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经角度看蒋介石发动内战失败原因
黄 瑶
国民党高层对为何速败的不同观点
在内战中为何会失败，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人士中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主要是败于经济，一种认为主要是败于军事。
前者如陈立夫。他认为：“大陆沦陷，政府撤至台湾，检讨得失，病在财政经济之失策，致影响军事，而党务亦难辞其咎。”
（172）九洲疣鳞苔 Cololejeunea yakusimensis（S.Hatt.）Mizut.
后者如白崇禧。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贾廷诗、陈三井访问白崇禧时提出：“有人认为大陆之败，非战之过，军事失败只不过是原因之一，此外像经济、政治、教育等的因素也很重要，甚至因此影响了军事之败，互为因果，健公对这种说法认为如何？”白崇禧说：
我不以为然，最重要还是军事，军事逆转，经济亦逆转，才从大陆溃退下来。1946年，关外有5个美械军，四平街一战把林彪打垮了，旋克长春，如果我们一直打，打到哈尔滨、满洲里、佳木斯，把他们打完了，把东北民众组织起来，把头一等的军队调回关内打聂荣臻，这是完全不同的战事结果。战事好转，其他一切也不至于崩坏下去，可能就获得了胜利。
这两种观点孰是孰非，笔者不予置评。笔者曾在《党史博览》上撰文对蒋介石军事上为何速败作过剖析，本文试从财政经济角度再作一剖析。
1948年，国统区货币急剧贬值，人们携带大捆的钞票抢购日用品
蒋介石企图速战速决后处理经济问题
战争是非常烧钱的事，对于脱离人民群众的国民党军来说，尤其如此。国民党在发动内战前财政经济状况究竟如何呢？
金融专家张公权写道：
在抗战结束前的几个月里，中国已达到人众财竭，民不聊生的边缘。普通的消费者都将其全部储蓄以及可以变卖的东西拿出来苟延度命。税吏和军人的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使广大农民痛心疾首。而在军队中开小差者，日见增多。在整个中国，抗战情绪被残酷无情的通货膨胀破坏无余。
抗战中通货膨胀的情形如何？金融专家资耀华在《国民党政府法币的崩溃》中说：“当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前夕，法币发行总额只有十四亿元……到了日本投降前夜，法币发行总额即已达五千亿元。”
抗战胜利后情形如何？王世杰在蒋介石发动内战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近来一般舆论对政府均甚觖望，大之要原因为物价高涨，政府财政之前途十分暗淡。政府在此方面为‘无能’之表现。予实不胜忧虑。”
这一点陈诚似乎也看到了。1947年1月27日，陈诚在给蒋介石上的签呈中写道：“乃自胜利年余，全国一切人力财力，几以完全脱离生产，致农村凋敝，工业窒息，商业萎缩，生产既以锐减，物价自难平抑，军公人员固饱受生活威胁，全国民众亦无法安其生产。遂使共匪得以寻瑕蹈隙，益肆猖獗。故共祸之蔓延，初非单纯之军事问题，而实有社会之因素也。”
从平衡含水率的变化趋势来看，随着相对湿度的升高平衡含水率加速上升，并且不同在制品之间平衡含水率差值逐渐扩大。以梗丝和造纸法薄片为例，在温度25℃、相对湿度40%的环境条件下，梗丝平衡含水率为9.28%，造纸法薄片为6.98%，二者差值为2.30个百分点；在温度25℃、相对湿度80%的环境条件下，梗丝平衡含水率为30.75%，造纸法薄片为 20.28%，二者差值为 10.47个百分点。
如此说来，应该休养生息，和平建国了？不。1947年2月15日，陈诚在给蒋介石上的签呈中说：“对武装叛乱土匪必予扑灭，仍应揭示军事第一。过去政治上之协商，固无可非议，尤以外交国际关系，不得不如此。”“一切为了军事，所有人力财力物力，甚至全国舆论，皆应集中于此。庶几叛乱早日敉平，民困早日得纾。所谓军事第一者，不应限于一种口号，政府各部门之一切措施，应先完全对此目标而努力。目前匪我情形，完全两样。奸匪一切皆在求取军事胜利，发动整个力量，党政军配合无间。反观我方，则一切责难军事，预算有限制，待遇则不平，文武人员，工作任务之难易，与其待遇生活之高下，适得其反。此种观念，此种现象，亟应于此时期阐明，而加以纠正。”“纠正和谈错误思想，以破心中之贼，而树立全军必胜之信念。今日剿匪用兵，虽属不得已，然惟有军事，始能解决问题。”
