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学：中国现代文化文本的理论构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中国论文,文本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文化文本的理论构造，体现于众多文化学术名人的文化文本的理论升华与结晶之中。这种升华与结晶需要他们自己或别人为之提炼和作出理论概括。鲁迅文化文本的这一步工作，则集中凝结于鲁迅学之中。鲁迅学作为鲁迅文化文本的理论概括总体和分论所构成的体系，便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理论构造的一部分。由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鲁迅学也就成为这一民族现代文化文本的重要的理论构造部分。
每个民族在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批集中、凝聚、积淀、代表这个时代的文化总体的杰出大师，其思想和著作足可成为民族文化文本的人格化表征。在这种成批的代表人物中，又会有居于前列，具有更充分、更主要、更突出、更有代表性的几位大师，成为主要的代表。鲁迅，作为“五四”以来产生的一批中国现代文化大师中的佼佼者，便具有这种代表性。他的创作和著述的成就，他的思想高度、深刻、全面、突出地反映出中国20世纪的基本社会状况，以及这种思想在文化含量、思想深度、民族特征上的杰出成就。他的活动领域和影响的广泛，包括这种影响的直接地或通过各种文化中介的泛化、深入于广大民众之中，还有他的文化—心理性格的足以代表中国现代民族主题和主体，如此等等，都说明鲁迅是诸多中国现代民族文化文本中的杰出代表。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可从他的文本中“读”出中国人的现代的文化性格的演变和发展，并且这一文本在塑造着，也塑造了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性格。
鲁迅不同于他的同时代人中的另外一些杰出代表，他以其创作和思想，广泛深入地影响了整个民族的各阶层人，并触及他们的思想灵魂；也以他的创作和思想提出和回答中国民族发展的根本问题。他不像其他的一些文化大师，不免局限于各自的专业或某些领域。他特别着力于揭露、解剖中国国民性，寻求中国国民性格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出路。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鲁迅便成为中国现代民族文化文本的杰出的和特殊的代表。
当鲁迅比之“五四”思想文化领空上的耀眼群星稍迟一步出现于文坛上时，立即引起分外的注意和应有的高度评价，从这时开始，他也就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以后，随着他的创作、活动、事业的发展，他的影响越来越扩大和深化，对他的社会阅读和接受，以及对他的诠释和研究也在日益发展，累积着日后成为鲁迅学这一学科的认知和经验的资料，也升华出若干理论的概括，其范围远超出文学一隅而广及整个文化领域。而且，这些解读、诠释、接受、评价和总结，都同中国民族的历史主题、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母题，同探寻民族的出路和文化的转换紧紧相联。这样，就使“鲁迅研究”这一文化学术工作和业绩，同整个民族的沉沦、苦难、抗争、挫折、战斗和苦思求索紧密联系在一起。
鲁迅研究，在每一个“重读”和诠释的新周期里进行，总是和全民族的命运主题，同时也就是文化主题紧密相关、紧紧结合着。这是它的研究对象，即鲁迅的文化文本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鲁迅的文化文本的全部形态，无论是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还是学术著作、翻译作品，以至书信和他所从事的文学—文化工作的实体（实际工作）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文化方向，总体上、本质上都是同时代精神、国家民族的命运、人民的自由解放的斗争，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因而这就决定了对它们的研究，既是对鲁迅的研究，又是对民族的命运与出路、文化的发展与建设的探索。两者是不可分的。这里，便不能不蕴含着有机结合的两种“双相”研究成果，一个是对鲁迅的解读、诠释和接受的“近期的”、“切时的”、“具体的”成果，和“远期的”、“长久的”、“一般的”成果，两者结合在一起；另一个是，对于民族命运和出路、文化重建与发展之探索的近期的、切时的、具体的成果同远期的、长久的、一般的成果的结合。这一两种“双相”结合的成果，体现于具体的、个体的研究论著中，有的“一相”（前者）突出，过后失去轰动效应与恒久价值，而成为历史档案；有的“一相”（后者）厚重，过后仍不失其认识价值，甚至越显其思想光芒，而成为有意义的历史文献，进入鲁迅学的文化积淀之中。这些，也同时进入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建设的总积淀之中。这也是鲁迅的文化文本的性质和它所决定的鲁迅研究的性质所决定的。
