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无序 ”的国际社会中塑造秩序
——对无政府状态的一种评析
高 见
(上海市长宁区司法局 法制科，上海 200050)
摘要 ：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理论中一项重要的公理性假设，也是研究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的逻辑起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对于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秩序何以可能，在国际社会中如何利用和改造无政府状态来追求符合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综合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分析无政府状态与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的关联性，指出无政府状态既可以成为冲突的诱因，也可以成为合作的动力。无政府状态不仅是讨论国际社会与国际秩序的具体语境，本身也孕育了利用和改造无政府状态的契机。借助建构主义分析工具，以中美两国的外交实践具体阐释现实世界中无政府状态具有的不同实践意义：无政府状态在理论和实践中可以成为塑造国际秩序与建设国际社会的推动性力量。
关键词 :无政府状态；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建构主义
一、无政府状态与国际秩序
无政府状态(anarchy)，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就是在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内部缺少政府、秩序或失去控制的状态。[1]但当这个近乎与“混乱”(disorder)同义的概念进入到国际政治领域后，其内涵和外延就发生了变化。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含义就是在主权国家之间不存在一个凌驾其上的中央权威，换言之就是不存在共同的中央政府，这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论述有关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的重要前提共识。建构主义尽管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有独到之处，认为无政府状态最终还是取决于国家对它的认识，但是这个假设本身没有被推翻，只是以三种“无政府文化”来填充“无政府状态”的内容。[2]
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无政府假设进行过详细的考察，分析了这个概念的模糊性。她从两个层面上解析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提出了两个问题，即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缺少秩序吗？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是否缺少“政府”？后面一个问题中的“政府”概念错综复杂，所以后来又被作者分解成对法律、制度和合法性三个要素的讨论。事实上正如米尔纳已揭示的，“秩序的条件不仅仅与政府相联系”，“秩序的存在并不要求正式的制度或法律”，“合法性观念对维持任何秩序都是重要的”。[3]据此可知，理解无政府状态的关键是分析无政府状态和国际秩序的关联性。
秩序(order)这个词也有多种含义，一般的理解就是一种“有序的状态”，但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这个概念的含义远非如此简单，“英国学派”代表人物汉迪·布尔(Hedley Bull)曾经专门探讨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政治秩序问题。布尔接受了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有目的的秩序”这一概念，这些目的是一个社会得以存在的基本的必要条件——生存、信用和财产，“社会生活秩序指的是一种追求上述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社会生活目标的人类行为格局”。类似的还有，“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重要目标的行为格局”，世界秩序就是“支撑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的或主要的目标的人类活动的格局或布局”。[4]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定义，那么秩序这个概念就包含了一定的价值性和目的性，国际社会不同的行为体对于国际秩序也就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追求，这对认识下面的问题至关重要。
无政府状态下是否存在秩序？很多学者已经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这从学理上和实践上都可以得到验证。但问题是，无政府状态与秩序的关联性何在？在缺少一个中央政府的背景下这种关联性何以可能？
自西欧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特别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后，一方面国际体系的成员(当时主要在西欧)逐渐摆脱了教皇、皇帝或者诸侯等超国家或次国家权威的桎梏，建立起互相平等的主权国家的身份认同，实现了国际关系在单位结构上的革命；另一方面，由于主权国家不再受到其他有形的物质或精神权威的制约，在所谓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利己倾向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连绵不断的国际战争和冲突，特别是20世纪连续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其毁灭性至今让人心有余悸。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形色色高举权力政治大旗的现实主义学派粉墨登场，特别是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的新现实主义学派更是以“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的排序原则置于其理论的首要地位。[5]在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尽管不是完全处于所谓的“自然状态”，但安全问题始终是性命攸关的重大议题(即使不总是头等大事)，“9·11”事件后世界军费开支的上升就很能说明问题。但令人困惑的是在这样一个无政府状态下怎么会或多或少形成一种秩序？