陈诚所言，深得蒋介石之心。1947年1月13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有人今天喊经济崩溃，实在今年可保险绝无危险。物价高，通货膨胀，为一时现象，中国绝对有办法。”
什么办法？就是速战速决。1946年6月8日，蒋介石在对特种兵讲话时说：“我们能不能做到精良快当，和速战速决而把奸匪消灭呢？我们深信是毫无问题的。因为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而是他们匪军则绝对没有的。我们各军种如果能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准备充分，组织严密，发挥应有的效能，我们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速战速决，用6个月以武力解决中共，就是陈诚提出来的。据曾经担任何应钦侍从参谋的汪敬煦回忆：“抗战胜利后，蒋委员长知道共产党终将称兵作乱，就交代何先生草拟一份清剿共产党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何先生还特别去拜访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冈村建议何先生千万不能对共产党大意，更不要轻视他们。”于是，何应钦制订了一个两年计划，交给蒋介石后就没有了下文。“此时陈诚另外提了一份六个月消灭共产党的计划。陈诚以民国二十年代江西剿共的经验，认为共军不足以抵挡装备机械化的国军。”
据王世杰日记中记载，白崇禧也曾提出6个月用武力解决中共。1948年2月12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我军事戡乱工作实际上今已一年。白崇禧等在去年此时力称六个月内可以武力解决中共。今则东北之局势固江河日下（安东等处已放弃），山东苏北之共军，依然未消灭，河南已大部为共匪所控制。今则皖北鄂东鄂北亦为共匪所侵入。共匪之威胁实数倍于去年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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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采纳了他们的主张，但又加了半年。1946年6月17日，蒋介石提出：“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
蒋介石打算撑过这一年再来收拾财政经济这个烂摊子，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但是，如果做不到速战速决，一年还“削”不“平”呢？对此，他根本没有考虑。
1946年8月19日，新华社军事记者就蒋介石发动内战发表评论说：“蒋介石，既不知彼，又不知己，他的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必然遭到悲惨的结局，是可以预卜的。”
速战速决失败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到1947年6月，蒋介石非但不能“削平”解放军，而且已转入下风。两个月后，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标志，解放军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其间，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则愈演愈烈。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的邵毓麟在《胜利前后》一书中提供了这样的数据：1946年3月，中央银行的外汇牌价由法币20元比美金1元涨到法币2010元比美金1元。到1947年8月，又涨到法币3.9万元比美金1元。再不到一年，更涨到法币100万元以上合美金1元。他写道：“正如第一次大战后马克的命运一样，法币就此垮台。卅七年（1948年） 八月，继法币而起者为金圆券，最初美金一元折合金圆券四元，金圆券一元折合法币三百万元，也就是说美金一元等于法币一千二百万元，但八个月后，法币对美金的汇率，竟下降了五万一千二百五十倍。到了卅八年（1949年），又有所谓‘银元’及‘银元券’的出现，不出两三个月，政府就不得不撤出大陆。这一幕心惊肉跳的恶梦，我想任何人至今都不会忘记的。”
