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区域农村城市化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异论文,区域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加速中国农村城市化是世纪之交放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大任务，而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之一，是要解决区域农村城市化的差异。本文系统地分析了造成区域农村城市差异的原因，并多层次、多角度地提出了加速中国农村城市化，尤其缩小区域农村城市化差异的对策措施。
一、差异扩大中的三大经济地带
由于受自然、地理、资源以及历史因素的差异的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经济地带，即东部地区，包括辽、冀、京、津、苏、沪、浙、粤（含海南）、桂等11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黑、吉、晋、蒙、皖、赣、鄂、湘、豫等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川、滇、藏、陕、甘、青、宁、新等9个省、自治区。鉴于三大地区各区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的差异，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由原有的全局均衡化经济发展战略向梯度式区域发展战略转变，整个国民经济在取得了长足发展的同时，三大地带的经济差异也日趋扩大，主要表现：
首先，从经济发展总量上看，东部地区，土地仅占13.6%，人口占41.4%，主要国民经济指标都超过50%以上；中部地区，土地占30%，人口、国民经济指标也几乎占30%左右；西部地区，土地占56.34%，人口仅占22.9%，主要国民经济指标都低20%。（见表1）
表1 1992年三大地区经济总量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
其次，从人均经济发展占有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来分析：（见表2）（1）1990—1992年期间，三大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各自均有较大辐度地增长，但东部分别与中、西部相比，差辐呈扩大趋势，相对差距分别由35.8%扩大到43.3%和44.9%扩大到51.0%，三者比例由1∶0.63∶0.54扩大到1∶0.57∶0.49。这就是说，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言，中部仅为东部的一半略强，而西部则不及东部的一半：（2）人均国民收入亦与前呈现类似特征。（3）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原有基础不在同一水平，且发展速度顺序为东、中、西，这样，三者绝对值差距大。
表2 三大地区人均占有经济发展量之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
三大地区经济发展上的差异，除了历史和自然的因素以外，主要是以下因素造成的：
第一，资金流入量的差异。资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血液，由资金的流转带动了劳动力、物质、科技和信息的流动，进而引起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由以往的全局均衡式向梯度式转变，东部地区在资金流入方面占有三个优势。它们是：一是国家投资重点的东移。1981—1992年的12年间，国家在这三个地区对企业的投资比例分别由1981年的45.91%∶27.98%∶17.49%，到1992年变化为54.75%∶24.64%∶15.49%。东部上升了8.66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则分别下降了3.44和2.00个百分点；二是外资流入的优势。东部地区由于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人文条件和国家优惠政策，从而成为外资主要流入地区，据统计1990—1992年，我国共利用外资257.94亿美元，东部地区流入量为227.92亿美元，占全部流入量的88.36%，中西部则分别为17.42亿美元和7.61亿美元，分别占全部流入量的6.75%和2.95%；三是自身积累上的优势。据不完全统计，1978—1991年，东部地区的实际积累由36.7%提高到37.2%，同期，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由33%和34%下降到30%和29.6%。
第二，国民经济成份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大量外资的流入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使这一地区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非国有经济表现得异常活跃，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相反，中、西部地区则显得平缓、生气不足。这里仅以非国有工业所占地区工业总产值比重来说明。（见表3）
表3 三大地区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转引自：魏后凯《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和政策》，《经济纵横》1994年第3期。
第三，经济活动空间上的差异。80年代以来，东部地区凭借地理位置、人文条件和国家政策等的优势，率先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中西部地区明显滞后。如果以出口依赖度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外向性指标，1993年东部地区的出口依赖度已达29%，广东地区已达43%。相比之下，中部、西部地区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加上以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舞台的战略导向，1993年，中、西部出口依赖度仅分别为8.5%和6.7%。
第四，产业结构上的差异。产业结构决定了就业结构、投入产出状况。东部地区偏重于轻工业，而中西部地区则偏重于重工业，尽管80年代以来，中西部地区在致力发展轻工业方面作了许多努力，国家在价格改革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但其效果不甚明显，差距依然很大。
