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建构的方法和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世界历史论文,逻辑论文,理论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历史的复杂格局及其演变趋势从深层冲击着人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从而在方法论上也充分地暴露出人们在认识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方面的局限性：缺乏科学的世界历史观念。近年来，学术界已普遍意识到，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于科学的世界历史观念在现代的确立，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是，由于忽略了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建构问题的系统考察，目前学术界存在着种种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不准确、不科学甚至错误的认识。据此，有必要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对有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建构问题加以系统考察。
一、批判与继承的原则和方法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建构的过程，离不开对前人所遗留下来的有关思想材料的批判与继承。但要正确考察这种特定的批判与继承关系，必须首先明确“世界历史”观的界定及其基本问题，否则，考察的指向性将会陷于混乱。
“世界历史”观具有双重规定性：哲学方法论上的和具体的史学方法论上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历史”观是联结哲学方法论与具体的史学理论的桥梁。因此，当世界历史思想没有获得这种双重规定性时，它就不会具有系统的理论形态，即不会升华为“世界历史”观。从“世界历史”观的哲学规定性角度上看，它是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它在整个历史哲学中处于界定其他概念、范畴以及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地位。例如，离开“世界历史”观，“历史规律”、“历史时间”、“历史意义”、“历史结构”、“历史过程”、“历史事实”等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难以确定和把握。当然，历史哲学的全部内容是不能浓缩到“世界历史”观的框架内的。“世界历史”观有其所要解决的特定的基本问题，即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世界历史”观的其他逻辑环节都是围绕着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的。明确了上述问题，我们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近代资产阶级特别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间的批判与继承关系的系统考察便获得了正确的逻辑基点。
近代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作为近代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最高成果的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的批判与继承过程中处于“头等”重要的地位。当然，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哪一本著作系统地表述了他是如何批判与继承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的，但这种系统的批判与继承又的确存在。它内在地存在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整个学说体系不断扬弃的过程中。在这里，笔者不想一般性地谈论“批判与继承”的原则和方法问题，而仅就目前学术界不少人在关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中所存在的两点疑惑，陈一管之见。
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之间的批判与继承关系是否存在？
目前学术界有些人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范畴在“指向性”上是根本不同的：“后者指向人类总体历史，前者指向18世纪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因此，搞清楚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范畴在“指向性”上的关系，是正确考察二者之间的批判和继承关系的重要逻辑前提。
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范畴有四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指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及其共同基础。二是指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系统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总体。这一总体是一个特定的动态过程。衡量这一总体发展程度的尺度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页。）。 三是专指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发达的货币制度）、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8页。）。 四是特指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所产生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结果。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既是现实的历史运动，又是人类所追求的崇高目标。只有在消灭劳动异化和经济关系异化的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40页。）。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这四层相互联系的含义是不可分割的，它构成了科学的“世界历史”范畴整体的规定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而分别从上述四种不同的含义上使用“世界历史”范畴。不过，每当从其中的某种含义上使用“世界历史”范畴时，决不能在逻辑上忽略这种含义与其他三种含义的相互规定性。
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范畴也有四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从“世界理性”是世界历史的本原和基础的意义上讲“世界历史”。如黑格尔说：“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发展……”（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14页。）。二是泛指人类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整体联系。黑格尔用唯心主义语言巧妙地表述了“世界历史”范畴的这层含义：不同的（或各具特点的）世界历史时代在其相继更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纵横联系“使我们达到全体的联系——达到以世界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概念”（注：《历史哲学》，第113页。）。 三是专指“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历史（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黑格尔说：“世界历史是专门用来表现‘精神’怎样逐渐地达到自觉和‘真理’的欲望；它本身中的黎明来了，它开始发现要点，最后它达到了完全的意识。”（注：《历史哲学》，第94页。）黑格尔有时也把“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历史称之为“新世界”。在他看来，这个“新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种国家的体系和国家相互间的一种关系出现了”（注：《历史哲学》，第478 页。）。四是指历史的终极目的即个人自由的全面实现。黑格尔认为，历史终极目的实现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概念’的发展”（注：《历史哲学》，第503页。），因此， 个人自由实现的程度是衡量世界历史发展程度的标准。
以上笔者粗略地阐述了马克思和黑格尔各自对“世界历史”范畴所作的规定。在其方法论功能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位思想家各自对“世界历史”范畴所作的规定有四个方面的近似点：都用“世界历史”来表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及其共同基础；都用“世界历史”来表示人类社会历史纵横联系的整体性及其发展过程；都用“世界历史”来表示资本生产方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都用“世界历史”来表示人类不断实现和追求的特定目标——自由和解放。
