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现实主义理论发展新趋势的争鸣笔谈——现实主义范式的兴衰与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范式论文,兴衰论文,现实主义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实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发展最早、影响最大、阐述最全、分支最多的一种范式。它提出了一套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假定，如“国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行为体”、“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是无政府状态”，并在这些假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国际关系概念，如“权力”、“主权”、“安全”、“利益”等，还形成了很多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基本理论，如“体系结构理论”、“冲突理论”、“均势理论”、“霸权稳定理论”等。 然而，现实主义范式本身不是铁板一块，其内在的演绎逻辑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它在发展过程中不仅经历了自身内部人性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不同分支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发展，而且还遭到了来自科学行为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诸多范式的外在批判。 现实主义范式的兴衰主要取决于它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解释力。理论是对现实的某种解释。一种理论只有当它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时才是好的理论。理论的解释力和生命力是直接相关的。这就是为什么冷战期间和冷战结束后现实主义范式面临不同境遇的重要原因。对于冷战期间的东西方关系和美国对外政策，现实主义无疑最有解释力。但冷战结束以及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则使现实主义范式备受质疑和诟病。在很大程度上它没能预先探讨冷战可能结束的问题，也没有预测过冷战是否可能结束、以什么方式结束以及结束后国际体系可能的结构与形态等问题。沃尔兹和米尔斯海默等现实主义者在冷战后不遗余力地为现实主义范式辩护。就在2001年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前一年，沃尔兹还撰文强调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漠视使现实主义在面对全新的现实时显得苍白无力。不过，21世纪初期的几次国际危机似乎再度彰显了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中日之间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对峙，俄罗斯对乌克兰危机的处理，以及美欧俄在克里米亚独立问题上的较量，都在很大程度上印证着现实主义范式的解释力。 现实主义范式的兴衰还与其自身内部的反省和来自其他理论范式的批判相关。理论发展不仅被国际关系现实所驱动，而且还遵循它自身的内在逻辑。一个好的理论一定要在逻辑上做到自洽，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往往离不开不同理论之间的辩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就是不同理论之间不断辩论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冷战结束并没有导致现实主义理论范式走向衰落或终结，而且相反，使之获得了新的发展。在传统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发展出了进攻现实主义、防御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新的分支。正是这种内部论争为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此同时，现实主义还能够在与其他范式的论战中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几乎所有的理论都不是无懈可击的，现实主义也是如此。新自由制度主义尽管认同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却从现实主义范式的基本假定出发得出了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结论，认为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普遍的。建构主义则直接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假定本身提出质疑，强调国际无政府状态并不是先验给定的，而是“取决于国家对它的理解”。但是，这些批判和修正尚不能从根本上否定现实主义范式的解释力，特别是现实主义范式对国际竞争与冲突问题的解释、对强制性合作的解释、对国际体系基本结构的解释等，仍是其他理论范式所无法企及和取代的。 现实主义范式存在自身难以摆脱的理论困境。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范式都给现实主义范式制造了不少麻烦。自由主义批评现实主义忽略国内因素，无法解释国际体系的变化，低估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贬低国际制度的重要作用。建构主义批评现实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过于单一和悲观，没有看到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忽略了国家之间“他助”的可能性。然而，现实主义范式真正的麻烦不是其他理论范式的这些批判，而是其自身的理论困境。现实主义范式认为，权力分配是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根本因素，在以权力分配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都必须发挥相同的基本功能。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广泛行为模式是在给定的国际结构之内战略互动的结果，而不是人性、心理、国内政治、政体类型等因素造成的。虽然也有现实主义者试图用单位层次的变量，如技术因素、地理因素、攻守平衡、对意图的认知等来弥补，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背离了现实主义范式关于行为体的一个核心假定，即所有国家是在功能上相似的行为体。如果不强调国家行为体除了权力对比之外的差别，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权力与地位相当的国家会在同一国际体系中采取不同的行为。但是，如果加入了单位层次的变量，强调国家之间因国内因素不同而形成的差别，那么就会使现实主义理论背离自身的基本假定，并且还会变相成为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维护者或代言人。 现实主义范式的理论困境还因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思维方式而难以解决。不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普遍追求“片面深刻”。为了维持逻辑自洽，现实主义范式很难吸纳其他理论范式的有益成果。这一点对于其他理论范式而言同样适用。无论让现实主义接受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修正，还是让它接受建构主义的批判，似乎都不是现实主义范式解决自身理论困境的合理出路。因为，归根结底，这可能意味着现实主义范式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理论假定，通过背离自身的理论假定来弥补自身的理论不足。若此，现实主义范式很有可能最终走向自我反叛，沦为有名无实的空壳。正如发展之初追求片面深刻使现实主义范式独树一帜一样，继续这种对片面深刻的追求将使现实主义范式付出“符号危机”的代价。 现实主义与其他理论之间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互补的一面。一般而言，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侧重于前者，因此会有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辩论，每个理论都通过强调与其他理论的不同而凸显自身特色。理论在应用过程中则应侧重于后者，任何单一理论对某一国际现实的解释不管多么有说服力可能都是不全面的，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会单纯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为其对外政策的指南。不受某某“主义”裹挟，是我们对待所有“主义”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