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对外新闻宣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3)-04-0057-07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只要条件允许，就会创办各种报刊开展宣传。“打哑巴仗”是要吃亏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所得出的经验教训。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新闻宣传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过程。在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和新闻封锁下，党的新闻工作者们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有利因素，克服了各种困难和障碍，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就、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以及党的方针政策传播到四面八方。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党的外宣工作述略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转入地下状态，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也进入了一个低谷。国民党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围剿”和新闻封锁之时，不断地宣传“赤匪”的“暴行”，这一类歪曲、攻击宣传层出不穷地充斥于国民党的新闻媒体上。外国尤其是西方的新闻机构由于大都持有反共的编辑方针，同时又不能实地采访红色苏区而大都采用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消息。“十年来国民党一直对红区保持全面的新闻封锁，在全国到处散布‘恐怖’宣传，把它自己的飞机和重炮所造成的生命与财产的破坏大都归咎于‘共匪’，但事实上红军是根本没有这种武器的。”（注：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86页。）面对国民党的“围剿”和诬蔑，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只有两家报纸，即《先锋报》和《救国时报》。
1928年4月，左派组织“美洲拥护中国工农革命大同盟”（有些人是美共党员）在美国旧金山油印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先锋》。1930年4月该刊迁纽约正式创刑，改为铅印，并改名为《先锋周报》。后又于1934年上半年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名称改为《先锋报》。该报编辑余光生曾于1932年3月加入美国共产党，任美共中央中国支部局委员和美共中央中国局书记。该报以处在美国社会下层华侨为主要读者对象。内容主要是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的抗日主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号召广大侨胞和各国民众支援中国抗战。
1935年5月15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机关报《救国报》创刊于法国巴黎，与纽约的《先锋报》成犄角之势，共同承担着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宣传任务。《救国报》初为半月刊，从第11起改为周刊。1935年12月9日改为《救国时报》，刊号另起。先后改为五日刊、三日刊、双日刊。该报名义上由王明负责，实际主编先后为廖焕星、李立三、陈潭秋，吴玉章、吴克坚、饶漱石曾在该报工作。该报最初在莫斯科编辑，打成纸型后航寄到巴黎印刷出版。自1936年该报在巴黎建立中文排字车间后，在莫斯科编好的稿子就直接邮寄到巴黎排字印刷。发行量达两万余份，遍及43个国家。
《先锋报》和《救国时报》都是中文出版，主要读者对象都是海外侨胞。这对于争取侨胞固然是必要的，但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十分陌生的。
美国记者斯诺对陕北苏区的采访和报道，有力地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使全世界首次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1936年6月，斯诺经宋庆龄介绍，由中共地下组织安排，进入陕北苏区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新闻采访。对于斯诺的来访，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欢迎。周恩来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注：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第43页。）斯诺原定计划采访92天，实际日期大大延长。他访问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多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访问了红军战士和边区群众。他经常去毛泽东住的单间窑洞，一连谈上几小时，有时差不多谈到第二天黎明。斯诺把“主席”对世界和中国人民说的话，逐字逐句地记了下来。“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耳朵里。”（注：《斯诺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92页。）毛泽东向斯诺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红军是怎样壮大起来的以及万里长征等等。斯诺离开保安之前，毛泽东又与他谈了国共再次合作的条件。斯诺回到北平后，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述了他的苏区之行：“我的同行们及我本人写的报道，在国外发表之后，迅速传回了中国，并在远东所有报纸上登了出来。我还把和毛的长篇谈话的全文，连同苏区情况的综述，交《密勒氏评论报》发表，它在学生和国民党官员中拥有广泛的读者。”（注：《斯诺文集》第1卷，第220页。）自11月14日起，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美国《星期六晚邮报》、英国《每日先驱报》及其他国内外报刊开始陆续刊登斯诺采写的陕北苏区的新闻报道和照片，介绍了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共产党人的信念和主张以及陕北苏区的建设成就。
