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事战略调整与日美同盟体制_军事论文

美国军事战略调整与日美同盟体制_军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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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30日,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四年一度的《国防评估报告》供审议,据悉,该报告 吸取了“9·11”事件的教训,是在广泛听取军方意见和吸纳各智囊机构建议的基础上完成 的,反映了布什政府对美国全球军事战略进行的重大调整。主要内容是:(一)将冷战结束以 来推行的“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战区战争”的战略,改为“在打赢一场战区战争的同时 能应付一场小规模军事冲突”;(二)在兼顾欧洲的同时,将全球军事战略的重点从欧洲转向 亚洲;(三)根据战略重点转移的需要,相应调整军事建设方向和军事战略部署。在这个以重 视亚洲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新军事战略体系中,日本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目前,日美双方正 在进一步加强军事同盟体制,以便联手对付所谓共同“威胁”。上述动向不仅关系到整个亚 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与我国安危息息相关,值得严重关注。

一、美国新全球军事战略的矛头所向

近年来,美国官方及其各智囊机构提出一系列研究报告,就当前和未来15~25年国际战略 形势作出一些基本判断,并就未来美国军事战略提出一些建议,成为小布什政府拟定《国防 评估报告》、调整全球军事战略的前提和基础。其主要内容是:(一)认为至少在未来30年内 欧洲不会爆发大的战争,而亚洲却存在着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 印巴之间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二)认为亚太地区存在着数个核大国和可能实现核 武装的国家,有可能对美国构成挑战。(三)认为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政治动荡,存 在不稳定因素,可能危及东南亚的稳定。基于这种判断,它们建议美国要对全球战略进行重 新安排,其长远目标是“阻止可能导致战争的亚洲敌对势力、可疑对象和不安全因素的滋长 ”,“阻止亚洲出现地区性或洲内霸权国家”,以防“美国面临像前苏联那样的全球性挑战 ”。在上述研究报告中,中国的崛起和统一动向成为“关注”的主要焦点。兰德公司在题为 《美国和亚洲:美国新战略和军事力量态势》的报告中称:“对美国军方而言,近期的一个 突出问题是如何就中国可能对台湾使用武力作出反应。从长期看,中国业已加强的力量将对 这个地区以及美国的战略和美国军事力量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直 截了当地说:“中国几乎肯定将在今后50年,或许在今后25年中成为一个超级大国”,问题 是,正在崛起的中国是否能与邻国和平共处,“抑或会采用传统的强权外交”,他担心的是 中国可能会低估美国保卫台湾不被武力夺取的决心,因此会作出错误的判断。(注:美《华盛顿时报》2001年8月29日)

据报道,《 国防评估报告》也以“亚洲可能出现强大的军事竞争者”的表述暗指中国。以上言论表明, 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点的转移,其矛头主要指向中国。

小布什虽执政不久,但与克林顿政府相比,其对华政策上的所作所为却有所不同。第一, 克 林顿政府采取接触和遏制相结合的政策,而把重点放在对华接触和交往上,小布什政府则采 取有限接触和遏制相结合的政策,重点放在遏制上。第二,克林顿政府虽然主张加强其在亚 洲的联盟体制,但不主张在亚洲建立一种类似北约的地区联盟,而小布什政府则积极推动建 立“亚洲的北约”。第三,小布什政府在加强其亚太地区军事部署方面更加积极。四是与中 国一些东南亚邻国加强多边军事演习等。总之,自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政府正采取一系列 实际措施加强主要针对中国的军事和战略部署。

二、美国要求日本进行“力量分担”

随着全球军事战略的重点转向亚洲,美国更加重视日本在其全球和亚洲战略中的地位和作 用。由美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主持起草的研究报告《美国与日本——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中 强调,“日本是美国推行亚洲政策的基石,日美同盟是美国世界安全战略的中枢”,日美军 事合作要由过去的“任务分担”走向“力量分担”。 (注:日《日本的进路》2001年2月号)

所谓“任务分担”是指1981年铃木内 阁时期承诺的分担日本以南两条1,000海里航道和日本周围数百海里海域等的防卫任务;而 所谓“力量分担”是指“支持(日本的)武装部队发展超出其领土防御之外的军事能力”,“ 获得向盟军行动提供后勤支援的能力”。从一些美国政府首脑言论和近年来部分智囊机构的 政策建议来看,美国向日本提出了如下一些要求:

第一,希望同日本建立类似美国同英国那样的特殊关系。阿米蒂奇在其报告中提出要把“ 美国和英国的特殊关系视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典范”,还提出了日美军事合作的具体项目。 此外,今年6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美时,小布什安排在总统别墅戴维营会见小泉,这 也是美国重视日本和日美关系的一种外交姿态。

第二,要求日本取消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阿米蒂奇在报告中指出:“如果日本能 够行使集体自卫权,(日美间)便可进行更加密切而有效的安全合作”。所谓“日本禁止行使 集体自卫权”是战后日本在重整军备过程中,为应付在野党和舆论对日本可能实行“海外派 兵”的担心和批评,而对现行宪法第9条有关放弃战争、否认日本拥有战力和交战权规定所 作出的一种解释。由于有这种“政府解释”的存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日本拒绝了美国提 出的要它派兵进行后勤支援的要求;1997年签署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也只规定日本自卫队 只能在“与作战地区划清界限的后方地区”、即日本领域和周围公海及其上空提供“后方 支援”。由于受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约束,使得日本自卫队无法像英国那样在世界各地同 美军联合作战。有鉴于此,美国政府以及一些智囊机构积极推动日本取消这一限制,以便“ 使日本把安全防御范围扩大到其领土之外”,“获得支持联盟军事行动的适当能力”。

第三,推动日本采取具体措施履行日本在日美军事合作中对美国所作的承诺。鉴于受宪法 以及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制约,日本自卫队在支援美军作战方面难以满足美方要求,引起 美 国不满。对此,美方除要求日本取消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外,还积极推动日本采用“ 现实的”具体措施,切实落实在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已有协议中所作出的承诺。小布什上 台以来,积极倡议双方建立经常性的“战略对话”机制。今年6月末小泉访美期间,在美方 主导下,将建立副部长级战略对话机制写进日美联合声明之中。日美事务级战略对话机制的 建立,对今后进一步加强日美军事同盟体制具有重要意义。有的日本报纸指出:联合声明中 所说的“对安全环境的评价”,其最大的课题主要是对华政策;所说的确定“发生紧急事态 时两国的作用和任务”,以及“制定安全保障战略”和“研究兵力构成和兵力(部署)态势” 则无疑是为对应未来可能发生的“紧急事态”——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做准 备。这样一来,加强日美同盟体制就由以往的“纸上谈兵”阶段,开始进入“构筑真正发挥 作用的安全保障体制”的阶段。(注:日《产经新闻》2001年7月1日)

三、日本要利用日美同盟“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

日本历来把坚持日美安全条约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轴”。然而,不同时期,日美关系往 往会发生一些微妙变化。在克林顿执政后期,由于美国政府表示要同中国建立“建设性战略 伙伴关系”,1998年克林顿访华后没有接着访问日本,日本认为美国重视中国而轻视日本, 对此深表不满。小布什自开始竞选总统以来,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强调要加强日 美同盟关系。小布什就任总统后,任命阿米蒂奇等“亲日派”和“知日派”人士担任政府要 职,日本认为这是小布什政府重视日本的具体表现,因而力图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采取积极主 动步骤发展和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在小布什上台后8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本首相先后3次访美 。 “9·11”事件后,小泉不仅立即决定派自卫队对美军的报复行动提供后勤支援,还亲自跑 到华盛顿向美国作出具体保证。政府采取一些迎合美国的外交活动,这主要是出于日本自身 国家利益和战略的需要,正如一位日本外务省高级官员所说,其主要目的是企图通过加强日 美同盟来“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

美国提出的要日本取消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扩大日本自卫队在日美军事合作中的 作用,以及“支持日本修改宪法的努力,使日本把安全防御范围扩大到其领土以外”等主张 ,是完全符合日本一些人的愿望的。早在冷战结束之久的90年代前期,日本就有人提出日本 要做“普通国家”的口号。目前,这种主张在日本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所谓“普通国 家”,按照提出这一主张的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当时的说法是,“在国际社会被视为理所当 然的事”,“要理所当然地去做”。(注: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1994年版,104页)

