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从“北京人”说起——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知识更新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人论文,历史教科书论文,中学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世江先生的《漫谈初中历史课程中的“北京人”》①一文指出了当前中学历史教育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知识内容的陈旧，有些事关人类历史总体认识的基本知识长期滞后于科学研究的成果。笔者近年来在参与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评审工作中深切感受到这一点，“北京人”的故事则是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本文拟呼应任世江先生的文章，以若干事例进一步讨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知识更新问题。 人类的起源问题是历史教育的起点，关于人类起源的知识涉及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当代兴起的分子生物学。作为科学知识的人类起源说奠基于19世纪中期，以达尔文、赫胥黎为代表的进化论学者最早提出“从猿到人”的进化路线，但具体的进化过程则存在巨大的知识空白。100多年间，填补这一知识空白的努力主要依赖考古学的发现。通过在全球各地的古生物和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学术界大致上将人类起源的不同阶段划分为：猿人、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其中，约200万年—20万年前存在的直立人被看做完成从猿到人进化的阶段，而这一发展进化的起点在非洲，因为至今所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化石、能人化石和直立人化石都是在非洲，其他地区虽有直立人化石，但没有发现猿人和能人阶段的化石。约生存在50万年前②的“北京人”即是直立人的一种地区类型，与其类似的地区类型还有生存在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等。关于直立人的“非洲起源说”至今没有重大分歧，目前在学术界存在重大争论的是直立人向“现代人”（晚期智人）进化的路径问题，即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来自何方的问题。按考古学提供的化石证据，有学者提出“多地区进化说”，他们认为迁移到各地区的直立人在适应本地区环境的条件下逐渐进化为表现出各地区人种特征的“现代人”，也就是说现代人种有各自不同的古人类祖先。这一观点曾经主导古人类学，将“北京人”视为中国人的祖先即来自这一学术观点。但是，考古资料提供的化石证据难以形成严密的“古人类演化链条”，例如，“北京人”在约30万年前就消失了，而作为该地区后来者的“山顶洞人”是距今3万年前才出现的，其间存在20多万年的空白，这一缺失的环节使两者无法连接起来。对“多地区进化说”形成重大挑战的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分子生物学。1987年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卡恩和威尔逊等学者的论文《线粒体DNA与人类进化》，提出了“现代人”的“非洲起源说”。分子生物学研究是通过对当代世界各地区人类的胎盘线粒体DNA样本测序，发现全人类的线粒体DNA基本相同，而非洲样本的变异最多，由此得出结论：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源头在非洲。该实验小组还根据考古学对人类进化速度的测算，推算出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来自大约20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妇女。1992年威尔逊等人在《人类最近才从非洲起源》论文中进一步论证了“非洲起源说”，认为从直立人向现代人的进化是一个从非洲向全球推进的人种替代过程，这个过程大约开始于距今18万年—9万年前，到距今约4万年—1万年前，来自非洲的“现代人”已经分布于全球各地，而在这一过程中，原来分布于各地的其他直立人种（包括部分地区的早期智人）都被“非洲老祖母”的后代取代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进化为晚期智人就被生存竞争淘汰了。虽然“现代人”的“非洲起源说”同样存在着诸多疑问，也不断受到质疑，但基于分子生物学实验数据的科学性，该理论还是得到了学术界多数学者的支持，成为目前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主流观点。中国的分子生物学人类起源研究起步于1990年代，从事这一研究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金力教授及其团队通过对12000余名东亚男性样本的Y染色体分析，发现所有标本中的3个Y染色体都是由现代非洲人体中同样位点的3个Y染色体所衍生，这就从男性遗传的角度为东亚人群的“非洲起源说”提供了科学证据，并从普遍意义上证明现代人类不仅有一位共同的“非洲老祖母”，而且还有共同的“非洲老祖父”。这一成果2001年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广泛报道（近年来关于Y染色体的研究不断有新成果问世，最新如2013年发表于美国《科学》杂志的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和斯托尼布鲁克大学研究小组的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基本相同，主要分歧在“老祖父”出现的时间上③）。