事实上，正如一位在国际政治理论和国际法领域都颇有建树的学者提醒我们的，可以将无政府状态理解为介于像美国联邦政府这样的权威机构和类似古代非洲松散的部落单位集合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7]同样的，国际社会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中间状态，既没有政府统摄下的井然有序，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盘散沙，而是与无政府状态相适应的社会形态。国际社会的成员，无论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都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只不过其对国家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要。在一个由独立平等的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组成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既要高度警惕互相防范某一国或集团的野心，也需要开展国家之间或者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特别在今天，国际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价值观念逐渐接近，人们更有可能接受一种普遍的制度安排或就国际社会的目的达成最广泛的虽然也可能只是最低的共识。前者反映了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不可避免的安全隐忧，但国家并不是只有安全问题需要关注，除了和平与安全这样的最低目的外，国家也渴望合作，人类渴望更美好的生活，所以后者就反映了国家对其他目的的追求。两者加以结合才是一个国际社会得以存在和继续发展的基础，也就形成了我们讨论的国际秩序——对国际社会称其为社会的最低目的的追求，并由行为体的反复行为缔造的一种行为格局或模式。
由此可见，无政府状态并不只是给国家带来不安全感，成为引发国际战争或冲突的体系性原因，无政府状态同时也是促进国际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在国际社会中无政府状态不仅不是国际秩序的终结者，相反根据新现实主义的逻辑，国际秩序还是和无政府状态相伴而生的。如果有人厌恶任何带有决定论色彩的判断，那么可以说，无论对于国际秩序还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都具有真实的意义。
二、无政府状态与国际社会
国际社会是“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早在1966年布尔就撰文挑战无政府状态与国际社会不相容这一当时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流命题。这里首先需要区分两个重要的理论概念——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我们知道，自有国家这样的政治行动单位开始，国家之间的交往也随之发展起来，国家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形成国际体系。早期的国际体系只是区域性的国际体系，比如西欧基督教国家的国际体系，东方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体系，但是早期国际体系不存在主权国家的观念与制度，体系成员间明显不平等(如华夷体系)。按照“英国学派”的理解，如果这些体系成员不受到一些共同的利益或价值观念的支配，不受一些共同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不相互合作以建设国际制度，那么，它们组成的就只是国际体系而不是国际社会。国际体系是形成国际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但存在国际体系并不意味着就会形成国际社会。也可以根据“社会性”因素或“社会化”程度的大小，将国际体系视为国际社会的萌芽或者国际社会的低级阶段，而国际社会是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国际体系，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个更加一体和有机的国际体系。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展和民族国家的崛起，一个全球性的国际体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但全球性的国际社会的出现却要迟得多。在这里并不打算详细分析“社会性”因素或“社会化”程度对国际社会具体建构的影响，只是接着前面的话题探讨一下无政府状态与国际社会何以契合以及其对国际社会中国际秩序的影响。
在洛克式的无政府状态中，国家间的基本关系是竞争对手的关系。与朋友关系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紧张的安全竞争和伴随而来的安全困境，有时候这种紧张关系会加剧到将国家几乎推回到霍布斯状态的地步(如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但与典型的“国国为战”的霍布斯状态相比，洛克状态还是极具进步意义的。主权原则是洛克状态中最重要的国际规范，也是洛克式国际社会的基石，因为主权原则正式确立了国家独立和平等的国际地位，承认了国家拥有生存、自由和财产权。主权原则并不能避免国家间爆发冲突甚至战争，但却可以大大降低国家的“死亡率”。美国在冷战后频繁地对外使用武力，但没有因此消灭过一个国家。即使在国际关系史上最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日本也无法否定法国和中国的主权身份。在建构主义看来，这是主权规范得以内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主权原则变成了“主权文化”。温特对无政府状态的划分虽然是理论层面上的，但对于理解今日国际社会成员利用和改造无政府状态以追求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是有启发意义的。接下来仍以国家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分析单位，以美国和中国为典型案例进行考察。
