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条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四条论文,经验教训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科学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员、哲学博士、 莫斯科大学政治学教授。
中国多年来使世界感到惊奇。众所周知，毛泽东去世以后，从70年代开始，这个国家为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步入了一条深刻改革之路。今日这条旨在加快转向市场经济的道路决非坦途，而是在付出艰辛之后走过来的。
但是，这一经验却得不到俄罗斯改革派的欢迎。显然，他们把中国改革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总以为没有私有化、不把国家社会所有制转化为私有制就不能走出困境。而中国恰恰证明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不是一回事，可以建立一种根本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达的市场经济。要克服眼前的困难，根本无需回头走18和19世纪资本主义所走过的道路。
这一切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市场经济”的实质及这一概念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社会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苏联和中国以往都实行同一类型的、“非市场的”、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它越来越把国家推向社会经济的死胡同。当然，两国当时也存在根本差别：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苏联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分量相当大，农业经济和农业人口的比重不同，大众文化、民主发展程度及民族传统习性方面也都各不相同。
这一点不应忘记，因为某些政治家以两国现有的无可争议的差别为借口说中国的正面经验不适合俄罗斯。自由派名人之一的亚夫林斯基不久前去中国，所见所闻几乎令他欣喜若狂，然而他却出人意料地声称：“中国拥有的一切绝对不适用于我国”。听到这番不容反驳的言论，简直令人感到好笑，试问：“难道真的无可借鉴，也不能借鉴吗？”
大家自己会判断出为什么不能认同这类“行话”。要知道生活在中国和俄罗斯的人们一样地工作和思考，他们从事生产、交换和消费，学习文化和社会生活管理知识。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和俄罗斯有成千上万的问题是相似的，其解决方法也类似。因此，在这方面交流经验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不如此，人类文化就不能存在和发展，人类自身的进步也难以想象。
在多大范围内、怎样才能借鉴和运用这一经验则是另一回事。我们是要学习他们种植水稻的经验，与海啸、地震和水灾抗争的经验，运用货币价格关系的经验，通过建立混合市场经济把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结合起来的经验，在抵制腐败和犯罪的斗争中地方和中央当局协作的经验，还要学习进行地方自治的经验，诸如此类，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成百上千的问题及其共同的解决办法。俄罗斯有特殊的理由学习中国经验，这不仅与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过去有关，还有更为具体的原因，那就是在这条道路上所遭受的失败和走出危机的出路。众所周知，在两国经济停滞时期，中国在70年代，而苏联从1985年开始决定着手克服社会经济困难，现在看来，它所取得的结果也有天壤之别：俄罗斯这个前苏联最大的共和国1992年开始走资本主义化之路，三年来生产减少了一半，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2／3多；而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在完成，多年来经济增长率都保持在10%以上，全民福利大大改善。
这一差别的原因何在？如何解释中国无可争议的成功和俄罗斯显而易见的失败？
答案如下：起因不在客观情况，因为两国的起点条件是相似的，而在于主观因素，在于当局的政策，在于中俄两国改革派理解本国国情并在寻找走出困境的战略和策略方面能力的不同。一系列具体事实和因素也证明在任何一个国家进行深刻变革都可能取得成功，条件是这些变革必须切合实际，勾画好正确的出路并顾及到多数人的利益。比较这一经验将使我们获益匪浅。
第一条经验教训：要解决个别问题，必先解决一般问题，否则在解决具体问题时总会在这些问题上栽跟头。当初，当中俄两国领导人发现再也不能照老样子生活下去时，他们都面临一个问题：要成功地领导自己的国家并采取切合实际和富有成效的措施首先需要了解什么？依何种次序贯彻上述措施？
中国领导人认为没什么东西比理论更实际的了。因此，他们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状况之后得出结论：必须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只有解决了经济问题，保证12亿中国人生存的物质条件，才能着手解决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中国改革的近期和远期目标及其次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而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忽视了理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派及后来取代他们的叶利钦的改革派均没有符合实际的理论，没有明晰的、分阶段的、完整的使俄罗斯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转变的概念。