对于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邵毓麟将其归咎于南京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和法币200∶1过低的兑换率。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对此，张公权在《中国通货膨胀史》中写道：
听说教学围绕课前完成的单元Listening in学习展开，教师组织汇报学生口头展示其课前完成的Listening in任务，同时，激发听众学生以该口头展示为基础，还原Listening in内容，最后教师讲解其中的听音和理解偏差,教学采用合作学习教学法、情景教学法、课堂内外互动法等。Basic listening practice的教学采用教师引导式教学法，由教师以设问方式引导学生完成听力练习。
谷城县把解决贫困户眼前生计问题和建设长期收益项目结合起来，因户制宜、精准施策，资金、项目向重点贫困村倾斜，向最困难的群体倾斜，70%的资金用于37个重点贫困村，将脱贫成效作为项目安排、资金使用的重要参考因素，促使入户政策更加完善，切实改善了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
但是，这些情况只能说明1945年下半年通货膨胀的缘由，并不能涵盖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通货膨胀的原因。因此，邵毓麟所言是以偏概全，避重就轻。
北京市朝阳区大力推行医联体框架下的分级诊疗模式以来，医疗服务量均有所提高，糖尿病管理中2016年上转减少35.6%，下转增加了67.34%，医务人员交流中上级医院下派专家增长544.33%[10]。
在解放战争时期，导致国统区恶性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发动内战。张公权写道：“1946年政府支出增加了3.2倍，而在收入方面尽管还抛售了大量黄金、外汇和变卖没收的敌伪产业，仍然是仅足以支应支出的37%。因为要发动内战，财政赤字的大量出现实属难免。”“1947年财政赤字几达政府支出的70%。1948年，由于军事开支达到政府总支出的64%，财政情况更进一步恶化……”
文山州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在夏季(6～8月)最为活跃，冬季(12～2月)最不活跃，短时强降水极大值出现在5月，雷电最强出现在9月，分别较最活跃月提前和滞后一个月。日分布上均在午后到夜间较为频发，但短时强降水高发时段较雷电推后1～2小时。
怎么办？张公权写道：“在政府的经济政策大为失败之际，中央银行于1946年2月，调换了新总裁（由俞鸿钧调换为贝祖诒），他曾向蒋介石和财政部长（宋子文）吁请开源节流，将每月财政支出缩减一半；其余一半，中央银行愿以增发公债、证券、储蓄等手段予以负担。这样既可以停止增发钞票，又可减少财政赤字，以纠正以往在财政方面所采行的舍本逐末的错误政策，而避免通货膨胀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但是，中央银行总裁的这一规谏竟成徒劳。财政部长居然说，他不能拒绝军事支出的要求，他是得到政府领袖（蒋介石） 的支持的。于是政府搞的那套政策实际上就是：宁肯以脱缰之马的通货膨胀为代价由军方予取予求。”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蒋介石乞灵于用行政手段实行限价。1947年2月1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一项紧急法令，对日用必需品（如面粉、棉纱、布匹、燃料、食盐、白糖和食油）实行限价，先在上海、南京等大都市开始执行。工资按该年1月的生活费指数予以冻结，基本工资率不许有所变动。责令工厂按该年1月的平均零售价格向职工配发日用必需品。禁止私人买卖、收藏黄金和外汇。这些紧急措施，虽经各管制机构和当地政府由警察力量配合严格执行，然为期不过一个月即归无效。该年4月一开始，美元黑市就复出现。各种商品黑市亦相继产生，政府只得于4月中旬提高限价，5月对工资解冻。此次限价归于失败。
王世杰和白崇禧同朝为官，此说可信度甚高。陈诚和白崇禧可能都是此说的主张者。
此次限价失败后，物价猛涨。5月2日，杭州发生数千饥民抢米风潮。7日，南京铁路工人因米价在数小时内由每担19万元涨到30万元，同米商发生冲突，将米店存米哄抢一空。同日，上海也发生抢米风潮。8日，上海米商宣告停业。其间，成都、苏州、无锡也先后发生抢米风潮。