对于斯诺的报道，国民党最初说是招摇撞骗，断言他从未与共产党人接触。“当我发表了一些照片加以证实时，新闻局就威胁要取消我的新闻记者的特权”（注：《斯诺文集》第1卷，第221页。）。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由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正式出版，在数星期内就销售了10万册以上，两个月内连续印行5版，供不应求。不久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许多中国青年读了这本书以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抗战初期的中共对外新闻宣传
全面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国民党害怕共产党发展壮大，对其新闻宣传多方限制。中共则走出国门，在海外大力营造宣传阵地。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新闻宣传事业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前述的法国的《救国时报》1938年2月停刊，同年8月迁到美国纽约与《先锋报》合并后仍用《救国时报》名称出版，但到1939年10月由于办报人员回国参战而停刊。对外新闻宣传工作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是在1938年3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次会议认为：“我国抗战已经进行了八个月，但是，我们的国际宣传工作，我国各界民众团体对国际上各种民众团体的联系，都太薄弱了。”（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58页。）同年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认为，当前紧急任务之一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者，加紧对外宣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52页。）八路军第129师政委邓小平在指示部队的政治工作时曾说，要“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要改变“打哑巴仗”的现象，经常用各种方法对外宣传部队的战斗生活（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页。）。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党醒悟到“打哑巴仗”是要吃亏的。
1938年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其主要任务之一是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廖承志曾于1940年9月27日致电延安侨委与周恩来，建议加强海外宣传工作，并说：“香港现有的办法，除在港侨工委下加设宣传组，以增强菲之《建国报》，港之《华侨通讯》，出版华侨丛书，并与海外各兄弟报增强联系外，决定加强《国新社》工作。另在中国保卫大同盟内，加强其英文通讯（暂作半月刊）。”（注：转引自李东朗：《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对海外华侨的统战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50辑，第108页。）保卫大同盟（简称“保盟”）是由宋庆龄发起组织的，廖承志、潘汉年参与了大量的筹备工作，廖承志还担任了执行委员，负责日常的实际工作。“保盟”的英文刊物《新闻通讯》也成为中共的一个宣传阵地，其发表许多文章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活动。“保盟”通过宣传和各项组织工作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物资和医疗用品。
此外，这一时期中共在海外的新闻宣传机构还有香港中国通讯社、国际新闻供应社、国际新闻社等。其中国际新闻供应社稿件一部分由八路军办事处提供，另一部分是进步人士撰写的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文章。中文稿件寄给海外华侨报刊和社团，外文稿件寄给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友人。国际新闻社则办有英文刊物《远东公报》和面向海外华侨的《祖国通讯》、《国新通讯》，海内外共有150多家报纸采用该社稿件。
斯诺关于陕北苏区的报道发表之后，引起了轰动效应。中共也因此认识到利用外国记者进行外宣的重要性。在国统区，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成员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并与一些著名外国记者频繁交往，如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窦登、杜尔亭、费希等。然而，为了防止这些记者为中共所联系与影响，发表于中共有利的消息，国民党政府除加强新闻检查外，还对那些与中共联系密切的外国记者进行监视，如斯诺1939年7月抵达重庆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密电军委会政治部，“认为他与八路军有密切联系，应进行监视，并随时通报其活动消息”（注：张克明、刘景修：《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华活动纪事》，《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第127页。）。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还曾密查爱金生等记者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关系，结果白费心机。
