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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曾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央军校在大陆的发展，历时21年之久，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则为该校发展的最重要时期。这一期间，它不仅为南京国民政府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中、初级军官，基本奠定了国民党军事干部队伍的基础，而且也为蒋介石培植嫡系势力提供了重要基地，对于蒋介石实行其独裁专制统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军校自身的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及教学条件之正规与完善，也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国民党全盛军事时代的军事教育状况。本文试对南京时期中央军校的发展历程、教育与训练，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一初步探究。
一、南京中央军校的兴办与发展
中央军校是南京国民政府设置最早的军事教育机构。1928年兴办之初它直隶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介石、李济深、何应钦分任校长、副校长和教育长。1929年以后张治中接任教育长，实际负责军校教育、校务一切事宜，直至抗战开始。
南京中央军校的办学宗旨完全服从于蒋介石的统治需求，主要为其培养陆军基层军官，并短训部分在职军官，以此建立一支以黄埔系为骨干并具现代化训练素质的国民党武装。据此，军校的教育体系，是以养成教育为主，兼含补习与召集教育。
养成教育，也即培养初级军官及特殊军事技术人才的正期学生教育。其每年通过考试招收新生一期。招考标准十分严格，规定投考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程度的学历；（二）年龄在18岁至24岁之间；（三）体格须健康无疾病，并符合一定的身长和体重标准。投考者的考试程序，分初试、复试两级。先在各省进行初试，初试及格后到南京本校复试。考试的科目为党义、国文、外语、中外历史地理数理化。[①a]
养成教育的修业期限，起初各期长短不一，自第八期开始制度化，学制定为三年：第一年为入伍生教育，入伍教育期满后，经考试合格并根据志愿和考试成绩分别升入步、炮、骑、工、辎重等各兵种学生队，实行为期两年的正式学生教育，也即军官候补生教育；期满之后分配到各部队任见习官半年，随后即可以少尉军官补用[②a]。
除正期学生的养成教育外，南京中央军校还兼办中级以上军官的补习教育和应特殊需要而进行的召集教育。此类教育基本上均属军官短期训练班性质，受训者大多系在职或失业军官，其也称学员教育。
养成教育、补习教育和召集教育的分类兴办，使南京中央军校的规模和影响超过了同一时期的任何一所军事学校，从而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教育重心。
南京中央军校自1928年兴办到1937年西迁成都止，历时10年，共招训正期学生8期，也即第六期至第十三期，以及各类军官班若干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28春至1929冬。这是军校的草创阶段，其办学条件和各种教育设施均较粗陋。教育方面主要是收容前黄埔军校和其它军事教育机构遗留下来的学生，并合在宁新招的学生，先后编为第六、七两期实施教育训练。初建的军校已开始卷入蒋介石的“讨逆”活动，1929年10月，第七期全体学员生均奉命参加了蒋冯战争。
第二阶段，为1930年春至1937年春，从第八至第十三期军校教育步入了正规化时期，在学生招考规则、教育期限、教育程序、教育计划和教学内容诸方面都日臻完善和规范化。而德式教育的采用更使军校教育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与此同时，军校还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扩大了正期学生在全国的招生范围，由原先集中于南方，而扩展到黄河南北和边疆各省；并且举办了大量的军官补习教育和召集教育，其中许多短训班是直接配合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从而使军校的地位和作用日显重要，达到其鼎盛时期。
第三阶段，为1937年5月至1937年10月。这是南京中央军校的最后阶段，战前准备和战时搬迁是这一阶段军校的主要活动。
二、南京中央军校的教育与训练
（一）军事教育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训练中心的中央军校，其军事教育的基本宗旨，是力求学生“修得军事知识与各兵科初级干部必要之技术与指挥能力”。由此，军校正期学生的军事教育在前两个年度，均是修习初级军官所需的基本军事知识，所学课程各兵科大致一样（除第八期外，一般入伍生期间不分兵科，升入学生期后再分兵科）。内容分为学科与术科两大类。
