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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像《爸爸的花儿落了》这样的文章并不复杂，如同白话一样说着家常的事，十分明了。但是，这样的文章如果让我去与学生一起学习和讨论，我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我能让学生体会到作品表达的情感吗？我确实没有信心。
我说的大概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人与文本的隔阂。人与文本的隔阂从来都有，但是却没有现在这样深远和阔大。现在，入选各种教材的文本从写作时间上说基本上都是过去的，写的也基本上都是过去的情感与道理。大而化之地说，过去的人与事、情与理也一直在变化，但都赶不上这几十年的变化之大与变化之深。环境变了，生活方式变了，价值观念变了，情感内涵变了，连同话语方式也变了，学生如何能与“另一个世界”沟通呢？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阅读看成是以文字为媒介的信息获取。阅读的实质应该是知识、经验与情感的交流，如果知识、经验与情感的重合面很小，即使文字了无障碍，交流也至少是不对等的，甚至根本不可能进行，从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信息的衰减、遮蔽和有意无意的歪曲。这就比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样看上去再浅显不过的诗歌，谁能保证现在的孩子读它时能产生共鸣呢？城市中，月亮不是被高楼遮挡，就是被淹没在人造光的海洋中，有多少人会在意它呢？更何况，现在的孩子又有多少人在夜晚还在户外活动呢？于是，不管这“床”指的是什么，阅读者是在室内还是在户外，在他们的经验中，都没有“床前明月光”的记忆。当然，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经验是当代人的离乡、乡思与乡愁的内涵及其表达。在通讯与交通发达的今天，去乡与还乡以及去乡之后亲人间的交流与沟通，都与古代乃至近现代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当下的人大概再也不需要通过普天同照的月亮表达乡思了，而乡思是不是可以达到“愁”的地步也是要细细辨析的。
阅读中，知识、经验与情感的不对等与差异之所以存在，缘于纵横两个向度。横向上说，生活在同一时空中的人因为生活环境、生命经历和职业等方面的差别，会产生话语交流的不对称，但这种障碍可以克服；纵向上说，则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在交流上的断绝，而纵向上的阅读障碍说白了就是阅读中的“代沟”现象——这种断绝是很难再接续的。
从社会学角度看，人们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将生理的年龄问题从抽象的数学领域还原到社会经验的领域，而且一旦如此，从广义上把社会分割成一个个年龄阶层加以考虑也是可能的。有关这方面的年龄分层理论认为，我们可以将社会视为不同的年龄阶层或年龄组的构成。这些年龄阶层有两个不同的面，生命过程的一面和历史的一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人们在生命历程的某一时间经历了某些事件，按照同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他们就可能具有许多共同的方面。所以，对不同年龄组而言，他们的经验积累是不同的——这不但决定了他们不同的行为方式，而且还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心理和认知，包括阅读。
这一理论还可以扩大——由年龄扩大到历史分期、朝代甚至更大时段的时间板块。在我看来，从生活方式上看，近几十年几乎与前几千年断裂了。于是，从阅读上看，那些生于近十几年中的孩子如何阅读“前朝”的文章真是个问题。如果我们不作要求，他们愿意读那些作品吗？他们真读进去了？在他们看来，《爸爸的花儿落了》就如同发了黄的老照片，其叙述的是与现在的学生毫无交叉的经验：有那样的学校吗？有那样的老师吗？毕业时会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样的“骊歌”吗？还有四个妹妹，两个弟弟，最大的才12岁这样的家庭吗？现在的学生有几个会给老师送上一朵从自家花池里采摘来的玉簪花呢？如果学生将《城南旧事》都读一下就更有隔膜了：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不要看轻了这样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组成的经验世界告诉他们，这与他们所处的世界远隔千山万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于上世纪60年代，到了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73年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提出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许多时间节点，这意味着在不同时期人们的生育、生命、家庭观念的不同改变。