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思路选择和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思路论文,养老保险制度论文,建议论文,和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路选择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带来了极其严峻的挑战：从在职参保人员和退休参保人员的人数比值看，当前比值大约为3∶1，本世纪30年代大约为2∶1，本世纪60年代大约为1∶1，此后将下降为大约0.9∶1。 从养老保险基金的年度收支看，预计到2037年，基金当年收入率小于当年支出率，首次出现基金负收支差。此后基金收支差逐渐扩大，2100年基金收支差为－17.04％。 从养老保险基金的累积收支(即基金支出比率)看，预计到2048年，基金累积收支比小于0，养老保险基金累积收不抵支，基金枯竭。 从养老保险基金的综合精算结余看，预计从2011年起的未来25年、50年、75年和90年间，养老保险基金的综合精算结余(综合收支差)分别为4.51％、－4.04％、－10.35％和－12.57％，这意味着在2011－2100年的90年间，养老保险基金综合盈亏缺口为－12.57％，即除非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12.57个百分点，或者降低养老金替代率12.57个百分点，否则养老保险基金在未来近90年间将无法实现平衡。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可以判断。如果不改革，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将濒临危机，不可持续！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备选改革工具，从参量式改革的角度看，可供考虑的改革工具包括“七种武器”：(1)提高缴费比例；(2)降低养老金待遇；(3)扩大覆盖面；(4)严格征缴之一：提高缴费基数占社平工资比例；(5)严格征缴之二：提高遵缴率；(6)延迟退休年龄；(7)放宽计划生育政策。 人口参数(主要是“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或“提高总和生育率”)具有调整空间，而且具有较大的调整效应。经济参数主要包括通货膨胀率、工资增长率(包括名义工资增长率和实际工资增长率)、利率(包括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制度参数(包括缴费比例、养老金待遇、覆盖面、缴费基数占社平工资比例、遵缴率、退休年龄等)也具有调整空间，但不同制度参数的调整效应大小不同。在制度参数中，“加快扩面速度”和“提高遵缴率”的调整效应为零或很小，“提高缴费基数占社平工资比例”的调整效应中等，“提高缴费比例”“降低养老金待遇调整比例”的调整效应较大，“延迟退休年龄”的调整效应很大。 综合而言，从人口参数、经济参数、制度参数三套参数看，人口参数(主要是“总和生育率”)具有调整空间，调整效应较大；经济参数通常不可人为调整；制度参数具有调整空间，具体调整效应大小不一。同时，我们发现，无论采取何种单项参数调整措施，均不足以消弭长期综合精算缺口。因此，改革应采取综合对策。 从理论上说，人口、经济、制度三套参数(不再细分每套参数中的各个具体参数)一共可以有27种不同情景的组合。当然，如前所述，经济参数通常不可人为调整，因此我们将经济参数锁定为“中等成本”状况下的情景(简称“中经济”)。同时，我们将“延迟退休年龄(简称‘延退’)”从制度参数中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选项。因此，从现实的角度看，以人口、经济、制度和延退参数为基础，可选的综合对策组合主要包括以下八种方案： 1.中人口＋中经济＋中制度(即基准方案)； 2.中人口＋中经济＋低制度； 3.中人口＋中经济＋中制度＋延退； 4.低人口＋中经济＋中制度； 5.中人口＋中经济＋低制度＋延退； 6.低人口＋中经济＋低制度； 7.低人口＋中经济＋中制度＋延退； 8.低人口＋中经济＋低制度＋延退； 政策建议 针对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我们提出以下几点警示和建议： 第一，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问题严峻。按照中等成本情景(即基准情景)假设，目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不可持续，2037年将首次出现年度收支负值(即当年收入不抵当年支出)，2048年将出现养老保险基金累积收不抵支，基金枯竭。 第二，不要幻想通过养老保险制度的自我调节来实现基金平衡。在2011－2100年的90年期间，养老保险基金综合盈亏缺口为－12.57％，即除非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率12.57个百分点，或者降低养老金替代率12.57个百分点，否则养老保险基金在90年期间无法实现平衡，而这两点显然均不具有可操作性。 第三，不能单独依赖财政投入来弥补养老保险缺口。在基准情景下，2011－2100年的90年综合精算缺口为－12.57％，如欲弥补精算缺口，90年所需外部筹资金额占GDP的平均比重为1.98％，占财政收入的平均比重为11.64％。单独依赖财政投入来解决养老保险缺口，显然不具有可行性。除了加大财政投入以外，还需考虑其他外部筹资渠道，如开征新税种、变现国有资产、发行社会保障彩票、划转全国社保基金等。 第四，除了外部筹资渠道之外，应当更加注重通过“内部挖潜” (即制度参数、人口参数或延退调整等“参量式改革”)来弥补养老保险缺口。 如果制度参数仅能保持中等成本(即保持目前的缴费比例、养老金待遇调整比例、缴费基数占社平工资比例、遵缴率等)，那么必须同时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和采纳延迟退休方案，且财政压力较大(在2011－2100年的90年期间，每年所需外部筹资占财政收入比重为5.50％)。 如果制度参数能够调整为低成本(即提高缴费比例、降低养老金待遇调整比例、提高缴费基数占社平工资比例、提高遵缴率等)，那么人口参数和延退参数的政策选择空间会略宽一些，即调整两类参数其中之一，即可将“所需外部筹资占财政收入比重”控制在一个相对可承受范围之内(若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则所需外部筹资占财政收入比重为4.52％；若实施延退方案，则降为1.90％；若同时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和实施延退方案，则降为0.51％)。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一方面，虽然形势严峻，但并非“无药可医”；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时间窗口”，改革时机稍纵即逝，等到“病入膏肓”再“寻医问药”，估计真的就无计可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