但总体上中国学者接受上述观点是比较晚的，将其反映到历史教科书中更是滞后。至今中国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尚未真正融入古人类研究，在古人类研究领域仍然是考古学唱主角，而在考古学界也依然是“多地区进化说”占主导地位。也因此，陈旧的“北京人”故事一直讲到今天，即使在最新版的课程标准和教科书中略有变化，也是含糊其辞，没有从根本上跳出旧知识的框架。这一现象当然也与“非洲起源说”的不完善有关，以往的研究成果虽然已经证明，其他地区的古人类对现代人基因的贡献不超过1%，但是却不能解释，在非洲人到来之后当地的古人类为何走向消亡，两者之间难道不可能发生遗传混合的杂交性后代吗？近年来，分子生物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又有所推进，有学者从群体遗传学的角度提出“非洲起源说”并非指某个古人类种群走出非洲后“取代”了其他地区所有的古人类群体，而是通过“渐变取代”的模式，非洲种群在与其他种群的接触中凭借新物种群体的进化优势逐渐移入、占领老物种群体的地盘，并将他们逼上绝路。④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发生新老群体间的杂交（2010年德国马普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认为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可以杂交），但这种杂交无法产生有繁殖力的后代。新老种群间的“取代”表明，走出非洲的“现代人”与各地区的直立人已经分属不同的进化阶段，非洲种群取代各地其他种群是古人类进化中的“新陈代谢”，当非洲种群扩散到世界各地时，就完成了古人类的“现代化”和“现代人”种的全球化。关于人类起源的研究目前仍在继续，无论是“多地区进化说”还是“非洲起源说”都不是最后的结论。可喜的是，两种观点所依据的古人类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方法正在走向综合，有望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科学研究领域，中国古人类学者也在尝试与分子生物学学者的合作研究。面对人类起源问题上越来越丰富的科学知识，中学历史教科书至少应该摒弃那些已经明显过时的简单化的陈旧知识，为下一代提供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及其发展动向。 人类起源问题上的知识更新也涉及关于“人种”和现代人“族群”的新知识。在目前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和人文地理教科书中，都有关于人类黑、白、黄“三大人种”的知识。这一以肤色为主要界标的体质人类学的分类与人类“多地区进化说”相呼应，成为民族主义的人类学依据，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以致很多中国人以“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为自己的民族标记，并以此区别于其他肤色的异邦人。其实，以肤色、骨骼等人的外部特征为分类依据的“人种学”在科学知识的发展中早已被逐出主流，建立在分子生物学基础上的现代人类学已经摒弃了“三大人种”之类的陈旧学说。从知识考古着眼，关于人种分类的知识发端于18世纪，第一个重要的学者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体系》中把人类分为四种：欧洲白种人、美洲红种人、非洲黑种人和亚洲黄种人。这一肤色分类既反映了当时人类学科学水平的低下（将人的分类类同于植物分类，仅从外部特征区分），也反映了当时西方人的“欧洲中心主义”。在西方话语中的色彩选择，不仅有直观的功能，更有文化的意象。例如“黄色”，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白色”则象征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18世纪中期之前，欧洲人对中国人的肤色描述多为“白皙”、“略暗的白色”等，并没有将中国人的肤色与欧洲人截然区分。事实上，欧洲人的肤色本身也有深浅之分，真正接近于“白色”的只是靠近北极的北欧人，那些生活在地中海附近的南欧人的肤色甚至更深于中国人。而在古代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习以女性肤色白皙为美，经常可以看到文人墨客对美女肌肤“凝如脂”的描写，可见当时的中国人也没有以“黄种人”自居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以肤色分类人种并无充分的科学依据，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现象。18世纪末，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将人种分类推向所谓“科学种族论”，并由此开创“体质人类学”。他以头骨分析的方法把人类分为五个种群：高加索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同时，他又将肤色分类与头骨分类相结合，白色对应于高加索人种、黑色对应于埃塞俄比亚人种、黄色则对应于蒙古人种。由此，中国人具有了“蒙古人种”和“黄色人种”的双重属性，如果说肤色分类主要影响了社会大众的观念，头骨分类则主要影响了学术界，至今中国的考古学界仍在使用头骨分类方法对古代人骨骼做人种分析。在布鲁门巴哈的“科学种族论”看来，人种之间的体质差异不仅仅是生理性差异，还反映了道德和智力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也表现在各人种的亚种之间，如日耳曼人比其他白人更优秀，而对白人的纯洁性威胁最大的是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显然，这一人种分类理论的极端就是赤裸裸的以种族血统为依据的“种族主义”，尽管披上了“科学”的外衣，仍然暴露出反人类的本质。后来，“科学种族论”成为纳粹德国鼓吹“日耳曼主义”、推行种族主义“大屠杀”的理论工具。