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终结”与现代性的动力品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品质论文,动力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老黑格尔认为，从前是有历史的，但是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在普鲁士王国中，历史却终结了。黑格尔的这一论断所招致的敌视要比理解多得多。整个19世纪，或许只有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真正理解了它所蕴涵着的深意，即历史的时间尺度随着资本的形成而发生的根本转换。以此为基础，马克思确立了他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不管国内的“现代学”学者们是否愿意承认，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和杜克海姆、韦伯的理论一起，构成了对现代社会进行探讨的基础，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对现代社会学仍具有十足的问题性。
（注：
Anthony Giddens: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An Analysis of Writings of Marx,Durkheim and Web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并且，我们以为，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实际为吉登斯对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动力品质的探讨，（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22页。）提供了最基本的逻辑构架。
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朝着自由意识的进步，虽然有限精神是它的现实主体，但历史发展的一切其实都出于绝对精神的谋划，个人不过是绝对精神所假手的工具：“历史的人，世界历史的个体，乃是这样的人，他们把握一种更高的普遍，使之成为自己的目的，并且按照更高的精神规律实现这个目的。”（注：Hegel:Reason in History,trans.with an introduction,by Hartman,The Liberal Arts Press,1953,p.39.）对黑格尔而言，历史是属于人这一有限精神的， 它因此能够被绝对精神所设立的其他有限精神如物质实体的运动所衡量，所以，历史实质上是自然历史，历史目的的实现则属于绝对精神，在自然时间性中，绝对精神照旧可能发生剧烈的变迁，但是，被设立的有限的自然时间不再有合法的效准性，绝对精神自身成为衡量自身的尺度。属于人的自然历史就此终结，历史将按照新的时间尺度来刻画。
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的地方，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们却攻击“历史的终结”美化了普鲁士的封建专制统治。究其缘由，是因为后者只是停留在黑格尔与基督教时间性传统的外在一致性中，没能发现他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之间的隐秘谱系。（注：张一兵：《思辨天国与现实大地的隐秘谱系——黑格尔哲学与古典经济学关系之解》，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8年第4期。）事实上， 黑格尔从古典经济学中汲取了否定性的劳动作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在他看来，历史的展开和时间度量都以此相钩连，因此，时间尺度必然是双重的，即绝对时间性与劳动一般的复合。在前工业文明中，个人劳动只是偶然地与他人的劳动发生关系，因此，价值虽然是由个人劳动所包含的劳动一般来决定，但它更多地是通过所耗费的绝对时间被直接加以估算；而在市民社会中，个人劳动必须进入“需要的体系”成为社会劳动方才能够被测量和认可（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89～198节。），这样，社会必要劳动即劳动一般就取代绝对时间成为时间的新尺度。在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观照下，我们不难看到，“历史的终结”所要揭示的不过就是资本的形成及其抽象统治的永恒性（注：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章。）。 虽然对古典经济学也有所批判，但是，黑格尔同样为资本颠倒的假象所迷惑，把资本主义的暂时存在指认为历史发展的目的与顶点。
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理论就是对“历史的终结”的解读与解蔽。通过对资本的形成的历史考察，马克思证明，资本将把自己赖以形成的历史前提作为自己的收成而纳入自己的绝对体系之中，现在，这些前提“是资本自身实现的结果，是由资本造成的现实的结果，它们不是资本产生的条件，而是资本存在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7页。）。在自然时间中生成的资本犹如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存在都在它之中存在，它因此决定一切包括时间的色彩。人类社会质的发展就被此简化为了资本的同一结构在自然时间中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均质的量的扩张。今天和明天没有什么差别，历史似乎真的走向完满、终结了，因为它已经不再具有质的可能性了。作为物化劳动的资本因此把劳动一般从自然时间中解放出来，使它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式成为决定一切“社会的物”在生活世界中的比重的以太。换言之，资本成为自身的时间尺度。但是，马克思并不认为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终点，因为，资本在其不可遏止的扩张中必然会遭遇自身的界限，“成为生产力的障碍和物化在价值中的劳动的障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0页。），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所扬弃、为社会主义所取代。
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已经部分地修正了马克思的看法，但是，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认识到的那样，马克思的著作对社会学具有持续的影响，而且，这些作品是批判工业社会理论某些预设时所凭藉的主要依据（注：See Anthony Giddens:Sociology: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Chapter 2,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2.）。80 年代以来，不管吉登斯怎样从经典社会理论转入当代社会理论，对高度现代性社会的分析提出了怎样全新的见解，我们都可以相当容易地指认马克思的资本学说在他重新整合过的理论构架中所留下的清晰印记。这一点在吉登斯关于现代社会的独特动力品质的论述中尤其明显。
首先是“时空分离”。在前工业文明中，除却文化的差异，时间总是依附在空间上，即附着在物质实体的空间运动中的。因此，时间必然是区域性的。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把时间从空间中解放了出来，使之与雇佣劳动相联系，并且在自身的全球扩张中，使之具有了世界性。只是在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中，原本属于欧洲的机械时钟才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接受。时间不仅“虚空”化了，而且成为空间转换的尺度。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劳动成为时间的新尺度，所以，“时间就是金钱”、“用历史去创造历史”、这样的观念才能够深入人心，先行地成为推动社会生活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化。
作为资本扩张的后果，时空分离反过来对资本新的扩张提供了重要推动，有力促进了社会制度的抽象化。我们知道，在资本的原始扩张进程中，它在世界各地都遭遇到了传统制度来自各个方面的抗拒，从而不得不借助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的扩张，而且，它“镀膜”往往等同于“剥落”。然而在高度现代性的今天，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不仅能被轻易地从地方性场景中“挖出来”，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开放的时空中任意地“再联结”。在这个过程中，制度的抽象化本身当然是关键。（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19、22页。）马克思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资本的统治就是抽象的统治，它以观念的形式通过货币这一符号实现自己对商品世界的统治。并且，资本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自我复制，从科层制到文化工业，最终实现自己抽象的、唯一的、因此也是标准化的统治。于是，我们就看到，在高度现代性中，整个社会都被抽象化了的“符号标志”和“专家系统”所充斥。这些抽象与时空分离一起，首先以观念的方式“格式化”了现存世界，之后，资本的“覆盖”同时就意味着成功的“备份”或“再联结”。
资本的扩张最后将不可避免地浸入、再现在人的意识结构和人格结构之中。于是，传统的宗法的“信任”就被现代性的“信用”“查找”并“替换”，现实主体将在社会生活的行为中依据信息的收集与处理，“定期地把知识运用到社会生活的情境上，并把这作为制度组织和转型中的一种建构要素”，从而成为现代性中内在反思、然而客观现实的动力因素。
当我们把“历史的终结”同现代性相匹配的时候，决无意去复活黑格尔或马克思的幽灵，只不过是想揭示一个事实，即就算是后现代的网络生存依旧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已经终结，但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