中国共产党还热情欢迎外国记者访问抗日根据地，对他们的采访尽力配合。从抗战爆发到1939年秋，史沫特莱、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卡尔逊以及斯诺等都先后访问过延安。史沫特莱著有《打回老家去》、《中国在抗战中》等，她为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以及为伤病员争取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改变部队缺医少药的状况做过不懈的努力。卡尔逊自抗战爆发后来到中国，以18个月的时间游历了中国各地。他以一个军事观察员的身分到华北前线考察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在八路军的作战区域走访了几个月，回到汉口后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他们讲述了他在游击区的所见所闻。他的著作《中国的双星》后来在美国出版，着重介绍了八路军和敌后游击区的情况，热情地赞扬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并称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为“新中国的试管”。鉴于卡尔逊如此热情地宣传中共领导的军队及其战略战术，蒋介石再也没有批准过任何一个外国军事观察员去访问八路军了。继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著有《西行漫记》之后，他的夫人于次年接踵而至，著有《续西行漫记》，影响很大。1939年9月中旬，斯诺再度来访，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谈。毛泽东与他畅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中国的民主运动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并准确地预见到未来形势的发展。斯诺报道后，“毛泽东的见解在重庆引起了反响”（注：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38页。）。不久，陕甘宁边区就被国民党军事封锁了。斯诺的这一次访问，成为这一时期外国记者对延安的最后一次访问。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便主要依靠自己在海外新建的阵地了。
三、抗战中期的中共对外宣传
1939年秋，陕甘宁边区开始被国民党军事封锁。外国记者不能进入边区采访，边区的真实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不能及时地向世界传播。除了靠重庆、香港两地八路军办事处人员与外国记者广交朋友，并在交往中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介绍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外，中共此时对外的宣传阵地只有国际新闻社的香港分社和刚创办不久的保盟机关报《新闻通讯》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舆论工具对中共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同时，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对外宣传活动控制得日益严格，对同情中共的新闻记者的采访活动也严加控制、监视，并尽一切可能抵消他们的影响。美国记者贝尔登曾到第一战区采访，国民党当局深恐他私访延安，指示地方当局和特务机关注意并监视其行动。后来该记者又要求到苏皖一带游击区采访，也被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国际宣传处设法劝回。对于已经发表或将要发表的不利消息，国民党当局总是尽一切可能地进行弥补、反击或扣留。1941年5月，国民党当局造摇说“十八集团军没有进行抗战”，周恩来郑重声明予以驳斥。外国记者据此拍发电讯，国宣处提出要在电文前暗示周的声明“歪曲事实，蒙蔽国际视听”（注：刘景修：《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外宣传纪事》，《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2期，第75页。），以作为放行条件。1942年5月20日，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招待美英记者，向他们介绍中共的抗日活动并揭露国民党军队围攻共产党游击队的事实。蒋介石获悉后责备董显光为什么对擅自接见外国记者没有限制，并饬令制订具体办法。董显光报告说：参加招待会的记者所发电讯已全部被扣（注：张克明、刘景修：《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华活动纪事》，《民国档案》1988年第3期，第118页。）。1944年2月17日，《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和《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等6名外国记者采访了董必武。董必武表示共产党人欢迎记者们去延安采访，并提醒他们如果真能成行要注意一下沿途的“碉堡”，那是国民党军队对延安进行封锁的铁证。董必武还说：只要中央政府领导抗日并忠实地实现三民主义，共产党的政府就支持它，共产党人绝不愿打内战（注：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第7页。）。记者们分别拍发会见董必武及其谈话的电讯。国民党当局为此专门召开对付中共宣传的会议，决定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撰写一篇《驳斥董必武谈话声明》，和董必武的谈话一同交给记者们拍发。总而言之，就是外国记者发表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声明之类的消息，必须同时加上国民政府的驳斥声明，大概国民党当局认为这样就可以抵消中共宣传的影响。对于美国记者返美人员在美国的新闻宣传，凡在国共关系问题上讲真话或倾向中共的，国民党也都不遗余力地组织力量进行反驳，以挽回国际影响。面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营建自己的对外宣传阵地。
1939年秋，新加坡《南洋商报》（早年由陈嘉庚创办）董事经理傅无闷派人到国内物色总编辑人选。经周恩来、廖承志推荐，1940年12月1日中共党员胡愈之正式担任该报总编辑。该报在胡的主持下，言论进步，内容充实，日销量由原来的2万份跃升为5万份，成为新加坡最引人注目的华文报纸之一。皖南事变后，刘尊棋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转移到该报，任编辑部主任。中共党员沈兹九亦曾参加该报笔政。该报经常采用国际新闻社的消息，及时报道、评论国内外形势及侨民关心的问题，阐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与政策。
