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公逆编钟与周宣王伐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宣王论文,编钟论文,楚公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1.3;K87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4)02-0133-07
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第4次发掘的部分材料公布后[1]，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64号墓出土的一组8件楚公逆编钟，更是对西周晚期尤其是周宣王时期的周楚关系、周晋关系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提供了新资料，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兹就楚公逆编钟铭文及有关的几个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博学君子。
一、铭文内容的几点考释
据简报，编号为I11M64:93的一件编钟钲及鼓部右侧铸有铭文，简报已有释文。李学勤先生参照简报照片和摹本对铭文进行了补充和考释[2]。现将李学勤先生的释文照录如下，以备分析，本文的考释即以此为依据。
唯八月甲午，楚公逆祀厥先高祖考、大工、四方首。楚公逆出，求厥用祀四方首，休，多擒。顉
内乡赤金九万钧，楚公逆用自作榖燮锡钟百□。楚公逆其万年用，保□大邦，永宝。
1.八月甲午。楚国历法是用夏正还是周正，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3]《日书》甲种《岁篇》，保存着一份“秦楚月名对照表”（表1）。从表中可见，战国时期楚历以颛顼历为形式（建亥），但又与夏历（建寅）有深刻联系；楚历的月名则表明，楚曾使用夏历[4]。屈原《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十二月名，均与《尔雅·释天》记载的夏历十二月名相合，也证明楚历属于夏正系统。至于用干支纪日，也不是周正（建子）特有的现象，《史记·夏本纪》记载夏后氏之帝孔甲、帝履癸，即以干支为名，当与生日有关，说明夏正即以干支纪日，殷正（丑正）亦然。
楚公逆，孙诒让考定即是熊
在位只有九年（公元前799—前791年），以楚历为夏正，九年当中只有四个年份的八月有甲午日（表2）。若以楚历为周正，则九年当中只有三个年份的八月有甲午日（表3）。由于熊
立九年卒，而夏正八月相当于周正十月，已近年终，熊不大可能在短时期内铸造大批编钟，故第九年的八月甲午可以排除。这样，不论夏正还是周正，实际结果都是一样的，即楚公逆编钟只可能铸造于公元前799年、前797年、前793年这三个年头，或分别延至稍晚。
─ 表1 秦、楚月名对照表
表2 楚公逆编钟制作年代选择表（一）
本表朔闰据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冬至合朔时日表（公元前1500年至前105年）》推算，齐鲁书社，1987年。
表3 楚公逆编钟制作年代选择表（二）
本表朔闰推算据张培瑜，上引书。
另据北宋出土的楚公逆钟（旧称夜雨楚公钟，或吴雷镈），作器时间为八月甲申，唯纪月、日，而不纪年，与曲沃晋侯墓楚公逆编钟相同，可能楚熊有八月甲日作器之习。
2.四方首。当读作四方守，即四方之神。四方，即楚之四方神。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楚帛书说：“炎帝乃命祝
（融）以四神降，奠三天，□思
，奠四极。”四神即四方、四极之神，亦即山川之神。《左传》哀公六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此为春秋时期楚之山川四方之神。四方首之首，当读作守，乃山川之灵。《国语·鲁语下》：“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首、守二字，声纽均为书母，韵并在幽部，声调同属上声，读音完全一以“寄音不寄形”例之，假首为守。
3.求厥用祀。求，索取。《战国策·齐策》：“有求于我”，注曰：“求，索也。”《孟子·公孙丑上》：“勿求于心”，注曰：“求者，取也。”《礼记·檀弓上》：“矍矍如有求而弗得”，注：“求，犹索物。”厥，物主代词，类似“其所……”。用，因，以。全句意为：索取其所用于祭祀四方守之物。
4.休。喜、美。《汉书·礼乐志》：“美若休德”，注曰：“休，亦美也。”《史记·周本纪》“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休，即美事、喜事。