鲁迅研究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研究鲁迅关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出路，中国国民性改造，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问题的思想、言论和作品等等；第二个层次，是研究与总结鲁迅文化文本的行动意义与实际效应，和鲁迅的实际工作与社会行为的文化文本的意义内蕴；第三个层次则是对于鲁迅作为作家的产品（文学创作）的审美文化与一般文化的意义的研究。这三个层次都各自有其理论的概括和结晶，同时，各层次之间又相互渗透而融汇，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们的理论构造和文化内涵，自然地就成为建设中国现代文化，形成中国现代文化文本的理论构造的一部分。
在鲁迅研究的第一层次上，研究者们所提出并作出回答的问题，总是“鲁迅站在什么样的立足点，针对中国民族之生存与文化之复兴的根本问题，作出了怎样的批判和建树”。在第二层次上，则从对鲁迅的小说、散文、散文诗，特别是杂文这一鲁迅独创的文学—文化文本的深层意蕴的分析，从对鲁迅在他的生平的社会活动、文化创造和文学创作实践层面，剔抉梳理出他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和建树。在第三层次上，则更多地、具体地对鲁迅的小说和杂文进行思想的、艺术的分析，寻求其中的深层文化意蕴和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具体贡献。在这几个层次的相区别又相渗透而至融汇的研究成果中，总是体现着这样的总体精神和表现于几个重要的方面：中国如何从苦难走向求生存争解放的道路，为此，要怎样清除中国文化传统沉积物的污障，怎样克服中华性格中的劣根性，并从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和新的中国人。这样一个总题目、总精神总是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上：（一）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道、释三家及其综合），鲁迅对此所作出的剖析与批判；（二）如何认识中国国民性中的劣根性，它的表现、它的症结和对待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鲁迅对此所作出的基本论述和提出的基本原则、基础理论；（四）对了这种种建设，如何对待“当面之敌”和“惨淡人生”，鲁迅在这方面的抗争、奋战、思索与实践；（五）为了这种种建设，如何对待“具体的”当前的西方文化思潮与文化现状，鲁迅在这方面的论述、实践和真知灼见。
这五个方面，是鲁迅学理论建构的基石，同时，也正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论构造的基石。这原因就在于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和文化大师，他的思想、创作和社会活动，总是提出并围绕中国文化现代化这个主题所派生的这几个基本问题来展开的。中国的生存与复兴这一民族生死存亡的主题，产生了中国文化冲破传统束缚寻找并创造现代性（即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文化母题与文化主体，而鲁迅正是在他走上文坛之始，就用小说，用杂文，用随感录等文体，从多方面提出并剖析这一民族文化母题与文化主体。这一“鲁迅的思想—创作—活动母题与主体”一直贯穿他的一生。他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以至整个《呐喊》与《彷徨》，他的收集于《坟》中的论文与杂文，表现了从世纪之初到“五四”时代鲁迅的思想轨迹与业绩；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他的杂文创作和思想发展；他晚年的几部杂文集和这一时期的广泛领域的文化活动与建树，则都表现了他在这两个时期，围绕着同样的母题和主体，所经历的思想轨迹与所作出的文化业绩。而在这一历史时期之中，不管中国的社会状况如何变迁，政治形势如何变幻，在文化的母题与主体上，始终未曾越出这个范围，虽然各个具体时期的具体表现形态不同，重点或有变化。历史的事实和鲁迅的实践正是这样：中国文化寻找和创造现代性的过程，充满了矛盾、冲突、斗争、困惑、探索，是一个动态的、斗争的、艰难发展的过程，而鲁迅的思想—创作—活动，正是直面这一“惨淡的人生”，及时地、直截地、突出地、鲜明地反映了这一艰难、复杂、曲折的文化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列出这样一个图式：“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五四’时期—30年代）”“鲁迅的思想—创作—活动过程”。“前项”是渊源，是基础，是“历史”；“后项”是体现，是表现，是“映象”。这样，我们看到了两者的同步性与同构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学作为研究和总结鲁迅的这一“思想—创作—活动”之总和与分析的学术文本，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文本的理论构造的基础部分与重要部分。两者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但是，可以说鲁迅学的内涵，部分地进入这一文化文本的理论构造之中；而这一文化文本的理论构造则并未完全接纳鲁迅学的全部内容。
