则，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用于食品的支出比例将会下降。但是，这并不注定农业只能是低增长部门，是一个“陷阱”。姑且不论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世界基本问题，这里也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一国有相宜的农业生产条件，尤其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有很大提高余地的情况下——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情况，一国完全可以根据国内和国际市场需求特别是需求结构的变化（例如，收入的增加可能使人们较少直接消费谷物，而更多地消费肉、奶及水果等），以先进技术和管理来装备农业，提高农业要素构成及其劳动生产率，则农业同样能为本国经济发展（包括出口贸易发展）作出大的贡献。初级产品生产也存在相似的可能。
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不应重视制造业发展或放弃工业化努力；但若偏执于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忽视其他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比较优势的发挥，则容易造成经济结构失衡，不仅仍然可能难以摆脱贸易格局中的不利地位，而且最终可能损害本国的经济增长。
总而言之，本文的讨论是要指出：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经验上，比较利益论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在利用比较利益论指导参与国际分工时，一方面应充分理解比较利益的动态变化，同时也应充分认识本国现有及潜在的比较利益，注重依靠本国力量和利用国际交换，改善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发挥现有的并努力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从而获得尽可能大的国际分工利益和贸易利益。至于“比较利益陷阱”，应该承认其警示作用，但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不必拘泥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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