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管理模式论文,试论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西方的管理学派与管理模式
严格来讲，迄今为止，中国尚没有自成一体的管理理论或管理学派，也没有相对固定的、比较有效的微观管理模式，现有的管理理论及模式大都是从国外、尤其是从西方引入的。因此，为了更好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有必要对本世纪以来西方的管理理论与管理模式作一简要的回顾、概括和比较。管理研究认为，管理理论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个是管理理论的形成时期，以泰罗、法约尔、韦伯等为代表，以他们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管理过程理论”以及“行政组织理论”为标志。他们针对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提出了标准化原理，倡导工人与雇主的合作以求双方受益；他们总结了8 种管理组织原则和7种管理职能，成为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西方形成的较为系统的、颇有影响的管理理论。管理理论的第二阶段开始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行为科学为主要特点，其代表人物有梅奥、马斯洛、卢因、坦南鲍姆、罗伯特·布来克等。他们研究生产组织中人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产生的原因。它们涉及人的需要、动机、内驱力、个性、情绪、思想，特别是人群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管理理论的第三个阶段即管理理论的“丛林”时期。孔茨将这种“理论丛林”概括为11个学派，即经济管理学派，人群关系学派，组织行为学派，社会协作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管理学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经理角色学派，行政管理学派。
现代管理研究中，较为重要的有以下6 大学派：（1 ）决策理论学派认为管理的核心是决策，决策贯穿于管理的全过程，它是以社会系统理论为基础，吸收系统理论、运筹学和计算机程序应用等学科内容而发展起来的。西蒙为其重要代表人物。（2 ）经验管理学派旨在以大企业的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立足于将管理经验加以概括和理论化，并注重将管理理论与方法传授于管理实践的人。彼得·德鲁克为其代表人物。（3 ）管理科学学派的要旨是制订用于管理决策的数学和统计模型，并把这些模型通过计算机应用于企业管理。埃尔伍德·伯法为这一学派的重要代表。（4 ）经理角色学派是由享利·明茨伯格创立的较晚出现的学派，它以研究经理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所表演的各种角色为中心而展开其理论体系。（5 ）管理过程学派是西方管理理论中较早出现又有较大影响的学派。这一学派管理应当是在组织中通过别人并同别人一起完成工作的过程，人们可以根据管理经验总结出一些基本管理原理用以作为认识和改进管理工作的说明启示。孔茨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6）权变理论学派是70年代在西方风行一时的管理派别。 该理论认为在管理中要根据环境和内外条件随机应变，没有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权变理论注重依据环境自变数和管理思想及管理技术因变数之间的函数关系确定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雷德·卢山斯。
二、管理学是管理科学与管理艺术的集合
管理是人类组织社会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手段，它是为了实现一个确定目标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监督反馈的过程，它渗透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政治、军事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管理包括“管”和“理”这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管，意在管人、管物、管目标；理，意在理财、理制、理关系。而管理学则是如何实施有效管理的一门学问。一般认为，管理学既不是科学、又不是艺术，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而笔者认为，管理科学与管理艺术的集合，如果用符合U 表示集合，则有：
管理学＝管理科学U管理艺术
哈罗德·孔茨在其名著《管理学精华》中指出：管理作为一门科学尽管是粗糙的，但毕竟已有了它自己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独特的学科知识体系。
科学，一种知识系统，包括明确的概念——在边界条件内普遍反映事件之间的联系。名词和术语确切地概括了事物的本质，内涵与处延清楚，对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所传达的信息是同样的。以此为基础，对事实和现象进行分类和分析，概括或假设反映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经过客观实践的检验，说明概括或假设了客观事实，并能解释事理，即为“原理”，它具有预示事物发展的重要意义，想互关联的原理和观念构成一个系统，由此可以形成一个理论框架，是重要的知识领域。管理有自己明确的概念、范畴和普遍原理、原则，并且相互依存，形成了独特的知识体系，当属科学无疑。
此处的艺术，既不是指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等用形象来反映现实的社会意识形态，又不是指事物的形状独特而美观，而是指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和方法，即在工作或在广义的实践活动中，创造性地灵活应用科学知识，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和能力的一种技巧。艺术性来自个人的经验、直觉和智慧、能力，正如钱学森所说：“领导艺术是一种远离数学领域的才能，它能从大量复杂事物的关系中判断出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
