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大利的宗教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大利论文,宗教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世俗化与理性选择：欧洲例外吗？
宗教多元化和相互竞争对宗教的健康发展，以及宗教的法律地位会带来哪些影响，这是当今宗教社会学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几年前，有两种解释理论，一种在欧洲占优势，一种在美国占优势。前者是宗教世俗化理论，这种理论声称，宗教多元化会损害每一种参与竞争的宗教的信誉，削弱所有宗教的基础。宗教多元化和相互竞争导致世俗化，总体上将使宗教组织和信教人群的数量下降。彼得·贝格尔(Peter Berger)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他的著作《神圣的帷幕》(1967)曾经风行一时，备受欧洲社会学家青睐。1980年，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威廉·拜因布雷(William Sims Bainbridge)，以及罗吉·芬克(Roger Finke)引入“宗教经济”这一概念，用来分析“在社会上产生的所有宗教活动，那个由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信徒构成的‘市场’，吸引或维系信众的一套或多套组织系统，以及由这些组织提供的宗教文化。”这种被称为“理性选择论”的理论认为，宗教经济受到的控制越小，越富有竞争性，宗教赞助的整体水平就会提高。反过来，如果缺少竞争，占优势的宗教团体就会缺乏效率，不能维持市场的活力，由于人们在宗教上的消费减少或拖延，结果就会使宗教赞助的总体水平降低。与世俗化理论相反，这种理论预测，在多元化越充分的地方，宗教组织将会变得越强大，而且，宗教的素质也会在相互竞争中得到提高。
欧洲的社会学家对所谓“理性选择”理论总是不屑一顾，一些人还坚持认为世俗化理论普遍适用，虽然大多数人也承认，美国的宗教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与教会共存共荣，宗教的发展水平比欧洲高得多。他们却推论，就世俗化的普遍原则而言，美国的情况是一个例外。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几个国家的宗教发展表现出与美国十分相似的情况，而且越来越明显。不少欧洲的社会学家，包括贝格尔本人渐渐转而认为，出现例外的实际上是西欧而不是美国。一些人开始讨论“欧洲例外”，另一些人则对世俗化理论进行再解释，声称世俗化是一种质的而不是量的现象，它使宗教在社会中的重要性(质量上)减小，却仍然保持着(数量上)的强大。
但西欧究竟过去是例外，还是现在才是例外？“理性选择”的理论家们的解释从来没有令人信服过。世俗化理论的支持者们反驳道，欧洲的日益多元化从来没有引起宗教的高增长，欧洲的膜拜团体或新兴宗教从来都比美国少。“理性选择”理论的预言是，在多元化受到限制，传统宗教“市值”疲软的地方，处于社会边缘的新兴宗教就会得到发展的机会。这一理论早期的公式化表述是：“体制性宗教衰退的地方，就是膜拜团体生长之处。”按照斯塔克-拜因布雷的理论，在西欧由于缺少宗教竞争，新兴宗教运动蓬勃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欧洲世俗化理论有困难，理性选择理论也行不通。
问题之一是宗教材料，特别是小宗教材料，在欧洲不如在美国那样容易收集。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对小宗教进行较全面的研究。直到2001年，用13年的时间来收集材料的《意大利宗教百科全书》(ERI)出版时，才提供了在意大利有活动的616种宗教团体的材料。该书一出版，即受到媒体关注，成为当年评论的焦点。我将尝试利用这部书提供的材料和其它信息来源，分析意大利的宗教经济，由于意大利在欧洲的位置，我们肯定也会涉及欧洲的情况。
二、意大利：控制与不受控制
