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工业化及其与逆工业化之关系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09（2003）01-0028-06
196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感觉到关于工业革命的典型例子与所出现的新研究、新事实有矛盾，相反的事例不断地增加。美国经济史家门德尔斯在1972年的《经济史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给出一个新的术语“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及其定义。在此前，E·琼斯与S·沃尔夫已采用过。而且，H·弗烈登贝格尔和F·列特里希则使用过“原始工厂”（Proto-factory）这个术语，意指现代机器引进之前的工厂组织的早期形式；这个术语后来被S·查普曼所采用。
在“原工业化”这个术语提出前，“前工业”（PreIndustry）或“前工业化”（PreIndustrialization）是学术界较普遍使用的概念，尤其是“前工业”或“前工业的”（PreIndustrial），它们一般是指西欧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与工业化前的社会或文明状态。如哈吉纳尔在《两种前工业家庭形式系统》一文中指出：前工业的西北欧是表示17—18世纪的西北欧[1]。R·布伦纳在《前工业欧洲的农业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一文中，引用了法国学者拉杜里的《法国前工业时代社会经济史》（16—18世纪）、英国学者波斯坦的《13世纪农村畜牧业》（12—15世纪）、哈巴克库克的《近代不列颠经济史》（19世纪前），按布伦纳的观念，前工业时代包括欧洲的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而克罗纳在一本《前工业社会》专著中，分析说：经济历史学家有时区别工业化前夕与其他没有工业的社会，他们标签式地称前者为“前工业社会”、后者为“农业社会”；然而在他的这本书中“前工业的”与“农业的”两个术语作为同义词使用。他指出：工业是首先出现于18世纪晚期的英国的一种生产方式。“前工业的”是“前工业的文明类型”的缩语。[2]从以上的论述看来，在学术界，“前工业”或“前工业的”还没有确切的定义与界线，一般还是一种泛称。而“原工业化”这个术语本身含义，不象“前工业”（Pre-Industry）或“前工业化”（Pre-Industrialization），它暗指“第一次工业化”的一种回顾性的描述。“前工业”的时限也较“原工业化”更长。研究者将原工业化开始时间一般定于16、17世纪，有的则说在英国开始于14、15世纪。如科勒曼指出：“原工业化”用来定义欧洲16—17世纪的农村工业作为现代工业最早的或原始的形式的状况。而门德尔斯研究的佛兰德尔则更迟一些：从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晚期，佛兰德尔经济史足以适应于所谓的“原工业化”农村工业化阶段，以维持生计农业与乡村工业地区和商品农业地区共存形式。[13]波斯坦说：正如在欧洲其他地区一样，在英国14、15世纪的衰退引起农业收入的剧减，导致了农村纺织工业的出现。乔杜里也认为：在14至15世纪，欧洲的呢绒工业纷纷从行会控制的城市迁往乡村地区；其次，以外放式出现的乡村工业则被视为完全受商业资本的控制。[4]
依据《牛津辞典》，“proto”这个前缀，来自于希腊文，意为：以前、最早的、起源的、最初的或今不通用的；在等级与重要性方面，则为：第一的、重要的或首要的。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作为理论上定义，不适合于上述这些解释，特别对更普遍的意义：最早的或什么东西的起源（原始）形式。科勒曼认为：“proto”这个术语更合理的用法，应该是用于“原始工厂”（protofactory），简明地表达出原始形式或早期工厂及其工人的观念。但原工业化理论的提出者，显然并不满足于此。