教育数据挖掘中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学习结果预测。通过对学生学习行为和学习过程的分析预测未来的结果事件，例如哪些学生可能存在辍学的风险。也可对不能直接采集的数据属性进行预测，如学生的学习成绩。在[6]中，等人开发的Purdue Signals project项目即是采用预测模型进行学生学习结果预测的典型案例，实践证明该系统能够明显的改善教学效果。
从去年七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来，已整整一周年了。蒋介石七月在庐山说过：一年内看我剿共成功。这是多么神气！可是一年战争的结果，他的计划被粉碎无遗。其侵犯部队，至今被解放军歼灭其整营以上的达九十七个旅（师），七十六万八千余人。蒋介石的整个正规军现在共有八十六个师 （军），二四八个旅，约一百五十一万五千人，而用在解放区者达二一八个旅一百三十二万人，占其总兵力的百分八十九点五；对付我鄂湘边及华南游击队的八个旅四万五千人，占其总兵力百分之二点五；在蒋管区者仅二十二个旅十五万人，占总兵力百分之八。其正规军的后备力量已达枯竭。战争的形势于蒋家朝廷已大大不利；蒋军除在山东、陕甘宁两战场还进行着强弩之末的进攻外，其他战场已转为或正在转为守势。解放军的全面反攻不久就要到来。
蒋介石原本想撑过一年，打完仗再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如今一年已经过去，眼看在战场上日渐处于下风，通货膨胀不仅未能抑制，而且愈演愈烈，造成物价一日数涨。老百姓拿到钞票要立即购物，否则就会贬值。到了1948年夏，印刷纸币的成本已经高于纸币的面值。随着物价飞涨，人们拿几捆钞票也买不来一刀如厕用的草纸，而纸币太厚，连充当手纸也不合格，只能回炉造纸。
蒋介石的最后一跳：发行金圆券
推出 《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
1948年5月，可能是为了改变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观感，国民党政府进行改组，以地质学家翁文灏为行政院长，以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者、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为财政部长，原财政部长俞鸿钧任中央银行总裁。
二、蒋经国亲自出马，约见在金融界有影响的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经理，命令他们把金银外币申报并移存中央银行。蒋经国还根据报纸上谣传，比如说戴立庵有两亿美金，要他们承认，否则就要考虑把他们送上法庭乃至特种刑庭。随后又不准他们离开上海。
经过几番推辞，王云五最后还是就职了。他回忆道：“经过此后二（人）一度的劝与推，我除人情难却之外，又转而考虑到第二种的因素，就是由于刚才所说的不自量力与不畏难的妄想方面。本来在张（群）内阁时期，当美援发动之初，我曾极力主张，美援应以协助我国改革币制为主，因为国家收支，民间生产，无一不因通货膨胀而遭过重大困难。我国在复员之初，外汇充裕，正可改革币制之时，业已丧失良好时机，现在为改善国家财政与促进生产，仍须以获有稳定的币值为枢纽，而欲使币值稳定，则莫如将无准备无限制不公开的发行，一变而为有准备有限制及公开的发行。换言之，即筹措充分的发行基金，在有限与公开的发行下改革币制，如此则币值可望稳定，物价亦可随币值之稳定而稳定……”
杜月笙和蒋介石曾经先后拜在青帮大佬黄金荣门下，是同门兄弟，对蒋经国来说是长辈。而扬子公司的老板孔令侃是孔祥熙的儿子，是蒋经国的姨表兄弟。蒋经国被杜月笙将了一军，不得不于9月底，派人查封了扬子公司囤积的货物。但是，他留了后手，并没有把孔令侃抓起来。
对于王云五这一方案，蒋介石予以批准。于是，发行金圆券的准备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其间，通货膨胀并未停下脚步。在6月和7月，上海批发物价分别涨了260%和45%；外汇市场汇率分别上涨了98%和18%。这两个月，黄金黑市价格每月翻三番，通货通量每月增加一倍。
王云五
1948年8月20日，为了应付面临崩溃的经济形势，国民党政府推出由蒋介石、行政院长翁文灏和财政部长王云五署名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一、自即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