无政府状态并不必然导致天下大乱，只是缺少一个像国内中央政府那样的权威机构在全球层面上实施统治与管理。各个主权国家彼此独立，互相平等(实际情形可以另当别论)，根据“平等者之间没有管辖权”的原则并列排序。约瑟夫·M. 格里科(Joseph M. Grieco)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曾经比较过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对无政府状态的认识。从国际合作的角度出发，新自由制度主义者认识到无政府状态意味着“个人或国家相信没有机构可以实施规则，或制定和强制实施行为规则，或强制互相合作”，而新现实主义者则注意到问题的另一面，“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超级权威阻止其他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破坏或奴役本国”。[6]如果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比较容易看清问题的实质：正因为缺少这样的保障使国家处在无政府状态，才会导致各种国际博弈，产生国际合作理论并推动国际合作实践的发展。同样的逻辑，在没有超级权威保护者的情况下无政府状态只能产生一个自助体系，各国或多或少处在不安全状态中。但是事实上，这两种逻辑在同一个世界中是并存的。国际合作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如果脱离无政府状态的环境，国际合作的意义将大不相同。正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在追逐自我利益和改变生存困境等动力的驱使下，才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的国际制度。无论是国际合作还是国际制度，本身并不能削弱无政府状态，相反都是在无政府状态这个语境下讨论问题。无政府状态阻碍了人们在国家间建立国内的等级秩序，但正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人们对国际秩序的追求才能得到最集中体现。尽管国际合作、国际制度、国际法甚或国际组织本身不是国际社会的目的所在，但它们输出的结果却可以产生追求这些目的的“行为格局”，是实现国际秩序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无政府状态赋予了国际秩序真实的意义，或者说国际秩序是无政府状态下的秩序。
无政府状态既可以成为冲突的根源，也可以成为合作的动因，所以关键在于如何去认识和利用无政府状态。在这个问题上，后起的建构主义走到了主流理论的前列。温特看到了无政府状态背后的意义，他认为国家并非如新现实主义理解的那样被动地置于无政府状态下，而是可以通过主体间互动赋予无政府状态不同的意义和内涵。根据角色结构的差异，温特提出了著名的三种无政府文化的假设：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尽管现实政治中这三种文化的成分可以并存于同一时空，但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国际社会的主流文化就是洛克文化，这也成为新现实主义讨论无政府状态的具体语境。
在“山大王”的绿色种植园区，每年生产加工野生食用菌600多吨，人工种植食用菌和各种果蔬900多吨，盖着黑色遮阳网的大棚整齐有序地排列着，远远望去就像片静谧的黑色海洋。
三、无政府状态对国际社会塑造秩序的意义
上周（11月12日-11月16日），冬储缓慢推进，二铵市场走势坚挺，局部地区陆续出台冬储价格，报价上调。11月19日中国磷酸二铵批发价格指数（CPPI）为2920.97点，环比上涨7.76点，涨幅为0.27%；同比上涨199.65点，涨幅为7.34%；比基期下跌300.80点，跌幅为9.34%。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阶段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以来，已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着13亿人口的执政党，是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党的思想文化建设，直接关系着全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方向，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
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出于论述一致性的需要，布尔在1977年出版的《无政府社会》一书中讨论的国际社会还是主权国家的国际社会，有时候直接就用“国家社会”这个术语。随着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迅速崛起(人们熟知的各种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跨国运动甚至包括一些个人)，国际合作的深入发展(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环境保护等诸领域)，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法的不断完善，国际社会的“社会性”因素和“社会化”程度在持续增长当中，国家社会正在让位于一个尚未定型但已经清晰可见的“全球社会”或“世界社会”。尽管如此，国家作为这个社会最基本和最重要成员的地位却难以从根本上加以撼动。主权国家仍然有效统治着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域，通过国籍制度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效忠，控制着所有至关重要的国际组织并且拥有最强大的毁灭性力量。非国家行为体的涌现和交互作用(包括与主权国家之间)大大丰富了国际社会的形式和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削弱或者终结无政府状态。即使是今天相对发达的国际社会也无法提供一个有形的中央政府，更不存在更多的现实的替代选择，相反仍然受制于这个体系结构的影响。所以无论讨论国际秩序还是国际社会都不能脱离这个语境，否则只会成为毫无意义的空谈。