为了不致于使人们对笔者的上述比较产生误解，在这里有必要对以下两点加以说明。其一，上述方法论功能的近似之处，只能说明在逻辑上为什么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抑或说，只能在逻辑上断定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系统的批判与继承关系，而不能进一步说明这种特定的批判与继承关系本身。其二，上述近似之点丝毫没有抹煞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之间所存在着的本质上的差别，即便上述近似之点本身也包含着明显的差别。
2.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否受“欧洲中心论”的束缚？
目前学术界有不少人虽然也一般地承认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直接、重要的思想来源，但由于缺乏对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批判与继承关系作具体、深入的考察，故而产生了种种误解。例如，在他们看来，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欧洲中心论”，这就不能不影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建构，换言之，马克思在继承或汲取黑格尔学说中合理因素的同时，又深受其“欧洲中心论”（注：在西方所谓“中心论”有多种形式，如“西欧中心论”、“欧美中心论”，以及以欧洲某一民族为主体的“中心论”等等。为了便于研究，笔者统称为“欧洲中心论”。）的影响。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1）从批判的历史角度上看，批判与继承是相互联系、 相互渗透的。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中合理因素继承的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他对黑格尔整个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批判，从而也内在地包含着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的批判。这一点鲜明地表现在他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德国中心论”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的“世界主义”的深刻剖析上。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的批判”者们带有浓厚的“德国中心论”色彩的历史观，作了深刻的剖析：“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如果批判的预言正确无误，那末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因为所有的欧洲文明民族——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现在都在‘批判自己和其他民族’并‘能认识普遍颓废的原因’。最后，硬说‘批判’、‘认识’即精神的活动能提供精神的优势，其实只是一种词句上的同义反复；而踌躇满志地把自己摆在各民族之上并期待着各民族匍匐于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径的批判，正是通过这种漫画般的、基督教德意志的唯心主义，证明它依然深深地陷在德国民族性的泥坑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195页。）
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世界主义”已成为“欧洲中心论”的同义语。因此，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必然在逻辑上导致对“世界主义”的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的一篇题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章所宣扬的“世界主义”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说：“这篇文章使我们再一次认清，德国人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以多么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4页。）马克思接下来指出：“德国人以极其自满的情绪把这个虚无缥缈的王国、‘人的本质’的王国同其他民族对立起来……他们在一切领域都把自己的幻想看成是他们对其他民族的活动所下的最高判决，因为他们到处都只能是观察者和监视者，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对全世界进行审判……这种傲慢的和无限的民族妄自尊大是同极卑贱的、商人的和小手工业者的活动相符合的。如果民族的狭隘性一般是令人厌恶的，那末在德国，这种狭隘性就更加令人作呕，因为在这里它同认为德国人超越民族狭隘性和一切现实利益之上的幻想结合在一起，反对那些公开承认自己的民族狭隘性和承认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民族。不过，在各国人民那里，现在只有资产者及其著作家中间才可以看到民族保守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5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尖锐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布鲁诺的“德国中心论”。他指责布鲁诺研究18世纪史是以“任意的虚构和文学胡诌为根据”，指出：“这些唱高调的、爱吹嘘的思想贩子们以为他们无限地凌驾于任何民族偏见之上，其实他们比梦想德国统一的啤酒店的庸人带有更多的民族局限性。他们不承认其他民族的事件是历史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47页。）
可见，马克思继承或汲取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合理因素，是不可能脱离开对“欧洲中心论”的表现形态的批判的。并且，由于青年黑格尔派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欧洲中心论”的倾向或因素加以发挥和扩大化，因此，马克思对其所作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在逻辑上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欧洲中心论”或“日耳曼中心论”倾向的批判。
（2）从方法论和社会阶级基础的角度上看， 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必然拒斥“欧洲中心论”。
首先，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要求人们在考察世界历史时，必须立足于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因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52页。）这一事实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愈发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从方法论上看， 把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视为世界历史及其发展过程的基础，必然会在逻辑上拒斥“欧洲中心论”。因为，物质生产及其交往活动是世界历史及其发展过程的基础这一点，对各个民族和国家都是“非常平等”的。而唯心史观则与“欧洲中心论”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当然，唯心史观并不直接等于“欧洲中心论”。唯心史观在分析社会历史的演变时是立足于社会的表层如意识、种族、国家等等，而这就很容易（在方法论上）把某一或某些种族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优势”抽象化和绝对化。
其次，从“覆盖面”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立足于全球或整个人类，而“欧洲中心论”则立足于某一或某些民族和地区。需要指出的是，确定“立足于全球或整个人类”还是“立足于某一或某些民族和地区”的标准，决不是单纯的量上的即研究所涉及的民族和国家有多少，而是整体的质上的即是否真正立足于世界历史的整体及其发展过程和趋势。换言之，说“欧洲中心论”立足于某一或某些民族和地区，并不是指它全然无视“中心”以外的民族和国家，而是说它否定或贬低其他民族和国家在不断变化着的世界历史总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看成是“非历史”的，无视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先进民族和国家与落后民族和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不能真正地立足于世界历史总体及其发展过程和趋势。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立足于全球或整个人类，并非是指它已将世界上所有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状态包揽无遗，而是指它在方法论上确认了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世界历史的演变发展过程，也就是说，它把作为整体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视为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间的相互联系（直接的或间接的、纵向的或横向的）、相互作用的总的结果，并能正确地揭示世界历史的过程及其发展方向，把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真正置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来考察。例如，马克思曾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指出：“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1页。）当马克思道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时，无需把当时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状况都“扫”一遍。目前学术界有的人正是因为不能正确划分“立足于某一或某些民族和地区”还是立足于全球或整个人类的标准，所以才断定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带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并且把这归之于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消极影响。这说明，他们对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规定性还缺乏认识。
