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双循环”、“新南南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循环论文,世界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已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对外经济战略的核心，与之相配套的许多制度设计与政策措施都在规划实施当中。其中，“丝路基金”已经成立并开始运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也完成签字程序即将开始运营。中国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也正在迅速升温，产业转移步伐加快，不少项目即将落地或者正在洽谈，“一带一路”的具体实施规划也在拟定之中。这一切都显示了“一带一路”构想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力，预示了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广阔前景。 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被提出以来，尽管时间不长，但已经引起了国内国际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不同角度的研究与思考，成为当前社会热点。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俯拾皆是，这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基础和较好的社会氛围。①尽管如此，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对它的认识和研究仍主要停留在如何实现中国自身发展层面上，企业界则更多是从中国过剩产能转移与海外投资机会角度来理解和认识“一带一路”，以为可以就此把我们不想要的后进产业转移出去。这不能说不对，但多少有点视野狭窄，甚至有点一厢情愿。 实际上，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如果要变为现实，顺利推进，必定要是一个顺应全球经济大势、与周边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相辅相成、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互惠互利互动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各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形象地说，“一带一路”应当是一列每节车厢都有动力的“动车”，而不是只有中国一个火车头带动的传统列车。因此，我们认为，必须从全球经济发展大趋势角度，从世界经济结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角度，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南南合作”关系角度，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经济起飞的迫切需求角度，来认识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大意义，进而开展相关制度建设和规划制定，保障“一带一路”战略具有深厚的经济基础和充沛的动力，更加顺利地推进。 本文将从世界经济结构演变与调整的大背景出发，通过世界经济向“双循环”结构转变需要大力开展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南南合作”，而“一带一路”建设正是“新南南合作”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这一思路，论证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建设——“新南南合作”——世界经济“双循环”——全球经济结构重塑，是一个推进世界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合乎逻辑的过程，代表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一、“新南南合作”是建立世界经济“双循环”结构的关键 我们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长期低迷，是传统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引致的全球经济失衡结构的必然结果。②世界经济各种危机的一再发生以及长期低迷表明，这一结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已经耗尽，需要一种能够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结构。这一新结构就是我们所谓的世界经济“双循环结构”。世界经济从传统的“中心—外围”结构走向“双循环”结构，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然而，世界经济新结构的形成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而必定是一个曲折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原因也清楚，新结构对传统结构的替代，必定涉及到全球利益的重新分配，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互动博弈过程。在旧结构中居于有利地位的国家，肯定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不希望根本的结构改革，而期待小修小补，或者希望用一个仍然维持自身利益的新结构替代旧结构。而在传统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如果没有中心国家的配合，即使想摆脱掉旧结构，也未必具有这样的能力和实力。而如果世界经济旧结构的改革没有显著进展，整个世界经济就将长期在停滞与动荡中徘徊，如同当前的情景。这时，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更如大海中的小舢板，风平浪静时尚可航行，一旦风浪到临，必定首当其冲，风雨飘摇。金融危机以来这些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最近，美国的加息预期和国际汇率的风吹草动又造成国际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大举流出，新兴经济体竞相货币贬值，经济大受冲击，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而言，要想在动荡的世界经济中获得相对平稳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必须摆脱对发达国家经济的过分依赖，避免受到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过大影响，必须发展实体产业，扩大内部市场，建立起一个发展中国家之间以直接投资为主、要素自由流动、优势互补、平等合作、相对独立循环的结构。这一结构就是世界经济期待建立的新循环（第二循环）。这一循环将与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循环交叉并存，形成世界经济的“双循环”结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多样性、差异性、互补性，是具有充分的可能性的。这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具有经济规模庞大、资本充裕、技术相对先进、产业发展充分、经济管理经验丰富等特点，理应成为发展中国家之间新经济循环的主导者和推动者。特别是中国，不仅在传统“中心—外围”循环中处于关键地位，制造业发达，产能过剩且资本充裕，又有自身经济转型的客观需要，更适合也应当成为新经济循环的积极推动者。这些已多有论及，不再赘述。③ 显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指的就是这些国家之间紧密而广泛的经济关系、产业分工、经济合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投资贸易、要素流动、互联互通，以及政策协调。这种发展中国家之间在21世纪开展的广泛而深入的经济合作，我们称之为“新南南合作”。④“新南南合作”一旦成熟，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即得以形成，各国将能够从这种合作关系中获得以往不能获得的各种机会，减少对发达国家和传统循环的依赖，推动本国经济发展。总之，“新南南合作”是建立世界经济更加均衡的“双循环”结构的关键。 二、“新南南合作”的优势与制约 “新南南合作”是相对于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传统南南合作而言的。传统南南合作开创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新时代。但是，当时的南南合作本身有很多缺陷和局限，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有限。相对于传统的南南合作，“新南南合作”虽然也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的，但其背景与基础、发展目标、意义与影响都与前者大不相同，具有明显优势。 