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之前，欧洲的宗教经济显然是受控制的，欧洲各国政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限制宗教多元化。欧洲的一些国家，尽管官方一贯宣称宗教自由，各宗教地位平等，利益和好处却总是塞给那些“地位稳固的”教会组织。意大利的情况也不例外，我们可以分三个时期来谈。
首先，1947年以前，宗教自由在意大利宪法中甚至还没有被确认。那时罗马天主教是国教，其他宗教的存在充其量只是“被容忍”。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尽管天主教会的反对，但意大利在萨伏伊王室(House of Savoy)的专制统治下实现了统一。随着1861年的统一，官方遏制教士政治势力的政策持续了几十年。尽管反教权主义的政府时不时也支持一下新教教会，可是它们太弱小了，没有能力取得长足的发展。而地方当局常常是亲天主教的，对所有小宗教都抱着敌视的态度。1922年墨索里尼(1883-1945)上台，在1929年与罗马教廷签了一项协议，给予罗马天主教会许多特权。从那时起，天主教教区神父就从国家那里领取薪水。虽然墨索里尼原本自称是无神论者，反对教士的政治势力，他的政权最终还是与罗马天主教会达成了妥协。小宗教经常受到歧视，偶尔还发生迫害事件。法西斯政权垮台和二战结束后，1947年颁布了新的民主宪法。新宪法宣布法律面前各宗教一律平等。可是，这部宪法仍然明确地认可1929年与天主教会达成的协议(第7款)，呼吁在国家与其他宗教团体之间缔结另外的协议(第8款第3条)。在政治上，与罗马教会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政党——天主教民主党赢得了1948年的大选，并一直执掌政权到1994年，其间，有时是单独执政，有时作为联合政府中的第一大党。以往那些针对小宗教的限制性规定仍在执行，尽管新成立的宪法法院逐渐宣布这些规定与现行宪法不符。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早期，天主教民主党当局公开敌视小宗教，特别是在意大利南部，对宗教经济的控制没有按照新宪法真正得到解除。直到60年代后期，作为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的结果，由于天主教教会对小宗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限制小宗教活动的规定才逐渐被修改或取消。
第三个时期开始于1984年，由社会党领袖贝提诺·克拉西(Bettino Craxi，1924-2000)担任政府总理。尽管天民党仍然是联合政府中的最大党，克拉西与天主教谈判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改变了1929年协定中的几项关键条款，如天主教教区神父不再从国家领取薪水。另外，还规定意大利纳税人必须缴纳一种专门用于“慈善或宗教”活动的税，这笔税相当于他们全部纳税的0.8%(在意大利称为“otto per mille”，意思是“百分之零点八”)。与德国纳税人不同，意大利纳税人不能声称自己不知道这笔税而避税。他们可以将这笔税“给予”国家，让国家用于慈善或文化项目(如最近用于整理修缮历史建筑或博物馆)，或者，他们可以委托国家把相应的数目给予某个指定的宗教团体。为了向纳税人提供选择，国家需要与天主教以外的宗教团体签一项协议(“Intese”)。同年，与韦尔多派(意大利最老的新教团体，根据1975年达成的一项协议，也代表卫理公会)达成协议。此后，其它宗教团体也陆续与政府签订了相同的协议，如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五旬节派教会在1988年，犹太人社区联合会在1998年，浸礼会和路德会在1995年。2000年，意大利佛教联合会和耶和华见证会(意大利最大的小宗教，目前有40万信徒)与当时的总理马西莫·德·阿勒马(Massimo D'Alema)签了协议(但在正式执行前须经国会批准)。在0.8%税制下，纳税人被要求在纳税申报单上用划叉的方式选择国家或加入协议的某个宗教团体(即所有协议方，除由于神学原因拒绝参与这种宗教分税制)为这笔税的支配者。