二战后，纳粹的种族主义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科学种族论”的人种分类法在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上继续被沿用，特别是简化的“三大人种”说经过中学的历史、地理教育几乎成为社会的“常识”。从20世纪70年代始，欧美发达国家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揭示了“现代人”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种”具有基因结构的统一性，因此在生物分类上是单一“人种”。至于人类基因的多样性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比较而言，地域和族群间的差异无关紧要，无论肤色深浅、骨骼形态多样都不改变“现代人”的统一属性。因此，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人们没有基因交流的障碍，同理，要在不同肤色的人群间画出有科学依据的“人种”分界线也是不可能的。上述研究成果不仅为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科学阐释的途径，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种族主义的所谓“科学依据”。此后，在西方科学论著和主流媒体上那种以肤色和骨骼特征分类的“人种学”逐渐退出舞台，现已基本销声匿迹，因为新的科学知识已被社会普遍接受，成为常识。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这一科学知识的更新和普及还远未实现，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仍在用“三大人种”说这样的陈旧知识不自觉地向下一代宣传错误的种族观念。 当然，在一元的“现代人”种概念之下还是可以运用体质人类学的方法对生存于地球上不同地区的人群做“环境—体质对应性”意义上的分类研究，以探讨人类与生存环境的相互依赖和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发展路径及其多样性的影响。古代文明时期，无论农耕还是游牧，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自然经济方式决定了不同地区的人群都依赖于当地的自然环境以维持生存和发展，久之则不同地区的人群表现出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基础上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形体外部特征。这些特征是族群差异的生物学基础，也是族群认同的自然基础。但是，以社会共同体形式出现的族群并不来自体质差异的分类，而是历史演进中的“社会—文化建构”。换言之，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并不是我们具有“黄种人”或“蒙古人种”的生物学基础，而是在中国人生存的土地上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化各个族群最后融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并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共同体观念，所以这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演进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的建构过程。族群—国家共同体超越体质人类学分类或体质人类学分类跨族群—国家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随着工业文明时代到来，人们的生存日益摆脱自然环境的限制，现代条件下人的流动性更使两者的界限不断趋向模糊，因而现代民族国家虽然仍立足于某个地理空间，但其“公民”的民族身份已经不取决于自然形成的族群分类，而是取决于对政治国家的认同以及获得所属国家的国籍。也因此，现代民族（Nation）与现代国家是同位概念，自然形成的族群分类在多数情况下已丧失了界定社会共同体的功能，作为低于“国族”层次的“民族”概念，自然族群的功能主要在于充当地域性语言和传统文化的载体，展示人类文明发展多样性的历史轨迹，并在人们的社区生活中继续发挥类血统关系的凝聚作用。关于“人种”和“族群”的新知识除了分子生物学的贡献，还涉及比较历史语言学、民族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在这些领域也有相当进展，一些学者通过译介国外的前沿性论著并通过本土的田野调查，对“中国人的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等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更具科学性的阐释。⑥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新知识并没有及时进入中学历史教科书，在目前的中学历史教育中，关于“民族”的表述相当混乱，既没有厘清“种族”与“民族”的关系，也没有区分“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在这种混杂的“民族”观念中很容易滋生片面的、狭隘的乃至种族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理念，其消极后果应当引起重视。 在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知识更新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这就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地域分类。