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主义”的走向与中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什论文,中美关系论文,走向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过去4年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布什主义”，其实质是强势追求美国绝对军事优势和绝对国家安全，利用美国现有的军事、科技和经济优势，既能适应21世纪全球化趋势，又符合美国全球谋霸事业的新体系。随布什第二任期的开始，“布什主义”及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引世人关注。本文拟从分析“布什主义”的实质及其产生的根源入手，推测布什第二任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可能走向和对中美关系的可能影响。
一 “布什主义”的内容
首先，“布什主义”强调价值、信仰和“自由的力量”，认为在全球传播这些价值会使世界更安全、更美好(make the world not just safer but better)。美国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的价值观不仅优越而且具有普世意义；只要打破旧的束缚，人的现状就可以改变。别国人民只有抓住机会，接受美国价值观，才能改善现状。布什多次在讲话中强调，一个民主的、经济开放的、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世界不仅对美国有利，而且对大家都有好处。为了这个目标，他要让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具道德魅力，因为只有谋求更广泛的道德益处的政策才会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相比之下，在他眼里，尼克松和基辛格时代的政策太过冷酷和现实，因而缺乏道德基础。
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布什主义”的理念并不陌生，因为它强调的是外交政策的国内根源，即一国的政治体制和国内政策决定它的外交行为①。对布什来说，萨达姆对内实行暴政，对外就一定实行罪恶政策；既然一国的政治体制决定其外交行为，持续和平就要求在一些国家内进行“政权更迭”。所以，布什在2005年总统就职演说和随后的国情咨文中毫不隐讳地大谈民主，不厌其烦地强调自由的价值，认为美国必须在全球推进民主。布什班子认为，如果萨达姆被搬开，应该很容易在伊拉克建立民主，而且也会推进整个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在这一点上，布什和他的助手们既是国际政治中强调力量的现实主义者，又是强调价值驱动外交政策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布什主义”的出现，标志着美国又转向以奉行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政策。
“布什主义”的第二个支柱是以先发制人的防范手段，铲除对美国安全可能造成的威胁。布什班子认为，当今人类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于恐怖主义和那些“无赖国家。”如果美国不试图改变世界，那么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危险。而这些危险是不能用传统的威慑手段来遏制的。恐怖分子都是亡命之徒，没有什么他们珍惜的东西美国可以用来进行威慑。伊拉克这样的“无赖”国家不是风险规避型而是风险接受型的。所以，没有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布什政府的解释是，“如果不加以制止，萨达姆会在十年之内发展出核武器，我们不能接受美国的安全基于萨达姆不会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动机之上。”② 鉴于美国在新时期的脆弱性和传统威慑手段的低效性，美国必须主动出击。用布什的话说：“必须准备发起预防性战争，打击那些正在形成的威胁，在它们没有最终形成对美国的真正危险之前摧毁它们”。③
然而，先发制人政策面临着明显的问题：任何关于谁是未来真正威胁的情报都很难做到准确。不仅绝大多数对敌人的分析带有主观成分，而且即使有内部间谍可以提供扎实的根据，决策层仍很难知道对手的真实动机和用意，因为敌方领导层也许自己都不清楚在将来的某年某月他们会怎样做。关于对手能力和过去行为的分析和解释，同样很难做到客观。即使到今天，人们仍很难看出萨达姆与恐怖分子活动的联系，更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在决策时都会面临这些困难，通常在情况不明时，决策者会选择慎重，而不是贸然行事。学者们发现，导致人类发动战争的一个动机是决策者认为，除非立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否则情况会变得更坏。这种恐惧经常会导致“安全困境”。但如果可能，决策者通常都会推迟此类决策，因为许多潜在威胁最后并没有出现，而且军事行动可能会使局面更加糟糕。但是，布什及其团队却选择先发制人。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说：“威胁越大，不行动的风险就越大”④。这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核心特征，即最佳生存之道，不是与别国合作，而是利用(甚至牺牲)别国，为自己获取实力，“最好的防御是有效地进攻。”⑤ 布什主义的批评者则认为，在当今世界，防御性战争并无必要，因为威慑仍然有效，不仅许多威胁被布什当局有意夸大，而且那些“威胁”也完全可用非军事手段得以扼制。不仅如此，相互威慑仍是维持国际关系稳定的基石。军事力量应该是最后手段，而不是主要手段。先发制人的风险更大，如果国与国之间都采取“布什主义”的类似做法，那么所有最坏的可能就一定都会发生，而且会提早发生。