关于“原工业化”这个术语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门德尔斯，然后很快被许多经济历史学家采纳和加以详细说明。门德尔斯曾经把他自己的研究和思路凝结在一本书中。[5]这原是他在威斯康辛大学一篇尚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在1969年，这个术语最初出现在门德尔斯的论文《制造业活动的发展主要在农村》之中，而在经历了几个阶段后他的定义更完善了。他进一步限定于原始工业的制造业，其劳动力的“压倒性多数”是由在土地上生产的农民和缺地的劳动者组成。无论他们有无土地，夏天他们则从事与亚麻纺织业不同的活动，一般是农业生产。
在1971年，这个术语还没有一个确切定义，却已被充分地运用于许多具体的原工业化研究中。门德尔斯扩大了和修正了它的含义。他已下了一个更复杂的定义，通过强调其农业的范围，它不再被界定在“传统组织的迅速发展，而是以市场为导向（marketoriented）的，主要是农村的工业”，而且也是作为“伴随着经济领域组织的变化”。[6]这个定义扩大了原工业化与更早时期的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之间必需的区别。先前琼斯所讨论的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佛兰德尔可观察到。现在认为其标准有所区别，解释为什么在工业与农业之间的这种联系将提供一种失去平衡的力量，它迫使地区经济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道路，但却是扩大了的道路发展，它能够导致现代工业化。因此，他首先提出，一方面是农村家庭工业发展，另一方面存在商品农业地带，促进一种双重特征层次，确定一个关于原工业化的定义。瑟斯克注意到了农村的这种突进，使那些被驱逐的农村劳动力找到别的受雇可能性的需要，如何在16世纪的英国持续进行的情况。“人们可以合情合理地假定，16世纪的人口增加及其对土地的压力与约克郡各地区间编织业的兴起有某种联系”。[7]
门德尔斯的“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概念成为一种模式，用来讨论工业革命以前欧洲的一个历史阶段，称之为：“原工业化：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或称为：“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8]门德尔斯指出：原工业化是工业化的一个阶段，它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以农村家庭工业的迅速发展为特征：它由地区专门化相伴随的农村工业，与商品农业共存。这个术语的提出，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多种杂志、书籍和文章进行这个论题的讨论。如在P.德荣的主持下，法国的《北方评论》在1979年出专刊探讨法国北方的工业问题；德国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的三位学者P·克里特、H·梅狄克和J·斯鲁姆勃姆于1977年出版德文版《工业化前的工业化》专著，1981年出版英文版，他们尝试引进“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研究；1977年，D·莱文在他出版的一本书中，进一步论述有关一些英国教区在资本主义起源时期的家庭形式；1982年，《斯堪的纳维亚评论》也出专刊讨论这个论题；1980年，英国社会科学研究会资助由M·贝尔格博士组织的在牛津召开的小型学术讨论会，题为“在工厂产生之前的城市和农村制造业”；1982年，第八届国际经济史年会在布达佩斯召开，原工业化是两个主要的“A”论题之一（收到来自世界各地论文共46篇），门德尔斯和德荣是会议的召集人，会上门德尔斯作题为“原工业化，理论与实践”的总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关于原工业化的理论，作者指出五个主要特征：①原工业化讨论的基础是地区，而不是国家或国际。②原工业化主要是发展于农村的工业，它以适应于农业的季节性为特征，以家庭手工业补充农业的收入；其极端形式则是全日制家庭工业。③原工业化生产的产品销售市场是在该地区之外，并且经常是国际市场。④在原工业化地区，往往商品农业和农村家庭工业并存。⑤在原工业化地区，城市具有重要作用；它们为原工业产品提供市场和提供‘外放式’系统的商人，他们管理分散在周围的农村家庭工业[9]。