二、区域经济差异对城市化的影响
我国三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稳，同样反映到城市化差异上，而城市化差异又反过来造成地区经济发展产生新的不平衡。它们之间是一种互为动因的关系。两者比较之下，经济发展是先导性的动力源，动力源越大对后者的影响亦越大，由此反过来后者的形成和发展又壮大了经济动力源，进而又推进了城市化进程。由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对地区城市化差异的影响，表现为：
第一，城市非农业人口和城市地区空间上的差异。经济发展首先必然表现为城市市区空间的扩大，同时必然表现为非农业人口的增多。
（1）城市地区面积1987—1993年期间扩大了481500平方公里，三大地区分别增长为36.55%、36.93%和26.51%，城市地区面积扩大，说明了由经济发展使城郊地区进入了非农化时期；
（2）1987—1993年三大地区非农业人口总量增加9503.18万，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增加非农业人口占总的非农业人口增加的比例分别为：74.4%、19.4%和6.2%；
（3）三大地区的市区非农业人口净增4708.67万，三大地区市区非农业人口净增占总净增的比例为55.29%、32.8%和12.65%。无论从非农业人口的增加，还是从人口集聚角度看，东部地区居首位，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尽管中部、西部地区城市地区扩大了305459平方公里，相当于东部地区扩大的1.73倍，但非农业人口的净增量为10836.1万，要比东部地区增加量减少4866.3万。
第二，农村非农从业人员的差异。全国城市地区非农业人员的情况基本上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对城市化、包括农村城市化的影响，不足的是，除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地区以外，县辖范围内的非农从业人员的情况未能得到反映，有关统计资料上也难以收集到。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我们以地区农村非农人员的变动来作说明。
（1）1990—1992年间，全国农村劳动力非农人数增加1474.3万，三大地区分别为1013.08万、73.46万和360.75万，分别占总数的69.98%、5.01%和24.92%；
（2）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对各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影响度是不一样的，据统计三大地区非农就业占所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比例分别为32.97%、22.48%和16.37%。
第三，城市布点空间上的差距。一个地区的城市化过程，不只表现为农业人口非农化和向城镇集聚的过程，且表现为城镇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规模的扩大、职能和设施的完善，以及农村地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城镇化过程。这一过程的速率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程度。由三大地区经济发展上的差异，也必然表现为城镇布点空间上的差异。
三、缩小区域城市化差异的思考
区域城市化差异是当前中国农村城市化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据预测，由于区域经济差异将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就决定了区域城市化差异也将呈现同样趋势。
区域城市化差异的存在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具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对于后者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区域城市化差异的存在，构成了区际间竞争与合作的基础，通过构成这种差异的经济基础的不同，形成各区域经济优势的发挥；另一方面区域差异的存在，对欠发达地区是一种压力，迫使欠发达地区解放思想、积极开拓，创造条件，推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化进程。同时对区域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也是一种推动力量。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不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往发达地区频频流入，使发达地区、尤其大中城市一方面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源泉，另一方面原有的基础设施以及软件设施，包括政策、法规、管理手段显得很不适应，从而迫使发达地区采取措施，加强和完善社会经济运行的软硬件建设，疏通和拓阔生产力要素流动的渠道。
区域城市化差异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有：（1）导致不发达地区大量农村流动人口盲目地流向发达地区，尤其大中城市，一方面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包括资金和劳动力投入，导致土地肥力不足、大量耕地处于抛荒或半抛荒状态，削弱了农业基础地位，另一方面，发达地区，尤其大中城市因过度的农村人口的流入而影响了其正常社会经济运行，带来了诸多社会不安定因素；（2）区际冲突、区际城市化差异，必然导致区际间为了各自利益，产生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冲突，前者表现为形形色色的争夺资源而展开的“大战”，后者表现为区域与中央关于财政上缴、基建投资等方面的讨价还价，各区域竞相发展急功近利的“短平快”项目，造成重复布点、盲目建设的状况，严重地影响了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平衡。