由于很难让其他国家认同超级强权可以用“预防性战争”方式来谋求自身的安全，“预防性”战争的安全战略要求美国必须能够采取单边主义行动。这是“布什主义”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9·11”发生前，布什就藐视国际舆论，在《京都议定书》、《生物武器公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罗马公约》等一系列涉及国际法准则和国际协定问题上，都采取不合作或单边主义的做法。愿意独往独来已经成为布什政府的外交风格。不仅如此，他甚至对国会都持单边主义的态度。在批评者的眼中，这是傲慢和不负责任的表现，但在新保守主义者的眼中，这是“有效领导”，是布什对其“布什主义”原则的认真表现。
上述三点归结在一起，就是要建立美国的霸权、美国第一或美利坚帝国。在布什及其助手眼中，世界上没有约束各国行为的普世规范和法则。相反，如果居统治地位的超级强权与众人行为不同，国际秩序反倒可以维持。所以，美国不应在意预防性战争是否会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认可，也不必理会为世界秩序造成的不良“先例”，他们也看不出在美国一方面极力反核扩散，另一方面又威胁使用核武器(即使别人没有首先使用)之间有什么矛盾。美国的安全、世界的稳定和传播自由主义理念，都要求美国做一个“善意的霸权”，做别国不能做也不应做的，美国必须“当仁不让”。在新保守主义者眼中，这绝不是双重标准，而是新世界秩序所要求的。⑥
这种美国霸权在行政当局《核态势评估》里关于扼制未来军事挑战者的说法中表现得一览无余。乍看起来，这似乎是针对俄罗斯和中国，但实际上也包括西欧。这与1992年沃福沃茨为老布什任内的国防部长切尼撰写的报告如出一辙。⑦ 小布什2002年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中说，“美国已经而且必须保持绝对不受挑战的军事实力，使以往那些最终导致不稳定的军备竞赛时代毫无意义，美国的超强军事实力将迫使对手们用贸易和其他非军事手段谋求自身利益。”⑧ 这要求美国不仅要维持高昂的军费开支，而且可以随时以他人的名义使用武力，而他人不必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这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典型的“霸权稳定理论”，认为传统的多极力量和均衡政治最终一定会导致危机和战争，而一个超级强国则可以稳定世界⑨。
二 “布什主义”的背景
其实，今天的“布什主义”与冷战期间的美国外交行为并无太大出入，单边主义更与共和党的政治传统和外交理念一脉相承。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采取任何行动，不仅不受国际条约、规则的限制，而且也不受盟约和盟国态度的束缚。何时选择直接面对敌手，何时又会选择多方介入，完全由美国做主。早在冷战之初，美国领导人就知道美国将成为新国际秩序的主宰，在苏联没有成为最大威胁之前，华盛顿就已经在规划和设计未来国际秩序。
当然，苏联成为了威胁，美国的力量被充分调动，以遏制美国领导人认定的“苏联威胁”。由于当时美国无法单靠自身的力量遏制苏联，美国不得不依赖盟国的支持。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尼克松，美国政府从不过分地利用其领导地位。肯尼迪甚至讲过支撑大西洋联盟的有两大支柱，从而赋予欧洲支柱与美国支柱同等的地位。随着美国军力的不断增长，美国对盟国的依赖也在减少。到冷战结束时，世界政治力量发生了极为有利于美国的变化，最终出现了单极世界。早在克林顿时代，有些美国政治家就已经不再掩饰他们的超级大国意识了，华盛顿经常交替运用“萝卜”和“大棒”，来谋取美国的各种利益。但在布什上台之前，大多数美国精英仍然希望依赖盟国，运用多年经营才获得的软实力来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认为劝导别国遵从美国旨意，即经济又实惠，美国可以获得“廉价的霸权”。这也是今天布什的反对者抨击他的理由，认为布什政府忽视了盟友和软力量的作用。但在实质上，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无论是共和党新保守主义者还是传统保守主义人士，都认为美国应该保持目前的绝对优势，影响世界朝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只是在如何用最小代价最大限度地谋求美国的利益上，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存在分歧。美国精英层几乎没有人赞成将多边主义作为美国外交的最终目标，即使是那些提倡多边主义的人也只是将其看作是谋求美国国家利益的手段而已。
直到最近，美国似乎没有必要在谋求世界统治地位时采取单边主义。华盛顿总体上还能遵守由它自己创立和批准的条约和规则，因为它们仍能服务于美国的各种利益。布什当选和恐怖主义袭击导致美国采取了新的立场。虽然布什比其任何前任都更具单边主义色彩，但如果没有“9·11”事件，他也未必能够走得太远。但如果说“9·11”后强势谋求美国霸权是一次历史的偶然，那么这个偶然早就存在，而且一直等在那里。即使没有恐怖主义袭击，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结构性因素也决定了美国势必要强势维持其主宰世界的地位，虽然在手段和战术上会有所不同。
在一定程度上，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因素也有助于布什主义的产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是对强权的有效制衡，而当今世界上缺乏的，正是能对美国形成制衡的力量。美国学者哲维斯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由于大国之间没有相互发动战争的担忧，而存在着一个“安全共同体”⑩。正因为大国之间没有战争恐惧，美国才可能集中全力对付恐怖主义和少数几个“无赖国家”手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存在着美国与另一个大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华盛顿一定会将战争威胁列为国家的头等大事，而其他大国，如果感到存在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危险，也不会积极配合美国的全球反恐。国际体系中的这种“安全意识”，意味着美国可以不受约束地谋求自身利益，不必担心遭到同类对手的武力攻击。