他所说的“理所当然的事”是指日本要像欧美等国那 样参加联合国名义下组建的联合国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其实质是要突破现行宪法的 制约,实现“海外派兵”。实际上,自从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 》(简称PKO法)以来,日本在突破“禁止海外派兵”的限制方面已取得节节进展。PKO法成立 后,日本以参加维和的名义先后向柬埔寨、莫桑比克、卢旺达等国派出自卫队,实现了“海 外派兵”的第一步。1997年签署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及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的《周 边事态法》等相关法案,又为今后以提供“后方支援”名义将自卫队派出日本的领海和领空 以外协助美军作战奠定了法律基础。如果说,PKO法的通过使自卫队得以用维和的名义走向 海外,那么,未来一旦日本周边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日本便可以通过实施《周边事态法》 支援美军作战,名副其实地实现“海外派兵”。值得注意的是,“9·11”事件的发生再次 为 日本扩大“海外派兵”提供了新机会。日本按照美方要求,作为支持美国实施打击恐怖分子 作战的主要措施之一,决定将自卫队派往印度洋和地中海,以及在得到对方同意下派往阿富 汗的邻国,向美军提供后勤支援。9月中旬日本国会专门通过了《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 该法的通过,意味着日本“海外派兵”的范围由日本附近的公海进一步扩大到中东乃至全世 界,从而使日本得以借助美国的要求,再次突破禁止“海外派兵”的制约。

另外,对日本来说,加强日美军事同盟体制也是出于对外政策,尤其是出于对华政策的需 要。今年5月小泉上台后发表的首次施政演说称:要“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基础,维持并发展 与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等邻国的友好关系”。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说,日本要以日美军事同 盟 体制为后盾对外开展实力外交。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中日两国在历史问题、台湾问 题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加深,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在发生变化。近几年,日本一方面表示要 继续发展日中关系,但与此同时,日本防范和企图遏制中国的意识也在抬头。1997年初日本 《产经新闻》披露了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题为《安全环境长期预测与日本防卫应有状态 》的内部报告。报告预测,到2015年前后,“几乎可以断定中国将成为经济、军事、政治兼 备的大国”,并“同日美形成军事对峙的局面”。该报告提出以下预防措施:(1)“维持和 加强日美安全保障体制”;(2)改善日俄关系,以牵制中国;(3)在中国周围“构筑遏制中国 霸权行为的屏障”;(4)加强自身防卫力量。而日本的“最佳安全政策是维持和加强日美安 全保障体制”。(注:日《产经新闻》1997年1月6日)

此后,日本相继采取了同美国签署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制定《周边 事态法》等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加强日美同盟体制。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主要目标之一是 针对中国和遏制中国武力解放台湾的。可以说,在对华政策上,日本巩固和加强日美同盟体 制的主要企图是,在维持中日关系的同时,打算以美国的军事实力为后盾、通过日美联手, 着手建立防范和未来遏制中国的军事体制。

第三,加强日美军事同盟体制有助于日本借助“外压”取消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 由于和平宪法的存在,战后日本在扩充军备道路上往往受到各种制约。日本自卫队发展到今 天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是日本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从而不能在地区和世界上发挥更大军事 作用。这不仅关系到能否满足美国的要求,在日美军事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更重要的是关 系到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使自卫队走向海外,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发挥军事作用的问题。 因此,取消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已成为日本政府有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日本取消禁止 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有3个途径:一是修改宪法;二是修改政府有关日本不能行使集体自 卫权的解释,使之不仅拥有而且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三是如日本一些人主张的那样制定一 个“国防基本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就以往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而言,修改宪法短期难以实现 ,其余两个解决办法也面临巨大阻力。然而,自去年10月美国发表“阿米蒂奇报告”以来, 特别是小布什上台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明确提出要求日本取消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 制,此举对日本政界和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日本各界已开始认真思考和讨论集体自 卫权问题。小泉上台后立即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决定把改变政府对有关解释包括在内“研究 所有事态”,(注:时事社2001年4月27日)

企图借助美的“压力”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预料,一旦日本取消不能行使集 体自卫权的限制,自卫队便可以“堂堂正正”地走向海外,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军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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