5.擒。俘获。既可指擒人，亦可指擒物。《逸周书·世俘》：“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陈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擒）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擒）御八百有三百两，告以馘俘。”擒御指缴获车辆。
6.顉。顉，音钦。《汉书》卷五十七下《扬雄传下》：“顉颐折頞，涕淫流沫”，颜师古注曰：“顉，曲颐也，音钦。”《说文》系之于页部：“顉，低头也。从页金声。《春秋传》曰：迎于门，顉之而已。”但这些解说都是战国秦汉的看法，从楚公逆编钟来看，西周时并不如此。铭文既然说顉向楚公逆纳享赤金九万钧，那么顉就应当是纳金人亦即采金人的族氏名称，或以公名为私名，而顉当属濮越族系。长江中游的濮越人（注：濮越是一个大的民族系统，长江中游古族群团主要属于濮越系统。）早在商代已经掌握了青铜冶炼和青铜器制作技术[5]，湖北、湖南出土的大多数西周时代的青铜器属于濮越人遗物，如80年代中期以前湖南出土和采集的62件西周青铜器[6]，湖北随州、京山、枣阳和河南新野出土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7]，以及湖北广济长江中挖出的23件甬钟和2件句鑃 [8]等等，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过了同一时期楚国的青铜器。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开采年代可早到西周，发现了濮越文化的陶器残片，在其周围还发现了数十处濮越文化遗存，形成了北至英山、南及通城、东达武昌、西抵黄梅、阳新并九江的广袤的濮越文化分布网络[9]，说明西周时铜绿山为濮越人所据并采冶铜矿。顉之所以能够向楚公逆纳享赤金九万钧（二百七十万斤），正在于占据了丰富的铜矿资源并加以采冶。这一铜矿资源，看来非铜绿山莫属。以此分析，顉应当就是占有并采冶铜绿山古矿源的濮越人族氏，或其中之一。
由此我们再来分析顉字，不应是“从页金声”，而应是从金从页，金亦声，为会意字。金，铜；页，头。顉，表明其族人以头戴铜饰为特征（这倒令人联想到古文献所记“铜头铁额”的蚩尤，此不论）。至于顉的字义演化为“低其颐”（而不是许慎所谓“低头”（注：参考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九。）），则是因为头戴铜饰使眉压低的缘故。不过这已经是顉的引申义而不是其本义了。
7.赤金九万钧。九万钧为二百七十万斤，约合今制五六百吨，李学勤先生已言之。铭文向我们显示，西周时代楚国还没有占据藏量丰富的铜矿资源，所需的大量铜料，必须仰给于他人，主要来源是濮越人采冶的铜绿山的铜。所以临到祭祀，楚公逆才出征，索取用以铸钟的铜料。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周一代屡次伐楚，青铜器铭文多有伐楚俘金的记录，但其原因并非在于南下掠夺楚国的铜矿，因为当时楚国本身乏铜。过伯簋铭所记“俘金”，
簋铭所记“俘（金）”，实指战获，是战果，并非战争目的，其目的在于镇压楚国的反叛，即过伯簋铭所说的“伐反荆”；而所说“金”极有可能是指楚之铜器，正如《左传》襄公十九年“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一样。
8.楚公逆其万年用，保□大邦，永宝。这句颂词与常见的西周铜器颂词“子子孙孙永宝用”不同，也与北宋出土的楚公逆钟颂词“孙子其永宝”不同，似表明编钟为熊初即位时所作，其时尚未立储。这样看来，对照上列编钟年代选择表，编钟的制作年代可能是熊元年、周宣王二十九年（公元前799年）。而北宋出土的楚公逆钟，其制作年代则稍晚。准此，楚公逆编钟当是熊初即位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时所制作。
二、晋穆侯墓地楚公逆编钟之由来
为了搞清楚曲沃北赵晋侯墓地64号墓所出楚公逆编钟的由来，必须首先明确64号墓的墓主究竟是哪一代晋侯。我认为，64号墓的墓主，应如邹衡、李学勤等先生所论，为晋穆侯费王[10]。这不仅仅在于周宣王时期晋穆侯与楚熊有着年代上的对应关系[11]，因为即令没有年代上的对应关系，一国的青铜器也可以各种方式出现在另一国，这种情况在考古上并不鲜见。而且更为重要的在于分析遗存的年代，关键之点是对墓中所出最能表明墓主身份和年代的“晋侯邦父”的认识。
晋穆侯之名，《史记·晋世家》作“费王”，《诗经·唐风》孔颖达疏亦引作“费王”。费又作
，《史记·晋世家》索隐谓邹诞本“或作王”。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则作“费生”，《世本》亦作“费生”，邹诞本亦有作“生”者。究竟是“费生”还是“费王”，历代均无确据，难以论定。
64号墓出土青铜器中有3件有“晋侯邦父”铭文，据此可以确证《史记·晋世家》所记载的“费王”是可信的，而晋侯邦父就是晋穆侯费王。“邦父”是晋穆侯费王的字，而不是名。古人有名有字，西周人的字，往往带一“父”字，称为“某父”，这在金文和文献中常常能够看到。金文如成王时器小臣