同时，大国对自身利益的限定经常伴随着自身力量的增长而扩大。(11) 由于没有安全威胁，美国可以追求一系列过去无法追求的目标。在全球传播民主和自由，一直是美国的价值诉求，但现在由于没有军事对手而变得更加可行。所以，布什在中东推进民主的想法不仅由于该地区特定的形势和需要，也因为美国现在手中握有可以这样做巨大的资源。阿富汗的成功也助长了美国扩展其目标的可能性，可以预期，如果美国在伊拉克再次轻易得手，他们一定会对罪恶轴心名单上的下一个国家动手(moving down the list)。
当然，对布什主义的产生还有另一种结构性的解释，那就是逐渐增加的实力也伴随着新的恐惧。虽然来自主要大国的威胁消失了，但世界秩序本身变成了美国的利益，使美国利益波及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如果说世界上许多国家关心的是它们周边的邻里，那么全世界都是美国的邻里。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对世界各地区的政治都有兴趣。这不仅要求美国保持军事实力的绝对优势，而且也必须获得世界关键地区的控制权，尽量扩大美国的势力范围。
即使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满意于现状，它仍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未来。一个国家越是对现状满意，也就会愈加担心将来可能会变坏。这种心理导致一个重要的政策现象，即最强的国家趋向于接受更大的风险。(12) 如果他们认为，除非他们大胆地行动，否则明天将可能遭致损失，那么它一定会大胆地去做，因为今天失败的可能性很小，而明天的损失则可能很大。先发制人式的预防性战争听起来荒谬，但如果一个国家要维持其珍视的现状(今天的霸主地位)，它通常会这样做。没有安全威胁的国家也会经常感到不安全。如果是强国，那他们更愿意采取行动防止对他们不利的情况发生，预防一些可能的对手将在未来的某一天伤害他们。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绝不是一个守成的国家。它现在的实力、对未来情况可能恶化的担忧，以及它认为当前出现的机会，导致它采取“布什主义”式的单边主义强势政策，意在重新塑造世界政治，塑造一些国家的政体，使美国能够永保今天的强盛。实际上，今天的美国远比一个新兴的崛起大国更加骚动，更加危险。
三 “布什主义”的前途
然而，过去四年的国际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因布什出兵伊拉克而导致美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布什政府原以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的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可以向基地组织表明，美国不会退出中东，而美军震撼性的打击不仅可以减少阿拉伯人对基地组织的人力支援，也会威慑该地区其他国家断绝对本·拉登恐怖组织的支持。但布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中东地区局势更加动荡，欧美关系因此出现裂痕。不仅巴以冲突继续陷于胶着状态，而且伊拉克正成为全球恐怖主义活动最猖獗的地区。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式的战争，使国际关系又回归到“丛林法则”的时代，这不仅动摇了长期以来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基础，使得国际局势更加不稳，而且也使美国在全球的认可率稳步下降，美国过去几十年中所拥有的软实力正在减少。
那么，“布什主义”能否维持得下去？先看对“布什主义”有利的层面。今天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几个国家间，的确不存在彼此间策划孕育战争的危险。虽然体系内主要大国间也存在矛盾和某种程度的紧张，但这些矛盾并没有大到足以在大国间造成永久性裂痕，以至于危及“安全共同体”的存在的程度。当然，美国由于“安全共同体”的存在而获得的行动自由，对一些中小国家本身就是威胁。如果存在大国之间的敌意竞争，美国很难会轻易出兵伊拉克。
同时，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领域仍然遥遥领先，是自国家体系建立以来单一国家所占世界力量份额最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局面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改变。2004年美国国民收入占世界总量的1/3。2001年美国股票市场投资总额等于其他所有国家的股票市场投资的总和。2003年美国出口总值占全球出口总量的15％，进口占全球进口总量的20％。这种局面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会改变。“布什主义”就是试图把今天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永久化。
但是，国际体系的现状和美国的超强地位，并不能保证“布什主义”会成功。“布什主义”的内在矛盾、美国有限的资源和美国国内政治制度决定了它的前途并不看好。
第一，“布什主义”的目标太过宏伟，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差距极不相称。不仅恐怖主义难以被铲除，而且在伊拉克的首次演练遭到失败。当然，有人会指出美国成功地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推翻旧政权绝非零和游戏。萨达姆的损失并不等于美国的收益。推翻旧政权的目的是要削弱恐怖分子的活动，在伊拉克建立亲美的民主政体，进而稳定并改造中东，为以色列提供一个民主近邻，保障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原油供给，并证实“布什主义”的正确性(13)。虽然美国最初的军事行动比较奏效，但上述目标几乎没有一项达到。“布什主义”出师不利，不是指挥上的失误，而是手段与目标极不协调，加上缺乏缜密的计划，也没有“退出战略”，结果使美军深陷伊拉克泥潭。即使伊拉克局势有所改善，对付武装抵抗力量仍是长期斗争，单纯的军事手段难以赢得传统意义上的胜利。