从第一本管理学著作《科学管理原理》问世以来，经过几代学者和企业家的努力，管理理论走过了自己茁壮成长之路。蓬蓬勃勃的“丛林现象”使新理论不断诞生，老理论又产生新的活力，即使是理工科的教授们也不得不承认，以管理科学为主要内容的软科学的存在。
但管理面对的不是一次又一次可以设定完全相同条件的实验环境，而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着的组织的内外环境。因而没有可以一次又一次重复验证的一成不变的规律可循。所以它又含有特定的艺术成份。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管理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可循，不是因为自身的缺陷，而是不存在一次又一次完全相同的实验环境条件可以证明其存在，因而似乎是决策因人而异，显出艺术性；第二，管理对同一决策对象面言，决策本身既包含有实验意义，又具有实施价值，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可以重新再来的机会，因而显现出决策者对机遇的把握；第三，管理者的三项重要资源：决策能力、用人和运用自己有限的时间均是因决策者个人而异的，更多的体现为一种艺术；第四，管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并非优秀的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一定能管好一个企业，因而，管理就是管理，不仅要求科学严谨而且要求艺术。
笔者从自己十几年的管理实践中感到，一个成功的管理者必须兼顾管理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管理科学好比人的骨架，管理艺术好比人的血肉，而管理则好比人体，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成其为人体。
从管理科学的角度讲，管理者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理或法则，如夏禹龙、刘吉、冯之凌、张念椿总结归纳出的现代管理和动力原理（《领导科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如果违背这些原理，一个机构无论有多大的活力，一个领导人无论有多大的人格魅力决不维持长久，我们都曾目睹当今中国一大批极耀眼的明星人物（企业家或改革家）纷纷陨落、昙花一现。究其所以然，除体制法律环境、人文环境、不可抗拒力等因素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明星人物不懂管理科学，在他们领导或管理实践中不懂得或不善于遵循这些基本的原理。
1993年4月笔者应邀到中国人民大学作演讲， 席间有人提问：搞管理与搞学术研究最大的差别是什么？笔者回答：我的体会是研究有小事，管理无小事。意思是，研究问题时，可以先忽略一些小的变量，就几个主要的变量建立起粗略的模型，然后再逐步加进一些微小变量，使模型趋向精细、准确；而从事管理时，任何微小的变量至始至终都不能忽略，都要事先考虑到并准备好应对之策，否则就会功亏一溃、全军覆没。但事实上，实际管理中的小事非常多、发生的概率也大、随机性也强，要完全按决定论的要求事先考虑周详并按计划从容应对，几乎不可能，这就需要领导人随机调整、灵活处置。而这些，就是管理艺术。一般来讲，制定战略、编制计划、设置机构等主要靠管理科学指导；而实施计划、管理下属、处理突发事件等主要靠管理艺术，靠管理者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地处置，没有太过严格的一定之规。有时候同样一句批评下属的话，而不同的人、同一个人不同的场合，甚至不同语气和不同的表情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三、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
在管理中国人时，管理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监督反馈等五大职能中，最主要的是抓监督反馈，而监督反馈的核心又是检查。可以说，没有检查就没有管理，只要疏于检查，再好的方案也会落空，这是千真万确的铁的事实。
因此，我在管理实践中，最重视的机构是监督反馈机构，即无论人员多么少经费多紧都一定要设立一套独立于执行系统（如总裁）、代表决策中心（如董事会或董事长）对执行者和执行系统实施强有力监督的人或系统（如督察长或督察处）；同时建立一套独立于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直接向决策中心及时准确反馈信息的人或系统（如秘书长或秘书处），我将其称之为一个中心三个系统，即决策中心（如董事会）和执行系统（总裁）、监督系统（督察长领导的督察处）、反馈系统（秘书长领导的秘书处）。也就是将西方公司的领导体制中常用的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改造为董事会领导下的一总（总裁）二长（督察长和秘书长）制，原总经理的权力一分为三，互相制约、互相配合。
这一模式实施的结果是，企业中最常出现的内部人问题基本上没出现过，组织机构极为稳定、安全，同时又能保持一定的高效率，当然监督成本也明显偏高；但它与内部人问题造成损失相比，却要少得多。
其实，中国古代的官制中就有类似的机构。例如，封建社会受皇帝直接控制，以皇权为依托，以服务皇权为目的监察制，无疑有其时代与阶段的局限。但是，监察权的自成系统、垂直监督网络的相对独立性；其与行政、司法、军事等机构平行，不受它们的限制，能独立行使监察权；监察活动依据法规，以条问事；监察官任卑权重，威震百官，无所不纠；御使负责纠举百官违失，谏官负责谏正皇帝或中央决策失误，二者相辅相成；选任考核监察官，注重刚正不阿的品质，凭实迹黜陟等，对中国与世界的现代政治建构仍有重大的意义。其制衡、治官、监督、检察、弹劾、惩戒和教育的功能，能“彰善痛恶，激浊扬清”，扬清吏治，是“政之理乱”的关键，这显然可以扬弃、转化为中国特色的现代监察制度和干部制度的合理内容。