簋所记之“伯懋父”，穆王时器录簋所记之“伯雍父”，竞卣所记之“伯屖父”，宣王时器兮甲盘所记之“兮伯吉父”等等，皆是。文献所记更多，仅《史记·周本纪》所见就不少，如·祭公谋父’、“仲山甫”、“伯阳甫”、“虢石父”等等，都是读史者所熟知的。父又作甫，兮甲盘的兮伯吉父，即是文献所记的尹吉甫。郭沫若先生说：“兮伯吉父即《小雅·六月》之‘文武吉甫’。伯吉父其字，甲其名，兮其氏。旧亦称尹吉甫，则尹其官也。”[12]徐中舒先生也认为：“甲字伯吉父，即宣王时代的尹吉甫，兮为封邑，尹则僚属之长。”[13]名与字之间有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如兮甲字伯吉父，甲为吉日，就是意义相联的。又如司马耕字子牛，用牛耕田，名与字意义上的联系一目了然。由此我们再来看晋穆侯的名与字。晋穆侯名费王，字邦父，王、邦之间就有明显的内在联系：王，国之主也；邦，国也。可以证明，晋侯邦父就是晋穆侯，晋穆侯之名是“费王”而不是“费生”。
此外，费王之费，《史记·晋世家》索隐谓“音祕”。祕，古读重唇音。裘锡圭先生认为，费王二字，急读为邦（注：裘锡圭先生1994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先秦史高级研讨班上的演讲。），也可证明晋侯邦父是晋穆侯。
楚公逆编钟出现在晋穆侯墓地，是否表明晋、楚之间有着直接的友好往来，意味着楚公逆将编钟馈赠与晋穆侯？或者是晋穆侯曾经伐楚，战胜而获？仰或是因为其它原因所致？对此，必须以文献和金文材料相互参验，才能给以合理解释，仅凭编钟本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大量资料表明，尽管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
氏，居丹阳”[14]，但是楚国除了“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15]而外，很少承担对周王室的职贡义务，更多的倒是不服王室约束，因而屡次招致周王室大军讨伐（注：据青铜器铭文及古文献，周王伐楚，数代皆有：周成王时，矢令簋：“唯王于伐楚伯，在炎。”《逸周书·作雒》：“周公立，相天子，……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周昭王时，
驭簋：“驭从王南征伐楚荆，又（有得），用作父戊宝尊彝。”过伯簋：“过伯从王伐反荆，孚（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簋：“从王伐荆，孚（俘），用作愤簋。”史墙盘：“弘鲁昭王，广能荆楚。”《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吕氏春秋·音初》：“周昭王亲将（按：将为将率之意）征荆蛮。”周夷王时，《史记·楚世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周厉王时，《史记·楚世家》：“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但周厉王未曾伐楚。见段渝《楚熊渠所伐庸、杨粤、鄂的地理位置》，《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周宣王时，《诗经·小雅·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率止，执讯获丑，……蛮荆来威（畏服）。”）。虽然楚子熊绎曾经奔赴岐阳参加周成王举行的诸侯大会，却由于楚的“荆蛮”身份，只能“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韦昭注谓“鲜牟，东夷国，盖即根牟”）守燎，故不与盟”[16]。终西周之世，楚与诸夏之间不存在相互聘享告命的关系，直到春秋初叶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春秋经》才首次记载楚国之事曰：“荆败蔡师于莘。”杜预注：“楚辟陋在夷，于此始通上国，然告命之辞犹未合典礼，故（依照《春秋》笔法）不称将帅。”此后十三年，《春秋》才始书楚国与诸夏交往之事曰：“荆人来聘”[17]。杜预注曰：“不书荆子使某来聘，盖楚之始通，未成其礼。”直到鲁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楚国才与诸夏之会。《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杜预注：“楚始与中国行会礼，故称爵。”
既然楚与诸夏之间相互告命聘享是在春秋时期，而楚、晋交往最早只见于《左传》，也是春秋时期，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将其上推到西周，认为晋穆侯墓地的楚编钟是由楚馈赠所得。