第二，“布什主义”的一个误区，是以为世界各地人民会欢迎美国大兵给他们带来的“民主”和“自由”，以为伊拉克人民会用鲜花来欢迎来自美国的“解放者”。美国可以像改造战后德国和日本那样，通过军事占领，在伊拉克扶植民主政权，最终达到在中东地区建立一个亲美的穆斯林国家。但是，在伊拉克民众和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眼中，美国出兵伊拉克既缺乏道义性又缺乏合法性。正因如此，美国从出兵的第一天就已经失去了当地人民的支持。虽然伊拉克人民不喜欢萨达姆政权，但更不能容忍外国军队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许多人对布什的反感程度甚至超过对本·拉登的反感。
第三，布什班子认为，一旦在伊建立起民主体制，民主的伊拉克就会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民主制度可能在限制当政者权力方面有些作用，但却绝不会使一个民族分享另一个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有谁会相信民主化的伊拉克会在巴以冲突中站在美国的一边？认为美国和民主伊拉克有共同目标，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普世“自由”价值中一个荒谬的逻辑。其实，只有非民主的伊拉克才有可能亲美，而美国现行政策很有可能最终再次导致一个既集权又反美的伊拉克。
第四，“布什主义”把反恐战争和谋霸结合起来。反恐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新保守主义改造世界的“雄伟”目标更需要别国的合作。但“布什主义”中的单边主义，恰恰削弱了许多国家(包括盟国)与美国合作的意愿。布什希望传播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而这更需要人民的接受。美国虽然有强大的军力，但美国的成功有赖于别人分享美国的看法，并认同美国的领导。但“布什主义”黩武的蛮横做法却在全球范围内激起高涨的反美情绪，使美国遭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国际孤立。正如美国学者伊肯波理所说，布什的先发制人战略为美国在全世界人民的眼中刻画了一个“世界警察”形像，这个警察不服从任何权威，而且不允许任何人锁门。如果说布什出兵伊拉克的初衷是削弱恐怖主义在中东的活动，那么它的结果适得其反。伊拉克已经成为中东恐怖分子集结的温床，而许多人将恐怖主义的猖獗连同世界上其他的邪恶和不公都归结到美国和布什“9·11”后的政策。
第五，布什团队重塑世界的抱负正受到美国现有资源的限制。伊拉克已经像一个无底洞一样消耗着美国的军事资源、时间、精力及越来越需要的国际支持。有限的资源是任何一个大国扩大版图和影响力都要面临的问题，眼下最迫切的问题是“布什主义”提出的那些宏伟目标能否得到美国经济的支撑和国内政治的支持。读过保罗·肯尼迪《大国兴衰》的人们都知道“帝国过分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一词的涵义。最终导致大国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它要不断进行更多也更加昂贵的扩张，整个过程就像动荡不定的边疆垦荒，使扩张者深陷其中。因为所获得的每寸领土，或在当今世界里，每个被纳入势力范围的国家的利益都要去保护，使之不受邻国和敌对势力的危害，代价会越来越大，因为帝国的维持者成为世界上各个角落反对力量的敌人。发动战争需要钱，而财力是根本；有经济实力的国家会赢得最终胜利，但昂贵的战争和势力范围的维持也会消耗甚至枯竭战胜国的经济，最终为其埋下衰亡的种子。(14)
今天，虽然美国经济总体上健康而强大，但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财政赤字不断攀升，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日渐减少，制造业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日渐不支，贸易逆差居高不下，军费开支巨大。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2002至2005年内已经耗费了3000多亿美元。高赤字和高债务，使美国不得不更加依赖国外资本的流入，而这增加了美国对国际资本和外部压力的敏感度。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中国手中的大量美国债券都将成为能够影响美国经济和战略安全的手段。其实，正如许多经济界人士指出的那样，巨额联邦赤字并不可怕，如果布什政府愿意增税的话，美国政府可以很容易地平衡预算。但布什政府却选择减税，这让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战争期间使税赋不增反降的总统。在很大程度上，“布什主义”的失败可能不仅仅是由于美国资源的拖累，更会是因为美国国内政治。
美国的政治制度要求政治家顾及民意，而公众舆论、权力分享的政府结构和选举政治又使布什必须采取一些迎合选民的政策，来赢得连任。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哪种特殊利益可以主宰或指导美国政策，真正能够持久的政策不是某个大战略家设计出来的，而是各种利益、观点甚至政治考量交互作用的最终结果。这是多元政治的产物，也是理解美国政治的关键。冷战期间，美国精英们尚可掌控舆论，说国家面临外部威胁并要求公众支持政府的特定政策。但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民意基础已不复存在。布什的减税政策源于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和争取选票的现实考虑。这是布什主义难以成功的内在“硬伤”。两党政治也为极具争议的政策提供争吵的空间。伊拉克战争的不利局面不仅使共和党饱受攻击，也成为2004年总统大选中的重要议题，严重分裂了美国社会(15)，也暴露出“布什主义”在多元政治体制下的脆弱性。
随着美军在伊拉克连遭伤亡，公众对伊拉克战争正失去信心。虽然，伤亡本身并不一定会削弱对布什政策的支持，但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社会压力。最近几次民意测验都显示，公众对布什伊拉克政策的不满在迅速攀升。(16) 今天的美国人，关心最多的是国内事务，而不是新保守主义者的“帝国理想”。如果美国付出的代价不大，也许多数人不会在意，而一旦有显著伤亡，多数美国人会选择撤退。