首先，“新南南合作”的背景与基础更好。21世纪初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中国家经济总体上获得长足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显著提升。以金砖五国、新兴经济体11国为例。⑤按美元汇率计算，到2014年，金砖国家经济规模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21.8%，接近美国的水平（22.4%）；而新兴经济体11国的经济规模比重则达到29.1%，远超美国的比重。如果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早在2006年，金砖国家经济规模就已经超过美国经济规模，两者占全球GDP的比重分别为21.3%和21.2%；2009年，新兴经济体11国规模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就已经超过三分之一（33.6%），为美国规模的1.8倍。⑥另一方面，不仅总量不断增长，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出现了巨大差异，各国之间经济结构、比较优势等都差异较大。这种比较优势差异为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包括产业间的横向合作与产业内的纵向合作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还应当提到，到21世纪初，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走上了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发挥基础作用，民营经济、混合经济获得较大发展，企业制度趋同，金融体系、市场体系不断成熟。这为开展“新南南合作”创造了更好的制度基础和企业前提。 其次，“新南南合作”的发展目标更实。当然，从根本上说，任何经济合作都是为了促进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是不会改变的。但从具体目的而言则可能完全不同，各有侧重。传统南南合作的目的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为争取经济自主，摆脱贫困，解决基本民生问题，同时在国际上以一个声音发言，争取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毋宁说是一种以政治合作带动的经济合作；而“新南南合作”则从政治为主走到经济为主，以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市场机制主导下的深度经济合作形成新的经济循环为目标，借以促进各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促进世界经济结构变革与可持续发展。 再次，“新南南合作”的意义与影响更大。“新南南合作”大大超越了过去的南南合作，具有全球性意义。传统南南合作主要是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通过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新南南合作”当然包含了上述方面，但更具有全新的重大意义。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通过“新南南合作”将获得以往不曾有的发展空间。如已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其内部已经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这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创造了基本条件。同时，也还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处于前工业化阶段，迫切需要发展。“新南南合作”的过程，也就是这些国家的发展和起飞过程。就是说，基于当今发展中国家巨大的经济规模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经济发展条件和比较优势的多样性、互补性，以往只有通过南北经济关系中才能获得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经验、产业链整合等发展要素，如今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就可以获得。传统的亚非拉殖民地国家完全可以在不依赖或较少依赖西方强国的情况下获得经济发展，实现初步工业化。而这些国家的发展和工业化又可以为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转型、获得重要生产要素和市场创造条件。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成功经验、发展中国家在意识形态与历史经历上的相似性，则为这种工业化发展创造了更宽松、和谐的政治与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紧密经济合作和经济循环的形成，将大大改变国际多边合作举步维艰的局面，将打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机制一家独大的局面，大大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使国际经济关系呈现出多元平衡发展状态，从而加速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新秩序的建立。 以上，从几个方面分析了“新南南合作”的优势与动力。然而，也必须看到，“新南南合作”固然具有客观需要和坚实基础，但仍然面临诸多困难与问题。这些困难与问题过去和未来都会成为合作顺利发展的制约因素。 其一，“新南南合作”范围广阔、内容丰富，但尚缺乏有效的突破口。如上所述，一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合作广义上都属于“新南南合作”。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一百几十个，地处亚非拉广大地区，可能的合作领域遍及经济的各个方面。这使得合作很可能宽泛、松散，难于深入。虽然“新南南合作”包容一切可能的合作形式，并不强调完全的制度化、机制化，但总需要有合适的机制和平台，在平台基础上，有点有面，从某个地区、某种形式入手，以点带面推动合作的全面发展。但是，金融危机以来很长时间内南南合作一直未找到突破口，呈现出全面开花、不得要领的状态。近年来全球经济形势又趋低迷，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更加剧了合作深入展开的难度。以中国而言，我国大力鼓励企业走出去，但面对广阔世界，企业不知走向何方，走出去便很可能盲目、草率。我国同亚非拉、太平洋地区乃至欧洲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广泛的经济关系与合作，但并未找到将这些关系整合起来，形成能够在短期内见到成效的途径。这是过去几年“新南南合作”的最主要的问题。 其二，“新南南合作”面临各国之间经济差异过大、地理距离遥远、文化共同性不足、互信缺乏等因素制约。按照经济区域一体化理论，各国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地理距离、文化相似性上的接近是紧密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反观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当然为利用差异、优势互补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也使得经济合作难于找到契合点。同时，发展中国家广布全球，很多国家之间地理距离遥远，文化差异很大，这也加大了经济合作的难度。此外，某些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历史原因，存在着一些矛盾和争议，这降低了有关国家之间的互信，成为经济合作的障碍。 其三，“新南南合作”与中国及合作伙伴自身经济发展需要的契合、衔接，也是制约合作关系能否顺利推进走向深入的因素之一。譬如，有些发展中国家本身资源丰富，又面临着实现工业化推动经济发展的艰巨任务。此时，单纯的贸易关系（以资源换制成品）虽然发挥了其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但长期而言可能压抑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如何能促进其自身产业的发展才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目标。同时，对于中国而言，面临着资本相对过剩、产能相对过剩的局面，产业转移、产业升级是其当前的艰巨任务。“新南南合作”如果能够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才具有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相契合的作用，才能得到企业、市场和资本的积极响应，也才能可持续发展。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其产业发展水平并不低，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难于成为中国大规模产业转移的目的地。