西周王室曾经数次伐楚，但其中并无晋师参与。昭王伐楚，据金文记载，有驭、过伯、等人从王，无晋师。宣王时伐楚，据《诗经·小雅·采芑》记载，是王室卿士方叔，也与晋无关。事实上，西周时代晋国的对外关系主要是针对戎狄，正如《左传》昭公十五年晋籍谈对周景王所说：“晋居深山，戎狄与之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与戎狄争战不休。虽然根据晋姜鼎铭文，晋人曾参与南伐淮夷[18]，但其时楚在江汉，与淮夷无关，不能据此认为晋人曾经伐楚。何况晋姜鼎为昭王时器，自不能以此论说宣王时晋国的对外关系。由此看来，晋穆侯基地所出楚公逆编钟，不可能是晋人伐楚所斩获。
从文献、考古和金文材料结合研究，我认为，楚公逆编钟之出现于晋穆侯墓，是由于周宣王伐楚所获，而后赐与晋穆侯，穆侯才得以随葬的。
三、周宣王伐楚与晋穆侯墓之楚编钟
周宣王时期，王室“中兴”，对外战争尤其频繁，北伐ｘｉǎｎ
狁，南征淮夷，文献有不少记载，金文如兮甲盘、虢季子白盘、不
簋、师
簋等，也都并载其南征北伐之功。唯宣王伐楚一事，除文献如《诗经·小雅·采芑》以外，别无所载，迄今所见青铜器铭文也没有这方面内容，因而多为人所忽略，论者甚少。
《诗经·小雅·采芑》记载：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災亩。方叔蒞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乘共四骐，四骐翼翼。
。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乡。方叔蒞止，其车三千，
中央。方叔率止，约軝错衡，八鸾玱玱。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
穴彼飞隼，其飞戾天，亦集爰止。方叔蒞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钲人伐鼓，陈师鞠旅。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阗阗。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
，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ｘｉǎｎ犹，蛮荆来威。
《采芑》为宣王时诗。《毛传》云：“《采芑》，宣王南征也。”孔颖达正义云：“谓宣王命方叔南征荆蛮之国。”对此，历代无异词。宋朱熹《诗集传》即承此说曰：“宣王之时，蛮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
从《小雅·采芑》之诗不难看出，宣王时楚国的“叛周”，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逊王命，侵伐邻国，动为寇害，与大邦为仇”[19]，所以导致方叔受命为将，率车三千乘以伐楚。以车三千乘的兵力出征，是西周出军最多之数。西周军队编制的最高单位是师，如西六
（师）、殷八（师）、成周（师）氏，屡见于金文和文献。《周礼·地官·小司徒》载：“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周礼·夏官·序官》载：“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小国一军。”军的编制不见于西周金文和文献，是春秋时的军制，西周则仅至师为止，二千五百人为师，六师为一万五千人，八师为二万人。从周宣王时器禹鼎铭文所记武公徒御“车百乘，厮御二百，徒千”来看，西周徒御比例为十比二[20]。方叔伐楚，其车三千，按此比例计算，每乘十二人（御二、徒十），则共有三万六千人，不仅远远超过六师，也超过八师之数，并且比六师加八师的总兵力（三万五千人）还多一千人。由此可见，方叔伐楚，在宣王时期是一次规模庞大的战役。
正因为方叔“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拥有绝对优势，所以伐楚势如破竹，“执讯获丑”，多有擒获，其中当包括“俘金”。从过伯簋、驭簋、簋铭文可见，周王室大军伐楚，总是要以“俘金”纪其功的。所俘之金，不一定是金属铜，主要的应是青铜器，“毁其宗庙，迁其重器”[21]，就表明俘获青铜器尤其重器，是战胜者的通常行为。编钟是宗庙中的重器，方叔伐楚，俘获楚公逆编钟，荐之于宣王之廷，是符合金文和文献的有关记载的。
方叔伐楚的年代，文献无征，但肯定是在周宣王晚期。《诗经·小雅·采芑》说“方叔元老，克壮其犹”，表明此时方叔年事已高，“虽老而谋犹壮也”[22]，老当益壮。《采芑》又言方叔曾经“征伐ｘｉǎｎ狁”，郑玄（笺）云：“方叔先与吉甫征伐ｘｉǎｎ狁，今特往伐蛮荆。”吉甫即尹吉甫，亦即兮伯吉父，伐ｘｉǎｎ狁之役见于《小雅·六月》，但无年代。据兮甲盘记载：“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各伐ｘｉǎｎ狁于