有学者曾指出美国建国以来有对内信奉自由主义、不信任政府，对外推崇现实主义，不信任国际社会的传统。[8]除了一度盛行的理想主义思潮外，20世纪占据美国对外政策主流的是各种现实主义流派，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美苏缓和降温和冷战对抗再次激化，强调无政府状态为国际结构第一要素的新现实主义学派迅速崛起，更是强化了美国人从无政府状态出发观察外部世界的思维模式。冷战结束后，尽管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但单位之间的力量分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综合国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国。但美国也清醒地认识到，只要当前的洛克式无政府状态继续维持下去，则美国既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领袖，也不可能完全解除其安全隐忧。由于美国倡导的国际新秩序实际上是要建立以美国为中心，以西方价值观和制度设计为基础的单极领导下的稳定的多极世界，因此美国需要对无政府状态进行改造，削弱其中对美国不利的竞争成分，使其为实现美国领导下的大国合作提供土壤。正因为如此，冷战后的美国既可以看到带有浓厚自由主义色彩的“民主和平论”、“软权力论”和“全球化理论”的蓬勃发展，也可以见证带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的“新帝国论”，甚至咄咄逼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迅猛崛起。这些反映在美国对外政策上，一方面美国以“西方盟主”自居，利用对北约等同盟组织的改造，加强同西方盟国之间的康德状态；另一方面又以“国际社会”代言人自居，力图削弱洛克式无政府状态中的安全竞争，宣称美国信仰的经济自由和民主政治是国际社会的主流和当今时代的潮流并在全世界推广之，企图将全世界整合到美国的旗帜下；面对各种“逆潮流而动的国家”，美国又以“世界法官”自居，宣判它们是“失败国家”、“无赖国家”、“邪恶轴心”等，并联合盟国讨伐之。美国的这些举动严重动摇了作为洛克状态基石的主权原则，将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推向了霍布斯状态的危险方向。随着传统安全威胁的消解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霸权的集中挑战(“9·11”事件更是直接攻击美国本土安全并强烈刺激了美国的神经)，美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进一步改变。恐怖主义的出现使得无政府状态的缺陷暴露无遗，尤其是跨国恐怖主义既不受国际组织管制，也不受主权国家的支配，而是通过全球网络展开活动，从而加大了美国反恐的难度。恐怖主义的挑战既加深了美国的不安全感，也激起了美国迅速改造现有国际秩序的强烈冲动。但是美国的“新战争观”和“新秩序观”震惊了世界舆论，其强行对外推行美式民主的做法也招致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9]美国赤裸裸的单边主义更是冲击了其苦心经营的西方同盟，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美欧关系一度破裂。所谓欲速则不达，美国最终还是要回到国际社会通过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机制和大国合作来解决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安全问题。美国过分强调了无政府状态的缺陷，又过分高估了自身改造无政府状态的能力，不断挑战洛克状态的基础，将自身意志强加给国际社会，其结果将是对美国更大的反动。
中国是新兴的世界大国，但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却还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内外环境的制约，中国曾长期游离于国际社会。[10]20世纪60年代，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更是一度以国际社会的“挑战者”自居(这里的国际社会明显是以西方为主导的)，自命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积极对外输出革命，实际上也是一种改造无政府状态的不成功的尝试。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重返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国与西方关系正常化，特别是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和改革开放的启动，加快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充分利用了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动因，不仅实现了与美国和西方阵营在苏联问题上的战略合作，还积极参与了经济、科技、文化、环境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同时中国还转变了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基本判断，推行“无敌国”外交，避免了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困境的激化，缓和了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冷战后由于原有秩序解体，关于国际新秩序的讨论又热烈起来。[11]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大国之一和其中负责任的一员，既有自身发展的战略考量，需要追求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又有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的崇高愿景，需要谋求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国际秩序，因此，中国始终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21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以及领导层实现新老更替，中国的发展观和世界观进一步明晰化。