学科，系讲授军事学之原理，包括军事学、政治学和普通学三个部分。军事学基本内容是典范令、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筑城学、交通学、地形学、通讯学、航空学、战车学、瓦斯学、输送学、军队教育、卫生学、经理学等；政治学的主要内容，是党义和政治训练；普通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史地及外语。
术科，系根据军事学原理，演习一切作战上之技术。其基本内容是制式教练、战斗教练、野外演习和实弹射击与小部队之指挥练习等。
第三个年度，学生则被授以各兵科专门学识及技能。
正期学生之外的各类军官短训班，则在一般学、术科教育的基础上，再根据各班的专业特点施以特种专门训练或高层次的提高教育。如步兵重兵器训练班，在学科方面主要授以器械学、射击学和观测教练；术科方面则着重于步兵榴弹炮教练、八二迫击炮教练、以及各种加农炮和马克沁机关枪教练等。
军校制定了各种细致的教育进度预定表等，按照所开课程编纂一批相应教材，并收集各种现成军事书籍，“斟酌损益”，修改使用。对教育的结果也十分注重。建立了严格的考试制度。通过各项考试，一方面检定学生对于学、术两科理解之程度，及应用之能力，另一方面鞭策学生在学业上不断进取。
军事教育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师资队伍的状况。南京中央军校对教职人员具有很高的要求。规定教官任用，必须由教官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然后再呈请学校委任。被委任到校服务的人员必须以一个月为试用期，在此期间将审查其经历是否确实，精神是否充足，思想是否纯正。试用期后再须经过三个月的代理工作，最终才被补授实职。[①b]军校每年还对教职人员进行一次考核，凡“服务勤慎或卓著成绩者”将分别得到嘉奖、晋薪或记升、晋级等奖励；凡“学力欠缺或放弃职守者”将分别受到警告、降级、免职等处分。[①c]同时，军校还强调所有教官必须精通英、德、日其中一种语言，以使其能“直接探求各国之最新军事学术”，更好胜任现代军事学术的教学工作。[②c]
军校当局对教职人员的严格把关，一方面确使军校召集到一批颇具才识的军事理论教育家，有助于军事教育的发展和军事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由于录用了一批所谓“思想纯正”，能够“效命党国”的军事教官，从而也强化了蒋介石对于军校的直接控制。
（二）政治训练
南京中央军校建立后，以“政治训练与军事教育并重”为方针，从开学的第一天起蒋介石就强调，军校学生在政治方面“要受严格的训练，守严格的纪律，服从党，服从主义”；[③c]1929年国民党“三大”确立了“军事教育与三民主义教育成为一体”的原则之后，政训工作在南京中央军校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原先隶属于教授部的政训处开始独立工作，名义上直属于校本部，实际上由军委会政训处直接节制，所有政工人员均由军委会政训处统一委派。1932年黄埔系的秘密宗派团体力行社成立后，军校的政训工作又一直在力行社的控制之下活动，成为蒋介石专制统治的一块重要阵地。
军校政训工作从政治教育与政治训育两大方面展开，政治教育侧重于政治理论和政治知识的灌输，由政治教官负责向学生讲授党义以及社会科学课程，政治训育着眼于人格、精神之陶冶，由训育教官及训育员分负其责。[④c]
南京中央军校政治训练的实质，是通过严密的政训工作体系监视学员生的思想，约束学员生的行为，“凡是被他们认为有共产党嫌疑或思想不稳的学生，即由政训处通过学校予以禁闭、开除处分，交军法机关转送陆军监狱”。[⑤c]同时又是利用讲课、讲话、讨论，以及其它各种政治活动，向学员进行反共、领袖独裁的思想宣传，以造就军校学生的蒋记“三民主义灵魂”。当然，军校的政训工作也包含着抗日爱国的思想内容，其训练计划中明确规定，要“使学生认识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民族之最大敌人。”[⑥c]这种教育无疑有利于军校学生作好抗日御敌的思想准备。
“军人精神，居军队教育上首要之地位”。南京中央军校的教育，尤其是政治教育训练是以蒋介石的军人精神教育作为思想指导的。蒋介石十分注重于军校的军人精神教育，几乎每逢军校学员生的开学、升学、毕业典礼和各种纪念仪式，他都要临场发表军人精神教育的训话。
蒋介石的军人精神教育，其中心理论，是所谓“恢复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道德”。尽管它着上“三民主义”的外衣，以“统一御侮，复兴民族”相标榜，但究其思想实质，乃是向军人灌输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思想，力图使全体军人的思想、意志、信仰和行动全都统一到蒋介石的旗帜之下。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要合万人之心为一心”。[⑦c]从而巩固其“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最高领袖”的独裁专制政权。其基本目标，就是要把所有军校学生锻造成其专制统治的武力基础。
（三）军校教育与中国现代军事教育