虽然它们仍有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广阔空间，但与当前产业转移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契合度就较低。 总之，“新南南合作”是世界经济结构转变的关键，但本身又面临一些制约，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引领合作走向深入、加快发展的突破口。在我们看来，“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这样的突破口。 三、“一带一路”建设是“新南南合作”的突破口 如上所述，“新南南合作”具有助力全球经济“双循环”形成并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新南南合作”面对的是一个环境复杂、范围广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际经济现实，同时还面临着战略互信不足、国际规划缺乏等制约。为使“新南南合作”取得突破，需要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创造新机制、构建新平台。在当前情况下，“一带一路”建设就是最有可能取得进展的新机制、新平台。 （一）“一带一路”建设为“新南南合作”创造了新的区域合作机制 首先，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体现了中国作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领军者的角色和作用。毋庸讳言，在当今世界，中国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领军者，无论从经济总量、产业发展水平、资本丰裕程度、对周边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与辐射力等方面看，都是如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中国来主导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机制复杂、因素众多，这种引领和主导必须把握住各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时机，找到恰当的形式、机制和切入点。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恰恰准确地把握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以及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相对衰落影响力下降的时机，找到了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不足而中国具有投资发展基础设施的充分条件这一切入点，利用历史久远影响广泛的丝绸之路这一文化遗产，将其嫁接到当代区域经济合作之中。这样，一方面，可以大大简化相关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交易过程，节约合作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凸显中国的核心作用，使古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成为新时代丝绸之路的主导者和引领者。 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体现了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主流的大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以WTO多哈回合谈判受挫久拖不决为标志，经济全球化进程遇到较大阻力。特别是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不再由主要发达国家操控，新兴国家力量和谈判能力越来越强。而由于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和利益诉求不一致，这种力量趋向于均势的谈判更难达成一致，使得全球多边经贸合作越来越难于取得共识，进展缓慢。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合作又是大势所趋，各国都难于闭关自守，独善其身。于是，由利益相近、互有需要的部分国家通过区域性经济合作方式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便成为一种大趋势。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时间，全球范围内签订的区域经济合作文件，达成的自由贸易安排等都迅速发展。最主要的诸如欧盟、欧元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东盟等已经很成熟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形成中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TPP、TTIP等，加上不计其数的双边自由贸易安排和贸易投资一体化安排。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成员，也加大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通过多边与双边区域合作形式与很多国家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著名的如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新西兰自贸区、中国—韩国自贸区、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区等等。这些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与安排，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各方的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不过，从全球以及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形势而言，从世界经济转型与“新南南合作”的需要而言，这些区域合作安排仍然显得不足。两年前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则是中国主导和参与的区域性经济合作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既回应了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大趋势，体现了区域性经济合作更加务实、注重可行性、多边性和开放性等特点，又远远超越了一般区域经济合作的规模、范围和影响，涵盖了所有可行的形式，使其成为既具有全球意义和影响，又切实可行、适应有关国家需要，容易落地实施的合作框架。 这就说到了区域合作的可行性问题。实际上，任何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如同全球经济合作与一体化一样，都会遇到参与方众多、需要不同、利益不同等问题，特别是参与方较多的多边区域合作更是如此。美国主导的TPP谈判历时5年多，最后一次谈判一再延期才达成基本协议，就是因为各方需要不同、关切不同、利益不同。中国所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缺乏美国式的政治、经济、军事强势和文化软硬实力为后盾，要让各方取得一致意见会更加困难。中国领导人将中国所主导的这一合作定位“一带一路”，恰恰是考虑到了顺利推进合作的需要，利用历史、文化、地理、人文等因素凝聚各方共识、简化决策过程、降低交易成本，充分体现了决策者的战略智慧。 “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外经济交流的历史见证，反映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国家直到非洲、欧洲各国经济交流、互通有无、互利合作的悠久历史。特别是，这种经济联系与交流，是建立在完全平等、互利互惠、友好相待、共同繁荣基础之上的交流。它与近代西方殖民者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完全不同。因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拥有巨大的历史财富可资利用，而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则有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恰当地利用了这种历史财富，一开始就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得良好印象，充分理解“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善意，更愿意参与合作。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地理上相邻、文化上比较接近，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经济结构互补性强，这些也都使得这一战略更易于实施，更容易见到成效。作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突破口，最为恰当。 （二）“一带一路”建设为“新南南合作”提供了新的产能合作平台 当然，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如欲顺利推进，取得显著效果，更重要的还是符合中国、沿线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这方面恰恰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优势。 如前所述，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一个结构调整和格局重塑的新时代。“双循环”结构是这一格局的基本趋势，途径则是大大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南南合作”。这一合作框架面临两个任务：一是中国成熟而且相对过剩的制造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战后第六次国际产业转移的高潮；二是工业化程度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利用海外直接投资（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投资）实现自身工业化。这两个任务的完成，都涉及到国际产业转移与合作，而产业转移的前提之一又是基础设施的先行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基础设施先行的实施规划，恰好满足了上述几个条件。其一，沿线大多数国家都是工业化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南亚、东南亚还是中亚、俄罗斯、西亚中东国家，许多国家面临进一步发展工业化的艰巨任务，本身又缺乏资金、技术和产业发展经验。这些情况与中国欲将部分成熟产业转移至海外的需要不谋而合。中国欲转移出去的产业，从行业特点、先进程度、要素密集程度等来看，都比较符合沿线国家的需要。其二，中国不仅有产业转移的需要，而且有产业转移的能力。中国在资本过剩情况、产业成熟程度、投资经验、管理经验等方面都比周边国家领先一步，恰好适合他们的需要。其三，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及其配套产业发展程度完全能满足沿线国家发展基础设施的需要。如今，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及其配套产业发展能力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一带一路”建设所要求的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高铁、电信、电力、核能等等）互联互通既是未来产业转移和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本身又是一个涵盖广泛的巨大产业，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机会，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 当然，可以与中国展开“新南南合作”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非洲大多数国家、拉美国家也都具有这种合作的基础与需要。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地理之便，更容易开展这种合作，特别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合作。一个覆盖亚洲大部分地区的高水平基础设施网络，将为区域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和人民的往来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 （三）“一带一路”建设为“新南南合作”建立了新的融资机制 经过不长时间的努力，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受到普遍欢迎的国际经济合作构想。该战略构想正在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实施规划和一个个具体项目得到落实，其合作的制度基础和合作条件已经和正在构建中。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中国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而建立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和融资机制。 “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需要大量投资，这些投资规模巨大、回收期长、且具有一定风险。过去的传统南南合作，正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大都资金短缺、缺乏投融资经验，因而不得不主要依靠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来源，并且靠国际投融资机制来进行投资和项目评估与管理，资金来源和评估标准都制约着合作的开展。多年以来中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合作主要是中国以援助的形式建立一些项目。囿于中国自身的能力，这种合作的规模是有限的，也不可持续。 “一带一路”建设和其所依托的“新南南合作”则完全不同。如今，不仅中国具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投资能力、成熟的产业基础，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国家也具有较丰富的资金和对外投资能力与意愿。同时，新兴国家也拥有了比较成熟的国际投融资经验。正是基于此，中国发起创立了亚投行，专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亚投行受到世界许多国家（包括许多发达国家）的欢迎和积极参与，正好说明这种合作形式和机制符合国际规范，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亚投行投入运营后，将为“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和投资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此外，中国独立出资设立的丝路基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以及国有商业银行都会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的资金支持和保障。 当然，作为一个宏大的国际经济合作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期间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就目前而言，如何增强相关国家的政治互信，如何使“一带一路”构想与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更加契合，如何体现“一带一路”相关战略未来的双赢和多赢结果而不是零和游戏，如何增强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中的竞争力与适应性，如何使“一带一路”战略与我国的整体对外经济战略有机结合、更加协调，都是当前面临的问题。不过，正如本文所欲表达的，既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顺应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就一定能够在曲折中不断前行，取得积极的成效。 ①如在“中国知网”，关于“一带一路”方面的研究文献，截至2015年10月20日，篇名中含有“一带一路”的期刊论文就有2205篇、报纸文章更是高达5351篇。其中，较早的文献如李向阳：《构建“一带一路”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 ②王跃生：《论世界经济的结构变革》，《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③王跃生、陶涛：《世界经济结构、全球经济“双循环”与中国经济转型》，《新视野》2014年第1期。 ④王跃生、马相东：《全球经济“双循环”与“新南南合作”》，《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 ⑤金砖国家是指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五国，新兴经济体11国是指20国集团中的11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即金砖五国和墨西哥、韩国、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土耳其、沙特阿拉伯。 ⑥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标签：世界经济论文; 一带一路战略论文;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产业转移论文; 一带一路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建设投资论文; 海外投资论文; 区域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全球化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