在未来四年，布什将首先确保伊拉克战争“取得成功”。这将是他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因为它牵扯到美国新保守主义全球战略的成败，也关系到他作为两任总统的政治和外交遗产。“布什主义”能否继续，美国的单边主义能否收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拉克的前途。
虽然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它的实力仍然受制于无形。首先，摧毁容易，重建却很难。布什政府能否在伊拉克建立起民主政体，取决于许多美国无法掌控的因素。最主要的是需要伊拉克人民的认可和支持，而现在看来前景并不乐观。伊拉克的武装抵抗不仅没有减缓的迹象，反而越来越有组织。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的分歧越来越大。除非美国考虑撤军，否则军事占领的现实就足以让民间抵抗持续下去。现在，布什政府不得不重新界定美国在伊拉克的“胜利”。美国所能希望的最好结果是，伊拉克也许将出现一个松散的联邦体制，位于巴格达的中央政府权力有限，而几个主要地区均拥有广泛的自治权，对美国不会太坏，又不会对周边国家形成威胁。但即使是这种结果，对白宫来说，也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伊拉克内战爆发的可能正在增大。伊拉克正一步步成为布什的“越南”。
同时，美国还将进一步在全球进行针对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清剿活动，并设法应对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由于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和情报失误，那些美国眼中的“无赖”国家屈从美国军事压力的可能性正在减少。虽然伊拉克战争增加了这些国家取得核武器的成本，但更增加了他们这样做的动因。也许布什仍想在另一个场合重演“预防性战争”，但由于伊拉克战争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这一政策重演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在未来四年，美国追求和维护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新保守主义者雄心未泯。华盛顿将继续是一个不安现状的，试图用自己的意志重塑世界的强权，并将继续试图削弱别国抵御美国压力的能力。然而，“布什主义”肯定会有所收敛。虽然调整只是风格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但新保守主义阵营已经意识到，他们希望看到的世界，取决于美国能否说服而不是强迫国际社会。
布什班子已经看到最近几年“布什主义”外交政策在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引起的强烈反弹。美国的硬实力对美欧关系和美俄关系不会有什么作用。虽然在可预见的将来，欧洲无法组成团结一致的力量来抗衡美国，但政治上的抵制恐怕会比那些无赖国家还大。在国内，反战呼声日益高涨，“反战母亲”辛迪·希恩重新揭开大选后逐渐平息的伊战辩论，而卡特里娜飓风更加剧了反战阵营对布什政府的抨击，也暴露了美国实力的脆弱性。越来越多的公众对布什的外交政策失去信心。新保守主义团队内部也出现变化。沃尔福威茨和博尔顿离开决策圈(一个去了世界银行，一个去了联合国)，副总统切尼因其助手利比的泄密丑闻和官司缠身而形象大损，使决策层内新保守主义势力进一步减弱。同布什第一任内“给大家甜头”的策略相比，他在第二任内要完成的国内议题更加艰巨。他的社会保险私有化政策遭到巨大阻力，虽然国会两院的多数掌握在共和党手中，但共和党籍议员们更不在意总统的意见，因为总统已经没有再次连任的可能，但议员们却仍要前赴后继地为下一次选举做准备。这需要白宫加大游说各方的力度，而布什手中的政治资本却越来越少。在很大程度上，布什已经成为“跛鸭”。
2005年即将过去，布什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轨迹也逐渐更加显露。布什政府已经开始其战略调整，不仅总统亲赴欧洲，缓和欧美关系，而且开始强调多边协调和外交手段。最近在语汇上，布什政府的要员们开始使用“全球反暴力极端主义斗争”(global struggle against violent extremists)代替“反恐战争”。从口号的改变，可以看出布什班子意识到单纯使用军事手段很难达到反恐目标，必须结合经济、政治和外交手段。赖斯入主国务院后，部门利益也使她更加强调外交的作用。同时，布什班子开始强调，改造世界不是本届政府的战略目标，而“使美国更安全”才是其首要任务。
当然，决定“布什主义”命运的将是2008年的总统大选。如果共和党在下一次大选时被民主党击败，布什主义将寿终正寝。但从现在到下一轮大选，还有三年时间。这期间最能影响选票走向的仍是伊拉克局势和布什的反恐战绩。但笔者认为，无论2008年谁入主白宫，布什主义都将逐渐退场，因为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四 “布什主义”与未来中美关系
表面上看，“布什主义”应对中国构成现实的威胁，但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对中国却态度比较暧昧。虽然“布什主义”认为一国的政治体制和国内政策决定其外交行为，但中国似乎是个例外。如果上世纪90年代，美国曾经一度把改变中国政治制度放在对华政策的首位，并希望在人权问题上施压，通过和平演变达到目的。这一政策目标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已经退出政策考虑。布什班子也承认，尽管美国是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强国，但要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制度还能力有限。对布什来说，中国可能对美国造成的威胁仍是传统意义上的。所以上台前他就公开表示，中国不是“战略伙伴”，而是战略上的“竞争对手”。
