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诗歌的共同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峡两岸论文,情结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峡两岸诗歌隔绝了三十多年。现在开始有所松动。一批勇敢的台湾诗人和大陆诗人成了两岸诗歌、文化沟通、对话、交流的信使。他们以赤子恋母、敬兄爱弟的拳拳之心和同胞之情，做了大量的有益于两岸诗歌交流、文学交流、文化交流的工作。
勿庸讳言，两岸诗人因为生存环境不同，社会制度有别，在信仰追求、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差异甚至对立，因而在诗歌创作、诗歌评论、诗艺诗美上也存在着差异、隔阂。这是客观存在。只能是求同存异，互补共进，特别要找出双方的相同处，以便鉴往知来，为共同繁荣中华诗歌艺术而作出各自的贡献。
一、两岸诗歌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两岸诗人都以屈原、李杜为代表的诗人的创作作为自己诗歌创作的根基和宗源，都程度不同的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传统。在哲学思想上都程度不同的受孔孟、老庄、墨子荀子等哲学家思想的影响。两岸诗人大都或喜爱或熟悉或精通祖国的诗歌遗产，著有不少研究祖国古代诗歌的论著。更为重要的是，两岸诗人大都善于从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有的以此作为创作的题材或灵魂，有的把古典诗词的意象、意境和名句、典故加工翻新融入自己的诗作之中，使其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和风味。
二、两岸新诗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而产生的。两岸诗人都继承了“五四”以来开创的新诗传统。不论是自称“引了”五四“文学革命军到台湾来”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张我军、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赖和，还有40年代末期从大陆到台湾的诗人纪弦、钟鼎文、覃子豪以及稍后的洛夫、余光中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在“五四”文学运动的哺育和影响之下而开始文学活动的，都承认“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潮流的影响之下而发生在中国的一次文学革命，新诗便是这种文学革命的产物。
两岸新老诗人都承认胡适、郭沫若、朱自清、刘大白、刘半农、冰心、冯至、闻一多等人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的开拓精神。台湾新诗的奠基者张我军就曾说：“有人问我中国的所谓新诗怎样？我便立刻叫他去读一读郭沫若君的诗，这样说，并非郭君的诗特别好到怎地，是因为他的诗才是现代的诗，和世界各国的新诗合致啦”①。张我军对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的评价同闻一多的论述是完全相同的。闻一多也曾说过：“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②。可见，“和世界各国的新诗合致”，“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这便是““五四”新诗的一种宝贵的传统；这是两岸诗人都认同并为之奋斗的精神。
三、两岸诗人（“台独”或“独台”诗人例外）都只承认一个中国，一个共同的祖国，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鲜明的民族意识。日寇统治时期巫永福、陈秀喜、陈千武、叶荣钟等人的作品就表现了台湾诗人高昂的爱国士气和不屈的民族精神。陈秀喜的“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的笔》）就代表了日据时代台湾人民共同的心声。巫永福的《祖国》中的那隔海眺望祖国母亲，深情呼唤祖国母亲的含泪的诗句至今仍回响在人们的耳际。
现在尽管两岸分离，但两岸的诗人都有一颗中国心，都以龙的传人而自豪，以中华民族的一员而感到骄傲。例如《葡萄园诗社》的主编文晓村就曾高歌“我们是伟大的中华儿女”（《创造者之歌》）；“只要永不忘记／中国是我们的母亲／她比任何地理教科书上的名字都美丽／她比任何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都芳馨”（《给南美的明秋水》）。台湾诗人高准在《中国万岁交响曲》、《念故乡》等诗中就大声疾呼“我的故乡是中国”。吴晟的《晨读》、《向孩子们说》，蒋勋的《给故乡》等系列诗作，林焕章的《中国，中国》，以及纪弦、李莎、余光中、彭邦桢、非马等很多诗人的乡愁诗都或隐或现、或浓或淡的倾诉着思乡恋土之情、怀国盼归之志。现在两岸诗人的共同愿望是：让一个繁荣的、富强的、美好的、统一的祖国屹立于世界大国之列，让一个勤劳的、智慧的、团结如钢的中华民族出现在世界民族之林。