与德国或其他国家不同的是，那些不作选择的人也不能逃避这笔税。他们付的税不会自动转到国家那里，而是在宗教团体和国家之间，按照那些已经指定了对象的纳税人形成的选择比例进行分配。比如，某个纳税人偏爱天主教会(或路德会，或任何一个宗教组织)，那么，他缴纳的0.8%税，将由国家转拨到该宗教团体的账户上。如果纳税人不作任何选择，那么，他或她缴纳的0.8%税，将在国家和签协议的所有宗教团体中，按照已做出了选择的人形成的比例进行分配。比如，在1977年，有83.3%的人明确地指定了天主教会，这就意味着所有“无选择”的纳税人缴纳的0.8%税中的83.3%将给天主教会。同样，因为有13.42%的人选择了国家，“没有选择”的纳税人缴纳的0.8%税中的13.42%就会划给国家。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这种税制和计算方法要复杂得多。有两个签了协议的宗教团体(五旬节派和基督复临安息日派)决定只接受那些明确地指定了他们的纳税人的钱，而不参与分配“无选择”纳税人的钱。一旦国会如期批准与耶和华见证会的协议，他们也将采取这种立场。尽管到1997年(有完整的资料为证)，仍有58.05%的意大利纳税人忘了做出选择，或者不懂如何操作，或者不想做出决定，这种情况也不会对参与协议的宗教团体产生不良影响，最终，它们将与国家分享这笔税收。
另一个关键时期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一连串腐败丑闻使意大利司法部门(欧洲政治上最独立的司法系统)对许多显赫的政治人物提起公诉，最终导致天主教民主党垮台。腐败丑闻使这个意大利最大的政党分崩离析，裂变成许多小党，这些新组建的小党，在1994年以后的意大利任何一次大选中，均未能跻身于主要的政治角色之中。
第三个因素与移民有关。1970年，意大利的穆斯林不足5000人，而到2000年穆斯林的数量已经达到58万人。当年统计的外国移民数，还包括14万东正教徒(来自前苏联地区)，2.5万佛教徒和1万印度教徒。移民问题在日常政治议题和每一次竞选活动中都成了重要的话题。“9·11”事件后，那种视穆斯林社区为“一个问题”，认为它“难以整合”的观念被加深了。
然而，至2000年，如果不把外国移民算在内，非天主教的小宗教在意大利总人口中的比例仍然只有1.92%，把外国移民算在内，也不过3.5%。看起来，宗教多元化更多地是表面现象而不是真实情况，人们对多元化的感受在1984年(与罗马天主教签了新协议)和1994年(天民党首次在大选中失去重要影响)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法律方面的进展，移民问题，天民党的垮台，使许多意大利人认为他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多种宗教共存的社会中，意大利的宗教经济开始完全不受控制。
三、不受控制的后果
不受控制的第一个后果是宗教活动全面增长。我们手头上有三组可以比较的数据，即有统一标准的1981、1990和1999三年欧洲价值调查(EVS)表。调查材料表明，上教堂的人，相信死后灵魂存在的人总体上增加了，而认为上帝在他们生活中不重要，或与他们生活无关的人则有所下降。例如，信仰上帝的人，1981年的数量(84%)与1990年(83%)相差无几，此后持续上升，1999年(88%)高出了5个百分点。然而有意思的是，宗教信仰的上升趋势更多地出现在18～29岁的年轻人中(他们信的东西并不时髦，如相信地狱，见表2)。这种现象说明宗教对年轻人的影响不是下降，而是相反。
如前所述，按“理性选择”论预测，受控制的宗教经济在占优势的教会或宗教团体中导致懒惰的教士和懒惰的俗人，由于缺乏真正的竞争，它们将朝边缘化方向发展。1993年，斯塔克声称，欧洲每百万人口中的新兴宗教活动，事实上比美国要多。斯塔克计算，每百万人口的新兴宗教活动数量，在欧洲(西欧加波兰)是3.4，美国是1.7。斯塔克统计，1993年意大利的新兴宗教活动有66次。这些数据是由意大利和美国的宗教学家联合考察后得出的，其中有美国宗教研究所的宗教百科全书专家戈登·密尔顿(Gordon Melton)，1992年他在意大利考察了一个月，其中部分时间是在都灵我的研究所里度过的。那时候，我们编纂的百科全书还远没有完成，直到2001年才出版。《意大利宗教百科全书》(ERI)没有对“新兴”和“传统”宗教活动进行区别。不过，根据斯塔克1993年在一篇文章使用的标准，2001年意大利的新兴宗教活动应有323次。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独立于主流教会的新教福音派和五旬节派的活动。因此，2001年意大利每百万人的活动不是1.2(斯塔克1993年的统计数据)，而是6.0，比美国1.7的比率要高出许多。
