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谈香港文化的转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转机论文,秋雨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大陆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教授最近应邀出访了台湾、香港，作了数十场社会性演讲，引起了很大社会反响。4月30日下午，他在东方广播电台接受了节目主持人陈洁的采访，对九七回归前的香港文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演讲盛况
余教授，您好！从报刊上看到，您去年年底开始一直在台湾、香港讲学。台湾的报纸我还没有机会看到，但香港几家不同派系的大报都连续用整版的篇幅详细报道您的演讲盛况却是看到了，非常令人吃惊。可能台湾更轰动吧？
到香港主要在香港大学教一门课程，顺便应邀作了六场社会演讲。台湾讲了二十几场，全岛几乎每个城市来邀请了，不得不有一个班子来处理我的日程。我本想偷偷赖，在不同的城市讲差不多的内容应付一下，没想到有一批热心的听讲者不管我到哪儿都跟随着，逼得我只能每次讲不同的内容。结果，可以出一本《台湾演讲录》了。最近我正忙着整理台湾出版家们送来的一大堆录音记录稿，估计下半年就能出书。
希望早一点看到您的《台湾演讲录》。今天我们不讲台湾只讲香港，因为九七回归就在眼前。您在香港的六次演讲，主要讲了些什么？
在香港讲了六个方面：一，十七世纪中叶至本世纪的中华文化思潮；二，文化人如何吸取历史灰烬中的余温；三，我近年来对华北、东北和新疆的文化考察成果；四，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原则；五，现代人的阅读策略；六，散文写作的几个难点。
这些题目都很好，说不定还能出一本《香港演讲录》吧？
那倒不急。香港的六次演讲，倒是与台湾的演讲有点重复，好在没有台湾人跟到香港来听。
从香港报纸上看到，听您的演讲是要缴费的，每人每次20港元。您每次演讲都人满为患，这……
（笑）您想说我收入不少吧？这误会了。在香港，越是受欢迎的演讲在多家报纸每天刊登告示，讲题，售票方法、演讲地点等等，报纸很多，刊登这些告示要一笔可观经费的，而且还要场租费，以及我住酒店的费用，主办单位如港大、香港学者协会、中华文化促进会等都由文人组成，不可能作经营性操作，到最后把剩下的2000港元交给我，我就当场请客吃饭了。台湾演讲不缴费，所以有几个经营性的文化交流单位一直责怪我没有让他们主办，著名经济学家高希均教授更是一再在这个问题上教育我，但我想如果去作经营性演讲，讲的内容是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就会浑身不自在。假使我的讲题是商务咨询，收费就自然了。内容和形式总要统一，也许我的观念落后了。
这个问题再过几年可能也会成为我们这儿的一个现实课程，今天就不讨论了。我想询问的是您对香港文化的印象，因为很多人都说香港是个文化沙漠。
不是沙漠的回归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多年来我也一直听内地文化界的朋友说，香港是文化沙漠，甚至不是文化界的朋友也跟着这么说，其实是不公平的。我们怎么能设想，举世瞩目的香港回归，回归来的居然只是一个经济的富矿、文化的沙漠！当然我相信，说香港是文化沙漠的朋友们有一种文化热忱，但是，文化的眼光首先应该是公正的眼光。我觉得，朋友们作出这种错误判断是有原因的，既有浅层原因，也有深层原因。
那么我们由浅入深，请您先讲讲浅层原因吧。
浅层原因是观察方式上的原因。对于香港这样高度发达的商业都市来说，浮现在外的文化大多是快速消耗型的消费文化。我们匆匆忙忙去一次，看看每天的电视、报纸，翻翻流行小说，读读那些生活指导、社会随感式的书籍，偶然再看一场歌星演唱会或粤语话剧，很容易得出这个印象。更麻烦的是，全部这一切往往都有精美的包装，都有夸张的造势，更让人怀疑这就是香港文化的至高层次。有时，大陆文化界朋友也会去参加一些学术研讨会，会议的组织、招待十分专业，但由于参加者来自世界各地，往往论题游移，角度繁杂，各说一套，根本无法深入，因此对香港误会就更深了。也会在各种场合有一些新结识的朋友与你交换名片和书籍，名片上印的“协会”、“委员”的头衔十分堂皇，但一翻书籍却又是速耗型的随感，于是结论也就随口吐出了。
您认为，这一切都属于浮现在外的层面？