再则，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旨就在于为人类的彻底解放指明道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两段有关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 “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页。）。可见，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体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而“欧洲中心论”的主旨则在于：把某一或某些民族和地区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扩大”为全人类的利益，以使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地区对这一或这些民族和地区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权威顶礼膜拜，从而为其服务，被其统治。“欧洲中心论”实质上是“放大化”了的资产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它以扭曲的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不平衡发展规律。
最后，在确认各个民族和国家都以其特定的方式参与世界历史演变发展过程的前提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并不否认某个或某些民族和国家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中的领先或“中心”地位，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机器生产中心”和为中心区发展工业服务的“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94页。）。 恩格斯也曾形象地说：“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9页。）但是，这与“欧洲中心论”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其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依据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性质以及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演变发展规律，来确定“中心”和“非中心”的。而“欧洲中心论”则是依据所谓种族的优劣、国力的强弱、战争的胜负等，来确定“中心”和“非中心”的。其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一个“中心”的形成是世界历史时代的整体作用的结果。而“欧洲中心论”则认为，“中心”是与生俱来的（或是其自身发展的产物）。其三，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看来，“中心”是随着世界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这里所讲的“发展变化”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心”本身的变化；二是“中心”的转移。因为“中心”是由世界历史时代的整体所规定的。而在“欧洲中心论”看来，西方世界的中心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其四，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中心”与“非中心”是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离开这种相互作用就无所谓“中心”。而“欧洲中心论”则撇开这种相互作用，把“中心”及其作用绝对化或“超世界历史化”。其五，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说，确定“中心”也是对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性质及其演变规律作典型分析的需要。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当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心脏的英国确定为主要研究对象，就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当然，马克思对英国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考察，是与他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所特有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学术界有的人为了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欧洲中心论”区别开来，断言前者不承认世界历史时代中有什么“中心”，这种看法也是不正确的，尽管其“用意”是好的。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规定性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虽然展开了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但由于缺乏系统性以及在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存在着偏差，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了种种不准确或错误的看法。笔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就此作一番探讨。这也直接涉及能否正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建构本身的方法论问题。
1.关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否是对“历史哲学”的否定的问题。
学术界有些人认为，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建构是对“历史哲学”的否定。其主要论据之一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论述：“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30—31页。）从这段论述的字面上看，马克思似乎是否定了“历史哲学”。但细微观之，我们便可发现，马克思在这里所否定的“历史哲学”不是作为人类一个特定知识领域的历史哲学，而是抽象的、脱离历史发展实际过程的“一般历史哲学”，更确切地说是德国传统的具有思辨性质的历史哲学（既包括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又包括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这种性质的历史哲学仍属于“科学之科学”的类型，即凌驾于各门具体的历史科学之上、用抽象的观念剪裁实际的历史运动的哲学。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接下来便系统地阐述了他（和恩格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以示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即德国传统的思辨唯心主义）相对立的科学的“抽象”（即科学的历史哲学，其中包括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并用历史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31页。）。此其一。
其二，如果马克思否定的是作为人类的一个特定知识领域的历史哲学，那么恩格斯所说的“使……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那句话，就毫无意义。实际上，“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建构是对历史哲学的否定”这一论断本身就是矛盾的。如果作为人类的一个特定知识领域的历史哲学被否定了，那么又何以谈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建构呢？从人类知识结构发展的角度上看，正是由于历史哲学的产生，世界历史理论才得以问世（注：参见拙文《论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2 期。）。否定了历史哲学实际上也就是在逻辑上否定了世界历史理论。