在美国两党精英层里，包括新保守主义者在内，几乎没有人认为，先发制人式的防御性战争适用于中国。这不仅因为收益和代价太不成比例，而且也根本无法保证成功。除非发生万不得已的极端情况，同中国这样的大国发生战争，对美国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何况中国还有相当的核杀伤力。所以，尽管少数极端反华分子希望能把中国也列入布什的“罪恶轴心”，但包括政府内的鹰派都反对这样做。这是“布什主义”务实的一面。
但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却一直没有放松。美国在反恐和维系世界霸权的道路上，除对付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外，更要防范其他主权国家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因为尽管恐怖主义是美国安全的近敌，但它很难成为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者，能够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只能是主权国家或主权国家联盟。为此，早在“9·11”发生前，新保守主义者就锁定中国为美国霸业的下一个挑战者，开始军事战略重心的调整，并启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布什上台之初，对中国态度强硬，中美关系曾一度十分紧张。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移使中国的压力得以缓解。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升级，中美关系反倒逐渐稳定下来。两国在反恐、朝核、经贸领域内的合作不断扩大、共同利益也在加深。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尽管仍存差异，但利益开始接近。自2003年10月以来，由于切身感受到了“台独”势力的出尔反尔和不断触摸底线，布什政府开始对台湾施压，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但自2004年以来，这一提法主要指向台湾。中美两国领导层之间的交流也日趋频繁，高层对话机制已经形成。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近乎于华盛顿与许多传统“盟友”如法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墨西哥或者土耳其的关系。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国内政治在对华政策上的干扰明显下降。“噪音”虽时有发生，但无论是“分贝”还是“污染”程度都较之以往明显减弱。布什的中国政策享有两党的高度共识。2004年总统大选期间，两党候选人都避免将中国政策“政治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国内反华势力又开始抬头。由于双边关系中出现一些新摩擦，一向不喜欢中美友好的国会“蓝队”又开始蠢蠢欲动。他们认为中国在朝核问题上没有尽力、妨碍美国制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在能源问题上给美国带来威胁和挑战、利用美国忙于反恐削弱美国在亚洲等地的影响。在国会，认为中国是威胁的人也开始增多，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疑虑有所加深。“9·11”事件后“冬眠”了近三年的国会“蓝队”，最近在人民币汇率，中国人大通过的《反分裂法》，以及中海油美国收购案中找到了可以挺身而出为之一战的话题。他们认定中国是美国霸权的最大威胁，呼吁尽早采取强硬手段。美国的中国政策辩论再次热闹起来。
目前，中国学界对中美关系也有不同的观点。
但笔者认为，我们既不能对局势过于乐观，也不能像上世纪末那样，对美国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表现出过分敏感。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中美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没有改变，美国试图将其当前优势转变成永久优势的行为方式也不会改变。美国仍然是能够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最重要国家。我们切不可低估美国可能对中国现代化事业造成的损害。
同时也应该看到，中美关系正在由晴转向多云。近年来，虽然双边关系得以改善，但“9·11”前存在于中美间的核心问题依然存在，最主要的是美国决策层仍然担心中国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17)。一些固守传统地缘战略思维的美国学者最近把美国对印度和日本的政策调整，看作是美国对中国“围堵”战略的一部分。虽然这种冷战思维与布什当前的现实考虑偏离较远，但多少反映出美国部分精英人士对中国未来能力和动机的忧虑。
其实应该看到，最近一波“中国威胁论”的产生是由于中国实力上升而美国陷入伊拉克困境特殊背景下的产物。这几年来，中国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美国已经习惯了同一个实力较弱、步履维艰、正在发展的中国打交道。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25年前的中国，经过1/4世纪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今非昔比，中国的综合国力也得以显著提升。一些人将中国视为新的苏联，或比做19世纪后期的德国并不足为奇。
中美关系步入到一个十分复杂而微妙的历史时期。现在不是中国学习与美国相处，而是美国学习适应已经崛起的“新中国”。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是俯视，是居高临下，而现在多少要开始平视了。这使相当一些美国人不舒服，也不习惯，更不知未来如何。美国在历史上曾经面对的对手，大多同美国在文化上比较相近，而中国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文明。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中国仍是一个充满困惑的谜。美国已经承认中国崛起是一个他们无法改变的事实，学习怎样与“新中国”相处是美国精英层不得不面对的“痛苦”现实。而学着怎样与“新中国”打交道的时期将注定是两国关系摩擦频繁的时期。