是的。任何一座城市的高层文化都是比较安静的，它们不可能频频晃动在外，让你随意就可看到。例如，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以及岭南浸会等高等院校中，就藏龙卧虎，有很多相当出色的专家、学者、教授在工作，社会各界也潜藏着不少厚实的文化人。他们这些人连学术研讨会也很少出现。饶宗颐教授不大会出来，张五常教授不大会出来，金耀基教授不大会出来，金庸先生不大会出来，甚至董桥先生也不大会出来，这样一个名单还可以不断开下去，其中势必又会有不少外国学者，但应该承认，他们在香港也是一种无可置疑的真实存在。他们的存在虽然安静，却构成了香港文化的重要坐标。
这是对的，就像观察上海文化，如果外地旅游者只凭偶尔看到的几台联欢会或几部电视剧就得出结论，把四十多所大学的存在忘记了，显然是不公平的。
即便是演出，香港的一些优秀演出由于档期排得紧，匆匆几天演完，往往也在观光客的视线之外。至于有些探索性的艺术团体，几十年不懈地进行着某种艺术流派的实验，人们在仓促间也是看不到的。但是，它们都是香港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那么，请您再讲讲得出“香港是文化沙漠”这一错误结论的深层原因。
深层原因是得出错误结论的观察者们心底的文化构架，与香港的文化构架有很大差别，合不扰。例如，前面说过，消耗性流行文化由于伴随着它们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可能有精美的包装、先声夺人的造势，这就与我们习惯的文化构架有很大距离。又如，对于“文化”这一概念的呈现方式，香港显然要更宽泛、更多元、更随意，而我们则在长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归类方式、汇集方式，组织方式和评判方式。我们很多朋友不见得对自己的这一套方式满意，但内心的习惯定势却使我们不容易轻松地入乡随俗。
香港文化的优势
您前面说过，文化眼光首先应该是公正的眼光。那么，从公正的眼光来看，香港有哪些文化优势呢？
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高层文化的生态示范。香港的大学和高层研究机构汇聚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这次在港大有两位美国教授夸张地对我说，他们美国有几所大学最优秀的教授都到香港来了。美国的本校应该称为“分校”了，原因是香港大学教授的薪金超过美国很多。教授由于评定严格、薪金很高，也就成为社会上羡慕和尊敬的对象。这使香港的文化结构有了一个稳定的制高点，也使这个社会的文化向往有了一种生态示范。例如，香港地图上表有“香港大学校长私宅”，而各个商界富豪也争相在大学里建楼捐赠。在大学之外，市民也能随手指给你看这儿是某某名家别墅，这儿是哪位画家的住宅……更重要的是，良好的生态条件使不少高层文化人获得了大规模深度研究的可能。例如饶宗颐教授立足香港。可以不断外出考察世界各地的文化故址，可以精研梵文、法文、德文、英文和希伯来文，最终成为一位国际公认的汉学权威。香港文化界当然也会有人事纷争，但把高层文化人拉低了层次进行恶性攻陷或互相贬损的情况却是较难想像的；
第二，高频率的流通。除了优厚的生态条件造成各方文化人士向香港的良性流通外，文化活动的流通也非常频繁。电影《英国病人》、《贝隆夫人》刚刚在美国获奖，我在香港立即就看到了，而且票子很难买，多数香港人觉得不看这样的最新名作是很没有面子的。但看了又不会长久地津津乐道，很快成为一个陈旧的话题，然后投入下一轮更新的观摩，可能是一台成功的音乐剧，可能是一场演唱会。在这种此起比伏、终年不息的审美浪潮中，哪些人想通过艺术外的力量获得某种长久的虚名或权势，就会沦为笑话；
第三，传媒文化的发达。主要是指报刊、电视、电脑网络，这些传媒是文化的载体，但时间一长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的内外格局，成为文化本体。香港传媒文化的发达程度人所共知，不必细谈了；
第四，文化制作人队伍的强大。这是一支我们大陆刚刚兴起的队伍，但在香港早已十分强大。影视剧的制片人、电脑网络和电影院线的主持者、大型音乐剧乃至唱碟的制作者等等，成为许多文化活动的主心骨。他们洞悉国际文化态势，了解本港及外地区观众的审美心理，熟知经济运作规律，使他们主持的文化活动充满了经济活力和社会活力，有一些也有不低的文化品位。这种情况，远不是单个艺术家的自身经验和艺术名声所能替代的了。香港文化制作人中已有相当人数在亚太地区取得领先地位；
第五，流行文化的繁荣。这一点无须多说，我只想说明，无论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鄙视流行文化都没有道理的。流行文化中有垃圾，非流行文化中也有垃圾。流行不是罪名，正像畅销不是罪名，广大普通的人民群众对文化的休闲需要，我们没有权利随意指摘，而把那些人类艺术史上的堂皇经典降格为休闲，也是不合适的。据我所知，许多高层文化人在业余时间观看的，常常是武侠小说，警匪电影，他们在汽车上播放的，也未必是贝多芬和意大利歌剧。我们如果无法正视流行文化也就很难面对香港文化。