2001年统计的意大利新兴宗教，有些很早就在这个国家出现了，观察这个现象也很有趣。(见表3)
表3显示，一些宗教(当他们传入意大利时肯定是“新兴的”)在1947年前就有了活动，尽管当时的法律对他们严格限制。这些宗教包括耶和华见证会、巴哈依教、神智学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传教活动在19世纪曾经短暂中止，1966年才重新开始。大多数新兴宗教开始在意大利的活动是1947-1984年，在这段时间，意大利肯定不止212种。表3反映的数字是那些在1947-1984年开始活动并且到2001年仍然活跃的新兴宗教。并不是所有新兴宗教都会取得成功，许多彼时十分活跃，此时却不见了踪影，或者结束了在意大利并不成功的传教活动。1984-2001年，有127种新兴宗教列入表格。这意味着，当宗教经济不受控制时，新兴宗教的建立或传入要少一些。如果我们从127这个总数中，扣除那些从原本就存在的宗教中分裂出来的，以及只在特定的非意大利移民社区中活动的新兴宗教，那么，新兴宗教下降的幅度将会更大。以耶和华见证会为例，在1950至1980年代，该教在意大利的发展速度可能是世界上最惊人的。(见表4)
1980年代耶和华见证会的发展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出现滑坡，到1990年代后期，增长率已不足1%。从表中可见，在意大利宗教经济被控制的年代，耶和华见证会的发展达到顶点，在不受控制的年代，反而受挫，滑了下来。
就新兴宗教而言，意大利的情况有以下几个特点：
1.1947年前，由于法律方面的限制，新兴宗教数量很小。
2.1947-1984年间，宗教经济受到控制，国家为天主教教区神父发放薪水，他们从1929年协议中得到的特权仍然有效。此时，有数百种新兴宗教传入意大利，其中一些发展迅猛，特别是像耶和华见证会一类的宗教，经历了他们在欧洲其他国家没有过的惊人增长。
3.1984年后，随着宗教经济越来越不受控制，新兴宗教的传入或创立却没有增加，反而呈下降趋势。加入新兴宗教的人数也在减少。
4.1990年代，意大利增长最快的宗教是新教福音派。宗教经济不受控制，使新教组织大量涌入意大利，最多的是福音派和五旬节派。表5列出了2001年福音派在意大利活动的情况。
表中总计数字120并没有把接近教会的组织算在内，如那些严格说来并不能算是新教教会的独立传教机构(像“青年布道团”，“为基督而奋斗校园团”等组织)。《意大利宗教百科全书》列出了48个这样的组织，它们大多是1984年后传入意大利的，以后便成了意大利新教福音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意大利的新教徒人数为363,000，其中250,000是五旬节派。虽然只占意大利总人口的0.63%，相对于罗马天主教的38%仍然很少，但其增长率较高。在意大利南部一些地区，如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情况与拉丁美洲相似。这似乎进一步证实，当宗教经济不受控制时，有利于新兴宗教的扩张。
天主教的复兴那么，罗马天主教的情况又如何呢？1970年代以前，对真正的天主教徒(相对有名无实者)的统计有点混乱。意大利天主教学者似乎都认为，在20世纪某个时期，天主教信徒的人数曾经急剧下降。但对这种下降是从何时开始的，意见不一。有人认为，70年代末达到了最低点。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后来欧洲价值调查表(1981年，1990年，1999年)对上教堂人数的统计则表明，意大利天主教徒此后开始出现增长的趋势。罗马天主教徒从1981年的33%，上升为1990年的35%，并在1999年达到38%。统计调查似乎也验证了，在受控制的宗教经济状况下，罗马天主教的人数是下降的，而在多元化和不受控制的经济下，它的人数又开始了回升。我们并不认为，从法律上解除了对宗教经济的控制，并重新签订协议，是宗教复兴的唯一相关因素，尽管这两项措施确实很重要。