在鲁迅学中探讨得最多的几个问题是：鲁迅思想的性质和历史—民族—文化根源问题，鲁迅和鲁迅思想同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同中国现代革命，又尤其是思想—文化革命的关系问题；鲁迅的艺术典型，特别是“狂人”、闰土、祥林嫂、孔乙己、魏连殳、鲁四老爷、假洋鬼子，又尤其是阿Q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和意义问题；鲁迅国民性改造之探讨的问题；鲁迅的思想内在矛盾与前后期之划分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解析、诠释与如何作出结论及作出何种结论，都涉及中国的社会性质与革命进程，涉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及它们之间的撞击与冲突，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系列问题等等。这本身，就已经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转换”的总问题的组成部分了，而对这些问题所作出的结论，就自然是对其“母题与母体”，即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讨论与结论了。由此，鲁迅研究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的分别的和综合的结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理论概括和理论体系，它们所形成的鲁迅学的构造，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文本的理论构造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的基础部分。
特别显示“鲁迅学／中国现代文化文本”的相关性和理论构造的相通与同构的，是鲁迅学的史的发展轨迹，它的明显的阶段性的划分和各阶段的特征。当鲁迅还是以一位杰出小说家出现于文坛时，他的作品不仅立即引起了注意，而且对其评价也就是文化评估，就确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消极面的核心部分的攻击，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解剖。吴虞对《狂人日记》的评价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评价并获得了普遍的文化认同，他说：《狂人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带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吴虞：《吃人与礼教》）而对于鲁迅的《阿Q正传》及其典型阿Q，人们则一致地指出了他的民族精神的代表性：阿Q是“中国人品行的结晶”（茅盾）、“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周作人）、“《阿Q正传》是藏着过去了的中国病态的国民性”（钱杏村）。这些，也都是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的。至于对鲁迅杂文，由于阶级的差别，政治思想的分野，审美标准和艺术观念的分殊以至夹杂着个人意气成分，评价很不一致。但是瞿秋白的评价即认为“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历史”和他所批判的是“社会典型”，即杂文中的具体的个人是作为社会的某种人的代表来对待的，这样的论证，还是比较普遍地被许多研究者认同的。尤其是鲁迅许多“文化杂论”（包括在《坟》和后期杂文中的许多篇章），直接地、系统地、深刻地抨击、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和毒汁，揭示了它的消极的文化本质，这是被普遍重视的，即使攻击者亦无法否定而只取避而不谈的态度。还有鲁迅的可以全部概括在“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中的杂文全体，其文化精神、文化批判的深层底蕴也是人们难于否认的。这样，在对鲁迅的小说（及其典型）和杂文（以及其它作品）的剖析、诠释和研究中，就一面形成了鲁迅学的思想理论基干，而这一基干，又正是中国现代文化在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文化内涵的基干和其理论构造的基干。因为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现代化正是在实践上和理论上要解决认清、揭露、抨击、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与顽症，认清、揭示、抨击、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劣根性并寻求改造的方面与道路。
