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出、收入分配与城乡居民消费的经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乡论文,支出论文,居民消费论文,收入分配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我国经济实现了2003～2007年连续5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奇迹。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却是我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失衡。自1998年实施以增发国债和加大政府支出为杠杆的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投资和出口增长较快，而消费需求持续走低。其中，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由1998年的57.1％、26.4％和16.5％变为2007年的39.4％、40.9％和19.7％，三者之间的结构比例也由1998年的3.46∶1.6∶1变为2007年的2∶2.08∶1。①理论上如果我国是一个内部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势就应该由国内因素决定，然而当前经济发展之所以过多依赖外需因素，根本原因在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失衡。因此，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必须注重投资与消费二者的协调发展，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同时，努力化解我国经济发展中业已存在的经济结构失衡和体制性约束问题，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和出口拉动型向内需推动型转变。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我国居民消费问题主要是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或全体居民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其消费特征、影响因素和对策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我国经济学界形成了相对盛行的四种代表性观点：居民收入分配不公说、居民消费行为说、福利制度改革说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说。[1]国内学者通过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经济计量模型以及根据理论假设运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局限，尤其是将城乡居民消费问题分开进行研究的现象十分普遍。本文在借助多变量协整分析技术，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的同时，建立城乡居民消费和诸多主要经济影响因素之间的经济计量模型，并运用中国1985～2007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讨收入水平、政府支出和收入分配差距等经济影响因素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影响效应的异同，从而为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现“以扩大内需作为保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这一宏观调控目标提供理论依据。
二、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经济因素分析
(一)收入水平
收入是消费的前提，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消费能力的高低，并直接影响居民消费信心、消费欲望和消费潜能。[2]一方面，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将整个社会再生产划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其中，分配与交换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纽带，因而收入作为分配与交换的重要载体必然是消费的基础。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居民的实物性收入和货币性收入共同决定着消费水平与结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决定居民消费水平与结构的则是货币性收入。另一方面，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理论、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理论等西方消费理论都系统地刻画了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一致认为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的最重要因素。近几年来，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密切相关。从1978～2007年，尽管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各自增加了40.15和30.99倍，但年均增长率分别仅为12.4％和10.7％。
(二)政府支出
凯恩斯的收入决定模型从理论上考察了政府支出与消费和国民产出的关系，认为政府支出对消费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政府支出的收入效应。如果我们按照经济性质将政府支出进一步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则这两种支出对于居民消费在作用和手段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首先，购买性支出主要是作用于生产环节，在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的同时，一方面，通过间接增加居民收入水平来带动其消费；另一方面，通过改善居民消费环境来放松其消费约束。其次，转移性支出作为一种资金单方面的、无偿的转移，主要是在分配环节发挥作用，通过直接增加接受者的收入水平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影响。一是通过社会保障支出、财政补贴和税式支出等手段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直接增加居民收入从而增强其消费能力。二是通过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来改变居民消费的支出预期，从而间接提高其消费意愿和边际消费倾向。
(三)收入分配差距
虽然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的最重要因素，但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而且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和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将会导致整个社会平均消费倾向降低。[3]高收入者因其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富人低消费”现象更加突出。反之，低收入者虽然消费倾向很高，但受限于收入水平以致于无力消费。这种“富人低消费和穷人无钱消费”的双重错位现象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有效需求不足。2003年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0.461[4]，超过了公认的国际警戒线0.4，说明如果我们运用财税政策等手段加大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不仅有利于社会公平和稳定，从长期来看，还将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平均消费倾向。通常在研究收入分配不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时，因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呈反向变动，可以从不同收入阶层的储蓄倾向差异入手。凯恩斯在《通论》中列举了八种储蓄动机，之后布朗宁和卢萨迪认为除此之外还有首期付款动机等。除去其中一些明显诉诸心理学和社会学解释的动机以外，理论上一般把储蓄动机分为生命周期动机、遗赠动机和预防性动机，并认为这三种储蓄动机因收入水平的高低而强度不同。穆斯格雷夫通过把收入划分为维持基本生活的维生收入和额外收入，并认为前者遗赠和预防性储蓄倾向都会很低，收入分配对各种储蓄和总消费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额外收入。[5]
理论上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应该有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除了上述所列举的经济因素之外，例如消费习惯、消费心理、文化传统和消费环境等非经济因素也会对居民消费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主要对前者进行相关探讨。
三、城乡居民消费的经济计量模型和实证检验
(一)变量和数据
