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濛初的新贡献——“二拍”平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贡献论文,凌濛初论文,平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列宁的下面这段话常被人们引用：“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评经济浪漫主义》）这确乎是历史地唯物地评断历史人物功过的根本原则。列宁本人对托尔斯泰及其文学创作的精辟分析，就是这个原则的精彩实践。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原则来分析凌濛初及其小说创作，便可以看到，在明清时期众多的白话短篇小说创作中，“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占有无可否认的重要地位。
首先，“二拍”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集。
众所周知，目前学术界统称之为“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作品，实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肇始于唐、大盛于宋元的话本。它们本是供民间艺人说话时用的文字脚本，严格说来只能算是白话短篇小说的初始形态。另一类是明代起文人模仿话本这种形式而创作的“拟话本”，它已不再是供艺人口头讲说的了，而是应人们阅读之需而写的案头之作。这一类里还可细分为二种。起初，文人搜集宋元说话旧本，加以适当和文字加工和润饰，冯梦龙的“三言”中绝大多数篇章就属这一种。后来，旧话本已被“搜括殆尽”，同时，文人也不满足于只当编辑匠，便“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诙谐者，演而畅之”，或者索性一空依傍，凭空结构，这就是凌濛初创作“二拍”时所用的手法。因此，正是“二拍”里的大多数作品，才算得上是真正由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
这样一来，虽不能说“二拍”即是空谷足音，但是说凌濛初是明代独立创作这类小说数量最多的一位，却是事实。不错，在凌濛初之前，冯梦龙就编写有“三言”，总数并有一百二十篇之多。但是，其中绝大多数都原为宋元明话本，冯梦龙只是对它们作了选择、加工和改编的工作，严格说来，“三言”只能算是旧时话本的汇编总集。“二拍”的情况则刚好相反。论数量，虽不足“三言”的三分之二，但绝大多数都出自凌濛初的独立创作。虽然也大都可以找出素材来源（至少有六十二篇），但这些素材到了凌濛初手里以后，无不经过重新结构，自出机杼，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因此，凌濛初是它们真正的创作者，而非只是编篡者。也正是在凌濛初的带动下，文人才大量写作白话短篇小说集，从此蔚为风气，易代而不衰。
由于“二拍”与“三言”一是创，一是编，故而也就使“二拍”比“三言”更贴近当时的现实生活，更富有时代气息。据有人统计，在“三言”中描写明代以前旧事的作品占了三分之二以上，故事发生年代在明嘉靖以后的，不足全书的十分之一。在“二拍”中，故事发生在明朝以前的只有一半，而以嘉靖以后的时事作为描写对象的，却占八分这一以上。
由于反映明代、尤其是嘉靖以后的社会生活的篇章较多，又是经过了凌濛初的独创，所以不但题材方面出现了以往白话短篇小说中不曾表现过的新东西，而且就是写旧故事，也往往注入时了代新思想、新精神，也就是旧瓶装了新佳酿。
例如，自明中叶以降，以往很长时间里成长迟缓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得到了长足发展，商业活动日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二拍”就对此有较多的反映。在“二拍”之前问世的《京本通俗小说》和《清平山堂话本》（原名《六十家小说》），所收全为宋元旧话本。从残存的篇章来看，没有写及经商内容。冯梦龙汇刊的“三言”中写到商人的虽有四、五十篇，但以商人为主角都甚少，而把经商活动作为主要内容的可以说绝无仅有。到了凌濛初笔下，不但数量比“三言”多，而且以商人为主角、以经商活动为主要描写内容的篇章都明显增多。如《转运汉遇巧洞庭江，波斯胡指破鼍龙壳》、《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诸篇即是人们所熟知的名篇。这些作品无论是题材开拓，还是人物形象，或者主题思想等，都是崭新的，是前此任何白话短篇小说所不曾有过的。