美国精英层最担心中国可能成为美国最难对付的挑战和威胁。虽然中国一再表明，中国既不会在全球范围内反美，也不反对民主、反对资本主义、更无意颠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但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看到的是一个国家的能力而不是它的意愿。新保守主义团队更愿意做最坏的准备。正如美国副国务卿所说，“许多国家欢迎中国和平崛起，但谁也不会拿自己国家的前途对此做赌注”。(18)
美国精英层普遍承认，与“新中国”即要接触又要防范。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旨在建立和发展一个灵活的交往机制，即能包容一个崛起的、友好的中国，又能对付一个可能破坏现状、可能与美国利益冲突甚至敌对的中国。其实，九一一前后布什的两岸政策虽受鹰派和亲台势力的影响，但总体说来并没有脱离这一基本框架。布什班子确信，对华既接触又防范的政策最能服务美国当前的国家利益。保持接触可以扩大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范围和程度，同时又能加紧防范中国可能危害美国利益的行为。换言之，通过接触，不仅可以维护美国在华巨大的经济利益，还可以影响、规范中国的行为，甚至可以促进中国国内制度的改变，把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但接触不是简单的接触，而是“限制性接触”，(19) 美国同时又要建立对中国的可能扩张进行有效限制和约束的机制，做好在军事上和战略方面的防范措施。
然而，美国并不愿为台湾而与中国开战，即使是鹰派、“蓝队”及那些仇视中国的极端分子也不敢提议武力反华，因为这既缺乏国内和国际支持，又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一点美国精英层已有共识，无论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是如此。
佐利克最近的讲话颇能说明问题。一方面，美国“欢迎一个自信、和平、繁荣的中国”，并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但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支付加入大国俱乐部的代价：“规范”自己的国内和国际行为。“如果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就必须考虑对全球体系负起应有的责任”。他批评中国在经济活动中奉行的“重商主义”，批评中国试图“锁定”能源供应而不惜支持声名狼藉的产油国；批评中国容忍对知识产权的“猖狂盗窃”及激增的经常账户盈余。他希望中国能对多哈回合的贸易谈判做出贡献，而且在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负有更多的责任。
显然，华盛顿仍然希望改造中国。但布什政府想把中国拉进大国俱乐部后继续改造。在这篇题为“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讲中，佐利克不厌其烦地强调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应肩负起的责任，并反复使用“共同利益持有者”(stakeholder)一词来定位中美关系，颇有些类似当年克林顿时期提出的“建设性伙伴”(constructive partner)关系。这表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仍是以接触为主，敦促中国成为现有体系中“负责任”的大国，以此来服务美国的既得利益。虽然国内有学者不满佐利克的讲话，但笔者认为，布什政府此次传递的意图相当积极。
最近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确出现一些波折，但美国对华政策并没有转向对抗。况且美国亲华势力已经开始反击，佐利克的讲话和布鲁金斯学会最近启动的中国项目就是明证。中美两国元首最近在联合国总部的会面就足以说明，双方都在努力消除弥漫在两国国内的互不信任情绪。对当前的问题都表现出相当地灵活和克制。虽然，美国对中国的警戒感并没有缓解，但笔者认为，布什政府没有想，也没有胃口在未来四年中掉转枪口，对付中国。
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仍然是风险与机会并存。中美两国在若干敏感问题上的摩擦和碰撞不会减少，只会增加。
然而，中国眼下也的确不必担心美国会威胁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里美国不仅无暇东顾，而且也相信中国不会挑战和威胁美国的核心利益(20)。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不想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但美国会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确，台湾问题过去是，现在依然是能够导致中美关系出现重大波折，甚至颠覆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台湾问题关键是“台独”问题。但现在看来，有几个因素可能使台湾问题进入可控时期。
首先，在台湾问题上，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对中国的底线一直心存侥幸，但经过几十年的较量，现在美国对祖国统一是中国根本的国家利益，中国绝对不会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底线已经心中有数，国际社会甚至台湾“当局”(包括“台独”势力)对此都很清楚。