侨商胡文虎创办的《星岛日报》也从国内聘请人才。老板“以同乡关系找到中共驻香港的负责人，希望给予支援，选派有声望的报人主持编辑部，党表示承诺”（注：金端苓、刘火子：《仲华哥战斗的一生》，《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专辑（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页。）。金仲华接受中共的委托，与邵宗汉、羊枣（杨潮）组成领导班子进入该报工作。金仲华任总编辑，邵宗汉为副总编辑，羊枣任军事评论专栏作者。邵、羊为中共党员。1941年6月1日，金、邵、羊“因工作受到限制，无法照常工作”（注：金端苓、刘火子：《仲华哥战斗的一生》，《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专辑（六）》，第33页。）脱离该报。该报工作人员中还有黄薇。据黄薇回忆：廖承志曾同她联系，“说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菲律宾，从事抗日反法西斯宣传工作”（注：黄薇：《从海外回到抗战中的祖国》，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1941年9月，黄以《星岛日报》记者的身分开始在菲律宾工作。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保存进步文化力量，在海外开展文化宣传工作，逐步把在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疏散到香港，建立了新的文化阵地。
1941年1月23日，桂林《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中共南方局文化组副组长）接到南方局通知，中统特务要对他下手，要他尽快离开桂林，到香港去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月底，夏衍先行赴港。随后报社的廖沫沙等十几人分两批撤退到香港，一部分人参加了《华商报》的工作，一部分人回乡隐蔽，还有几人到菲律宾参加侨报工作。
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为了应付意外事变，一面坚持斗争，一面有计划地疏散人员。报社由200多人减到80多人。这些疏散人员，一部分转赴延安或苏北抗日根据地，少部分人到海外，如该报采访主任陆诒就是在此时转赴新加坡参加侨报工作的。
不久，国际新闻社被国民党勒令停止活动。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其总社迁移到香港，与香港分社合并。范长江先行抵达，负责筹办《华商报》。
1941年2月，生活书店成都、昆明、桂林、贵阳分店先后被封闭。到20日，生活书店除重庆分店外其余五十几个分支店全部被封闭。该书店领导中心移至香港。22日，《全民抗战》杂志被封。邹韬奋决定秘密出走，并征求中共党组织的意见。中共支持他等到香港去办报办刊物，从事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2月25日，邹韬奋与胡绳同行，化装离渝。3月5日从桂林乘飞机到香港。
在安排邹韬奋离渝后，周恩来又安排萨空了离渝到海外去从事宣传工作，据萨空了回忆：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同志要他离渝，到海外从事宣传工作。1941年8月他到了香港，廖承志等找他谈话，希望他参加创办《光明报》，他便留了下来。（注：萨空了：《创办香港〈光明报〉的回忆》，《新闻研究资料》第36辑，第9页。）
在这一时期去香港的还有柳亚子、沈雁冰、韩幽桐、宋之的、戈宝权、胡风、叶以群、章泯、萧红、胡考、丁聪、叶浅予、特伟等。张光年、李凌等则到了缅甸仰光。这些人士所走的路线大多由中共南方局文化组研究决定，路费由八路军办事处特别经费支出。
《时事新报》总主笔张友渔根据南方局的决定离渝赴港，做这些疏散到香港的左翼文化人的工作，公开职业是《华商报》总主笔。
上述许多文化界人士南下后，大多留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邹韬奋曾说：“我们到香港不是为逃难来的，而是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创办民主报刊而继续战斗的！”（注：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室编《邹韬奋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34页。）4月8日，《华商报》创刊。5月17日，《大众生活》复刊。9月18日，《光明报》创刊。此外还有茅盾主编的《笔谈》、《文艺阵地》，郁风主编的《耕耘》，张明养主编的《世界知识》，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马国亮主编的《大地画报》等。其中《华商报》是在香港银行家邓文田、邓文钊资助下，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创办的。该报在香港、内地及新加坡、槟榔屿、越南一带影响较大，销量达几万份。
这一次文化界人士南迁，直接带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事业。中共十分重视对他们的统战工作。在南方局香港分局廖承志的领导下，夏衍、胡绳、张友渔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范长江、韩幽桐、张友渔做救国会的工作。将他们紧密团结起来，组成了一个新的宣传堡垒。一些转移到新加坡、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新闻工作者，参加了当地的侨报工作，使这些报刊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中共在海外的喉舌。