王云五认为，要落实《紧急处分令》，改革币制，稳定物价，收兑金银外币，“不能专靠本身而已足，必须与控制金银外汇，整理财政和管制经济三者密切配合。事前商定在行政院中组织一个经济管制委员会主持其事，而由该会在沪津穗汉等重要都市，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负责该地区执行财经紧急处分令事宜”。“各重要都市之督导在财经紧急处分令发布以前，其人选亦早经拟定，即上海方面以俞鸿钧兼督导员，蒋经国氏协同督导；天津方面以张厉生氏为督导员，王抚洲氏协同督导；广州方面以宋子文氏兼督导员，霍宝树氏协同督导；汉口方面，人选尚未定。”
上海当时是国统区财经金融中心，也是收兑金银外币的重点。上海的督导员名义上是俞鸿钧，但真正执掌大权的是蒋经国。蒋经国虽然有“太子”的身份，但深知在军事上连吃败仗，已困守点线，经济上，因恶性通货膨胀，在已病入膏肓的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形势危殆，势成骑虎。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
为执行这一任务，蒋经国首先是组织队伍，把以前在赣南、青干校、青年军工作时期的部属从四面八方调来，还调来了“戡乱建国总队”第六大队，随后又扩充为“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共有队员1万人，编成20个大队，分布在上海各个区，由王升任总队长。
蒋经国上任伊始就以《上海向何处去？》为题发表告上海人民书，以示决心：“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他宣称：“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他还引用了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典故。范仲淹为了搞改革，考察路级（相当于省级）官员，碰到不合格的庸才，就把名字勾掉。他的同僚富弼对他说：你这一勾，他的一家都会哭了。范仲淹回答说：“宁使一家哭，不让一路哭。”蒋经国引用这一典故，表明自己对豪门巨室绝不留情。
1.2.2.3 独立生活能力训练:每周1次，每次40 min。向患者讲解良好的生活习惯的重要性，对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进行基础评估，与患者共同制定个体化日常行为规范，督促其按时睡觉、按时起床、整理病床、洗漱、自动排队进食服药及定时参加适当的体育锻炼，组织患者看电视、报刊和杂志。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患者有规律的生活和自理能力。
蒋经国不仅有宣言，而且有行动。他命令“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和警察局、警备司令部人员组成小组，检查商店、工厂和仓库，登记囤积物资。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60余人，均因私逃外汇，私藏黄金，或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被捕入狱。蒋经国还大开杀戒，林雪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敲诈勒索，宪兵大队长姜公美因破坏经济管制被枪决。蒋经国的“铁腕”暂时发挥了作用，上海的物价稳定到9月15日，这一期间出现了一片赞扬之声。
《紧急处分令》一公布，许多天真的老百姓害怕手中的黄金、白银、银币或外国币券过了9月30日被没收，同时也为蒋经国的铁腕以及金圆券每圆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克） 所迷惑，认为把手中的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存入银行还可以获得利息，于是都高高兴兴地去兑换金圆券。据制定《紧急处分令》的王云五回忆：
八月二十三日各行庄复业，也就是中央银行开始收兑金银外币的第一天，我正在财政部中处理公务的时候，约莫在上午11时左右，接到上海中央银行俞总裁的电话，开首的一句，就是 “恭喜！恭喜！王部长，你的政策成功了！”原来他是报告我，在收兑金银外币的第一日，其情形踊跃，着实出乎他的预料的。随着，相距不久，我又接到南京中央银行李经理的电话，也是报告以金银外币来兑换金圆券的热烈情形。同日中央社自上海拍来的电报称，金圆券发行第一日，人民持黄金美钞赴国家行局兑换者极度踊跃，自晨至午，排队等候，如买户口米 （定量配给的低价米）者然。其他各大都市公私电信，亦莫不作同样的报道。这种情形，不仅是一日如此，不止是一地如此，一直继续到我出国的九月二十一日，并且继续到九月底收兑黄金的最后一日，其踊跃情形，有加无已。