在发展观上，中国先后强调了走“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道路，[12]挑战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困境和霸权更替(争霸战争)的铁律，引发了海内外的激烈争议，尤其是在美国的学界和政界引起振荡。因为中国的崛起或发展即使在主观上是“和平”的，在客观上仍将刺激和挑战现有的世界霸权。在无政府状态下，美国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对于中国这样意识形态迥异但国力增长迅猛、未来走向不明的后起之秀更是不敢掉以轻心。因此，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采取接触与遏制并用的对华政策，双边关系不断振荡起伏。直至“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由于美国加速重组国际秩序尝试受挫，不得不重新诉诸大国合作的国际机制，中美关系中竞争与冲突的一面才越来越被双方强调的共同利益和合作所掩盖。“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的定位尽管一度引发了人们无穷的想象力，但根据建构主义的看法这一提法并无多少新意，只是验证了新现实主义语境下的洛克式无政府状态中关于规范内化的新自由主义的假设。当然明智的中国领导人也不会期待两国关系将由洛克状态向康德状态转化。近几十年来，中国受益于洛克式无政府状态下的主权独立和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并努力削弱和避免洛克状态下的安全困境，扩大和利用洛克状态下的合作诱因，为自身的发展战略服务。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影响和改造当前的无政府状态，这集中反映在中国提倡的新世界观上。2005年胡锦涛在联合国正式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13]“和谐世界”不是“大同世界”，其要旨是“和而不同”，因此中国的世界观仍然是建立在洛克式无政府状态基础上的。与美国企图通过单边主义将无政府状态改造成以美国为领导的带有等级色彩的国际“新秩序”不同，中国希望的是在现有无政府状态下进行“体制内改造”。所谓“和谐世界”，一方面需要抑制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竞争和武力相向的冲动，另一方面需要强化无政府状态下的非竞争性因素(和谐不等于合作)，也就是洛克无政府状态下主权文化中的独立与平等权利。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在瑞士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期间，连续发表两场主旨演讲，先后提出“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中国主张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享共赢”的中国方案。[14]“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不仅在于缓和中国和霸权国的冲突，也在于稀释中国与其他国家与地区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客观上也是为中国提供平等参与国际社会的平台和开拓和平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归根结底还是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服务。
通常情况下，关于带电粒子的初速度方向与电场线平行的这类问题的考察点无非就是在q、E、m、a这几个物理量中给定其三，让你求其一，或者给出荷质比。同样，根据上述的动能定理即结合给定条件可求得解题所需要的物理量。
四、结 语
无政府状态的存在确实不能令人安心，但也绝非一无是处。华尔兹就曾论述过无政府状态的优点，包括相对于国内等级秩序能够降低成本(避免等级秩序下对政治排序控制的争夺)，维护国家的自由(包括对武力行使的合法垄断)，最重要的是无政府状态内含了这样一种前景——对国际和解和国际合作的推动。[15]最后一点至关重要，也是本文一再强调的方面。正是在看似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建构着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国际社会，也正是在看似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下形成了人们对国际秩序孜孜不倦的追求。无政府状态不仅不同它们矛盾，反而相容相伴令后者具有真实的意义。更进一步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的关系将处在一种相互调适而不是互相削弱或非此即彼的状态中。当然，我们并不排斥对无政府状态的质疑，也不否认追求一种否定或超越无政府状态的新的国际社会结构的理论价值，但除了前面提到的无政府状态的优点之外，与其把注意力放在种种设想很美好但实施前景并不明朗、充满各种风险的其他选择上，不如更好地深化对无政府状态的认识，在无政府状态下塑造更好的国际秩序，建设更好的国际社会。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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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18-10-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14BFX128)
作者简介 ：高 见(1984-)，男，硕士；E -mail： gaojian_1217@163.com
文章编号 ：1671-7031(2019)01-0030-06
标签：无政府状态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国际社会论文; 建构主义论文; 上海市长宁区司法局法制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