此外，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构还办有《华侨通讯》、《抗战大学》、《东江》、《海外青年》等刊物，并出版《新华日报社论集》。《群众》周刊也寄纸型到香港由该处翻印发行。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还办有油印外文宣传刊物《中国报道》（月刊，后转由新华社主办），具体负责人是吴文焘，用英、德、俄、法文撰写，从第5期起改为纯英文刊物，主要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每斯印好后，由党的内部交通带到重庆，由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散发给外国记者，一部分寄到香港由“保盟”对外转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刊。这些刊物主要以香港、东南亚和西方各国的华侨为宣传对象，使他们能有机会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其中的一些刊物还倒流回大陆，使那些动摇不定的人们产生了新的希望。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这些宣传据点虽尽皆丧失，但它为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重建海外宣传阵地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四、太平洋战争以后中共的对外新闻宣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流亡海外的报人和其他一些文化人又相继返回大陆。中国共产党人利用一切机会打入一些对外宣传机构中。如设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总处和桂林分处就曾有一批中共党员任职。桂林分处负责人为中共地下党员田价人。1942年初，刘尊棋从新加坡回国，经周恩来批准到美国新闻处任中文部主任。在他的安排下，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也参加了该处的工作，其中有金仲华、刘思慕、于友、孙承佩等。美新处的中文部、译报部实际上就掌握在中共手里。中文部最初以翻译来自美国的通讯、特写、评论为主，对全国各地发出专稿，不久又通过美国记者把中国的战况特别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向外宣传。译报部主任为金仲华，其主要工作是每天从国统区出版的报纸上摘译一些新闻、言论，供美国决策机关、报纸编辑人员参考。国民党对国内报纸可以横加干涉，实行新闻封锁，但对美新处却束手无策。中共党员利用这一缺口，发国民党所禁发之消息，打破了国民党对外宣传的垄断。
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文委国际宣传委员会1941年3月创办了国际报道社。社长萧三，成员有马海德、巴素华、阿里阿罕、毕道文、陈庶等。《解放日报》1942年5月1日曾报道：边区文委国际宣传委员会与国际报道社昨开会，“决议与国际反法西斯的盟友们，取得密切的联系，继续出版国际报道外文刊，以不定期方式往外发，文章内容力求精粹，不求份量，务使全世界都知道我各根据地党政军民的态度，与英勇抗战的事绩。”截至此时国际报道社已出版13份不定期外文刊物。
1944年，随着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中共对外新闻宣传又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从1939年秋国民党当局在陕甘宁边区围筑封锁线至1944年，没有一个外国记者能够获得国民政府的允许到边区参观采访。经过外国记者的努力争取，蒋介石终于在1944年初批准美英等国记者赴延安采访。3月4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致电延安，详细报告了有关情况。3月9日，周恩来亲自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注：周恩来：《欢迎来延安参观——致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4月30日，毛泽东又特地致电董必武，请他转告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注：转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2页。）
国民党为了争取舆论上的主动，对外国记者延安之行一拖再拖，并加紧在国内外制造“揭露中共罪行”。就在蒋介石批准记者延安之行的前两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供驻外宣传人员使用的“中国共产党问题资料选集”第1期印就。紧接着，国宣外开始精心挑选记者团陪同人员，规定这种人员必须深知外国记者心理并能灵活运用，“深悉共党阴谋而能揭破之”，其主要任务是不使外国记者受中共宣传的诱惑，“尽量揭露共党措施之弱点”（注：刘景修：《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外宣传纪事》，《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3期，第88页。）。戴笠、徐恩曾紧急调动手下的特务在沿途布置机关，以欺骗、封锁、监视记者。据有资料记载，军统为362人，中统为413人，胡宗南总部也派出了400名特务人员。蒋介石还指拨了500万元的经费，其中的3/5用于这种“特别布置费”。（注：参见［美］哈里森·福尔曼著、陶岱译《北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7页。）。
当得知国民党的这些阴谋手段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而巧妙的斗争。中共中央致电重庆请董必武把国民党的阴谋迅速透露给外国记者们，使他们精神上有所准备，并安排中共代表林伯渠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同时要求国民党禁止在报刊上发表对中共造谣诬蔑的言论，停止对《新华日报》的无理检查。记者团启程后，中共又派人设法以书信形式向外国记者揭露国民党的欺骗手段。在记者团到达西安的第二天，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刚一走进迎宾馆，信差就递给他一个信封。这封信详细地列举了国民党当局的秘密布置，指出他们将如何欺骗、封锁与监视外国记者。福尔曼在他的《北行漫记》中说：“还没有经过详细的研究，我就可以这样说：从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从西安某些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的一切看来，我确乎相信这位先生是了解他所讲的一切的。”（注：［美］哈里森·福尔曼著、陶岱译《北行漫记》，第9页。）