当然，鲁迅学之所以能成为这种民族现代化文本的理论构造之重要组成部分，还不仅仅在于鲁迅“这么做”了，即提出了这些问题，而且在于他的揭示和揭露、抨击、批判，是深刻的、正确的，而且具有审美素质和理论品性。
在鲁迅研究的自然形成的阶段性及其特征中，更是体现了“鲁迅学／中国现代化文本的理论构造”的同构性与相通性。“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现代化的创获期，主要进行以批判儒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责旨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而鲁迅研究的主要文化结晶，也正是鲁迅在这一主战场上的战绩和思想—文化成就及其文化／理论形态。这一内容，正可成为中国文化转型初期、现代文化创获期的理论构造之组成部分。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急遽而剧烈的变化，中国革命形势也发生了急遽而剧烈的变化，文化营垒则相应地发生了多重的分裂与组合。新文化营垒分裂为激进派与英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派；而原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守旧派和文化保守主义派，仍然与他们双方对立着。激进派中又分化出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走在文化革命的前列，举起革命文化的旗帜而与其他诸派均处对立状态。而这种局面；在30年代初中期，很快就整合为旗帜鲜明而尖锐对立的两派，这就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革命阵营，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保守文化阵营。两大阵营的政治色彩极为鲜明，对立状态形成“武化斗争”局面，文化战士血染文化战场，以生命来殉文化事业，纳入了党派斗争、阶级斗争的范畴，具有尖锐的对立性。一方处于统治地位，镇压迫害被统治的另一方。但在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处于劣势的革命文化派在文化上却处于优势，发展壮大其阵营的力量，在文化上建树甚多；而另一方却在文化上处于劣势，总体上是保守的、倒退的状态。在两方血与火斗争的尖锐状态中，处于中间状态的以英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主要以大学为“基地”的学院派文化人，则在这种民族文化分裂的张力场中，进行了科学文化的研究创造和建设。
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后期的这个时期，中国文化内部的剧烈、深刻、尖锐的分裂、改组与斗争，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分裂为带着鲜明阶级斗争和党派色彩的两大营垒，它们围绕着中华民族在存亡之秋何去何从的主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整个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也以此为母题和主体来展开。鲁迅正是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并成为代表全民族展开对民族敌人的斗争的思想文化旗手，一面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一面围绕这一民族文化的母题与主体又由此连类而及向外沿扩展，依旧在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旗帜下，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和中国国民性展开了深刻的批判。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成为中国文化在特殊的民族—社会—文化条件下的现代化进展，其主要精神是激进的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和通过斗争以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文化的一般性发展和建设都围绕着这一民族主题来展开。