。兮甲从王，折首执讯。”尹吉甫伐ｘｉǎｎ狁是在周宣王五年，方叔征伐ｘｉǎｎ狁即在此时，当时尚年富力强，而其伐楚则当晚年，故有“方叔元老，克壮其犹”之说。表明伐楚之役已距其伐ｘｉǎｎ狁相当年岁，是在周宣王晚年。
进一步分析，楚“与大邦为仇”而招致宣王伐楚，当发生在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周宣王时，屡次兴兵伐西戎，所用之兵，大抵为王师和晋人之兵，却并投有因为伐西戎而松懈其南国防线。但是周宣王三十九年，抽调南国之师至西北伐戎，“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23]，南国之师一并覆灭。《国语·周语上》记此为“宣王既丧南国之师”，韦昭注曰：“丧，亡也，败于姜戎氏时所亡也。南国，江、汉之间也，故《诗》云：‘滔滔江、汉，南国之纪。’”由于周王室驻守在江、汉之间的南国之师被调往西北而覆亡，南国防线顿陷崩溃，毫无守备可言，这才使自周厉王以来一直不敢反叛的楚国有了对外扩张的机会，才敢于乘机蠢蠹欲动，与“大邦为仇”。可见，宣王时楚国叛周，不能早于宣王三十九年（表4）。
方叔伐楚，据文献分析，正是在宣王三十九年。《竹书纪年》记载：周宣王三十九年，“王征申戎，破之。”[24]申戎，姜姓，地在南阳，扼楚国北上的门户。西周时代楚都丹阳，丹阳在丹水之北、淅水之南[25]，距离南阳仅一箭之遥。1978-1980年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的发掘[26]，正在这一带。宣王破申，旋命方叔率大军伐楚，故以方叔才可能领军三千乘。这也是宣王伐戎屡败后，倾其兵力志在必得所出之师。正因宣王破申，方叔伐楚，大胜而归，周宣王才能够重建南国防线，才得以分封申伯于南阳，形成对楚的控扼之势。可见，宣王破申与伐楚，是一气呵成的，乃同年所为（表5）。
方叔伐楚时，楚熊已卒，其时楚君为熊子熊仪（若敖），即金文记载的楚公
。方叔伐楚，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所俘获而去的正是熊宗庙之器，其中就有熊所作之楚公逆编钟，由方叔献于王廷。而晋穆侯所藏之楚公逆编钟，则是由周宣王以其伐戎有功而赐与的。
据史载，晋穆侯伐戎曾有两次获胜，一次是晋穆侯十年（周宣王二十六年，公元前802年）“伐千亩有功”[27]，一次是晋穆侯二十二年（周宣王三十八年，公元前790年）“败北戎于汾隰”[28]（表5）。前一次伐戎，楚熊尚未即位，楚君是熊徇（熊之父）。后一次伐戎，正当熊已卒，熊子熊仪元年。此役晋人得胜有功，次年宣王命方叔伐楚，毁庙迁器，俘楚公逆编钟而返，再将编钟颁赐与晋穆侯以表其功，作为对其战胜西北边防大患的表彰。此即楚公逆编钟之出现在晋穆侯墓地的复杂由来。对此，晋穆侯及其夫人墓出土器物本身也能够提供一些重要的旁证。
据发掘简报，64号墓为晋穆侯墓，62号墓为晋穆侯正夫人墓，63号墓为晋穆侯次夫人墓。三座墓均出土不少玉器，从造型和纹饰看，不仅西周一代玉作尽在其中，甚至还有诸多商末遗风，而此类器不见于他地同时期周墓，其中“很可能包括周人早年战利品”。这个分析是有根据的。不过，这些属于周人早年伐商所俘而藏于西周王室的“旧玉亿有百万”[29]（十万为亿，“旧玉亿有百万”为“佩玉亿有八万”之误，详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一之二），其中之藏于晋穆侯及其夫人墓者，却并非周初唐叔封于晋时由成王所封赐，而是周宣王对晋穆侯本人的赐与。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成王分封，“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姑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所分器物有车、鼓、甲、钟、唯无玉器。《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周景王历数其先王赐晋之物，亦无玉器。即令唐叔曾分得商之玉器，也只能作为立国之宝累世相传，决无由晋穆侯及其夫人独葬之理。但如果说这些玉器得自于晋穆侯所受周王室赏赐，则用以随葬就是既合情理，又合西周制度的。而晋穆侯所得王室赐玉，必然只能是因功而赐，此功即是伐戎而败之，保卫了西周疆土，成功地履行了“封建亲戚以蕃屏周”[30]的责任和义务，而这在周宣王时期是少见的（注：尽管宣王时不乏封国征伐ｘｉǎｎ狁之例，如兮甲盘、虢季子白盘、不簋等青铜器铭文所载，但都是从王征伐，而晋穆侯伐戎则是单独讨伐，故《竹书纪年》记为“晋人败北戎”，而未称“王师”，这在金文和文献中是少见的。至于秦庄公伐西戎，则与周初封国无关。）。这就有力地证明，晋穆侯墓地所出楚公逆编钟，与所出商人旧玉一样，都来自于周宣王对其伐戎有功所给予的赏赐。
表4 周宣王伐戎年表
表5 周宣王伐楚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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