王云五在回忆录中引用南京《中央日报》9月24日的社论说，从8月23日到今天一个月，上海“市民为兑换金圆券而提交中央银行的黄金约七十万两，白银约六十万两，美钞将近二千万元，港币约六百万元。兑出金圆券超过了二亿元”。
催逼各商业银行把黄金外币交出来
收兑人民手中的金银外币对于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的影响，据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和财政部顾问的黄元彬回忆，在金圆券发行的第五或第六天，蒋介石召集他和卢郁文、陈博生等七名立法委员，征求对发行金圆券的意见。他建议“必须立即停止收兑金银和外币。这些金银外币留在人民手上没有大危险。反之，放出大量金圆券却危险很大。这无异于把死老虎收回来锁住而把活老虎放出去”。但是，蒋介石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到了10月1日，中央银行公布对金银外币收兑展期的公告，把期限延展到11月30日。
延展期内，银行门口已可罗雀。徐永昌在日记中愤愤写道：“前日政府发言人尚称限令人民兑换金银外币等决不延期，而今日又公布展期一月。如此无信，急切攫取人民现金之心情毕露。败坏国事至此，无赖可笑尚属余事。”
在发展农业节水方面，晋城市引入了“利用就是保护”煤矿排水利用新理念，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利用煤矿废水发展农业节水灌溉的实施办法》，要求煤矿企业要支持兴建蓄水工程，收集煤矿排水，就近发展农业节水园区，简称“一矿一池一园区”工程。为促进项目的落实，各级水利部门编制了采煤排水利用规划，实行以工补农、以煤补水的优惠政策，采取各类农水、农业资金捆绑运作，分级配套实施。该项目的实施，遏制了地下水无序排放，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和水资源利用率。
人民不再踊跃兑换金圆券，是因为商家按照限价把货物售出后无法按照“八一九防线”的限价进货，市面上商品日益减少，还因为解放军已于9月24日解放济南。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广大民众由此识破了国民党政府“急切攫取人民现金”的图谋。
散存在人民手中的金银外币数量有限，大宗的金银外币存放在各个商业银行。但是，各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经理可不是仅凭一份《紧急处分令》就可以把他们的金银外币弄到手的。据曾在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工作多年、时任联合银行总经理的戴立庵回忆：“当时上海银钱行庄都有明暗两套账簿，黄金外汇都在暗账中支付，明账中看不到。”
为催逼各商业银行把黄金外币交出来，9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纪念周上说：“目前尚有一个问题，即商业银行对于政府法令尚存观望态度，其所保留之黄金、白银及外汇，仍未遵照政府的规定，移存中央银行，并闻上海银行公会理事会拟集合上海所有各行庄，凑集美金一千万元，卖给中央银行，便算塞责了事。可知上海银行界领袖对国家、对政府和人们之祸福利害，仍如过去二三十年前，只爱金钱，不爱国家，只知自私，不知民生的脑筋毫没改变。在共匪这样猖獗，人民这样痛苦，尤其是前方官兵流血牺牲的时候，政府为要加强戡乱建国的力量，决心实行这一个重大的改革，其成败利钝，实有关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若辈拥有巨量金银外汇的，尤其是几家大银行，这样自私自利，藐视法令，罔知大义，真令人痛心。彼等既不爱国家，国家对彼等自亦无所姑息，故政府已责成上海负责当局，限其于本星期三以前令各大商业银行将所有外汇自动向中央银行登记存放，届时如其再虚与委蛇，观望延宕，或捏造假账，不据实陈（呈）报存放，那政府只有依法处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予以严厉制裁。”
国民党政府为催逼各商业银行将金银外币移存到中央银行，采取的手段主要有：
一、通过由国民党特务控制的报纸点一些有代表性的商业银行董事长和经理的名，说他们私藏金银外币，拒不向中央银行申报。