“三言”中没有一篇把商业活动作为主要故事情节，商人形象也大都是小商贩。在“二指”中则出现了许多大商巨贾，尤其是对海上商贸和海外交易的描写，更是首次出现的内容。如“初刻”头一篇《转运汉遇巧洞庭江，波斯胡指破脱鼍龙壳》里的主人公文若虚，原是做长途贩运的买卖，却“百做百不着”，“把个家事干圆洁净了，连妻子也不曾娶得”，后来随“几个走海泛货的”出海到国外，结果是时来运转，发了大财，成了富商。其他如《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诸篇也都是以经商活动贯串故事的始终，主要角色都是巨商大贾。
在人物形象方面，“三言”中虽说也有秦重（《卖油郎独占花魁》）、蒋兴哥（《蒋兴哥重会珍珠裳》）、杨复（《杨八老越国奇逢》）等一些作为正面人物描写的商人形象，但是第一，数量很少，在全部一百二十篇中只是偶然的出现。“二拍”中则可以说俯拾即是。除上述几篇里的所有出场商人（仅“初刻”第一篇里就有文若虚、张大和玛宝哈三个有名有姓者）外，其他各篇还可以举出一长串来。更要特别提到的是，这些商人不但被作为正面形象，有的还是主要角色，而且作者大都是把他们置放在商业活动中来描写，而不是如秦重、蒋兴哥、杨复等人虽为商人，也是以正面形象出现，但却游离开经商活动来描写他们，至少也是甚少瓜葛。程宰、文若虚就不说了，下面兹再举一例：《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篇入话里的王生，本是商人后代，长成后也遵训“到江湖上做些买卖”。故事从头到尾都是写王生一次又一次的经商活动，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遇盗遭劫，几次差些活不成，但后来终于否极泰来，“自此以后，出去营运，遭遭顺利。不上数年，遂成大富之家。”另如《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若按题材归类，似应划属侠义，但其中的主角徽商程元玉却始终是因经商而活动于故事情节之中。
“二拍”中上述描写商业活动的篇章，具体、细致地表现了经商中的种种艰难与风险，笔端满含同情。文若虚随同张大等人出海贩货，归途遇风，被乱到一个渺无人烟的荒岛，“四望漫漫，身如一叶”。“虽然侥幸，有得千来个银钱在囊中，知他命里是我的不是我的？今在绝岛中间，未到实地，性命也还是与海龙王合着的呢！”这是由于天灾而使经商充满了艰险，另外还有人为的因素造成了风险。程元玉“专一走川、陕，做客贩货，大得利息”。一次返程中被一个“惯走长路模样”的人骗入圈套，把身边所有银钱全部抢走。要不是女侠十一娘，早就血本无归了。而且，天灾与人祸还经常是迭相出现，交织一起，更使商旅之途充满了荆棘与险恶。上举那个入话里的王生第一次出外经商时，由京口过长江，“到了黄天荡内，忽然起一阵怪风，满江白浪掀天，不知把船打到一个甚么去处”，结果被伏在这里的强盗“把船中所有金银货物，尽数卷掳过船”。王生到一个亲戚家借了点盘费，才得回到家中。第二次贩货到扬州去，又因安全通道被阻塞，只得冒险改走别的水路，结果依然是青天白日遭抢劫。第三趟贩货眼见得就要到达目的地了，还是被抢掠了精光，逼得王生走投无路，“只求一死”。至于因为行情瞬息万变、各处信息沟通困难等，更使商业活动中处处潜伏着风险与悲辛。文若虚发迹前曾吃尽这种苦头。例如一次他“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便运了一批进京。“岂知北京那年，自交夏来，日日淋雨不晴，并无一毫暑气，发市甚迟”。等到有人要买时，扇子都被潮气沤坏了，“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本钱一空。”“徽商程宰兄弟俩“将了数千金，到辽阳地方为商”，也因判断失误，把握不住准确的商情，“但到处必定失了便宜，耗折了资本，再没一番做得着”，直至有家归不得，只好受雇佣去为人当帐房先生。后来在海神的指点下囤积居奇，大发横财。而他们所贱价套购其货的商人，也都是因故不得不忍痛折本抛售，对这些人来说，同样充满了辛酸与血泪。我们看到，凌濛初在描写文若虚、程元玉、王生、程宰等人失败的商业活动时，用的是沉重、同情的笔触，所以后来都让他化险为夷，暴富发家。
细按“二拍”所有关于商人和经商的篇章，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里面还弹奏着以下二种新声异响：
