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大开发论文,西部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同志对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的战略构想，是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条件而提出的，其实施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以笔者之见，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其政策支持主要涉及下述十一个方面：
一、观念是动力
在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着因循守旧、安贫乐道、小富即安的思想。此外，平均主义及山沟意识浓厚，“坐、等、靠、要”依赖心理和懒惰思想严重。如果不及时改变这些落后的思想观念，西部地区就难以敞开门户，难以走进商品经济大潮，更不会积极参与竞争，走向世界。可见，“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1〕，西部大开发更无希望。
因此，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2〕根据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 确定实现“西部大开发”的新思路，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实践可以证明：观念是否先进直接推动或阻碍着地方对中央政策的落实和执行。东部沿海地区，在近代以来商品经济思想很活跃，易于接受现代思想意识，开拓精神和劳动致富观念很强。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这些省区能抓住机遇，尽早、尽快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充分利用国家给予它们的各种优惠政策，在劳动人事管理和工资制度等方面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政策，极大地激励着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创造力，从而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与之相比，广大内陆省区则显得思想保守，尤其是西部地区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一套劳动人事管理及工资制度，各种保守观念和思想禁锢还很多，许多地方至今仍在“坐、等、靠、要”，不敢或不愿大胆地改革。长此以往，直接造成了如今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效率的东西部差异。
“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3〕，西部大开发战略才能顺利展开。由此意义上说， 观念问题确实是直接关系到西部地区的前途和命运的动力问题。
为此应进一步要求西部各省区，彻底冲破“左”的思想和传统的“山沟意识”的禁锢，进一步解放思想，强化人们的商品意识，增强市场观念和竞争观念，从封闭狭隘的自我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自觉地参与国内经济及世界经济大循环，把开放与开发统一起来，把开放作为开发的动力源泉，以谋求西部跨世纪的腾飞。
二、科技是关键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科技进步的过程，没有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就没有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事实上邓小平同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早已明确：科技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从落后经济到先进经济的加速器。西部落后地区摆脱贫困和落后的重要条件，必须是着力于加速科技进步，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引领自己的经济。因为“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4〕就不可能实施西部大开发， 也就不可能有西部的“四个现代化”。
科技发展到日新月异的今天，我国西部地区科技力量又到底如何呢？单就西部地区科技人才比例来看，除少数地区外，人才相对偏少，人才集中度很低，以贵州、广西、云南三省区为例，1992年三省区在县以上政府部门所属的研究与开发机构和科技情报文献机构中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平均每万人拥有1.44人、1.55人、1.76人，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数（4.16人）的34.6%、37.2%、42.1%；而同年，每万人拥有的在大中型企业中从事技术开发工作的人员数，分别为5.15、2.85、3.25人，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数（7.56%）的68.1%、37.7%、42.9%。因此，当前摆在西部285000000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就是如何提高自身的科技水平，如何有效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建设？以笔者愚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逐步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择定若干重点省分和城市，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是西部地区的亮点和希望。西安、成都、重庆、兰州等地，科技人才群落式的集中，基础设施及其它条件相对完善，已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条件。以这些城市现有的力量为基础，再加上国家的扶持，可以努力使其技术产业立足于开辟广阔的内陆市场，逐步走向国际市场。
第二、要把西部企业发展同科技进步结合起来，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引进高科技，推动企业在技术上档次、上水平，加快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发展步伐。在这方面，可以通过同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企业联合或直接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购进技术专利，或与科研单位联合办厂，对方以技术入股，或开展来料加工、装配，来样生产，还可实行农工联合，以实现技术改造，增强企业发展后劲。
第三、西部地区在发展和运用不同类型的技术时，除了考虑技术的先进性、适用性外，尤其要注重经济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确立适宜的先进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战略，一般来说，这种适用的先进技术无疑是以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为主体，但并非是要在所有部门、行业、领域都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对有些地区、部门、行业来说，采用中级技术甚至初级技术，是为客观条件所限定，并能取得经济的较快增长和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的，因而也是一种适用的先进技术。在此，笔者还刻意强调，在西部大开发中，盲目追求“跳跃式”“追赶型”发展，极易造成现有技术资源流失。