1948年，上海百姓挤兑黄金时的情景
据王云五说，对财政部长的任命，他一开始是推辞的，但是翁文灏坚持请他就职。王云五回忆说：“翁院长自己说，他梦想也不会担任院长之职，只因行宪内阁久未产生，国家几陷于无政府状态，对内对外都很不好看，他才不得已勉为担任；但是像财政部长这样一个要职，如果没有人肯担任，内阁还是不能成立；他个人虽同情我之高蹈，但他实在无法找到一位比我更适当的人，尤其是蒋总统强调此席须由向与金融界无关系者来担任，并坚决要我担任，故新内阁之能否及早成立，系于我之愿否帮忙。”
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共攫取了多少金银外币？戴立庵写道：
在上海一地，蒋介石掠夺了黄金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余两，美钞三千四百五十二万余元，港币一千一百万元，银元三百六十九万余元，银子九十六万余两（截至一九四八年十月底数目）。
1947年6月30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作《自卫战争周年总结》，指出：
这一系列数字比王云五所记有所增加。戴立庵接着写道：
但是各银行的外币存款和外币证券搜刮数目和他们的企图相差很远。原因是各银行的外币资产虽经申报，除了因行庄增资结售一部分外汇和少数需要头寸的银行将所持外汇结与中央银行外，其余银行仅仅办到申报手续为止。所有外汇资产仍在自己的户头上面，没有转账过户，而且金圆券垮得太快，没有时间让他们进行勒逼。它所掠夺到的，多数是人民所持有的黄金、美钞、港币、银元。据说蒋介石的亲信吴忠信的老婆对人说：经国是我抱大的，现在连我的棺材本，都被他抢去了。吴忠信的老婆尚且如此，一般老百姓的遭受祸害更可想而知了。
老百姓手中的美钞、黄金是他们一生的积蓄，如今换成了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可谓倾家荡产。兑换金圆券已经让在上海市民中对国民党政府残存的一点点信用也丧失殆尽。
扬子公司案成为笑柄
1948年9月16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从昨天下午开始，物价有波动之势。”25日，他写道：“早晨到中央银行，途中看到许多人排了队，在抢购绒线以及香烟，社会之穷，可想而知矣。”社会诚然是穷，但这并没有回答老百姓为何抢购绒线和香烟。商店里的商品日益短缺，人们手中的金圆券买不到东西，只能是从抢购日用必需品到非必需品，再到平时无人问津的物品。
9月下旬，杜月笙已经看出蒋经国主持的改革即将崩盘的苗头，于是约了一些工商界头面人物去见蒋经国，对蒋经国说：“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个请求，也是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去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
王云五滔滔不绝说了这么一大套，竟然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当时正在激烈进行的被蒋介石称为“戡乱”的解放战争。想在战火正在燃烧并即将进行战略决战的当口有限制与公开地发行货币，停止通货膨胀无疑是异想天开。王云五也自称这是“不自量力”和“妄想”。
扬子公司被查封，立即成为各大报纸的重磅新闻。
孔令侃见公司货物被查封，立即到南京找小姨妈宋美龄诉苦。宋美龄没有孩子，特别钟爱这个外甥，立即到上海，把蒋经国找来和孔令侃见面，要求他们二人和衷共济。但是两人谈崩了。
政府为了控制住光复了的前沦陷区，首先须把各傀儡政权所发行的伪钞从流通中排斥出去，在战争结束后的第十九天，政府就宣布华中、华北各傀儡银行伪钞须按200元等于1元法币的兑换率兑换伪币，兑换限于四个月内完成，每人最多只能兑换五万元法币。在兑换期截止之前，傀儡银行的钞票仍准许在市面流通使用。以上各项后果是不幸的。用法币来折算，伪钞的价值是被低估了的。这虽然有使法币的增发降到最低程度的好处，但由于伪币仍能在市面上流通使用，就造成了一个极为不利之点，即对于持有低价伪币者起了鼓励其在兑换期截止之前尽量套购货物的作用。毫无顾忌任意规定的五万元限额，也起了同样的作用。因为凡持有超过此限额的伪币者，都用来抢购货物。因而，低的兑换率，长的兑换期，每人兑换额的限额，允许伪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等等都使这一兑换办法产生了高度通货膨胀的性质。