借助先进的军事科学建设一支具有现代意义的军队，从一开始就是南京国民政府所追逐的目标。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兴起军事革新潮流，则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近代建设提供了一个国际氛围。当时各军事强国在总结一次大战的经验基础上，着力研究和发展军事科学，以增强各自军队的实力，谋求在世界军备竞赛中处于有利的地位。由此，各种新的军事理论，新的作战思想，新的军队组织编制和各种新式武器装备都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
世界军事学术和技术大发展的潮流给予南京政府的军队建设以深刻的刺激。然而要顺应这一潮流，则必先依赖于军事教育之进步。于是，南京中央军校便充当了南京国民政府采行现代军事教育，传播和引进现代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媒介。军校对于中国现代军事教育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聘请德国军事教官和采行德式教育，是军校推行现代军事教育的首要内容。
德国的军事技战术和德国的军国主义黩武精神，很早就为蒋介石所心向往之，他曾赞叹：“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乃是我们未来的榜样。”[①d]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由于蒋介石同苏联的绝交，因而聘请德国军事专家来华替代苏联顾问，便成为他的迫切需求。为此，他于1928年夏派遣了以陈仪为团长的军事考察团赴德访问，以接洽聘请德国顾问事宜。[②d]于是从1928年起德国军事专家相继来华服务。前后由鲍尔、柯利伯、佛采尔、赛克特、法肯豪森等人主持了五届军事顾问团。顾问团在华十年的中心任务，是帮助蒋介石整编和训练一支现代化精锐武装，而协助中央军校施行现代军事教育，培养军事人才，则是其中重点之一。
军校首先在德国顾问的建议下设立了军官研究班和航空班，分别由德国教官王格姆（Wangenheim）少校、赖曼（Lehmann）上尉和毛奇（Maltke）上尉等担任讲授和训练工作。但军校全盘采用德式教育则是在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因为在这场战争中，由德国顾问所训练，并以德式武器所装备的教导一、二师，为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蒋介石把顾问奉若神明，回归南京后即命令中央军校之学、术两科教育，一律改用德式课程与训练、先后聘请德国的步、骑、炮、工、辎重、战车、宪兵、警察、兽医、军医、航空、测量、化学战等一批专门人才来校分别担任各项课程的指导。于是，军校从1930年的第八期开始，终以德式军事教育取代了在中国已沿用了30多年的日式军事教育。
采行德式教育后，军校的养成教育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均趋于完善和现代化。在学科方面，其课程增设了通讯学、航空学、瓦斯学、战车学，以及自动车输送学等现代军事学科；在术科方面，其注重和加强射击训练、实地战斗训练，以及诸兵科尤其是步炮两兵科协同战斗训练。教学上的这种改进，得以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现代军事技能和现代军事学识，顺应一次大战后陆军教育之新趋势。
引进和介绍现代军事学术，是军校推行现代军事教育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承担此项任务的是军校编译处。其主要工作是：编译全校所需各种军事书籍和教程；审查和收集国内外各种军事书籍、杂志与图表；介绍各国最新军事学术；报告各国军事发展现状。而翻译世界现代军事文著，介绍世界最新军事学术，则是它的工作重点。当时其主要译作是德国的各类军事教科书。据统计，从1928年至1934春，军校就已译成德文书籍80多种，包括步兵、骑兵、工兵运输等各兵种。这些书籍都是一次世界大战后介绍现代军事学术的最新教材。其“不惟为本校所遵用，即全国各军师及各军事学校亦复望风仿效”。[③d]
除了德式教育和介绍现代军事学术两大工作外，军校还特设了军事教育指导委员会，聘请一批军学界名流和具有专科特长的人才担任该会委员。由他们指导军校各兵科之教育并提出各科教育改革的建议，以及进行军事学术讲演和介绍有关各兵科的教程、著作等。通过这一机构，达到集思广益，共促军事教育之革新，以适应现代军事学术进步的目的。
应当说，南京中央军校对中国现代军事教育所作的上述工作，客观上承担了“提高中国军队的程度，增加中国军队的力量，使其能与外国的军队并驾齐驱”[①e]的任务。这不仅比之于中国先前的军事教育是一个进步，而且也成为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军事教育的模范和表率。
三、南京中央军校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南京中央军校推进了中国军事教育的近代化，但此种进程并
未超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军事历史范畴。