此时，周恩来早已将接待工作安排布置好了。他曾召集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和干部，向他们介绍记者团的情况及其采访目的，并详细讲述了接待记者团的方针、政策，指示：“各有关单位必须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出面接待。既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部门的材料，主动介绍实际工作情况，又要准备解答他们临时提出的问题，属于本部门本单位业务范围内的问题，必须明确负责地解答，不要敷衍。属于别的业务机关的问题，可请他们向别的直接负责单位提出要求。中国记者中的个别顽固分子，也可能提出一些故意刁难或挑衅性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预先设想一下，以备解答或回击。”（注：转引自金城：《忆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中共党史资料》第27辑，第73～74页。）为了做好接待工作，周恩来、杨尚昆还向各机关借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到交际处。周恩来在交际处的全体干部大会上作了具体指示，指出，交际处的根本任务就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即把党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党、政、军、民、学各条战线的实际成绩宣传出去，还要以诚恳、坦白、交往的精神与记者们交朋友，并着重指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虚张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交朋友要站稳自己的立场，以诚待人，在公开讲明我们自己观点的同时，也要听取别人的观点，互相交流，才能澄清分歧，争取尽可能地取得一致。要善于求同存异，……这样，我们交的朋友就会更广泛，更深入。”（注：转引自金城：《忆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中共党史资料》第27辑，第74～75页。）并要求在生活待遇上对中外记者要一视同仁，但工作重点应放在外国记者身上，外国记者中又要更加重视对斯坦因、福尔曼等人的工作。按照战时各国新闻通讯发布的惯例，中共决定并安排专人对记者新闻稿予以适当的检查。
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
记者团于1944年5月31日踏进边区，6月9日到达延安。国民党散布的关于八路军的一切不实之词被记者们亲眼目睹的事实推翻了。抵达延安的第三天，爱泼斯坦在他的通讯中写道：“无可置疑的是，这些5年来被外部世界认为神秘莫测的部队是抗日战争中优良的、有价值的盟友，给予他们支持——如同给予南斯拉夫解放军支持那样——将会极大地加速胜利的到来。”（注：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张扬等译《突破封锁访延安》，第22页。）边区的真情实况和那种蓬勃向上的氛围，就连对中共素有偏见的夏南汗神甫也深为感动了。后来，他还在《益世报》上撰文批评国民党御用记者的那些歪曲事实的报道。
在延安，中外记者们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并接受了采访。他们发出了大量有利于中共的报道。“看到中外记者终于来到延安，毛主席很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33页。）。毛泽东与一些外国记者进行了深入的个别交谈，并根据他们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谈论了一些问题。如对普金科，毛泽东谈了中共的组织与发展，中共在抗战胜利后将要采取的方针路线及中国革命的前途等；对史坦因，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的关系；对福尔曼，他介绍了边区的土地政策，“三三制”等等，使这些外国记者对中共的政策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8月20日，外国记者们又赴晋绥抗日根据地采访，直到10月份才陆续返回重庆。其间，美国记者白修德、爱金生又获准先后来到了延安。美军观察组也于7月下旬到达延安。
中共将外国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的到来看做对外宣传的一次重要良机，也是在国际间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外交工作的机会，明确表示：“文化宣传上，我们欢迎与盟国文化合作，欢迎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并给以至各地访问之便利，通讯的电信，政府在原则上不放弃检查权，但在实际执行时，凡非泄露军机造谣生事破坏政府者，我们概予放行，不予检扣，以示与国民党区别。”（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16页。）这些做法更增加了外国记者们对中共的好感。
据国宣处统计，福尔曼、爱泼斯坦、斯坦因在延安拍发电讯达100多篇，大量报道了他们在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其中有关于游击战的、统一战线的、日本工农学校的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曲线救国”等内容。文章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国民党的反共“磨擦”予以批评。虽然这些稿件大多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删节或扣压，但毕竟使国民党企图对陕甘宁边区的新闻封锁遭到失败。虽然蒋介石于9月23日恼怒地下令今后一律不准外国记者去延安了，但国民党想要永远一掌遮天，已经困难了。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英文广播部几乎与此同时宣告成立。无线电波越过重重阻碍把延安的声音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人抗战时期不但在可能的条件下尽一切力量创办报刊对外宣传，而且还充分利用外国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进行宣传报道，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并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外交活动，为党的革命事业和抗日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重庆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美国工作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红星照耀中国论文; 苏区精神论文; 外国文化论文; 历史论文; 斯诺论文; 华商报论文; 八路军论文; 国民党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