其三，当代社会历史研究活动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一方面，正确、全面的社会历史研究离不开科学的历史哲学的指导。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关于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争论往往是根源于历史哲学（包括世界历史理论）方法论的争论，或是最终“升华”为历史哲学方法论的争论。因此，否定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从人类知识结构的角度上看，这不是理性的进步，而是理性的倒退（注：学术界还有些人根据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断言马克思否定历史哲学。实际上， 这一观点与本文所否证的观点在方法论上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历史哲学又不能取代具体的历史研究。如果把科学的历史哲学作为“标签”到处乱套，那么科学的历史哲学就会走向其反面。笔者认为，只有把上述这两个方面的认识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把握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建构的本质及其划时代的意义。
2.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共产主义关系的问题。
就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建构而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思想，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它标志着马克思的科学的“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二是它构成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最核心的基本原则。这两方面的意义，在学术界似乎还没有引起争议，但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上，目前学术界却存在着不同看法。在此笔者谈一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以抛砖引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以下两个相互联系的视角上考察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
（1 ）当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意义上使用“世界历史”范畴时，他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视为共产主义实现的前提条件。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创了世界市场，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发展，从而使民族和国家间的交往具有了越来越直接、普遍的形式即“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形式。然而，这种“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形式并非意味着人的真正解放。因为，“单独的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愈来愈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1—42页。）。故此， 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形式只能给人的彻底解放逐渐地创造出前提条件，而不会使人获得彻底解放。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讲得更为明确，他说：“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20页。）
（2 ）当马克思在人的彻底解放即共产主义历史时代的意义上使用“世界历史”范畴时，他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视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的时空规定性。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它是与各个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生产力都没有采取过这种对于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漠不关心的形式，因为他们的交往本身还是很狭隘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5页。），“尽管竞争把各个个人汇集在一起，但它却使各个个人——不仅资产者，而特别是无产者——彼此孤立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69页。）。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适应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7页。）。
由上可见，不能泛泛地或抽象地谈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就其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而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内在规定是指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时代转变的完成标志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完成）。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交往关系是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由以产生的前提，而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交往关系则是这个世界历史时代本质的时空规定性。这样地理解“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或许可以使我们从目前这样两种矛盾的认识中摆脱出来：一方面认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程度相一致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只是个人彻底解放的前提条件；一方面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社会和个人发展的时空规定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会直接带来社会和个人的彻底解放。
3.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
实际上，这一问题与上述问题是属于同一序列的问题，但鉴于马克思有关这方面的思想在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建构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以及目前学术界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故笔者将其单列出来加以研讨。
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既是一种趋势，又是一种现实。在他的视野中，“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首先是指历史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转变。虽然这一转变过程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尚未完成，但毕竟已是一种经验性的事实：资本主义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8页。）。当然， 资本主义是一种特定的国际关系体系，其不平衡发展规律（注：参见拙文《关于世界历史时代与“跨越”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载《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6 期。）使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不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全球都呈现出极不平衡的状态，但作为一种特定的国际关系体系的资本主义正是循着这条规律来吞噬整个世界的。马克思说：“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 plusou moins〔或多或少〕影响着非工业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贸易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69页。）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 页。）我认为，马克思的以上论述旨在讲明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其一，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是人类整体必经的世界历史时代，各个民族和国家都要相继被卷入这个世界历史时代；其二，资本主义，既是一种国家社会制度，又是一种特定的国际关系体系。如果它不作为一种特定的国际关系体系而发展，那么它就不能生存下去；其三，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和资本主义的国际关系体系结构的运行规律。
目前学术界有的人断言，马克思的以上论述，特别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那句话，说明了“马克思当时认为东方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国家将通过西化或资本主义化（即指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化——引者注）汇入世界历史的巨流。”我以为，这种看法至少是不准确的。