以上五点，出现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要冲上，使香港文化的优势非常明显。
香港文化的缺憾
您列举香港文化的这些优势是有说服力的，但我还想请您谈谈香港文化的劣势。一般看来，香港文化缺少历史的积累，可以这样说吗？
香港文化确实也有它明显的劣势，但主要不是历史积累的问题。对于一个现代都市来说，它的文化强度与历史积累并不构成直接关系。例如上海文化在二、三十年代十分引人注目，但就历史积累而言并不深厚，不仅比不上北京、西安，甚至比不上苏州、扬州、绍兴、桐城，但由于拥有了商务印书馆、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众多报社、电台、电影厂，唱片厂，在中国的文化地位一下子升得很高。关键在于机制。为此，我作为深圳市的文化顾问，也曾对深圳市的领导谈，不必在西安、扬州等文化古城前自惭形秽，也不必作摹仿性的追赶，而应该着力于建立新兴的文化机制。上海火车站从老北站搬到新客站，新客站地区不必羡慕老北站的百年热闹，只要流通机制过来了，热闹也随之过来了。
我赞成您的这种说法，那么香港文化的缺憾究竟在哪里呢？
香港文化的主要缺憾在于长期缺少整体定位。我上面所说的它的种种优势，还只是形态上的繁荣，从深里看，香港文化一直缺少一个精神上的完整身份，因此也就没有一种明确的文化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它再繁荣也是一种缺少体系的存在。谁都知道，这是与长久的殖民统治分不开的。它的高层文化，是东、西方文化的混合而不是化合。混合状态的文化是不会有整体路向和整体责任的，由此它也就无力对流行文化产生引导，使流行文化处于纯消费状态。流行文化因完全失落了高层资源，不得不全然依附于商业利益，依附于一般消费，这种依附所产生的巨大活力使高层文化显得非常寂寞。这一切，造成了香港文化的自身破碎，形不成呼应，构不成合力，甚至构不成对它作深度解析的可能。这与香港在财经上大规模的有机组合相比，有极大的差距。
您这个判断很深刻，有没有在香港表述一下？
表述了。我不仅在演讲中表述，而且在香港文化界威信很高的《信报》上发表了长达大半版的答记者问。我说香港文化在表层繁荣中缺少一个宁静的整体灵魂；我说那些妇孺皆知的流行歌手很可爱，但总不能让这些可爱的男孩子、女孩子作为这一座城市的文化灵魂；同时，我又说，那些高层学者虽然优裕却与整个都市很隔绝，他们也没有能够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灵魂。饶宗颐教授读到我的这篇答记者问后颇为赞同，约我见面，请我吃饭，我当面表述了对他的长久景仰，他幽默地说：“不，如果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我只是这个沙漠中的一颗沙。”我说：“如果是沙漠，您也是沙漠中的一棵参天大树。因此，即使仅仅有您，香港也不是沙漠。”饶宗颐教授感叹一声，不无怨伤地说：“余先生，我很寂寞。即便是我指导的研究生，得了博士学位就走向了商界，几年后见面虽然客气，但实际上已经形同路人。”我想，这番对话，很能说明香港文化的弊病所在。
有可能成为亚洲文化中心吗？
九七回归后，香港文化能克服它的重大缺憾吗？
有可能。但要有文化上的宏谋远虑，又要有高度智慧的运作。九七回归至少使香港可以确立自身的文化立足点，那就是以东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为背景的国际文化交汇点。文化身份一旦确定，文化责任也就随之显现，它已有的文化优势全盘皆活。这是香港文化的转机。
如果出现这种前景，香港文化的地位一定会进一步提高。
是的。其实目前世界上很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都在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例如新加坡就是如此。但相比之下，香港在未来亚洲文化中的地位有可能特别突出，由于汇聚，由于流通，由于整体背景，它会成为下世纪亚洲文化中心的候选人。
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了您的这个论断。有的报纸甚至把这个论断作为通栏标题。
我不是随口说的。记得两年前我应邀在新加坡报业中心礼堂作社会性演讲，就有人站起来问我新加坡在下一个世纪有没有可能成为亚洲文化中心。我立即回答说不可能，新加坡可能成为亚洲文化的一个流通码头。第二天，新加坡的中、英文报纸也都用通栏标题表述了我的判断，我佩服他们的大度。但香港却有可能，只要它克服自身缺憾，发挥自身优势。
为什么不是东京呢？