一是经商致富被认为正当的，成为人们所向往的发迹变泰之路。在“三言”里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发迹变泰的描写，但其主人公大都为文士与武夫，而且一般都是指社会政治地位的改变，即由贱变贵。《穷马周遭际卖
媪》、《赵伯昇茶肆遇仁宗》、《钝秀才一朝交泰》、《郑使节立功神臂弓》等篇告给我们的就都是这样的信息。而到了“二拍”里，否极泰来者基本上都换成了商家贾客，并且是以经济方面的变迁为特征，也就是由贫转富。至于导致这种转变的途径，则唯有经商。他们或是长途贩运，“大得利息”，或是贱买贵卖，囤积居奇。而尤其是海外经商，“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拼死走这条路。”作者还借故事中人物之口指出：“到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这个正是我们本等。”在这些描写里，我们看不到对经商致富的丝毫贬斥，相反，对文若虚、程宰等的暴富，有的只是热烈的肯定和毫不掩饰的歆羡。
不但如此。凌濛初还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上商人地位上升的趋势，写出了世态人情的新变化。《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中的蒋生，医好马小姐危症以后，马家要招他为婿，蒋却推让说：“小生原籍浙江，远隔异地，又是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玷门风。”这时身为缙绅的马父则认为：“江浙名邦，原非异地。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我们知道，封建社会一向重本抑末，把商业活动视为贱业，当时排定的社会等级依次是“士农工商”。现在竟然出现仕宦人家招商人为婿，并公然说经商是“善业”而非“贱流”，可见已把商业摆在了一个显要地位。更有甚者，作者还在文中直接站出来介绍说：“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还在次着。”“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来，外而宗祖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这里不但把“重利”放在了受到全社会一致肯定的地位，而且也不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了。所以，“二拍”里颇有些由习儒改而走从商之路者，如潘甲（《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王禄（《许察院感梦擒僧，王氏子因风获盗》）以及上面提到的程宰弟兄就都是弃儒经商的。这些地方都清楚说明了当时社会上世态人情的新变化，说明在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强有力的冲击下，传统的等级观念正在发生着深刻、重大的变化。
跟以往其他的小说创作一样，男女婚恋故事在“二拍”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大都是本篇中写得最好的篇章。这些故事在浓郁的喜剧气氛中，透露出许多新的思想倾向。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人的正当情欲的大胆肯定。在以往小说家的笔下也不乏对青年男女向往与追求幸福美满婚姻的肯定与支持的描写，然而，这些人物大多有情无欲，必须“发乎情，止于礼义”，决不可越雷池一步。而凌濛初所写的热恋中的男女大都冲决了这个“礼教大防”，大量描写了充满生命活力的情欲。《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里的罗惜惜姑娘，自小与张幼廉青梅竹马，又是同窗共读，私下里“各写了一张券约，罚誓必同心到老”。情窦渐开之后，竟学做起那夫妻之事来。后来虽因女方家长的梗阻，而使两人暂时隔离，却大胆地偷期缱绻，云雨绸缪。事发后罗家告官，孰料县宰反劝罗家将女儿嫁给张幼谦，并借张科举高中之机，与州官一起周全了张、罗二人的终身大事。作者借州官之口说道：“张、罗，佳偶也。”又让县宰告诉罗惜惜父亲：“张幼谦是个快婿，本县前日曾劝足下纳了他。今已得名，若依我处分，诚是美事。”罗家不但立即应允，而且“一发敬重女婿”。作者还在故事的开头说道：即便象张、罗这样“没脊梁、惹羞耻的事”，也“一床锦被可以遮盖了”。文末的诗中还称赞他们：“不是一番寒彻骨，怎能梅花扑鼻香？”毫无责难、贬斥之意。