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若干“大河文明”的划分，并将其中的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统称为“古代东方”，以此对应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这种“东西方”观念实际上来自后来的西方世界，也就是当西欧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区域后，按西欧人的观念将自己的文明源头上溯至古希腊、罗马，而将其他早期文明区域都视为与其对应的“东方”。如此划分显然“纯化”了西方文明的“血统”，但却割裂了早期文明的地域性联系，虚无了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表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和虚妄。问题是，这种西方人的“东西方”观念也影响了后来的东方世界，即使以反“西方中心主义”为宗旨的前苏联版世界通史著作也同样使用“古代东方”的概念，并对中国的历史教育产生长期影响。目前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有些虽不再直接用“古代东方”作为标题，但在内容结构上仍然没有摆脱上述“东西方”地域并列的分类模式，除黄河流域文明纳入中国史专门叙述，世界史中大多在“古代区域文明”下，并列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古希腊、罗马诸文明区域（或在古希腊之前单列一个“爱琴海文明”）。这样的章节编排仍然延续了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在源头上的分界，其分类的基本思路并未改变。而在当代学术界，“西方中心主义”对人类早期文明地域性的曲解在早期文明史研究领域已被诸多学者质疑和批判，随着更多古代史料的发掘和史学观念的变化，一些学者开始重新认识并界定早期文明的地域性，并形成了有关早期文明地域分类的新表述。其中，最具影响的观点是将欧亚大陆西半部若干早期文明区域纳入一个互相联系、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地中海文明圈”，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爱琴海（克里特一迈锡尼）、小亚细亚、古代波斯都属于这一文明圈，其东部边缘与印度河流域古文明相连接，成为孕育后来的东西方诸文明的大摇篮。按此观点，欧亚大陆西半部的东西方文明实际上同出一源，或者说在早期文明阶段将地中海周边的诸文明区域划分为“东方”或“西方”是没有根据的。那么，“地中海文明圈”的共性又如何表达呢？首先，地中海是一个独特的“水域世界”，它被仅有8英里宽的直布罗陀海峡分隔于大西洋，比起其他海洋来更为平静、安全，尽管有2000多英里长的海岸线，却被若干半岛和众多岛屿分割为若干海域，如爱琴海、亚得里亚海等，而且有去黑海的通道，这样既有可能进行长距离的航行又不远离陆地，给沿岸居住的人们带来了极为便利的联系和交往条件。由于地中海汇流了周边的大河，并可经过距离不远的陆地和海峡到达相邻的黑海、里海、红海和波斯湾地区，有利于人口的迁徙和混杂，自然成为一个“文明的集散地”。相邻的文明区域在交流、转移、扩散、变异中彼此影响和交融，在整体上达到早期文明高峰的同时也成为向更广阔周边扩展的古代文明辐射中心。其次，在“地中海文明圈”内基本上形成了通用性很强的语言、文字以及与此相应的古代民族群体。该地区的族群多数属于印欧语系，少部分属闪语系，但都使用拼音文字。据历史语言学的最新研究，印欧语系起源于小亚细亚地区或黑海—里海地区，而拼音文字（字母表）则发端于闪语系的希伯来—迦南地区。⑦语言和文字的双向交流生动地反映了“地中海文明圈”的流动、发散、融合特性。正是在上述自然条件和早期文明的演化中，“地中海文明圈”内形成了连续、递进的文明发展态势。苏美尔、埃及、赫梯、米诺斯—迈锡尼、以色列—犹太、腓尼基、亚述、巴比伦、波斯，乃至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地中海及其东部地区持续上演了数千年的文明兴衰和交替的历史剧，一个结构松散、流变不居的贸易体系将一个个城市、国家联系在一起，为争夺人口、资源和贸易通道的征战造就了最早的古代帝国，同时也将早期人类文明推向一个高峰。后来成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希腊、罗马文明即是孕育于这个“地中海文明圈”。作为“古典文明”的希腊，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不仅传承了本土的米诺斯一迈锡尼文明因子，而且受到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等东地中海区域诸多古代文明的影响，它是在希腊人向小亚细亚地区的反复迁移过程中广泛吸取各种文明因素后通过自身社会结构的型塑而结出的奇葩。而作为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源头，以宗教为主要载体的希伯来文化也是地中海文明的一部分。所以，在早期文明阶段，将“地中海文明圈”划分为“西方”和“东方”是不科学的。正是在“地中海文明圈”的整体性意义上，有些学者在论著中强调了“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以纠正“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⑧“地中海文明圈”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分化为三个宗教文化区域：基督教的西欧、东正教的东欧和伊斯兰教的西亚北非。大约7—8世纪，伊斯兰文明圈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和征服而形成；11—13世纪，基督教西欧确立了“西方文明”的制度、文化结构和地缘边界；同时，东正教的中心逐渐转移到斯拉夫人的活动区域，并随着俄罗斯国家的强大而成为另一个文明圈。至此，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地区“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的界线才基本定局。 