本文数据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85～2007年。因1985～2007年间我国经历过高膨胀时期，为了增加和确保实证检验结果的可信度，所有数据均经过价格指数平减，并取自然对数。首先，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分别用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数和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85=100)进行相应调整。其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用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代表。第三，人均政府支出由每年财政支出(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除以全国总人口数得到，并用全体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二)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模型的建立和检验
1.单位根和协整检验
首先，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水平时间序列均存在单位根，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因此，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过程。由于不平稳时间序列不能直接进行回归分析，需要先检验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对被解释变量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Lnupcs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无论是特征根迹检验(trace检验)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都拒绝零假设
：r=0。这说明变量Lnupcs、Lnupdi、Lnpg和X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因此，本文建立的回归模型不存在伪回归问题。通过运用Eviews6.0分析软件，各变量之间的回归结果具体如表1和方程(1)。
0.1010×Lnpg-0.1033×X(1)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通过初步检验，系数符号符合经济理论和预期，截距和各个解释变量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t检验，说明所有解释变量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都有显著性影响。F检验的概率值为零以及
的值为0.9931，则表明解释变量对城镇居民消费的联合影响效应显著，并且协整方程(1)的拟合优度很好。
2.误差修正模型
随着各个解释变量变化的短期波动，描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各个解释变量之间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根据HENDRY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本文首先选定3阶的滞后变量然后逐步排除一些不显著的变量，得到估计后的误差修正模型，如表2和方程(3)。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误差修正模型的所有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t检验，为0.9402也说明误差修正模型的拟合优度很好。其中，
是误差修正项，该项系数反映了误差修正模型自身修正偏离均衡误差的作用机制。此模型中的误差修正项系数为-0.6254，而且系数t检验的概率值为0.0013，这充分表明解释变量的增加导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短期变动偏离它们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较大，而且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解释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对当期非均衡误差调整的自身修正能力较强。
(三)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模型的建立和检验
1.单位根和协整检验
首先，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水平时间序列均存在单位根，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因此，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过程。因对于不平稳时间序列不能直接进行回归分析，同样需对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变量Lnrpcs、Lnrpdi、Lnpg和X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因此，本文建立的回归模型不存在虚假回归问题。通过运用Eviews6.0分析软件，各变量之间的回归结果具体如表3和方程(4)。
=0.9992，F=8437.346
Prob(F-statistic)=0.0000，DW=1.3560
Lnrpcs=0.6413+0.8998×Lnrpdi-0.0517×Lnpg-0.1556×X(4)
由检验结果可见，该模型通过初步检验，系数符号符合经济理论和预期，截距和各个变量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t检验，说明所有解释变量对农村居民消费都有显著性影响。F检验的概率值为零，则说明解释变量联合在一起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另外，的值为0.9992，表明协整方程(4)拟合优度非常好。
2.误差修正模型
随着各个解释变量变化的短期波动，描述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各个解释变量之间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修正模型为：
同样根据HENDRY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本文首先选定3阶的滞后变量，然后逐步排除一些不显著的变量，得到估计后的误差修正模型，如表4和方程(6)。
=0.9748，DW=1.73024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误差修正模型的各项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t检验，为0.9748说明该误差修正模型的拟合优度很好。其中，是误差修正项，其系数为-0.7297，而且系数t检验的概率值为0.0159，充分说明解释变量的增加导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短期变动偏离它们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较大，农村居民消费和解释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对当期非均衡误差调整的自身修正能力不仅较强，而且调整力度比城镇居民更大。
四、城乡居民消费经济计量模型的分析
从以上两个回归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是由收入水平、收入分配差距和政府支出三个解释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这三个解释变量对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都存在显著性影响，但是它们弹性各不相同，而且变量自身的变动空间差异也决定了其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不同。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有的是同方向，有的则是反方向，而且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客观现实，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协整回归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看，系数和影响因素都有很大差别。
(一)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回归模型的分析
1.城镇居民消费的协整模型
(1)在1985—2007年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和可支配收入、收入分配差距、政府支出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稳定关系。(2)解释变量可支配收入的回归系数为0.8875，说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接近于1，以及城镇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平均大约增加0.8775个百分点。(3)从收入分配差距的回归系数-0.1033看，其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是负相关关系，即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每扩大1个百分点，平均来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大约减少0.1033％。(4)政府支出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影响显著，而且二者同向变动，系数为0.1010。即人均政府支出每增加1％，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平均大约增加0.1010个百分点，说明我国政府支出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需求产生挤入效应，即增加政府支出将会扩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5)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支出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有正向显著性影响，然而收入分配差距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则是反方向变动，另外，从影响的绝对幅度看，城镇居民消费受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程度最大，政府支出和收入分配差距二者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基本相同，但方向相反。