原工业化理论的提出者，依据实践的经验总结出几条规律：①原工业化一般发生在人口压力较大的畜牧区或土地贫瘠的山区，而不是在农耕地区；②原工业化是以商业资本家（或商人）所经营的外放式的分散的农村家庭手工业为主要方式；③农村家庭手工业者所得工资远低于城市雇佣劳动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因为他们仅以此补充农业收入的不足；④原工业化产品一般是销往远离本地区，甚至远达国境线之外的市场；⑤原工业化往往伴随着商品化农业地区而存在；⑥原工业化是工业化的第一阶段，但继而出现的是现代工业化或所谓的“逆工业化”或称“工业化的瓦解”（De-industrialization）；⑦在原工业化地区，它的生活方式与人们的意识形态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原工业化是如何向工业化转型的？克里特等学者指出，原工业化向资本主义工业化转型的前提条件是：
①在原工业化期间，一批有技术的手工业工人的广泛基础形成。因为这个群体在人口学模式中的行为特征导致它的迅速发展；它构成劳动力的蕴藏，产生了早期工厂的建立者；因此，造成家庭工业工人与工厂工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家庭工业工人为了变成工厂工人，仅仅勉强地放弃了“整个家庭”（Genzhaus）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结构作为生产单位。新的工厂工人不得不适应严格的纪律，为了使之接受工业生产方式的限制。
②一群商人—制造业主、中间人和有时是小匠师—制造业主的产生，他们变成工业化的代表，以他们在原工业化时期已积累起来的资本为背景。但外放式企业主或商人与工厂工业企业主之间的差异必须强调，前者在流通领域运作，而后者是在生产领域活动。如果外放者或商人进入生产领域和开始资本化它，他们将以此为条件：即当企业运行逆向时，允许他们从中撤出而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这说明为什么较大比例的新工业企业主不是来自商人—制造业主，而是来自农村中间阶层；或者来自小匠师—企业主群体，如西里亭的较富裕的“织布业主”（clothiers）。早期工业企业主组成的社会基础不仅来自作为外放者的商人，而且也来自更广泛意义的原始工业企业主。
③考虑生产组织，外放式制度虽然它比农村工业本身更古老但无疑更进步。它联系商业资本与生产领域，允许它从流通领域最有利之处管理商品生产。当小生产者在外放式制度下被组织起来时，生产能够更适应于市场需求；需求的结构变化能够更迅速地被吸收，技术的改善也能更容易实施。外放式企业主开始资本化生产领域，通过供应原材料和生产工具和建立集中式手工工场为生产过程的开始与完成阶段，预先准备了资本主义关系的一些重要因素。但是，外放式企业主还未能脱离家庭经济这个原工业化所建立的经济基础；必须记住他们不能以坚实的一致性紧随资本主义化。以市场不确定性的观点，他们从不投入所有的资本于单一的生产，以致他们遵循“分散投资的政策”，为了在危机的情况下其收入具有选择的余地。流通的过程拥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在管理原始工业系统的机构变得耗尽精力之后，它则减退为生产过程的很小的因素。
④在原工业化期间，一种密切的关系在农业地区与密集的工业地区之间发展着，除了在那些原工业化与商品农业地区共存发展之外。当原工业化进步了，密集工业地区变成依靠周围的农业地区作为它们的粮食与原材料供应地。在这些周围地区的农业必然变得更有效力，如果它们要适应原始工业地区的需求；即当工业化已经开始时，生产食品与原材料的专门地区发展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⑤一个当地的、地区的、国内的和国际的市场网络在原工业化的过程中形成。事实上，部分因为它，原工业化作为一种生产系统得以发展；不仅这样的市场与它产生的需求为先决条件，而且原工业化也促使了它的存在。当它对农业和工业产品所产生的需求上升时，农民的生产单位变成一种合理的因素。海外市场对于欧洲原始工业的生产需求好象是不受限制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的趋势促使一种新生产制度产生。[10]