首先，不能把“西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更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西化”与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是两类针对着不同问题而发、具有着不同的讨论背景的概念。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化、“资产阶级生产方式”都是属于同一序列的概念，抑或说都是属于“世界历史”层次上的概念。而“西化”则属于“地域或地区”意义上的概念。用“地域或地区”意义上的概念来说明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过程，必然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其次，马克思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在方法论上已经杜绝了上述在世界历史研究过程中所出现的简单化倾向。当然，在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关于印度和中国问题的论述中曾出现过“西方式的社会”的提法，但这与“西化”不可同日而语。其一，这一提法是在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对东西社会的特点进行比较以及对东西方社会的相互作用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出现的。其二，这一提法从属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总体把握，而不是相反。
我以为，从方法论上看，持上述观点的人把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混同于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把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混同于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了。按照他们的观点，只能作这样的推导：如果存在着“世界历史时代”的话，那也是不具有任何生产方式性质的“世界历史时代”；否则，他们关于“马克思当时认为东方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国家将通过西化或资本主义化汇入世界历史的巨流”的论断，首先在形式逻辑上就讲不通。而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世界历史时代”是具有一定的生产方式性质的世界历史时代。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讲得很清楚了。现实的世界历史进程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马克思这方面思想的正确性。
如果笔者的上述论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就不难昭示马克思讲的“……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那句话的真实含义。我以为，其真实含义是：被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所“覆盖”的落后国家都必然相继地在不同程度上发展或“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至于对一切落后国家是否都必然会转变成为具有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国家的问题，马克思当时并没有作明确的回答。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回答重大社会历史问题所持的谨慎、科学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当时他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等方面问题的认识还存在某些局限性。
4.关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否是“单线论”或“多线论”的问题。
这是与上述问题直接相关联的一个问题。在目前学术界有些人看来，马克思认为全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都要通过资本主义这条道路而走向世界历史，这实际上就是“单线论”。这里需要展开探讨的是：何为“单线论”和“多线论”？实际上，无论“单线论”还是“多线论”，其方法论的基本点都是相同的，即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之间的区别及联系。
“单线论”强调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都严格地按照同一的序列模式演变发展，而“多线论”则强调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间的区别。在对“历史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关系的认识上，“单线论”是把“历史发展规律”混同于“社会发展道路”，从而把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简单化，而“多线论”则把“历史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截然分开，从而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绝对化。例如，汤因比就是“多线论”的典型代表，他把斯宾格勒的八种文明发展模式“扩展”为二十几种互不影响的文明社会的发展线条。在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关系的认识上，“单线论”把某些民族和国家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道路“世界历史”化，似乎一切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都必然在这种被“泛化”了的发展模式内运行，而“多线论”则把世界历史视为多种社会历史发展模式的简单堆积或机械相加的总和。显然，这两者都是“失真”的，都不可能真正地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过程是由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历史发展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总和构成的。因此，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在方法论上既要求人们必须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去把握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道路，又要求人们必须从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历史发展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去把握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唯其如此，人们才能真正地以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来考察社会历史的演变发展。
那么，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又是如何解决“历史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间的关系的呢？目前学术界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体现的方法主要在于：着眼于交往，而不在于规范；着眼于规律，而不在于道路。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它却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交往本身就是一种动态的规范，规律本身就体现在道路中。历史发展规律并不等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演变发展阶段，但却体现于其中。正因为如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其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用包括发展道路内容在内的“历史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间的关系，是系统和其各个构成部分的关系，而不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不等于各个民族和国家具体的社会历程，但前者对后者有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规范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性质及其总的趋势或方向的规定性上，而不是表现在对各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的规定上（注：参见拙文《马克思的“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载《学术界》1992年第2期； 《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说的证否》，载《学术界》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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