我之所以说这几十年的经验与前几千年构成了一个断裂，人口状况与家庭结构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有了独生子女。现在，第一代的独生子女已经生育，他们的孩子有的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第一代独生子女还有比较多的长辈，第二代的独生子女则不但血缘上的同辈已经很少，连同长辈也日渐稀缺。毕飞宇有篇短篇小说《家事》就说过这种情况。《家事》生动地再现了当前中学生的特殊生态，一种对家族关系的“戏仿”。他们是同学，又是夫妻、姑嫂、叔嫂、连襟、妯娌和子舅，还是哥哥、弟弟、嫂子、弟媳、姐姐、妹妹、姐夫、妹婿、老婆、儿子、女儿、儿媳、女婿、伯伯、叔叔、姑姑、婶婶、舅舅、舅妈、姨姨、姨夫、丈母娘、老丈人、小姨子与舅老爷，近亲与远房，盘根错节，应有尽有。《家事》写的虽然是孩子们的游戏，但让人深思的问题却不少：有升学的压力与生活的单一，有独生子女的孤独以及由独生子女这一生育问题带来的血缘关系的单一化趋势及人际关系的松散，有家族生活的简化，有人情的稀薄，还有家庭的淡漠……在貌似轻喜剧的氛围中让人感到无奈与疼痛。然而，别看“戏仿”中学生有这么多的亲戚，但他们不过是语词和符号，并不能让学生获得真正的体验与生活经验。这样的学生——独生子女，是体会不到林海音的家庭氛围的，更体会不到在多子女的家庭中长子或长女“长大”的意义与分量。
仅从《爸爸的花儿落了》这篇从《城南旧事》中节选出的篇章来说，其讲述的是一个孩子突然“长大”的故事。显然，对林海音那一代人来说，到了十岁左右的年龄，如果其还是家里一大群孩子的老大的话，“长大”确实显得十分重要。所以，老师对“学生”的期望与想象是“你们都长高了，长大了”，爸爸对小学毕业在即的女儿说的是“你已经大了”，亲戚们对其说的也是“你大了”因此不能跟弟弟再吵嘴也不能招妈妈生气，连同门口的手艺人也说小学毕业就“长大了”。《爸爸的花儿落了》中，爸爸让英子长大的方法是让她不断地去学会生活的技能与本领，能独立地处理日常事务，慢慢地学会照顾弟弟、妹妹，协助长辈管理家庭。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训诫、训练、期许、鼓励与自我努力，英子在父亲离世后才十分沉着：
瘦鸡妹妹还在抢燕燕的小玩意儿，弟弟把沙土灌进玻璃瓶里。是的，这里就数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我对老高说：“老高，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
我把小学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再出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走过院子，看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已不再是小孩子。
这样的姐弟姐妹间的差别，还有这种在我们看来与英子身份、年龄都不相称的反应与状态，在现在的独生子女中间怎么可能有呢？
这里，我说的都是阅读的阻隔。那是不是过去的文本就不可读呢？当然不是。关键是如何读。对教学来说，就是选择怎样的路径，通过怎样的方法，让学生进入与他们“不相干”的文本。简单地说，就是只从文本到文本是不行的。然而，我们现在的许多教学和训练恰恰是局限在文本里面，热衷于将文本片断化、知识化、语词化，将言说经验的文章变成了语言知识，而语言则是训练的材料。这就是我们阅读教学的怪圈——会了，但并没有懂。
人与文本的阻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为进入了文本却只不过是在词语的碎片中滑行。文本从来就不可能独立存在。它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它的所指，在于它所传达的经验。理解文本，克服人与文本的阻隔，关键在于经验，因为拥有了经验就站到了文本的根基上。我说《爸爸的花儿落了》讲的是过去的故事与经验，并不是说这样的经验已经失去了意义，也不是说这样的经验在当下已经全失，而是说这样的经验正在逝去，特别是对现在的独生子女来说更是这样，但这些经验毕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的记忆，并且还在以不同的方式流传，其所倡导和显示的价值观依然关乎人伦，关乎成长。因此，学习这样的作品时，可以从挖掘日常生活中与此相似的或相关的经验入手。2012年出版的《身边的传统》实际上就是这样的路径。这样的方法不仅社会学家和文化学家在用，教师也可以用——以打捞和考古的方式将过去的文本还原为经验，再依此寻找它们在当下的变异，将文本融入当下的生活，以当下的生活去理解文本，文本就会变得生动具体，人与文也会了无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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