在上述五个方面，原工业化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社会经济进化的可能性受到原始工业的环境的限制。只有当哪些社会经济和组织条件满足时，才能完成从原工业化转为以工厂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然而，这种变化并不发生在每一个地区，有一些农村工业地区逐渐滑向衰落，即导致“逆工业化”。
基什对德国西里西亚与莱因地区的工业化进行了具体的比较研究，认为封建制度与包买商制度影响了两个地区工业化的不同的结果。他分析说：自从18世纪后半叶，西里西亚纺织工业，尤其是亚麻纺织业，面临外国竞争的加强和棉纺织品作为一种替代产品的出现；亚麻纺织回复到一种无助的惨淡经营状态，一度繁荣的工业优势趋向衰败；过去的外向型经济、技术传统和附属行业的有效性对于发展的目标仍处于未开发状态；例如它无能力适应环境的变化，西里西亚的亚麻纺织业变成经济停滞状况。19世纪前十年，西里西亚的纱锭己变得“完全卖不出去了”。[11]甚至亚麻布的出口也相当的衰落。同时，羊毛纺织业也面临相似的衰退。这样，当地居民的悲惨境遇加剧了。西里西亚的亚麻布织工与棉织工的比例是7∶12，以全日制运转棉织机是亚麻织机的数量的两倍。尽管如此，不断扩充的棉纺织业也不能完全克服所有的困难。西里西亚的棉纺织业能够继续维持其地位，仅仅以支付低工资给它的工人，尤其是织工。[12]分析其衰落原因，正如布伦塔诺所说的：西里西亚农村亚麻工业是以封建秩序为基础的。甚至国家税收也由农村居民缴纳，因为鉴于贵族阶级几乎完全免除所有的税收。依据当时的报告，贫困的茅舍农织工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要支付的租金、什一税和其他种种税收不少于他全年收入的1/3。[13]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受到这些封建压迫的最不利的影响，手工业的潜力趋于窒息。在封建贡赋和重税的负担下，他们不能积累最微不足道的钱，这也许能闪耀出企业家们的开创精神和使他们在自己的行业中成为革新者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封建社会的超经济的强制的特征抑制了在投资潮中的变化，因此阻碍了稳定的工业进步。这些压制在1763年的七年战争结束后的经济萧条时期变得更加明显。在那时，地产价格已经崩溃，封建社会结构处于危机之中。许多地主陷于破产，因在先前土地价格上涨时的投机的狂热而过度负债。土地抵押银行建立，即所谓的“Landschaft”，意味着恢复地主的信贷地位，资本流动渠道一度更多地在他们的管理下运作。为了达到应付工商业竞争的目的和提高封建地产的相对利润。新的信贷机构被赋予特权，强化了对这个机构内部市场力量的压力。首先，容克单独享有这种信贷计划的便利，这样保证他们在资本市场成为买方垄断市场。第二，当投资市场对于潜在的贷款方时，减少土地抵押银行的风险和提高它的吸引力。特别是当地的资产阶级的地产，在土地抵押银行里集中为一个集团，为所有的借贷作担保。这些贷款一般受到这样的担保，可以参与流通和兑现，作为已存在的货币供应的一部分。正是这些有利条件，新的信贷机构很容易引起容克代表的注意，成为这地区最有效的基金，并为土地价值随后的上升作出贡献。就资本累积投入土地抵押银行的增加，已存的抵押享有一种稳定的资本价值的升高。这意味着容克正在借入的债务的利息下降，在这整个时期，从1769年的6％下降到1791年的4％。[14]
在劳动市场，同样的超经济的强制是明显的。一方面，过分增加对农奴的剥削是整体上努力维持甚至提高封建农业利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容克和有特权的商人强加对农奴的压迫制度，农奴作为纺织工人的能力，引出了劳动力市场非常多类似的劳动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现存的工业结构以便宜的劳动力和没有反映“真正的成本”为基础，导致存在于亚麻纺织行业之中的一种永久的和几乎不可更改的特征。而且，当局反对任何的改革，因为容克害怕节省劳动力的设备将造成他们的农奴失业，所以重要的先进的革新没有引入工业。西里西亚的工业条件，特别在亚麻纺织业被连续吸收工业和商业的资本进入农业所恶化。只要一个商人积累了一些资本，他就投资土地抵押银行，如果商人变得富有，如18世纪一些有特权的贸易商，他们就直接购买地产。一些富商寻求从他们的农奴社会地位中得以解放是通过进入社会精英的圈子。但除了社会和政治地位的考虑，正统的经济原因也促使商人们投资土地。对容克的地产赋予的特权，保持了在整个18世纪后半叶土地是最有利的投资出路。