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从严格意义上讲肇始于清末民初兴办的新式军事学堂。自1885年李鸿章筹建中国最早的西式武备学堂——天津武备学堂起，全国各类新式武备学堂相继诞生。辛亥革命以后各系军阀所设的军事学堂更是层出不穷。这些学堂虽然引进了近代西方军事教育的某些程式，然而从整体上讲却存在着诸多的弊端与缺陷。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则局部地改变了这些状况。
首先，清末民初的军事学堂多系各派军阀私自掌握，其各自为谋，互不统属，不仅使整个国家的军事教育体系混乱不堪，而且也限止了各个军事学堂本身的发展。南京军校则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具有全国意义的中央军事学校。其建立以后就根据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所规定的统一全国军事教育之原则，率先统一了中国的陆军养成教育。进而又全面、系统地引进了西方现代军事教育，从而使中央军校办学规模的庞大、教育体制的完备、以及教学条件与教学质量的先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为划一当时国民的军事教育，健全国民党的陆军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继它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于三十年代先后设立了全国性的陆军大学和步、炮、工、骑、辎重等兵科学校，基本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诸兵种、多层次的陆军教育网络。
其次，清末民初的军事学堂只重视单纯军事技术的传授，而忽略精神和思想的教化，以致培养出来的军人不是“暴戾恣睢，予智自雄”，便是为政客所纵横捭阖。而南京中央军校则将军事教育与政治训练熔于一炉，并使政治训练体制更加完善。尽管军校的政治训练主要用于蒋介石对学生的控制，但是这种“以党治军”，“以政辖军”制度的建立，比之于“以军辖政的军阀制来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客观上有利于启迪军人的政治意识，促使其由盲从型向理智型转化。
再则，清末民初的军事教育一味强调步伐整齐、动作到位等队列制式教练，而轻视实战训练。南京中央军校则按照德式教育，除了切实施行制式教练外，尤其注重战斗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等训练。一定程度地提高了军官生的野战、实战能力。
然而，恩格斯指出：“与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相联系的财富和文化的水平”，是“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兵士本身智力发展所必需的条件。”[②e]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规定着一定的军事教育水平。南京中央军校虽然在推进中国近代军事教育方面作出了种种有益的努力和尝试，但它终究摆脱不了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羁绊。
就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看，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体。虽然它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适应世界大势也吸收了某些西方的现代技术装备和学识，并在某些领域进行一定程度的革新。但这些又都以不触动其专制政体为界限。在此政治大前提下，南京中央军校的军事教育近代化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它只能囿于“中体西用”的范畴。蒋介石的军事教育观便集中的反映了这一点。他一方面迫于世界现代军事技战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不得不承认，“研究军事学术自应愈新愈佳”，[①f]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统兵之道与作战方略仍应依据中国古代的一套。他在军校军官团的毕业训词中声称：“现在二十世纪虽然不能不学外国科学式的军队，看外国书籍，但是我们练兵打仗仍要拿中国书和中国一切古人历史做基础的。”据此，蒋介石虽然引用了西方的一些军事人才、军事典章和军事教程于军校，但又规定军校学生必须以《孙子兵法》、《戚继光练兵实纪》和《增补曾胡治兵语录》为基本教科书。其目的并非是继承中国古代优秀的军事遗产，而是要用中国封建的武德规范来钳制学生的思想，以防其被西学所异化。这种“中体西用”的军事教育观严重地阻碍了军校教育的现代化。其具体表现为，过分拘泥于典范令的训导，而较少去研究世界最新战略战术的变化，以致军校的教育落后于现代军事的发展。最为明显的缺陷，就是军校依然沿袭了清末民初的分科教育制，即步、炮、骑、工、辎重等各兵科的教育与训练互不相关，缺乏协同联系。尽管采用德式教育后，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但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而使军校官生难以适应现代战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发展趋势。这种弊端在1935年秋季举行的南京——句容军事联合大演习中已初露端倪，而在后来的八年抗战中更是暴露无遗。