四、血浓于水。两岸诗人不仅同是炎黄子孙，同宗同祖同缘同胞，有着共同的血缘关系和文化基因，而且在两岸分离之前或之后彼此仍有着深厚的情谊。比如，抗战爆发前夕，纪弦（路易士）就曾与徐迟等一起“情投意合，相聚甚欢”，在上海经营《新诗》杂志，共同倡导现代主义诗歌。仲鼎文（番草）曾同艾青一道在上海出席“中国诗人协会”的成立大会，抗战爆发后，钟鼎文便回家乡安徽舒城发动民众抗战，1938年春至汉口，后去桂林。艾青于战乱中在衡山致友人的信中曾说过：“番草近已赴桂林，在某处做事，田间已历时三月无消息”③。可见，他们志同道合，过从甚密。后来在抗战的文化名城桂林，他们更是情同手足，当时钟鼎文（即番草）为《广西日报》总编，便举荐艾青到《广西日报》工作并负责创办和编辑该报的《南方》副刊。《南方》当时高扬着民族革命的战斗旗帜，而覃子豪、钟鼎文都是该副刊的撰稿者。在艾青与林林等创办的《新文学》专刊号就发表了艾青的发刊词《我们的信念》、覃子豪的诗作《捷克·悲哀的孩子》等，共同传达了时代反法西斯的声音。钟鼎文在1939年7月10日的抗战诗刊《顶点》（由艾青与戴望舒主办）就刊发了他赞美艾青的诗作《竖琴－－献给友人艾青（署名番草），可见他们有深厚的友谊。分隔近半个世纪之后，两位德高望重的诗坛泰斗终于于1991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上得以再次相会，此时，钟鼎文是台湾新诗学会的会长，台湾诗人代表团的团长，演讲时为老友的成绩与盛会激动得泣不成声，更是这种血浓于水的同胞友谊的真实写照。另外台湾诗人李莎来台前同臧克家、王亚平、丁力等人的关系甚密，友情颇深；台湾诗人寒爵也曾在1939年同大陆作家关沫南在哈尔滨创办过抗战诗刊。
近年来两岸诗人交往更其频繁，两岸诗刊互相登刊彼此的作品，频频访问，交流诗艺，增进友谊。大陆的《诗刊》、《华夏诗报》、《华文文学》和台湾的《创世纪诗刊》、《秋水诗刊社》、《蓝星诗刊社》、《台湾诗学季刊社》、《诗潮诗刊》、《中国诗刊社》、《葡萄园诗刊社》、《联合报》、《世界论坛报》等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葡萄园诗刊社》甚至还组团访问了大半个中国，他们所到之处受到了文艺界、教育界，尤其是诗人们的热情欢迎。
五、两岸诗歌发展的态势与诗学主张有许多相通相同之处。
首先，两岸诗歌发展的态势也大体一样。近年来，台湾诗歌发展很快，诗社林立，诗人辈出，实乃一派繁荣景象；大陆诗歌也已走出低谷，诗派众多，新人如潮，发展前景无量。但两岸诗歌的流派尽管林林总总，但概括起来主要也还是三个主要流派：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及其三者各种各样的变种，而影响最大，最富于生命力的，仍然是现实主义，或者是以现实主义为主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或是以现实主义为主的与现代派的结合，或是以现实主义为主与古典主义、自然主义、感伤主义等等的结合。
诗体形式尽管五花八门，花样翻新，甚至令人眼花缭乱，但主要的还是自由体，格律体，半格律体，民歌体，楼梯体，然而，自由体是最为活跃，最具有生命力与发展前途的一种诗体。
其次，两岸诗人都主张真善美是诗歌的审美标准，特别强调诗之真，要真情真感，真话真说，对虚假诳骗深恶痛绝。比如艾青在《诗论》中就鲜明地提出了以真善美相统一为核心的诗歌创作与诗歌评论的美学主张。《葡萄园》诗刊就在其《论晦涩与明朗》的社论中曾说：“艺术的火箭要以真为根据地，以美为出发点，才能达到纯美的世界”④。《诗潮》诗刊在其《诗潮的方向》中就明确指出：“要把握抒情本质，以求真求善求美的决心，燃烧起真诚热烈的新生命”⑤。
第三，两岸诗人都主张吸收外域先进诗学，以丰富发展本民族诗歌，或立足本土，不断吸收外民族诗艺诗学的特点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或立足横向移植，将异域的花草种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以增添诗苑新苗。但大都同意中西结合，洋为中用，即如闻一多先生所说：新诗“不但要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要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它“要保存本地诗的色彩”，“又要尽量的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⑥。他还说，“谈到新文学艺术，则无论新到什么程度，总不能没有一个民族的精神存在于其中”⑦。现今台湾的大部分诗人的诗歌主张与闻一多先生的意见是相同的。台湾《蓝星》诗社的首领，诗坛元老覃子豪在《新诗向何处去》一文中就曾说过：“中国新诗应该不是西洋诗的尾巴，更不是西洋诗的空洞渺茫的回声，而是中国新时代的声音，真实的声音”⑧。《葡萄园》诗社就明确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的新诗”的颇有见地的主张⑨。台湾诗人张香华就曾说过类似的话：“台湾岛上的诗人，必须在中国文学历史纵的继承，和西方文学横的移植，二者交互运用下，发展今后的方向”⑩。即使是一些开始热衷于西方现代派的诗人，后来也逐渐开始省悟，要钟情于本民族的精神，要扬长抑短，发展本民族的优点。如对东西“两个传统”都有研究和继承的台湾著名诗人兼评论家叶维廉后来也说：“我相信中国传统比西洋传统更适合我，所以我有个趋向是渐渐回到更多的中国传统”(11)。
“生生燕语明如剪，呖呖莺歌溜的圆”。莺燕已在歌舞，春天正悄然而来，尽管还有寒流，还有浓雾，然而，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求其相同，存其相异，扩大相同，缩小相异，一个互补共进，“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的诗歌境界是一定会到来的。
注释：
(1)(4)(5)(8)(9)(10)转引自古继堂著《台湾新诗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302、354、95、302、408页。
(2)(6)《闻一多论新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版，第56、64页。
(3)《艾青全集》4卷，花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页。
(7)闻一多《悼玮德》，载1935年6月11日《北平晨报》。
(11)转引自古继堂主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新诗大辞典》，沈阳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