其次，两岸关系中另一变化是对中国动武合法性的质疑越来越少。过去，台湾当局和媒体，利用与美国较为相同的政治制度大做文章，而美国和国际社会也多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指责中国的对台政策，质疑为什么对一个“民主政体”的自决行为诉诸武力。这种看法在90年代相当盛行，但现在已淡出两岸关系，台湾在政体上的“优势”正在丧失。
第三，中国越来越灵活的对台政策，使台海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连、宋相继访问大陆后，岛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台湾三个最大政党中的两个都认同并支持与中国某种形式的统一，民进党内也出现意见分歧。“台独”势力受到极大削弱，更多的岛内民众开始反对“台独”。不管后扁时代谁主沉浮，“台独”都会受到越来越强大的约束。事实上，没有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支持，没有岛内民众的普遍响应，“台独”分子不敢铤而走险。
所以，未来台海出问题的几率正在下降。这对中美关系而言，当然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相比之下，中美经贸摩擦会明显升级。今天，美国共和党人更担心的是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因为美国经济同全球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在一起，美国的赤字和外债空前，外国人如何看待美国经济，都会决定美元的走向。而且美国国内保护主义抬头，两国经贸摩擦更会接连不断。但几十年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已使两国经济越走越近。这种相互依存使任何对中国的经济制裁都会同时伤害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商人的利益。美国商界正成为中国最好的游说集团。至于其他诸如人权，武器扩散等方面分歧就更在可控范围之内。
总之，中美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因为双方都不想威胁对方的核心利益。今后中美关系的摩擦和冲突已变得越发可见和可控，不像以往充满不确定性，但会比以往更为复杂，牵扯的问题会更加多样。无论谁入主白宫，发生摩擦的方面也将主要集中在台湾和经贸问题上。
注释：
①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s,and War (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 .
②New York Times,July 20,2003.
③Robert Litwak,“The New Calculus of Pre-emption,”Survival,44,( Winter 2002-2003) ,pp.53～79.
④New York Times,February 27,2003.
⑤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New York:W.W.Norton & Co,2001) ,pp.35～40.
⑥Robert Jervis,“Understanding the Bush Doctrine,”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8,no. 3 ( Fall 2003) ,pp.365～388.
⑦New York Times,March 24,1992.
⑧Ibid.,March 8,2002.
⑨Robert Gilpin,War & Chang in World Politics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
⑩Robert Jervis,“Theories of War in an Era of Leading Power Pea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96,no.1,March 2002,pp.1～14.
(11)Stephen Van Evera,Causes of War: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 .
(12)Jeffrey Taliaferro,Balancing Risks: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 ( 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 .
(13)Bob Woodward,Plan of Attack ( 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4) ,p.28.
(14)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 New York:Random House,1987) .
(15)见郝雨凡《九一一与美国保守主义》，《美国研究》2002年第2期，第7～30页。
(16)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6,2005.
(17)“Zoellick Warned China on Use of Power,”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23～25,2005,A7.
(18)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晚餐会上的讲话，《参考消息》2005年9月23日。
(19)郝雨凡、张雁冬：《限制性接触》，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20)“Zoellick Warned China on Use of Power,”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23,2005,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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