经济条件是决定军事教育成功与否的物质基础。当时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官僚资本的搜刮，整个中国经济处于民族工业衰退、农村经济破产的境地。这种经济状态必然影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整个军事教育。当时教学器材、装备的不足成为普遍现象，更为严重的是各校无力聘用充足的军事人才，即便是办学条件最好的中央军校也难以幸免。教学器材和装备的短缺，必然限止军校的教育与训练；而师资的不足又使军校在十年之内没能编纂、整理出自己完整的军事教程和典范令，从而影响了军校教育水准的提高。
同落后的中国经济状况联系的，是落后的中国文化状况。当时中国文盲遍布，整个国民的文化水准十分低下。在这种状态下，不仅“寓兵于学”，“寓兵于农”的中国军事教育无法普及与推广，以致军校养成教育难以觅得大批受过陆军预备教育训练的军官侯补生，只能从一般的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入伍生；而且，到后来连普通高中毕业生的生源也告枯竭。军校在招收第十一、十二期入伍生时“深感不易照格取录”，于是在招收第十三期入伍生时只得降低录取标准，“改为高中二年期满及同等学历者，以资补救。”[②f]这样，学生基本军事和文化素养的下降，便难以保证军校培养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
总之，南京中央军校既为中国军事教育的近代化、正规化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又深深地带有其所处时代和阶级的烙印。
（二）南京中央军校是黄埔军校的继续和变异。
在某种意义上讲，南京中央军校确实师承了“黄埔之遗绪”。黄埔军校一反过去军官学校的传统，以及西方学校以军事技术为主的训练方法，确立了“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教学方针，并相应建立起一套政治训练制度，以贯彻党的主义和政策，使军校成为造就革命武力的机关。南京中央军校依然保持了这一教学方针，宣称要“寓政治教育于军事学校之中。”[③f]为此，其不仅沿用了黄埔创立的政治训练制度，而且还使这一制度更加完备和强化，健全起政治教育与政治训育相结合的政治训练体系。
然而，在总体上南京中央军校是变易了黄埔的传统。从政治角度讲，如前所述，它不仅背离了黄埔的办学宗旨，而且阉割了黄埔的革命精髓。但从军事教育角度看，它又发展了黄埔事业。
其一，黄埔兴学处于国民党军事教育的草创阶段，同时又置于紧迫的革命战争环境之中。因此，其教育目标是尽快训练担任前线任务的军事干部，当然受训期限只能是短期的：前三期为六个月，至第四期才延长为一年。同时，黄埔军校还来不及健全一套完备的教育制度。南京中央军校则在总结黄埔军校经验和吸收德式教育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年入伍教育，两年学生教育的养成教育程序。并且形成了养成教育为主，兼含军官短期训练的教学体系。此外，还厘定了系统的教育规章制度。从而使军校的教育体制日趋正规与成熟。其二，黄埔军校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沿袭了保定军校四大教程和典范令等内容，并无更多新的建树。而且其学、术科教育的比例也不尽平衡。实地的战斗演习训练明显重于系统的军事理论传授。南京中央军校的教学内容却有了较多的增新，除了四大教程和典范令外。在学科方面，增设了战车、航空、瓦斯等一批新的军事学课程。在术科方面则添加了各种见习旅行和交互演习等新项目。并且其不但注重术科的训练，也讲究军事学术理论的研学。其三，南京中央军校的教学条件已大大优越于黄埔军校。它不再是偏处一隅的地方性军校，而是统摄全国并附有六所分校的国民政府中央军校。而德国顾问的教练与西方军事学术的系统引进，又使这所规模庞大的军校更具现代军事教育之新质。
（三）南京中央军校既为南京国民政府养成了一支国防力量，又为蒋介石的统治的提供了一支近卫武装。