无论当时的“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还是以后对“这个时期的鲁迅”的研究，都是在这个主题和意义上来探索鲁迅思想发展的轨迹，评价他的思想、创作和全部工作的全民族的文化意义与价值。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后期对鲁迅的认识和研究的发展，正是循着这样一些主题来进行的，即：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思想—文化意义与价值，他的全部文化文本与中国当代社会与中国革命发展的深刻关系、他的国民性改造问题的探讨的民族文化意义、他的杂文深刻社会背景与文化渊源以及它们在文化建设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与地位，等等。以后的鲁迅研究，也仍然是循着这些问题来展开的。只是在内容上不断扩展、深化和具体化罢了。这样，这些研究成果的理论成份、理论概括和理论结晶，就成为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和现代文化文本的理论构造的重要部分。
40年代的鲁迅研究，表现出一种双重的整合现象。一种整合是以毛泽东对鲁迅所作出的系统的、全面的和崇高的评价和概括为主导，将所有各种对鲁迅的解读与诠释汇流于这一理论架构之中，合之者留，不合者弃（或批）。另一种整合则是鲁迅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方向的总体的也是唯一的代表，“中国新文化”的主体即以鲁迅文化文本为唯一标帜。其他文化系统、文化势力、文化存在，均被视为同路人、友或敌来对待了。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在鲁迅研究中所反映出来的双重的文化整合，达到顶峰并向极峰发展。原有的那种鲁迅评价指导成为全民族的、唯一正确的、至尊的、不可怀疑也勿需补充发展的评价圭臬，“鲁迅研究”完全整合成一个“定于一尊”的终止文本。而全民族的文化，也就以鲁迅文本为唯一的存在。一切文化存在、文化文本均以这一“鲁迅文本”之合与不合决定去取，甚至连细少的论争和文化学术争论以至人事纷争，都纳入这种文化方向、文化立场、文化斗争（即阶级斗争）的范畴之中了。这时候的鲁迅研究，许多对鲁迅的解读、诠释，常常是离开了鲁迅文化文本之本体的，因为这时期的“鲁迅文本”已经整合为与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文化内涵对应的一种“文化文本”了。这种情形难免不一面对鲁迅的思想作品的价值离开本体地拔高，同时又有忽略本体独特价值的贬低，另一方面则又忽视、弃置了鲁迅文本中许多有独特性和特殊价值的内涵，而这又正是鲁迅之为鲁迅和鲁迅之可宝贵的地方。这时期，甚至前此的鲁迅研究中许多有益有用、可贵的东西都遭到忽视、弃置甚至批判了。
这种鲁迅研究的状况，其实质也正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状态：对传统文化的否弃和对外域文化的封闭；拒斥了人类历史上和中国历史上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拒斥了全世界文化学术发展中可用可取健康先进的文化资料和养料。这时期鲁迅学的理论构造突出的是革命的、政治的——批判的、战斗的、激进的内涵，是一种“政治——文化”框架。这也就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理论构造的一部分。
这种状况，发展到“四人帮”统治的“文革”时期，鲁迅完全成为一个“金刚怒目”式的批判的、斗争的尊神，一个横扫一切的“棍子”。这当然是被极端歪曲了的鲁迅。这也是被极端歪曲了的“鲁迅研究”。这个伪造的鲁迅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而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也确实就剩下一根“斩绝了一切封资修”（连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化的成绩也被一顶“30年代黑线”的帽子打入黑暗深渊了），割断了一切古今中外联系的“高、大、全”的文化独木桥了。
在1949年至1976年时期的香港和台湾，鲁迅是另一种命运：在香港一直存在着鲁迅研究并且在解读和诠释上取得了不同于大陆的偏得于文化解读方面的成绩；但也有另一方面的对于鲁迅的诬蔑与攻击，如某时期《日记》失记之“有鬼”、“汉奸”说等等。而在台湾则是完全禁止鲁迅的，一面是继续其终身批鲁不衰的苏雪林的咒骂，算是代表了台湾的鲁迅观，另一方面则是树立了胡适这面旗帜，尊为现代最大思想家，“五四”的唯一代表，而胡适正是代表了另一种文化方向、文化素质和文化性格的中国现代文化文本。这种状态，也正反映了这一长时期中，整个中华大地上，文化的分裂和文化的在不同方向、不同路径、不同素质、不同性格上的发展。其间隔着一个深刻的政治的、党派性的鸿沟。