对另一对青年恋人的肯定描写，也清楚表明了作者对人的正当情欲的鲜明态度。《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泥弄》里的青年女子静观，自幼被骗入空门，却不肯同流合污，随同其他尼姑一道淫滥。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可心的闻人生后，便大胆地决心以身相许。一次与闻在船上不期而遇，妆扮和尚的静观主动“解衣与闻人生同睡”。被闻识破女身后又痛快承认，并与闻共赴阳台，颠鸾倒凤。后来二人密谋来求闻人生姑妈，到彼处暂住。姑妈不但一口答应，还极力周全，并说：“你与他多是少年心性，若要往来（按指过夫妻生活）……你亦可以长来相处。”“我住上房中，你亦可同住。”静观来后，姑妈很是疼爱，认为“此女德性温淑”，堪配侄儿，还认她为干女儿。最后，闻人生两榜高中，“腰金而归”，静观也“得封恭人，林下偕老”。
以上两篇以及其他一些篇章中的类似描写，都透着浓重的情欲气息，某些地方虽未免有粗俗、色情之嫌，但从作者肯定、赞赏的描写里，我们不难发现其强烈的时代气息，看到它对传统的孔孟儒学和宋明理学“灭人欲”说的否定。
由于大胆肯定了人的正当情欲的合理性，所以，对于妇女的所谓“贞节”问题也不是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加以苛求。《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里，姚滴珠与公婆口角后私返娘家，途中被人骗去当外室，后被其夫坚持认领，“仍旧完聚”，夫家不弃，作者也无贬词。另外如《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里的巫娘子，被坏人骗奸后，与丈夫齐心合力，“既得报了仇恨，亦且全了声名”。“那巫娘子见贾秀才干事决断，贾秀才见巫娘子立志坚贞，越相敬重。”同样给予了称赞，并未过份谴责其失身之事。至于象《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陆蕙娘立决到头缘》、《两错认莫大姐私奔，再成交杨二郎正本》二文里有夫之妇因了种种缘由，弃去前夫，自找配偶的描写，也是对于“女子从一而终”、“好女不嫁二夫”的否定。尤其是对陆蕙娘毅然离开不成器的前夫、自择佳偶的行为，凌濛初是由衷地称赞：“女侠堪夸陆蕙娘，能从萍踪识檀郎。巧机反借机来用，毕竟强中手更强。”
对陆蕙娘的称赞，除了表明作者已有反对传统的妇女“贞节”观念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观念的进步思想，还说明，在凌濛初看来，女子有权选择自己的意中人。在这一方面，几篇关于青年男女婚恋的描写更有惊世骇俗的意义。这里着重谈其中的一篇，这就是《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闻蜚蛾小姐自小女扮男装，读书习武，长大后才貌双全。她射箭占卜，自行择偶。当她父亲知道后，非但未曾动怒，反倒“也自喜欢道：‘这也是郎才女貌，配得不枉了。你快改了妆，趁他今日荣归吉日，我送你过门去罢。’”故事中另一位女子景小姐，也在看上意中人后，主动送物表情，和诗暗示。而其家长同样明确表示：“凭你自家看得中意的，实对我说，我就立婚。”而不论是对这两位小姐还是两家家长的做法，作者都没有批评、反对的描写，倒是在字里行间处处显露出赞赏之意来，甚至还赋诗一首颂扬道：“从来女子守闺房，几见裙钗入学堂。文武习成男子业，婚姻也只自商量。”态度之鲜明，有目共睹
“二拍”中毁僧谤道的描写也很引人注目，颇有现实针对性。
佛道两教在历朝历代的盛衰兴替，除了别的原因之外，还往往与统治者的态度直接相关。朱明王朝定鼎南京以后，朱元璋这位小沙弥出身的皇帝，自然对如来佛祖情有独钟，甚至亲率百官公卿举行大规模的佛会法事，并自称为“佛弟子”。而到了明朝中叶，“那些会玩幻术、讲鬼话的道士又有些市场了，他们用长生不死、驱鬼斩妖、房中御女等花招又逐渐赢得了最高统治者的信任”（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中篇）。特别是嘉靖皇帝，他格外迷信鬼神，一心妄想长生不老，二十余年不理朝政，成天打醮设斋，炼丹制药。于是，一些宗教骗子一拥而上，把他团团围们，哄着他修炼炮药、服石吞丹，把个紫禁城闹得乌烟瘴气、朝纲隳颓。而那些进献“秋石方”、“房中术”的道士和引荐这些奸佞之徒的阿谀奉承者却倍受昏君的信任和宠爱，加官晋爵、赏赍踵继。正是在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直接倡导下，又一个宗教迷狂的时代到来了。而且，这股香风毒雾不仅迷漫着皇宫朝堂，还乱到了乡野民间，使村夫野老、市井小民也对释、老顶礼膜拜，佛子羽流在社会上招摇过市，胡作非为。
