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与战略格局——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视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亚太地区论文,视点论文,大国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亚太地区也许是世界上大国利益交织最为密集、大国关系最为复杂的地区，在这里存在着中、美、俄、日四大国互相竞争、互相制约和利益共存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不均衡、不规范、不稳定的六对双边关系和四组三角关系。这一复杂的大国关系结构处于亚太地区这个利益与矛盾的统一系统空间内，系统内各行为主体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彼此竞争，形成了错综复杂、相互制约的网状关系格局。其中中、美、俄三角关系自前苏联解体以后尚未恢复到冷战时期影响全球战略格局的程度，对亚太地区国际格局的影响在短期内也还不十分明显。中、俄、日三角关系则在很大的程度上局限于东北亚地区，还不足以影响整个亚太地区，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就更不足道了。美、俄、日三角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三边互动作用不太明显，也不足以对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发挥足够大的影响力。因此，在亚太地区国际战略格局中，只有中、美、日三角关系才是目前影响力最大、最具现实意义的三角关系，是决定亚太地区力量对比构成，制约其他双边或三角关系发展演变，影响整个地区国际战略格局走向的最主要、最基本的三角关系。
与其他几组三角关系相比，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利益结构尤为复杂，三国之间在国家利益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存在着竞争与合作、冲突与协调的互动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共同利益与冲突利益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关系，使得三国都很难简单而明确地确定彼此之间的战略关系和利益边界。美国的亚太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以美国为首的“新太平洋共同体”，以美国与部分亚太国家的双边安全机制作为骨干，形成美国操控下的亚太地区安全网络；以亚太大市场作为保障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稳定增长的重要依托；在亚太地区建立以美国的民主、人权为标准的泛地区价值观念体系；通过欧亚平衡的全球战略建构“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日本力图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以全方位的大国外交为手段，不断扩大对于国际事务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参与权和发言权，从亚太地区逐步走向全球，最终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实现政治大国的国家发展目标。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正在全力进行经济建设，希望通过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保障有利于国内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把握住冷战结束和亚太地区崛起所提供的历史性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和中国的崛起。
这样一来，就使得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冷战后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点：(1)冷战时期彼此之间的战略需求关系已不复存在，三国都需要寻求和确定本国与其他两国之间在战略层次上的关系定位；(2)三国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新一轮调整中，都积极开展全方位的主动外交，谋求扩大本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发言权；(3)三国之间在利益上的矛盾和战略上的差异，使得彼此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摩擦和竞争呈现出时面激烈、时而和缓的样态，为了不使激烈的竞争或冲突损害了三国各自的长远性根本利益，三国都注意加强对话和沟通，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争取建立在激烈竞争中达到有效合作的正常关系。
尽管中、美、日三国对于彼此之间的战略关系和三角格局的定位尚未完成，对于这一大三角关系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对这一大三角格局的运行机制也缺乏三国一致认同的行为规范和操作程序，因此目前还很难对这一大三角格局的发展和走向勾画出较为清楚的轮廓或线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三国在亚太地区都有着重大的战略利益，谁也不可能在亚太地区国际战略格局的发展演变和力量对比的分化组合过程中单独起领导或主宰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日美安保体制的进一步强化将可能使冷战后的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战略性重组在方向、态势和力量对比上，都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发展趋势，使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都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受到美日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从而增加了对三角关系进行调整的难度和不确定性，也使得中国在思考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总方针上面临着重大而艰难的抉择。由于三角格局中任何一方的战略利益都同另外两方的战略利益存在着交叉重叠和矛盾冲突的多个侧面以及多种可能性，所以任何两边的战略认同和政策协调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另一边战略地位的弱化。因此美日两国基于共同安全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战略认同，将使中国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重新调整和国际力量重新组合的进程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二
对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国力正处于上升阶段，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政治理念和文化背景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中国来说，在地区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中，在国际新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如何处理与美日这样的西方大国的关系，就更为复杂和敏感。反映到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就可能会形成两种方向完全相反的作用力：一方面使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外政策和行为的回旋余地更为宽广和扩大；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在与美日调整关系时，要比美日之间协调关系更为困难，从而对中国构成了在战略层次上的现实制约。美日之间战略合作与利益协调的因素上升，将使中、美、日三角关系进一步趋向于非等边的构造，使中国在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的自主行动受到更多的牵制和更大的困难。
从目前美日加强安全合作和战略协调的政策走向看，两国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通过双边安全同盟关系对亚太地区国际格局进行战略控制的可能性将有所增大。因为美国要想遏制中国，不能没有日本的配合；而日本要想制约中国，又不能不背靠美国；双方为遏止中国的发展与强大而进行战略配合与政策协调，并取得行动默契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对此，中国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和思想准备，应及时制定具有充分前瞻性和有效预防性的政策方针。
但是，至少从目前看来，美日两国联手一致对付中国的政策倾向还具有不确定性和隐蔽性，中、美、日三角关系还不大可能迅速转化成为两方联合对付第三方的样式和性质。这是因为：