1976年以后，鲁迅研究进入了一个未曾有过的新格局。广泛的、包容了从鲁迅同时代人、友好、学生到中青年一辈专家学者、文化人、作家、艺术家在内的专业和兼职的鲁迅研究者，对鲁迅的生平、思想、作品即“鲁迅文本”的整体，进行了分类的、全面的、系统的、展开的和深入的研究，论著之多，其内容之丰富、深厚、系统，均为前此所未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这样几点：第一，突破了原有的鲁迅解读、诠释的固定框架，一种单一的、封闭的、政治化的，与革命理论寻求一致和对应的鲁迅学架构，被既继承了既定框架中的合理成份、基本方向，又予以拓展、延伸、深入、提高的鲁迅学架构所取代；第二，展现了一种宽容的、开放的、宏阔的、深化的学术文化气势，对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儒、道、释各家，精英文化、典籍文化与世俗文化等等）、鲁迅与外国文化（包含欧亚美西方文化、俄罗斯与苏联东欧文化、日本文化及其他东方文化、西方古典文化与现代主义文化，等等）、鲁迅与“五四”以来的文学—文化社团、文学流派、鲁迅同时代人、鲁迅与中外古今广泛的文化名人和作家艺术家、鲁迅与自然科学，如此等等，不仅显示一种展开来的研究气势与氛围，而且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新的资料、新的实证和广泛的新成果。第三，对鲁迅进行了广泛的学科视角的研究，而不是大体上局限于“政治—文化”视角兼及艺术审美的学科视角。特别是从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美学、文艺学、心理学、创作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研究，这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研究意识，开拓了众多的鲁迅研究的新领域、创获了许多宝贵的、新颖的、深刻的研究成果，使鲁迅文本的内涵更广阔、丰富、深沉地展开来了。第四，突破了许多鲁迅研究的禁区，进行了过去被轻视和忽视的鲁迅文本的一些有意义的重要方面的研究。前者如鲁迅的前后期思想划分之时限、标准、原因之探讨以及应否如此分期之质疑；鲁迅后期思想是发展抑或停滞（以至倒退）的争论，鲁迅的“国民性改造研究”之研究，鲁迅与同时代人中的某些重要的人物之关系问题的研究（如与成仿吾、郭沫若、茅盾、周扬，以至胡风、冯雪峰等人），鲁迅思想的“消极面”及其根源之研究等等。后者如鲁迅与周作人、羽太信子之关系及“兄弟失和”问题，鲁迅之恋爱、婚姻、家庭等问题。第五，鲁迅的性格特征即思想—文化特质的研究，特别是对鲁迅的“寂寞”、“孤独”、“矛盾”、“悲观”的社会根源、时代特征、人生体验、个性因素、人事纷争等原因的探索，由此也引发了互为印证地推动了对鲁迅的《野草》和一系列难解作品的新解读、新诠释，取得了许多新成果。第六，以大陆为主体的鲁迅研究，吸收了香港、台湾的鲁迅研究的成果，吸收了外籍（主要是美籍）华人的鲁迅研究成果，特别是，还吸收了欧美各国的鲁迅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都具有新的视角、新的文化背景、新的解读框架，因此具有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成果。它们启示和丰富了中国的鲁迅研究。
这些研究的种种方面，大多数都提升到理论层次来加以概括，成为一种文化结晶或为文化结晶提供了“半成品”。
这一切，正反映了在新时期中国文化新的方向和新的构成、新的气势和新的内涵。鲁迅研究的新格局，是新的文化格局的组成部分和主要体现，而作为对中国现代文化大师鲁迅的研究，也就成为这一时期民族文化文本的开放性、开拓性和新建设、新发展和一种理论构造。因为，正是在这个新时期，鲁迅学不仅被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学科来对待，具有了自身的学科意识和学科建设，而且，在总体上，越过经验（实践与实际资料）层次、理论层次达到结构层次，并在三个层次的融化整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更丰富、更理论化的文化构造，它是在新的时期的总形势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又丰富和推动了这个形势和语境的发展。这样，就使鲁迅学——包括它的文化形态、学术品性和理论构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当代文本的理论构造的重要部分和主要体现。它同同一时期对其他学派、其他文化大师、其他“五四”以来的重要作家、学者、文化名人的代表人物的研究，以及它们所形成的整合后的文化文本，一同组合成中国现代文化文本的“当代版”。
鲁迅学仍在发展，特别是理论层次和结构层次发展。鲁迅学史的研究与成就，以总结的形态表现并促进这一学术文化的成就。中国现代文化文本，也就在这一过程中，向前发展，取得新成就。这是中国文化传统向现代化转换，中国文化创获现代性的全民族文化创造与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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