总之，要建立西部地区积极有效的科技推广体系，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以求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因为“科技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5〕
三、人才是源泉
西部大开发的兴衰成败取决于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6 〕西部大开发战略，必将变得空洞无物。
当前，缺乏人才是西部开发更为突出的问题。长期以来，“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状况难以遏制。在一些地区，大量农村的青壮劳力和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青年学生及技术管理人员迁入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区，形成了规模浩大的“民工潮”、“打工潮”，他们大都是有冒险精神和创造力的人，在进入到东部地区后，除直接满足了当地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外，还为这些地方的发展竞争注入了活力，通过城市化中的集聚效应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可以这样讲，我国东部沿海城市，特别是开放地区，经济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思路、新办法，技术的不断创新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人才迁移。与此同时，这一现象使西部人才流失、匮乏，经济发展陷于“人才”瓶颈。
故能否改变向东“飞”、“流”的趋势，从根本上决定了西部大开发的成功与否。按照邓小平同志的“中央权威”理论的提示，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初级阶段（5—10年）， 可以依靠中央政府的行政调配来初步解决西部人才问题。因为短期内，让占全国内陆面积56.8%的广大西部地区营造一个自由舒适密切配合的开发环境，尤其是软环境，这是违背经济规律和相当冒进的。况且好环境的营造需要好的领导人，做到“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7〕，留住优秀人才。 自然，如果始终靠行政手段来维持，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笔者认为，西部开发的人才问题应该是一个长远战略规划问题。“现在要聚精会神把长远规划搞好，长远规划的关键，是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8〕体制改革和战略规划为人才竞争做好准备。 对于西部省区来说，应从劳动用工制度和城市体制改革入手，着眼于长远规划，逐步改善人才竞争环境，最大可能地留住人才，同时注意从东部引入人才。
四、教育是基础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可能清楚地看到，教育在决定一国经济的发达程度上起着特殊的基础性作用。最为典型的要算日本，它通过大办教育，开发出丰富的智能资源，弥补了自然资源的缺欠，奇迹般地成为经济大国；相反，一些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都很丰富的国家，由于教育和智力开发处于劣势，人才匮乏，科技落后，因而不能合理利用资源和迅速地发展本国经济，从而使自己落后于他国。为此，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9〕同样，提高劳动者素质，基础也在教育。目前，西部地区教育和智力开发相对东部而言，处于明显的劣势。以贵州、广西、云南三省区为例，1990年人口普查资源显示，贵州、广西、云南三省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4.15年、5.37年、4.14年，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度（5.52年）的75.2%、97.3%、75.0%；具有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分别为0.89%、0.92%、0.92%，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数（1.59%）的56.0%、57.9%、57.9%，文盲比例分别为34.5%、16.6%、35.0%，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数（20.6%）的167.58%、80.6%、169.8%。 三省区在业人口的文化程度构成也呈现同样的规律，在业人口具有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分别为1.08%、1.12%、1.05%，相应的全国平均数为1.78%；在业人口中文科的比重分别为35.5%、11.5%、35.3%，相应的全国平均数为16.9%。
可见，大力发展西部教育事业已经迫在眉睫了。当然，“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10〕，针对当前西部地区资源比较丰富但生产力发展落后的特殊区情，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开发西部教育资源：
第一，以促进西部经济发展为目标，突出西部经济类高等院校的建设，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设置相应专业和课程，保证人才培养的规格，培养西部经济发展可以吸收的适用人才。
第二，以全面提高西部人口文化水平和基本素质为目的，采取可行措施，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逐步扩大初中办学规模，下决心改善办学条件，特别是小学办学条件，增加师资力量，提高入学率，在少数民族地区要办好民族学校、民族班等。
第三，以改革教育体制为依托，变升学教育为素质教育，建立多渠道的教育投资体系，多途径利用并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确定各类学校的合理比例关系，使教育发展同西部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
第四，以终身教育取代传统的“一次”教育为途径，扩大人们继续接受在职教育或职业培训的机会。尤其要注意培训乡（镇）一级的经济管理人才、乡镇企业管理人才，以供经济开发所需。
五、资金是保障
资金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发展的第一保障，没有资金的积累就谈不上经济的发展。因此，资金的形成是西部经济运行的中心问题。
从目前情况来看，解决西部资金缺口问题，主要靠积聚来实现，其渠道主要有：
一是国家投入。从我国建设经验来看，盲目投入巨额资金搞建设，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必须选定重点投资建设区。开发西部，应当吸收以往投资的经验教训，提高资金的投入产出率。同时，中央在考虑扩大西部投资时，必须注意：扩大投资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度的，关键是要确定一个适度投资率。这就要求在扩大对西部投资时，必须根据西部各地所具备的其他生产要素来确定投资额度。总之，要使国家投入的资金成为联结西部各种生产要素的纽带，促使这种现实的生产要素成为有“经济生命”的东西。
二是通过西部积累、东部支援，建立西部发展基金。西部大开发完全依赖国家财政是远远不够的。西部各省区在提高财政自给率的同时，资金积累要在适度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至少要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填补地方的“财政窟窿”。根据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提出的第二个大局，东部地区在其自身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须而且应该向西部地区进行利益补偿。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魏杰教授，建议以此为依据向东部沿海省区征收“西部开发税”，作为西部发展基金的资金来源，也未必不是一条好办法。“西部积累+东部支援＝西部发展基金”。这笔基金的使用应主要用于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黄土高原退耕还林的补偿以及老区的建设和扶贫等。