一、美日之间经济摩擦和战略目标上的潜在冲突，将有可能因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同，而在今后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剧和突出。日本经济势力增长以后，首先感到威胁的就是美国，美日矛盾也首先产生和爆发于经济领域。无论是日本对美贸易的巨额逆差，还是日元汇率的变化；无论是日本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还是日本政府的贸易政策或日本企业的商业习惯，都曾招致美国的指责和压力，都曾迫使日本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进而引起日方对美国高压政策的不满和反弹，几度对美国大声说“不使两国关系在心理感情上有所疏远。迄今为止，这一经济摩擦和心理冲突并未彻底解决，因而也不能排除双方矛盾延伸扩展到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可能性。
二、在战略上，美国的长远战略目标是在亚太国际新秩序中占据领导地位，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对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并非毫无警惕。为此有必要借助中国牵制日本，利用中日矛盾保持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而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则是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领导者之一，尽管现在在利益和策略上都需要利用美国的安全保护，但“世界政治大国”的国家目标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日本之所以还谋求美国的安全保护，一方面是自身实力还不强大，还背着历史包袱；另一方面是想把美国推上遏制中国的前台，避免因日本出头而引起中日关系的恶化，力图从中美矛盾和竞争中渔翁得利，同时不动声色地从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扩大对亚太地区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因此，日本谋求的“世界政治大国作用”与美国坚持的“全球领导者地位”在国家战略目标的层次上存在着矛盾冲突和发生碰撞的可能性。日本显然不会永远安于受美国保护的现状，一旦日本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将会要求摆脱美国的束缚和控制，成为在战略、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各个领域与美国展开全方位竞争的对手。日本外交长期以来“作为西方一员”的政治定位，以及不断变化的“脱亚入欧”和“脱美入亚”的政策摆动，使得其外交战略带有某种程度的“东西不分”的角色错位。这一战略定位的模糊和摇摆，以及被冷战所掩盖的文化差异，加上历史问题，使日本的对外政策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国家实力有限与利益目标过高的矛盾）和外在的两重性（主角意图与配角现状的角色混乱），因此日本的国家发展的战略方向仍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和易变性，使美国把日本视为“既合作，又竞争”的伙伴，试图利用安全合作控制日本的发展。
三、中国改革开放20年多来，经济稳步发展，国力日益强盛，经济潜力和发展前景看好，市场规模十分可观，这一事实对于想保持经济稳步增长的美国和想从衰退谷底走上经济复苏的日本来说，都不是可以忽略的。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经济竞争的激化，市场因素在美日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不会不继续增大，各自的利益需求将使得美日联手对中国进行遏制更为困难。至少在亚太地区，任何重大的国际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就不可能得到公正、合理、妥善、有效的解决。因此中国在美日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斗争中的独立作用也不可低估，尤其是对日本政府外交决策的影响可能会更大、更为明显。
四、从政治理念和战略思维上说，美日都不想让中国发展成为能与西方国家分庭抗礼、平等竞争的对手，都必将会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和手段，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干涉和控制，企图使中国的发展符合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战略要求。但在采取何种政策手段达致这一目标方面，美日都不得不谨慎行事，因为中国是一个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强大对手。如果美日采取切实的共同行动，联手遏止中国，就将彻底打破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现有平衡状态（尽管是非等边、非对等的平衡），进而可能引发亚太地区国际形势的动荡不安和战略格局重新调整，甚至不排除“新冷战”或“冷和平”状态的出现。而亚太地区国际形势紧张也必然会危及和损害美日两国的基本利益，使得美日在面临是否有必要联手遏制中国的政策选择时，不能不首先考虑能否承受这一政策行为实施后可能产生的过大的机会成本。
三
总之，冷战后大国关系折冲演变而形成的三角格局是一种充满变数，但基本结构又相对稳定的状态。其相对稳定的结构功能和相互制约的基本特征表现为：
(1)三国之间不再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和武装对峙，而是相互间处于依存与矛盾、协调与制约、合作与竞争、对抗与对话的多种样态并存的结构框架之中。(2)三方关系的发展最终将取决于三国实力对比的消长变化，但外交决策的科学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将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环境下，对各国国际地位的高低和国际影响的大小，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3)大国之间已经没有确定敌国和为对付敌对势力或第三国而结成安全同盟的客观必要性。(4)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以及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为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三角关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基础条件和大环境。
对于中国而言，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发展提供了比冷战时期两极对立格局下更为有利的发展机遇、活动空间和开展全方位外交的良好外部环境，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与其他各国的关系，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处理好与美日等大国的关系，不仅是中国外交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能否最终走向世界、在多极化的世界战略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必要先决条件。中国将在21世纪中叶实现国家经济建设和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并成为世界多极化格局和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名副其实的力量中心之一，作为独立自主的一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更强有力的和平与进步作用，而实现这一国家发展目标的首要条件就是立足于亚太地区，首先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调整好地区性国际格局，才有可能从亚太地区走向全世界。从宏观上看，亚太地区多极化的趋势与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进程在方向和速度上是一致的，因此中国外交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大力推动亚太地区的多极化发展趋势，努力形成一个地区内各主要力量、中心力量对比相对均衡，体系结构相对稳定，运行机制有序规范，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竞争、相互对话与合作的地区国际格局和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应当尽量避免与美日等西方国家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应利用美国政府在亚太地区因追求经济利益而注重地缘经济战略，奉行对华“接触政策”的有利条件；利用日本还需要美国的安全保护，因而在外交战略的总方针和对华政策上还基本随从美国的亚太战略的有利时机；利用美日之间争夺亚太地区国际格局主导权的矛盾，优先处理好对美外交，妥善调整对日外交；以对美外交的成果促进对日外交，以对日外交的进展补强对美外交，从而可以大大改善和优化中国在中、美、日三角关系格局中的不利地位。
中国外交应该科学地确认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努力寻求与地区内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准确评估本国外交政策和国家行为可能引起的国际反应，尽量以理智的和平外交和慎重的对话协商处理国际关系，尽可能地减少乃至杜绝在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时的政策策略僵化和僵硬对抗方式的选择，努力使亚太地区和世界各国理解中国的发展强大对地区以及世界的稳定与发展的积极意义，树立一种对国际事务既有参与能力，又有理性认知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通过建立与世界各国的对话协商与竞争合作关系，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