缩小区域城市化差异是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客观存在的宏观要求。这里，我们用“缩小”，而不是用“消灭”的词眼，这是因为：一则，是鉴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趋势，100年以后也许还存在这种差异，没有差异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由此决定了以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为基础的区域城市化差异的存在也必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同时，城镇规模、类型、布点，不但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而且还受地理、水、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建镇建城的，从这个角度上讲东部地区远比中西部地区条件要好，这就决定了构成农村城市化重要内容的城镇体系的空间布点非农业人口的空间布点在三大地区不可能是一致的；二则，是因为缩小区域城市化差异具有极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种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来自农村城市化动力源的差异。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拉大一定程度是由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率先从沿海地区开始的，这一地区较之中西部地区更多地享受优惠政策，由此产生了改革的“先发效应”，而其它地区则缺乏这种效应，由此不能不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影响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由于“累积因果”效应，原先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就发展快，反之则慢。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一个地区内城乡差别的缩小构成了一个地区农村城市化的重要任务之一，而这一任务的实现既赖于经济发展，又赖于加大改革力度，然而加大改革力度是以一定财力为基础的。这样，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又决定了各地区改革力度的差异，进而影响到地区在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上的差异，其结果给缩小地区农村城市化差异带来了新的难度。就国家经济发展目标而言，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是国家一个不可动摇的发展目标。这就给国家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尖锐的矛盾。这是由于为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一方面要求从宏观政策上鼓励发达地区快马加鞭，一方面要求从宏观政策上，包括财力上给欠发达地区以更多的照顾和支持，使区域经济差异控制在社会可容的限度内。这样就往往产生了矛盾，如国家宏观政策上倾向于发达地区，则地区经济发展差慢异就更扩大，反之则有利于赶超目标的实现。这种情况亦必然反映到区域城市化差异的变动上。
为了缩小地区城市化差异，就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上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对造成区域城市化差异的经济基础进行协调。说到宏观措施，目前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完全市场型，一种是完全政府干预型，再一种是市场经济兼之必要的政府干预型。完全市场型的观点是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强调了经济规律对生产要素自由活动、优化组合的作用，以此来根除由市场机制失灵所引起的经济发展差异，从而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区域间的一体化，达到区域间投资收益的缩小。由此一些同人主张以人口为中心的生产要素的流动，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这样，欠发达地区人口减少，发达地区人口增加，资源就得到了合理配置，经济发展差异也就缩小了。这种想法有其合理的内含，但是，发达国家区域发展实践证明，这种设想至今没有一个成功的实例。这种观点之所以经不住实践的检验，从理论上说，首先，区域经济总是与一定的空间相联系的，区域经济兴衰往往取决于对天赋资源的利用和再配置，以形成具有区域优势的经济生长点，在单一市场机制作用下，人口、资金等要素往往流向投资报酬率高的地区，这样天赋条件差的地区对资源和再配置常常处于滞后的状态；而相比之下，天赋条件好的地区总是处于超常发展的状态，于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不是缩小，而是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其二，单一市场机制必然导致区际不平等的摩擦和冲突，其结果必然表现为强者对弱者的侵占和损害。第二种观点，即完全政府干预型，这是已为实践所证明是不可取的。
我们主张第三种观点，为了逐步缩小由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所引起的区域城市化差异，目前，应注意处理好如下几个关系：一是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国家宏观调控措施要有利于地区间的公平竞争和资源的合理利用；二是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关系。为了改变落后地区的面貌，国家除了有计划地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以外，本着充分利用区域资源优势的原则，对中西部地区按资源状况及其开发程度进行区域划细，如工业经济区、低开发地区、贫困地区、乡镇企业不发达地区，在此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或有偿地提供开发资金，或引入国家产业项目，或凭籍开放政策导入外国资本。低开发地区、乡镇企业不发达地区是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薄弱地区，这些地区进入城市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它是困扰中国农村城市化的重大障碍。因此，如何帮助这些地区发展经济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现在已采取的办法有经济扶贫、教育扶贫、科技扶贫，这些不失为良策。对乡镇工业欠发达地区，我们可以通过大中城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向这些地区进行产业或产品的扩散，这样既可以解决前者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又可以帮助后者形成工业增长点。中西部地区在发展乡镇工业问题上，不要把眼睛仅仅盯在“厂区工业”、“冒烟工业”上，要积极开发不喝水、不用电的庭园经济、家庭手工业等；三是正确处理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两种政策目标取向有所不同，其作用有时会发生背向矛盾。因此在实际运用时应恰当地结合起来，实行双向调控，形成产业发展的地区发展相协调的机制，即产业政策区域化和区域政策产业化，以促进地区合理分工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为了缩小地区城市化差异，就必须选择和实施有利于缩小区域城市化差异的农村城市化发展目标和对策。现就三大地区城镇发展方针作进一步的构想：