我认为，俄罗斯的许多困难首先是与试图同时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有关。想同时对经济和政治结构两方面进行根本性变革是不理智的，有引起全面崩溃的危险。生活已证实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俄国社会自1985年之后一直是从危机走向危机。
第二条经验教训：中苏领导人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所有困难的起因何在？停滞和萧条的根源何在？如何走平稳发展之路？这一问题之所以关键，不仅因为它包含着（走出困境）问题的实质，还因为对此做错误的回答会导致以破坏代替革新。
中国领导采取了审慎的解决办法。因为在以前的年代里，经济发展长时间相当有成就。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没有理由抹杀做成的一切和抛弃过去，没有理由完全脱离所走过的道路并破坏现存体制的基础。任务是要找出拖延机制，消除它并以增长机制取而代之。这样一来他们就完成了一件主要工作——选择了一条进行稳妥改革，即保留原有经济基础、维护已有成果、保护积极事物并消除消极事物的道路，而不是那种进行破坏性的贸然剧变的道路。
而俄罗斯改革近10年（1985—1995年）的经验则说明俄国领导人没有采取恰如其分的改革方式。苏中两国改革的差别由此产生，其意义及最终结果也都截然不同。无论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派还是叶利钦的改革派都从未对本国社会的特点，其经济的优势和劣势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对于究竟以何种方式——革命还是改良——来完成改革就没有明确的概念。
戈尔巴乔夫推行“自上而下的革命”，试图通过各级官员实现反官僚主义的改革，结果给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造成一片混乱，使大多数国民背上了灾难和混乱的重负，也使戈尔巴乔夫很快失去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威信。后来上台的叶利钦改革派沿着对国家进行急剧的、“革命的”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一意孤行，希望“彻底摧毁”他们视作社会主义的现有制度。在其废墟上建立文明的资本主义并由此保证俄罗斯走向一条平坦的社会进步之路。由于这种转化方式与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根本利益完全对立，民主派的试验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第三条经验教训：光解决了一个保留还是破坏现有经济基础，即革命还是改革的问题还不能回答如何使经济充满活力并稳定增长、以何种方式对其中的哪些东西进行改革的问题。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认为，在中国，生产和分配、劳动及其刺激因素之间的联系机制已遭到破坏。因此，要改变局面，需尽可能广泛地运用商品价格关系，在保留基本社会成果的同时将市场经济的正面经验运用于中国的生产。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构想，这一构想在考虑到具体情况的同时又保留了原有经济的实质，即以实现大多数劳动者利益为目标的方向性。因此，它依旧依靠大多数劳动者的支持。
与此不同的是，俄罗斯近10年改革的经验说明，俄罗斯那些可怜的改革家们不会正确地评价当时国内经济的性质及其优缺点，他们先是对国家经济加以歪曲和排斥，继而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谋士们言听计从。后者建议以货币主义的方法把俄罗斯这个独立国家的经济改造成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
在苏联解体的形势下，由于采取这种立场，结果不仅使国家经济滑向危险的边缘，使几十年、几百年来形成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开始遭到破坏和瓦解，而且也使俄国社会迅速紧张起来。通过掠夺全民（国家）和集体财产、靠大部分居民贫困化实现的国家资本主义化并非一条走出社会经济死胡同的出路，也根本不是一种为俄罗斯开辟通往进步之路的经济改革，而是对经济的破坏，对俄国社会的进一步分裂，它使这个社会迅速走向经济灾难，走向社会政治爆炸。
第四条经验教训：无论在哪里进行社会经济变革，都证明经济改革不是国家的资本主义化。这两者之间有极大的区别。经济改革是一整套保证国民经济增长和使大多数公民地位改善的措施。而国家的资本主义化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内容，它是一种建立私有制社会基础的工具，它将公民分为贫富两类，是通过多数人贫困化使少数人致富的过程。
中国的经验说明，拒绝国家的资本主义化不等于拒绝经济改革，平稳地相对无痛苦地从管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完全可能的，市场经济完全可以保证使社会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
这实际上意味着市场社会主义是可行的，我们应该以中国、越南及其他国家的经验为依据，对这一理论进行认真研究。
中国是创造性地、最少痛苦地从停滞的、非市场的管制经济转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稳步发展的市场经济的一个例子。它当前的经验对于面临类似任务的国家来说有着难以估量的历史意义。这个国家顺利实现了向混合的市场经济的转变，其国民经济增长率雄居世界榜首。而且，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没有破坏国家有组织的生产，也没有低三下四地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乞求经济施舍。
今天，当俄罗斯已错失良机并白白浪费大量的资源时，当它刚刚着手依照中国的正面经验进行改革时，必须权衡当前的新情况，找到自己成功地进行经济改革的方式，建立面向社会的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不是对千百万投资者的欺骗、不是腐败和投机，而是千百万人的生产劳动得到奖励，而且成为国家兴旺和复兴的动力，中国的有益经验恰恰表明了这一点。
苏晓译自俄1995年8月30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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