十年之内，军校及其分校总共作育国民党陆军初级军官约27000多人，并且短期培训了大量的国民党在职军官及一批特种军事、政治人才。此外，自第八期开始，军校还受国民政府航委会、海军部、军政部的委托，为航空、海军、军需、军医、兵工、测量、兽医等军事学校代训了数期入伍生。[①g]由此，军校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整个军事教育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蒋介石对于军校学生寄于很大的期望。一方面，他将这批新型军官视作其军事建设的重要生力军把他们大批派往国民党各部队。让其既担任国民党军队的基层指挥官，又兼任国民党士兵的军事、文化教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素质，提高了国民党军队的近代化程度。可以讲，军校十年的人才培养加强了国民党的新式陆军建设，并且还为日后的抗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八年抗战中对日作战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几乎全由军校同学作骨干，其中许多人在这场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中血染疆场，为国捐躯，表现了黄埔同学的爱国传统与民族气节。
在另一方面，蒋介石又通过各种宗派组织形式把军校学生划作自己的亲信势力。其不仅以广大军校同学作基础，建立起一支拱卫蒋家王朝的中央嫡系武装；而且还把军校同学当作自己统治的触角，伸向国民党的党、政、警、宪、特各个要害部门，以及一些重要的地方部队和非嫡系部队，以监视和控制他们的行动。就南京中央军校第六期至第九期毕业生分发情况看，大致形成了以中央嫡系部队为主，兼含党、政、警、宪、特各机构，以及粤、滇、川、晋和东北军、西北军等旁系军队之分配趋势。[②g]这一分发趋势基本吻合了蒋介石的统治需要。
此外，蒋介石还利用校长的身份，直接驱使军校学生服务于他的“安内攘外”政策。在此十年中，军校频繁调遣学生参与蒋介石“讨逆”，“剿共”以及抗日的各种活动。为此，数以百计的军校学生丧命沙场，其中固然包括一批抗日御侮壮士，但大多却成为反共内战的炮灰。
概观南京中央军校的历史，可以认为它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双重交织的。如果放在政治的天平上衡量，它必然无疑地倾斜于以蒋介石政权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成为维护和强化其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因而在客观上起着阻碍中国历史前进的消极作用。然而，置于军事角度探究，南京中央军校却给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带来了些许新的因素：由其引进并推广的西方现代军事教育及现代军事学术理论，局部改观了当时中国军事教育的落后状况；而大批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新型军人的培养又为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陆军整编注入了新的生机，从而一定程度地起到了巩固中国国防建设，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的作用。在这意义上讲，南京中央军校又推动了中国军事教育和中国国防建设的进步。军校的这种两面性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军事教育特征。
注释：
①a 《第八期入伍生招考规则要点》，《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四篇，第180页。
②a 参阅郭汝瑰《中国军事史》第三卷兵制；张其昀：《党史概要》。
①b 《中央军校教职员任用条例》，《中央军校史稿》第九篇，第196—197页。
①c 《教职员考核条例》，《中央军校法规全部》下卷，存军事科学院。
②c 《中央军校教职人员外国文补习班简则》，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③c 蒋介石：《接受严格训练，造成真正革命干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第10卷。
④c 《革命文献》第30辑，第874—876页。
⑤c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⑥c 《中央军校史稿》第七篇。
⑦c 蒋介石：《军事教育之要旨》（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
①d 吴首天：《德国军事顾问与蒋介石政权》，《民国档案》第11期。
②d 《“抗战期的中德关系”史料选辑》，[台]《近代中国》第45期。
③d 《中央军校史稿》第四篇，第188页。
①e 张治中：《本校今年工作计划的纲要》，《黄浦月刊》第5卷，第1期。
②e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4卷，第171页。
①f 蒋介石：《在军校军官高等教育班第二期开学典礼上之训词》，《中央军校史稿》第4篇，第569页。
②f 《革命文献》第30辑，第874—876页。
③f 张其昀：《党史概要》第683页。
①g 《中央军校一至二十一期同学录》序。
②g 《军校第六、七、八、九期毕业生分发趋向》，《军校史稿》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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