（一）东部地区农村城市化目标和对策。
本地区属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化特点是：（1）从总体上说，正由城市化中期向成熟期方向发展；（2）城镇人口集中，预计到2000年，城镇人口2.5亿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50%以上；（3）大中城市数量多，规模大，城镇及其人口密度最高的沪宁杭地区、京津唐地区、珠江三角州和辽中城镇群均位于区域内；（4）小城镇发展迅速。就城市化总体目标来说，本地区今后应以现代化和国际化为目标，依托大城市建立各类城镇在空间分布、职能分工上合理的城镇体系，包括建设好几个重点城镇聚集区；建设好长江产业带和陇海—兰新产业带。这两个产业带的开发和建设不仅利于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将利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强中心城市的改造和扩散。就农村地区城市化而言，这里应注意：鉴于本地区不少大中城市扩散和产业结构转换，引发了郊区城市化现象较为突出，为此应有步骤地规划和建设好卫星城，在远郊和有条件的县可发展小城市，以便为疏散城市人口、产业的扩散提供更多的空间和条件；结合乡镇工业布点的相对集中，建设和改造城镇。目前，本地区在农村城市化问题上，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乡镇企业布点过于分散，镇（含乡镇、村镇）布点过于分散，密度偏高，规模太小。就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本地区农村实现自身城市化水平已经具备，过于分散的乡镇工业的布点和规模小、布点密的集镇，一方面加剧了本已土地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矛盾，构成了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另一方面制约了该地区农村城市化向成熟方向、最终步入城市化的发展。对前个问题，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但是，对后个问题至今人们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二）中部地区农村城市化目标及其对策。
中部地区已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业生产能力。工业化和城市化有一定的基础，城镇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空间布局也较合理，城市化正从发育阶段进入开发生长阶段，在全国空间布局战略上处于承东启西的地位。中部地区的城镇发展要以现代化为目标，着力于发展一大批中等城市群体，并借此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逐步完善大中小相结合的城镇体系，通过大中城市的发展，加上小城镇的建设和完善，吸纳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以使该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部分在本地区得以转移。其要点是：（1）本地区城镇人口将由现在7000多万人，增长到本世纪末的1.5亿，约占全部城镇人口的37%；（2）重点改造和发展本地区原有的大区级中心城市和省级中心城市，如武汉、郑州、长沙、太原、南昌、合肥等；（3）重视发展中部地区省辖经济中心城市；（4）合理发展小城镇。这一地区较之东部地区城市发展空间余地大一些，但从长远来说，小城镇不能不加限制地发展，这是因为现有小城镇就布点而言，已较密集，问题是规模偏小，基础设施、经济实力不强，故当将小城镇建设的尺寸把握在“适度”和提高质量上。
（三）西部地区农村城市化目标及对策。
该地区地域辽阔，能源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现有大中城市数量少、规模经济效应差，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乡镇工业极其薄弱。鉴于此，本地区农村化应走在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允许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大城市，同时结合发展乡镇工业发展小城镇，走以集中型城市化为主兼顾小城镇的道路。其要点是：（1）本世纪末城镇人口则由现在的3000万增加到6000多万，约占全部城镇总人口的17%；（2）充实、发展、提高现有城市，尤其位于交通干线上的城市，小城市发展为大中城市，现有的大中城市，如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城市予以充实和提高，使陇——兰亚欧沿线形成一批具有国内、国际影响的经济增长极和“经济中心”，并使其原来离散的“幅射圈”相交，从而构成相互连接的经济整体，通过这些经济增长极向近郊、远郊及更广大的腹地扩散，带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3）利用本地富有资源，现有城市郊区和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地区，大力发展乡镇工业；（4）制订优惠政策，鼓励东部地区的人口，尤其农业剩余劳动力迁入，使之成为开发大西北的生力军。
西部地区不只人口稀少，且商品经济意识淡薄，未完全从“自然人”向“经济人”转变。因此，从经济发达地区迁入大批商品经济意识强的“经济人”，是极其必要的。这种迁入最好能带资金、技术、与经济效益较好的乡镇企业一起迁入尤为理想。为鼓励这种迁入，应给予户籍政策优惠，凡由东往西“迁入”者可获得城市户口，并允许经过一定时期后自由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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