西里西亚的情况如何变得如此奇怪，以致抑制了它的经济发展，而导致它的居民陷入不可名状的贫困境况？亚麻纺织业的封建基础没有受西里西亚于1742年并入普鲁士而受影响。纺织工人继续被封建义务所压迫，所有的封建控制的普遍性仍然没有受损害，尽管1807—1812年的斯泰因—哈登贝格的改革，由于地主能够在这条道路上形成新的“自由”，以加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的优势地位。[15]有的学者指出：在19世纪前半叶，普鲁士的封建制度没有废除，而仅仅是现代化了。
基什还认为包买商制度的缺乏是西里西亚的亚麻纺织业衰落的重要原因：亚麻纺织业缺乏“包买商制度”是工业贫血状况的标记。甚至迟至1820年代，“生产者直接销售制”这种原始系统仍然存在。当时，这种形式的经济组织以在贸易中的独立性为基础，好象是相当原始的与无效力的。
与西里西亚相反的莱茵兰地区没有这样的压迫与紧张。它有利地位于欧洲贸易的交通要道上，从中世纪早期起，它已享有促进当地工业和商业活动的贸易集散地的地位。尤其是因为莱茵河与四通八达的道路网联系莱茵兰地区与邻近的尼德兰的经济，那里在16、17世纪呈现出资本主义力量的最大活力。[16]这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基本上归功于一种宽松的社会结构，莱茵兰地区手工工场主很容易依据他们的需要，吸收现存的所有便宜的和丰富的劳动力供应的潜力。亚琛羊毛纺织业与巴黎市场的紧密联系，新的技术，包括英国类型的机械纺纱被引入。在15世纪开始，农业从生产的自给自足转变为市场经济时，领主地产的规模日益减少，封建束缚逐渐削弱；通过付费，佃农的土地得到了稳固和扩充。许多观察者看到了当地工业化的强度和它的适应性。“所有国家中最富有的和最值得注意的是莱茵兰地区对工业活动的关心”，这是一位作者对乌帕尔山谷的印象。另一位作者则说：“在那里，人口密集、喜欢活动，5—6岁的孩子已经挣钱糊口了”。面对许多挑战的积极回应是莱茵兰地区的纺织工业保持自己的特征。当在关税同盟形成时，萨克森地区的棉布将排挤格拉德巴赫的产品，格拉德巴赫地区的手工工场主将原来生产条纹布和被褥转为生产男人的外衣、裤子和背心等。以相似的考虑，埃尔帕费尔德—巴门的手工工场主也转为生产时髦物品，大部分仿效法国商品。因此在下半世纪这些乌帕尔山谷的城市变得较为著名。自此以后，莱茵兰地区的纺织业，包括克莱费尔德地区的丝织业，这些产品为了能成功地应付萨克森地区便宜劳动力和英国高度机械化生产的竞争，集中了特别有技术的劳动者。这样的多策略方法转而使莱茵兰地区制造业，尤其是较大型的企业能克服由1840年代的萧条所造成的暂时困难。这一种在东部容克地产主与西部地区工商业首脑之间的和睦关系与最后的联盟将是德国以后发展的特征。新的政治形势转而得到加强。在大部分领域，尤其是德国西部经济领域的适应能力，促使地区工业化的加速。1850年代有力的繁荣期再度表明莱茵兰地区为经济的发展，继续享有最有利的环境。当新开通的铁路拓宽了市场和降低了进入的材料，尤其是燃料成本时，技术革新同样出现于格拉德巴赫棉纺织工业。1840年代后期，这地区有16家棉纺织厂，其中3家是以蒸汽机作驱动力的。同时，大型棉纺织厂正在贝尔格地区建立。在这种趋势中，机械化是必不可少的；否则，莱茵兰地区棉纺织业将不能存活，“由英国人在国内以及国际市场上”发起的“竞争正在针对它们”；英国、比利时所采用的技术革新正在被莱茵兰地区的工业所吸收。美洲市场作为莱茵兰地区的顾客增加了对纺织品的需求，尤其是1830年代以后更显著，这种趋势还在加速。美洲市场的迅速扩大为制造业主提供了获取巨大利润的机会，他们以自己的雄厚财力建立大型工厂和引进最新的技术。在1830—1840年代，亚琛的工厂高度集中变成为当地毛纺织业的主要特征。棉纺织业的规模也在扩大，制造业的辅助分支被并入棉织厂，它们的高烟囱成为当地一条重要风景线，体现其地方经济的繁荣。因此，当西里西亚趋向“逆工业化”时，莱茵兰地区则跟上西欧工业化的步伐。
从总体上说，西里西亚由于原来的封建生产关系根深蒂固，最终没有能够跟上工业化的步伐，反而发生了“逆工业化”；而莱茵地区由于本身资本主义因素比较活跃，于是从原工业化顺利地走向了工业化的道路。欧洲的近代工业化正是在那些原工业化的地区有效地克服了逆工业化的基础上得以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