笔者在日常的组织、指挥等管理活动中，最重视的是检查，笔者向下属布置工作时，从来不单独向一个人布置，从来都是向两个以上的人布置。其中一人执行，另一人专事监督检查。而重在检查——因为笔者没有精力对每一个下属的工作都去进行跟踪检查，如果工作性质复杂、涉及面广，还委派一人专事协调。执行者每天或每周要向笔者作一书面工作进展汇报；检查者也是每天或每周或更频繁地向笔者作书面汇报；而笔者至少每周亲自检查一次。笔者的信条是，永远不要轻信下属的汇报，必须亲自检查或派专人检查并确认无疑后才认可。笔者的切身体会是：凡有布置无检查或检查不力的工作，十有八九会失败或落空；反之，再难的工作也能取得成功或阶段性成果。因此，笔者在选拨、考核、重用领导干部时，除德性外，工作能力方面最主要的是看他抓工作是否有股狠劲；而狠劲的主要表现就在于一抓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一抓到底的直接做法是一丝不苟地检查。笔者的这一套理念和做法在实际管理过程中非常有效，它往往能使一些较平庸的领导人办成连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大事；使平凡的职工做出不平凡的业绩；使那些看上去希望很渺茫的事竟然获得奇迹般的成功；使一支由极普通的人、甚至平均素质相对较低的人组成的群体成为一支效率高、战斗力强的队伍。由此，笔者时常想，如果我们的各级管理院校（系）和培训机构在培养学员时不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泛泛的一般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传授上，而是放在诸如监督、反馈、尤其是如何有效实施检查等操作性强的内容上，管理者的管理水平要高的多，各单位的微观效益也要好得多，我国的整体实力和综合国力也要强得多。
其实，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集体内，并不需要群体都优秀、都聪明（当然都优秀、都聪明更好），只要有少数几个人优秀，能把握准方向，并能通过强有力的检查手段有效地进行具体实施，其他人服从照办，就能取得超常的业绩（如日本民族就是如此）。这比那些整体素质较高，但人人都颇有心计且领导人因过于圆滑碍于面子不认真进行监督检查的集体要有效得多。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杨杜副教授在考察日本企业后得出结论，日本企业里只有四种人：全人——全面的人才，作主要领导；怪人——怪异的人才，善于超前思维，适于作战略策划；活人——灵活的人才，适于搞营销公关等；死人——死板的人才，适于在固定的岗位上工作。前两种人极罕见；第三种人亦不多；大量的是第四种人——他们遵守纪律、服从命令、一丝不苟地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由这些人构成了日本的民族性和企业文化。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管理界的当务之急是，管理学者和管理工作者联合起来，以监督反馈，尤其是以检查为特色和核心，创出中国自己的管理模式——中国学派。这可能是中华民族整体振兴的基础之举。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也强调，“要探索符合市场规律和我国国情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建立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形成有效的激励和制约机制。”
至于这一学派的理论价值有多高，是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则无多少实际意义。席酉民认为，在现实中，从整体上评价一个国家的管理水平高低尚可进行，但若评价某种管理技术或管理理论的水平则往往很难。国内在研究成果评价时常下这样的评语：某某研究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或国内领先水平、或国际先进水平、或国际领先水平。对于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研究成果这样评价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全世界的评价标准是一致的。但对管理研究水平的评价就远不是这样简单。日本的某项管理技术在日本非常成功，但到美国由于文化等因素无法适用，这样的技术算日本国内领先呢？还是算国际领先？如果从领先的角度讲，许多中国国内很适用的技术日本或美国还没有；自然也算国际领先了，因为在国际上是独一份，实际上这种不具备可比性的评价本身意义就不大。笔者认为，由于管理研究（许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也有类似的特性）的特性，在一些研究成果没有可比性的情况下，追求领先本身没有什么价值（结果有可比性时，作为研究自然应追求领先水平）。此种状况下，只能是追求在特定环境下最满意地解决实际问题。
现在我国国内有一句流行的口号，叫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将管理也算作是科学技术，这一命题尚可成立；否则这一命题的可信度则需大打折扣。
严格来讲，科学技术属于器物层面和生产力范畴的内容，它与土地、资本、劳动力并列构成为生产要素。如果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则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也是第一生产力，这样一来所谓第一生产力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事实上，如果没有管理将科技和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组合起来，谁也发生不了作用，谁也形不成生产力，更别说第一生产力了。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管理也是第一生产力，尤其是中国的第一生产力。
没有管理，纵然有瓦特改进蒸汽机，但它能形成机器工业革命吗？
没有管理，纵然有法拉第和麦克斯韦提出电磁理论，但它能形成电力革命、人类能够进入了电力工业时代吗？
没有管理，纵然有爱因斯坦发现原子核裂变能产生巨大能量的著名公式E＝c[2]M，但它能产生核动力发电机组，人类能够进入核工业时代吗？
没有管理，纵然有美国工程师发明电子计算机，但它能形成信息革命，人类能够进入信息时代吗？
没有管理，尽管中国有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钱学森等著名核物理专家，但中国的导弹能上天吗？
没有管理，科学技术本身能有突破性的大发展吗？
没有管理，能形成三中全会后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局面吗？
这一切并不是想说明科技不重要，科技的重要性是尽人皆知、不言而喻的；而想说明的是，对当今的中国来讲，管理更重要。如果中国能尽早创造出最适合中国的管理模式并普遍推广运用，即使科学技术没有大的突破和飞跃，中国经济也能上一个新台阶，中国人民的生活也将比现在强得多。所以朱镕基在庆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成立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管理科学，兴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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