在人类早期文明阶段，与“地中海文明圈”并列的是真正的“东方世界”，即位于欧亚大陆东部的“东亚文明圈”。“东亚文明圈”以古代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为核心，涵盖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中亚的部分地区。与流动、扩散、变异、多中心为特征的“地中海文明圈”比较，“东亚文明圈”表现出极强的内敛性。东亚地区有一个稳定的中心（“中原”），并对周边形成文明的高位势和向心力，在诸民族的联系、交往、征战和迁移中保持了稳定的融合—循环型文化结构，凡征服“中原”者最终都被“中原文化”征服，而“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则长期维持着“宗藩—朝贡体系”。“东亚文明圈”的整体性也同样表现在语言文字系统，由于“现代人”进入东亚地区的迁徙路径不同，东亚地区的族群分属汉藏、南岛和阿尔泰语系，但在文字上大多采用象形—语标文字系统，形成统一的“汉字文化圈”（即使某些民族有自己的表音文字，仍通用汉字）。因此，经过长期的文明演进，“东亚文明圈”积淀了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其稳定性和持续性与“地中海文明圈”形成鲜明的对照。由于“东亚文明圈”与“地中海文明圈”之间阻隔着古代条件下极难通行的青藏高原和印度洋，两者很难建立起类似文明圈内部的联系和交往，因而基本上是在各自原生的文明基础上独立发展，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发生实质性相互影响。后来虽有“丝绸之路”和蒙古帝国西征这样的“东西方交流”，但没有建立起稳定持久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格局。直到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凭借“工业生产力”和资本的力量才打开了“东方世界”的大门。所以，古代的“东西方”实际是指分布于欧亚大陆东西部的两个相对独立发展的文明圈。其中的“地中海文明圈”后来分化出狭义的“西方文明”，而“东亚文明圈”始终保持着传统结构，传承着源远流长的“东方文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可将从“地中海文明圈”分化出的伊斯兰文明和斯拉夫东正教文明看做介于东西方之间的“结合部文明”。⑨当然，人类早期文明的地域分类不止于上述两大文明圈，与此并列的还有早期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文明、美洲印第安文明以及散布于太平洋诸岛的大洋洲文明等，不过就文明的发展高度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而言，欧亚大陆的两大文明圈显然代表了古代文明的主流。 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知识更新问题当然远不止本文上述数例，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已经突破了以往受制于前苏联理论范式的陈旧观念和话语体系，吸取了众多国际学术界贡献的新知识，并以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带动了中学历史教育的课程、教材改革。但与历史研究的进步比较，中学历史教育仍显滞后。本文不拟展开分析造成这一局面的种种原因，只是希望通过提出此问题以引起关注和重视，期待在课程改革、课标修订和教材新编的工作中更好地解决知识更新问题。 ①任世江：《漫谈初中历史课程中的“北京人”》，《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3期。 ②据2009年3月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国和美国的研究人员采用新的年代测定技术发现，“北京人”化石距今约78万年。《参考消息》2009年3月13日。 ③美国每日科学网2013年8月1日报道。《参考消息》2013年8月4日。 ④陈淳：《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译后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8页。 ⑤关于“人种”知识的演进，参阅罗新：《我们不是“黄种人”》，《上海书评》2013年5月12日。 ⑥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和学术进路，参阅姚大力：《谁来决定我们是谁——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三把钥匙》，《上海书评》特稿，2011年3月20日、3月27日、4月3日连载。 ⑦参阅洛根：《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⑧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贝尔纳：《黑色雅典娜》、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等。 ⑨目前，“结合部文明”概念主要用于俄罗斯研究，参阅冯绍雷：《东西方文明结合部：俄国研究的一个基本分析范畴》，《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6期。标签：西方文明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地中海人种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历史教科书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科学论文; 直立人论文; 黑种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