所谓中心，是相对于幅度而言的。日本文化伸展的幅度不大，主要还是浓浓地保藏在他们国内，要讲中心就没有太大意思了。华文文化的伸展幅度很大，险了中国腹地外还覆盖到东南亚和其他地区，而这些华文文化都处于与其他文化的交汇之中，因此势必需要有一个交汇的中心，香港当然是主要候选人。
那么我们上海呢？
上海文化也有很大发展前景，但从目前看，它在汇聚、流通方面还比不上香港。当然它也具备候选人资格。
香港有落选的可能吗？
有。最怕它全力推进财经而忽视文化。现今世界上许多新兴的经济起飞地区都有这个毛病。所谓忽视，倒不是全然不视，更大的可能是自以为已经重视文化，而实际上却用经济实用原则在设计文化。
什么叫“用经济实用原则设计文化”？
例如，把教育完全替代文化，把对国际文化活动的引进替代自身文化创造，把热闹的消费文化替代整体文化，把零散的文化混合替代一座城市的文化合力，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这么看来，还需要有一批高层次的文设计者介入，或者领导人本身就有高层次的文化设计素质。
是的。因此我在《信报》的答记者问中，一再提醒新一代香港领导阶层应把文化当作一件大事来看待，疏忽不得。
从自省、互补走向共同健康
以一个文化人的身份作这种提醒很重要。其实这个提醒也适合于其他城市。余教授，我还想顺便问一下，在香港文化克服自身缺憾的过程中，大陆的城市是否会对它有很大的帮助？
帮助是互相的。同处在中华文化圈内的各座城市由于自己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方位、不同的归属，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缺憾，因此需要在互相对照中虚心发现自己的缺憾，学习别人的长处，既保持特色，又积极互补。中华文化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两百年间有严重的失落、损伤和变异，有的是良性的，有的是恶性的。无论是香港、大陆，还是台湾，都需要从文化意义上作一次全面自省，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各种弊病，共同激发健康活力。在这一点上，各个城市、各个方位都不应过于自以为是，沾沾自喜，觉得中华文化的优势都在自己脚下，都在自己的手里。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香港比较谦虚，证据是很少有香港文化人对香港文化的现状表示满意。在内地，广州、深圳也比较谦虚，一再警告自己不要成为文化沙漠。其实像深圳这样的新城市，传统文化的积累固然少，传统文化的弊病也少，而对后一点别的城市往往看不到。相比之下，京、沪两地倒往往不够谦虚，以历史自炫，以重镇自许，看不到自己显而易见的毛病，有的文化人甚至骄悍到莫名其妙的地步，实在有损所在城市的形象。很多小城市也长久处于文化的自我陶醉之中，这些年我每到一地，总能听到当地官员和文化人历数该地历史上出过的各种人物，连名人旅游路过也计算在内，进而又历数该地在哪些方面是全国和世界第一（其实这很不难，任何一个人都有不少方面是全世界第一），然后得出了让我们大吃一惊的结论。而他们就长久享受在这种结论里。其实，在文化上越是沾沾自喜，就越显出没有等级的小家子气，就像一个人站在街边沾着口水的手指一遍遍地点钱给路人看，能富到哪里去呢？
这个比喻太形象了。我道听途说，您今后会较多地往返于港台，较少在上海逗留，是吗？
我的文化研究是以实地考察为前提的，考察的重点仍然是九洲大地。为此，这次台湾有好几所大学聘我作客座教授，我都婉拒了。但港台会比以往去得多一点，因为他们那里的几项文学大奖都聘我做了终评委。我想，一个大陆学人担任香港、台湾大奖的终评委还是很有沟通意义的一件事，所以接受了。香港回归后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碰撞，也是我考察的对象，因此我每年在深圳逗留较长时日，正好去年我出任了“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虚职，这个中心设在深圳。其他时间会在与我的研究课题有关的地方考察，上海每年大概会停留三个月左右吧。
怪不得大家都在抱怨没有办法找到您。真是闲云野鹤，令人羡慕！但在我看来，您的潇洒之中还包含着一种很大的文化使命感，形散神不散。大家虽然找不到您，但都在热切关注着您点点滴滴的动态和想法。有幸今天能碰巧“逮”住您，为我们讲了这么多，谢谢！
谢谢！谢谢你们给我提供了一个与上海的很多老朋友讲话的机会。
（张桂华根据录音整理，经余秋雨本人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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