从更广的意义上看，是不断增强的宗教多元化观念(作为一种观念，它比可以由经验材料验证的百分比更重要)，刺激了怠堕的罗马天主教，使它投入到实际的行动中。“9·11”事件后的统计调查，更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在面对所谓“反西化”(如“伊斯兰化”)挑战时，甚至那些世俗的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也在开始谈论意大利的天主教遗产问题。主教们兴高采烈地报告，到天主教堂来的人在“9.11”事件后增加了许多。但是“9.11”事件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天主教对新兴的小宗教可能会产生更深的敌意。不过，与其它欧洲国家不同，意大利没有引人注目的反邪教运动，天主教内的反邪教团体，也没有得到主教们强有力的支持，尽管他们口头上有所表示。他们害怕被扣上不宽容的帽子，害怕被指责为想要维护其“准垄断”的地位，或者破坏1984年的改革，这次改革赋予了不同宗教真正平等的地位。斯塔克在2001年就敏锐地观察到，大宗教之间激烈的明争暗斗，将在总体上加剧对小宗教的不宽容。“9.11”事件后，意大利很快就出现了这种征兆。
就罗马天主教而言，它在意大利一度衰落，也许并不像人们原先想象的那样严重，主要因为天主教内部有竞争。缺少外部的竞争，得到内部“窝里斗”的补偿，天主教的几次大“运动”，都是内部为争夺信徒，分配财政兴起的。这方面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总之，意大利天主教内部存在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它们之间的此消彼长，确实是一种动力。
四、市场的胜利
尽管宗教领袖们常常对社会学家们提出的“宗教经济”感到不愉快，意大利的“百分之零点八”税制，为宗教竞争市场化提供了一幅非常生动的画面。1980年代开始研究宗教经济的美国社会学家们并不知道，意大利正在着手进行一场他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法律试验。1980年代，理性选择理论家们没有一个注意到，意大利的宗教很快就将卷入一年一度的市场竞争，为争取纳税人选择自己的宗教“企业”，而不是其它宗教“企业”而努力。每年春季，当纳税人填写报税单时，将被告之划出所选的宗教“企业”(或国家)，宗教市场这个概念在意大利一下子就具体化了。参与协议的宗教团体(除比较温和、拮据的五旬节派教会)，都雇用一流的广告商拉纳税人。这种广告战一方面是提醒自己的成员，务必要在报税单上填报自己的教会，另一方面则是吸引新的非本教会纳税人。根据欧洲价值调查表统计，1999年意大利有89%的人声称自己有“宗教信仰”，而只有40%的人有稳定的宗教团体归属。因此，劝说那些“有信仰没有归属”的纳税人在税单上选择自己的教会十分重要。广告上的标语也各有特色，从罗马天主教会强调慈善(严格说来是非宗教的)，到韦尔多派教会著名的口号：“我要把我的0.8%给韦尔多派教会，因为我不是韦尔多派信徒。”0.8%税制每年都在提醒意大利各宗教团体，有一种宗教经济，它带来了真正的竞争，也创造了多元意识。
意大利宗教改革的成效如何？可以说，目前看来是相当成功的。由于意大利财政部门对统计结果的公布相当缓慢，2001年公布的是1997的数据。那一年，意大利有22,890,382个纳税人，总人口为57,000,000；也就是说，大约有40%的意大利公民填了纳税申报单。对这个数字用不着感到奇怪，因为不仅未成年人不必填报，夫妇两人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允许只填报一张单子，此外，还有低收入免报税的(意大利比美国多)，以及由雇主代扣缴税的，等等。
1997年，在意大利所有纳税人中，有9,932,528人(或41.95%的纳税人)明确指定了自己上缴的0.8%税的去向。而另一部分人，他们没有做出选择也并不一定是有意的。意大利纳税申报单相当复杂，出错的事很普遍。比如，有300,000个纳税人做出了一个以上的选择(这是不允许的)，或有其它错误，他们有选择因此是无效的。表6列出了1997年“08%税”的分配情况。