不过，仍然有相当多的朝野有识之士不信这些神仙巫觋的生死轮回胡说，或是面对朝政日坏、风气倾颓的现实，意识到宗教迷狂的极大危害，于是纷纷挺身而出加以反对。当时有很多正直的官僚不顾身家性命，直言上疏。如大学士杨廷和向嘉靖条陈“慎始修德十二事”时，便把“斋醮祈祷”列在首端，主张“必须预绝其端，不可轻信”。那位以敢骂皇帝而名垂青史的海瑞也在奏疏中痛斥道士。至于士大夫知识分子们用自己的笔对释子道徒冷嘲热讽，描绘他们的种种洋相丑态，揭露他们的各种罪孽劣迹的，就更多了。长篇小说如吴承恩的《西游记》，便对佛老（尤其是道教）颇多微词。至于白话短篇小说，则当推“二拍”最酣畅淋漓，不遗余力。
“二拍”中和尚、尼姑和道徒活动期间的共有十几篇，占有相当的份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此僧尼道士几乎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无不是作恶多端、不得善终者。《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西山观设箓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盐官邑老魔昧色，会骸山大士诛邪》、《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傣断狱》、《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等篇都是写尼庵寺观实同花街柳巷，僧尼羽士莫非色中饿鬼。他们“借着符篆醮坛为由”，“专一做邪淫不法之事”，或是勾引、容留妇女，男子到寺观庵庵堂奸宿，或是贪财，为奸邪之徒穿针引线，骗奸良家妇女；更有甚者，有的自恃妖术在身，摄取美貌女子供其淫乐。所以，凌濛初在文中指出：“话说三姑六婆，最是人家不可与他往来出入。”“从来马泊六、撮合山，十桩事倒有九桩是尼姑做成，尼庵私会的。”甚至深恶痛绝地斥责：“不毒不秃，不秃不毒，转毒转秃，转秃转毒，为那色事上，专要性命相搏、杀人放火的。”而《丹客半黍九还，富翁千金一笑》则是写“世上有这一伙烧丹炼汞之人，专一设立圈套，神出鬼没，哄那贪夫痴客”，告诫世人不要听信这些酒肉道十的胡说八道，以免破财受辱。《乔势天师禳旱魃，秉诚县令召甘霖》里的巫觋“假说降神召鬼，哄骗愚人”，“不知弄人家费多少钱钞，伤多少性命”，警醒“世人酷信巫师的，当熟看此段话文。”尤其是那篇《唐明皇好道集奇人，武惠妃崇禅斗异法》，用前代皇帝的崇道来影射当代最高统治者，并在文末说道：“好道秦王与汉王，岂知治道在经常？纵然法术无穷幻，不救杨家（按指杨玉环）一命亡。”矛头所指，不言自明。
把“二拍”中这些毁僧谤道的描写，放到明代特别是中叶以后的背景中去，我们便可以看到作者的描写实有深意存焉。它们实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一种揭露和抨击，呼唤世人不可被那些身着袈裟、道服，低眉合十。道貌岸然者的假象所迷惑，要看清楚其在宗教外衣包裹下的那些丑态和罪孽，决不可佞佛崇道。所以，尽管“二拍”中也有许多宗教迷信的描写，但作者对僧尼道流、巫觋之徒的种种揭露和批判，在当时有极明显的现实意义。而其份量之重，态度之鲜明，在此前的“三言”中既罕见，同时或稍后的同类作品中也难有其匹。
“二拍”中值得肯定的东西当然远不止以上这几方面，本文只是从它“提供了新的东西”这个角度来谈，而且还是只谈其中最主要的几点。也不是说就没有不足之处乃至糟粕。事实上，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描写方面来看，其中可批判的东西也很不少，败笔又何止一、二处！甚至在同一个问题上互相矛盾，出现完全相反的描写和态度，或是在某种情况下既成为此书的突出贡献，同时又确实是其明显的缺憾。凡此种种，可以说都是由凌濛初所处那个充满新与旧的矛盾的时代，由凌濛初本人思想中既有新的进步的成份，又有大量落后、陈旧甚至可笑的东西，以及“二拍”实是古代白话短篇小说进化链条中间一环这种客观原因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