2.城镇居民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
(1)从短期来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除受收入水平、收入分配差距和政府支出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其滞后2期值的影响。(2)误差修正项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充分表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增加和解释变量的短期变动偏离它们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较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和解释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对当期非均衡误差调整的自身修正能力较强。
(二)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回归模型的分析
1.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协整方程
(1)在1985～2007年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和可支配收入、收入分配差距、政府支出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稳定关系。(2)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8998，比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略大，但两者都十分接近于1，这不仅说明可支配收入是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最重要因素，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还相对较低。(3)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弹性系数为-0.1556，说明二者呈反方向变动。从弹性系数的绝对值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反应程度比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更大，进一步表明公平收入分配不仅有利于扩大城镇居民消费，更能显著增加农村居民消费。(4)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人均政府支出弹性系数为-0.0517，即人均政府支出每增加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平均大约减少0.0517％。通过对城乡居民消费协整回归模型进行比较，不难发现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性差异，对前者存在挤入效应，符合理论预期，而对后者却产生挤出效应，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背离。笔者认为这其中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政府支出中以农村居民为对象的相对甚少，以及我国城乡二元体制问题十分严重。
2.农村居民消费的误差修正模型
(1)短期中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主要受到人均收入水平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滞后1期的影响，而收入分配差距和人均政府支出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没有显著性影响。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结果为当前部分学者所持有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即“增加政府支出并不一定能扩大农村居民的即期消费”。要实现居民消费需求的稳定增加，仅仅使居民“有钱消费”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在我国农村居民养老、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切身利益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之际，农村居民根本难以或不可能做到“放心消费”或“敢于消费”。因此，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切勿重复1998年因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而一味追求投资规模和上新项目的错误，更多的是要兼顾长期制度建设，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制度建设和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努力为农村居民营造一个和谐的消费环境，并提供一个完善、规范和有力的制度保障。(2)误差修正项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增加和解释变量的短期变动偏离它们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较大，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和解释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对当期非均衡误差调整的自身修正能力较强。
五、结论和建议
以上实证检验结果基本上验证了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经济因素中，可支配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最大，而收入分配差距和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绝对幅度基本相同，但二者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却有显著性差异。政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对农村居民消费则产生挤出效应。虽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但由于农村居民消费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弹性系数更大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效果会更好。另外，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短期变动分别受到其滞后2期和1期值的影响，但政府支出和收入分配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短期变动没有显著性影响。
通过理论分析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经济因素以及结合实证检验的结果，笔者认为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和重民生”的宏观调控目标取向下，应该注意以下三点。首先，虽然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近期目标是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但从长期来看，更需利用这一契机化解中国经济业已存在的经济结构失衡和体制性约束问题。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合理定位以及近期和长期目标的有效兼顾将会影响政策实施效果和未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态势。其次，在制定和出台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和具体措施时，应充分考虑以及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经济因素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第三，尽管政府支出、收入分配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存在长期动态均衡稳定关系，但二者对农村居民短期消费却没有显著影响。因此，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时切勿急功近利，做好长期目标规划和制度安排，通过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积极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和充分运用财税手段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努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制度建设，从而最终实现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持续稳定增长。
注释：
①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整理而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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