表6显示，选择罗马天主教的有83.3%，占纳税人总数的34.7%，比罗马天主教徒在意大利总人口(1997)中的比例37.7%要少一些。而选择其它宗教团体(除神召会)的纳税人比例，要远远高于它们的信徒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如果我们考虑到并不是所有信徒都是纳税人的话，高出的比例确实令人吃惊。韦尔多派-卫理公会得到的选择，比它们的信徒人数要高出5倍多(127,585比25,000)；路德会得到的比它的信徒人数高4倍多(36,811比8,000)；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两倍于它的信徒(41,929比20,000)；犹太教社区联合会也要高出许多(60,975比35,000)；选择神召会的在纳税人中所占的比例，与它的信徒在意大利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相当(0.21%比0.21%)。
表6显示的数据，还有几点需要说明。韦尔多派教会，犹太教会，安息日会和路德会可以搞公开募款活动，而神召会却不搞(出于神学或其它方面的原因)。神召会的信徒大多是南方人和穷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可能不会填写纳税申报单。几年前，我听到过意大利南部神召会的牧师布道时说，“赞美上帝，填报税收”，就是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他的听众肯定会照他说的去做，可是他们大多是低收入，不用填税单。毫无疑问，韦尔多派-卫理公会和路德会的大多数信徒都有能力去劝说其他新教徒(他们的教会没有签协议，没有进入“百分之零点八税”制)。犹太少数民族人口超其信教人口，它的增长部分也许主要来自本民族。
以上得出的结论是，除了神召会，其它参与协议的小宗教都比罗马天主教经营得好，他们能够争取到大量团体外纳税人的支持，使他们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不过，罗马天主教会也不差。有83.3%的纳税人选择它，占总人口的34.7%。罗马教会从“百分之零点八税”中分到的钱，比它在1984年前靠国家拨给神职人员的那点微薄的薪金多得多。由于每年春天都需要做广告，需要与大众沟通，需要发动争取纳税人的宣传，因此，神职人员和世俗大众都会定期意识到宗教竞争的存在，所谓意大利人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偏爱”，已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
“百分之零点八税”，以及由参与协议的宗教团体每年发起的争取纳税人运动，是意大利人独特的改革试验，它们提供了宗教“企业”在宗教经济不受控制的社会条件下如何运转的一种方式。与天主教内某些悲观者的预言相反，1984年后不受控制的宗教经济并没有给罗马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失去了某些特权，并且需要参与竞争，变成了刺激天主教会复苏的重要因素。与1984年前相比，现在有更多的钱流进了天主教会的银行账户。
对宗教状况的评估，在一些学者提出“美国例外论”和“欧洲例外论”后，一些学者现在又提出了“意大利例外论”。确实，今天意大利的宗教团体数量，比欧盟任何一个国家(除爱尔兰)都要多。意大利的宗教发展趋势与美国(从另一个角度看，或拉丁美洲某个地区)更相像。此外，意大利的宗教研究资料，比欧盟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全面，也更容易获得。《意大利宗教百科全书》的出版，以及其它信息来源，收集整理了许多小宗教和宗教运动材料，为学者们进行研究提供了方便。更重要的是，通过实施“百分之零点八税”制，意大利政府也在注意收集和编辑每年的宗教资料。在某种意义上，意大利的“例外”，在于人们能够获得大量的宗教资料。这方面的差距，比有人声称的意大利与它的邻国之间存在着的那些根本不同之处要大得多。
本文系作者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演讲稿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