对此，蒋经国在10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前天发现的××（应为扬子）公司仓库所囤的货物，都非日用品，而外面则扩大其事，使得此事不易处理，真是头痛。”
宋美龄见同蒋经国说不通，10月7日，打电话给在沈阳召集军事会议研究为锦州解围对策的蒋介石。这天中午，蒋介石询问军令部长徐永昌军队无斗志的原因，徐答：“在上者经商，其次吃空额，其下离心离德，如此军队尚何言哉！”
城镇居民生活用电量的变化与地区生产总值、人口数量、能源消费强度和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城镇居民生活用电量与地区生产总值见图2。
蒋介石听完后告诉徐：“我上海还有事。”8日，蒋介石飞往上海。他在东北战事极度紧张的时刻到上海“灭火”。
④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老年痴呆(Alzheimer's disease,AD)、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PD)等神经退行性病变；
对此，10月12日，徐永昌在日记中冷冷地写道：“闻蒋先生日前亟亟到沪，十之八九因孔大少不法囤集（积）等问题，蒋夫人速（促）其解围云云。”
蒋介石到上海后，宋美龄和孔令侃接机，先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听后斥责蒋经国道：“你在上海怎么搞的？搞到自己家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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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扬子公司囤积的货物都被如数奉还，一桩大案，就此偃旗息鼓。
接下来的问题是“八一九防线”还能守住吗？此时，商家因无法按限价进货，有的就把货物藏起来，市面上商店的货架都空空如也。
在这种形势下，能不能守住“八一九防线”，在国民党内部展开激烈的争论。王云五写道：“粮食部部长关吉玉氏则强调该部目前毫无粮食可以控制，不仅民食可虞，尤以军粮无法供应为重大威胁。遂认为无论如何合理地调整粮价，粮食仍不能恢复供应。只有听其言价，始可恢复粮源。粮食部过去所司何事，何以造成此种危险局面，姑不置论，但主管粮食之当局如此危言耸听，而久任粮食部长之徐堪氏亦极力赞同关氏之主张，大家只好照此通过。”
王云五找到了两只替罪羊，从其“八一九防线”被冲坏责任在关吉玉和徐堪的叙述看，完全是在强词夺理。
扬子公司案成为笑柄，“八一九防线”被突破，金圆券又走了法币的老路。蒋经国在上海的行动彻底失败。对此，他在10月的《反省录》中作了反思：
烟税的增加，金圆券发行数目之大，造成了十月初的所谓抢购运动。由此而发生市场波动，一天不如一天的坏下去了，自己感觉到用下去的力量，已不十分有效了。在经济方面讲，是因为金圆券发行的数字太大，到处都是钞票，而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所以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吴蕴如来信说：官吏白做了两个月的工作，民众白吃了两个月的苦，并且穷的愈穷，而富的还是一样的富。这几句话说得人心痛，同时亦够刺激了，想起八九月间，人人拿美钞、黄金来兑换金圆券的情况，以及今天金圆券的贬值，实在太使自己难过了。每次想起人家将金钞兑了之后，今天是如何的在怨恨我，真是惭愧万分！为了表明自己的责任心，并将向政府自请处分，并对上海市民表示歉意，以明责任。
在《反省录》中，蒋经国还写道：“总之，七十天的功夫，花了不少的心血，亦不是白花的，读了一部经济学，得了许多痛苦的教训，前途困难重重，瞻前顾后，心中有深感矣。”
在金圆券崩盘的同时，国民党军在军事上也走向溃败。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同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以目前形势来看，似乎应作大打算了。”“大打算”即退守台湾。12月2日，国民党开始将黄金白银秘密运往台湾。28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和台湾警备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