三是争取包括外国政府、国际组织、社会团体在内的国际援助。这部分资金的使用应慎重，可以直接用于最为落后的地区的水、电、路、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
当然，在资金的使用上应注意通过规范的市场运作，以谋求投资的最佳效果。
六、管理是支点
管理与技术、人才、资金同为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的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充实和发展。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之时，强化管理，消除落后的管理思想已成为提高西部经济发展成效的有力支撑点。
实施有效管理，要注意扫除地方主义的障碍。长期以来，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在管理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地方主义：一是地方政府保护主义。限制外地投资企业及商品的进入，对落户地方的外地企业进行多种开工的压制，如增收各种附加费用等；有些地方政府在处理涉及本地区与外区域的经济社会合作中的纠纷时，往往从本区域利益出发，偏袒本区域一方，失去解决问题的公正立场，更有公安机关、检查机关、法院在处理本地与外区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时，置国家法律于不顾，侵犯他人正当权益，保护本地的利益。二是由于经济差异的长期存在，不同区域的人们心理上产生逆反甚至对立。部分欠发达区域的人认为欠发达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发达区域的“剥削”，对那些趾高气昂的人反感、不屑一顾。因此，消除地方主义，协调区域关系，理应成为解决西部开发管理问题的“第一击”。同时，强化中央权威，排除地方障碍，切实落实政策，完善行政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尤其是要加强开发资金的管理，推行项目管理制度，把责任落实到具体机构和人，防止开发资金挪用或被个别人挥霍，对滥用开发资金者严加惩处。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那样，“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11〕
七、引进是捷径
西部大开发在以上条件尚有欠缺时，“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2〕，作为西部发展的起点，可以说，引进是西部经济发展的捷径。但是，在引进之时应注意：人才的引进要结合西部的吸收能力和使用能力加以考虑；资金的引进必须具备偿付能力，尤其是对外国资金的引进，要吸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引进技术和项目必须是能够适应西部地区某些行业的发展，对引进的技术应当首先使自己能够掌握，然后加以改进提高，甚至用于其它方面的发展。总之现在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搞好西部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13〕。
八、信息是财富
现代竞争不仅是资本、产品和技术的竞争，而且是信息的竞争。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信息革命时代的鼎盛时期，并随着信息的进一步现代化，向以知识、科技、信息为主体的知识经济时代转变，信息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而我国，加速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对于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信息技术和信息科学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应用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即信息的广泛应用在西部大开发中，对工业的资源勘探、生产过程的监控与管理，农业的规划、气象预报、品种改良与选育，交通运输网络的设计和管理、科教上的机器翻译、电化教学，商业贸易的经营核算、市场控制、网点布局、产品调度的需求预测等发挥重大作用。邓小平同志曾不只一次地强调交通通讯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其最终目的是让广大人民了解、重视信息的作用。因此，强化对西部地区通讯设施投资，推动信息转化为财富的进程，将成为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重要力量。据研究发现，电话普及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 增长率可提高0.52个百分点。针对目前西部地区各类信息交流能力低的状况，可以进一步提高农村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并通过广播电视普及农业科学知识和实用技术；降低贫困地区的电讯成本，提高这些地区的人口电话普及率和各类学校电脑普及率。
九、生态是前提
西部地区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开发西部地区，必须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以保护生态作为一切开发项目的前提条件。
西部地区在发展部署上，必须树立和普及生态观念和环境意识，把环境保护和整治，作为西部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瞄准“生态经济”的目标，即：立足于丰富的生物资源而发展延伸型生物加工产业；立足于得天独厚的山川地理条件发展生态旅游产业；立足于提高西部农业水平而发展生态农业；立足于经济全球化而发展高科技绿色消费品产业，把西部大开发真正引入到“理性开发”中来。
十、共富是方向
西部大开发实质上就是均衡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的。西部大开发，只能争取西部地区的总体发展水平有所提高，而非保证全部地区统一地、平衡的发展。然而，共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依旧需要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人先发展起来，并且使先行富起来的地区和人帮助落后地区更好地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在政策的制定和生产要素的分配上要采取非均衡的布局，但始终要坚持共富这一方向。
十一、稳定是根本
针对东西部经济差异所带来的西部区域之间社会发展的不平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多问题，中央政府已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制定了许多的政策，以使问题得到解决，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次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旨在从根本上解决由经济差异而引发的社会稳定的问题，这是因为“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14〕，就实现不了邓小平同志的第三步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