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积累机制的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建国以来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1999）05—0019—04
扩大再生产是经济运行正常的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积累作为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和推动力，对于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作为能够直接影响积累效率的积累机制，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建国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我国的积累机制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反过来又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研究总结积累机制发生的这些变化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促进其健康发展，肯定会大有益处。
我国积累机制的变迁，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加以考察，即从1949年建国开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一个阶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为一个阶段。下面我们就分别对这两个阶段积累机制的变化进行考察。
1949年建国初期，经过一系列变动和改革，我国在经济生活中形成了四种基本经济成分，即人民政府通过没收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而形成的国有经济；通过土地改革而形成的农民个体经济，以及城市中原有的以手工业为主的个体经济；解放后遗留下来的以民族资本为主的私营经济和极少量的集体经济。1952年这四种经济成份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分别为41.5%、20.6%、34.6%、和3.3%。 这说明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已形成了一种经济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在一定程序上有利于调动和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同时，这种格局所决定的积累主体多元化的状况，也有利于在微观经济领域中形成有效而灵活的积累机制。但是这种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尚未得到稳定和进一步完善，由此格局而产生的灵活有效的积累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便开始了。这场运动不仅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而且使积累机制也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仅仅经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我国便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我国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就由1952年的45%上升为73%；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也由1952年的34.5%上升到1957年的78.5%。随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城镇的所有制升级运动，使这一变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几乎达到了100%， 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几乎被清除殆尽。总之这一系列变化的最终结果，便是导致经济主体单一化经济格局的出现。应该指出的是，经济主体单一化的发展进程是与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分不开的，前者正是后者运作的基础。因此由此格局所决定的积累机制，不能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的色彩。这种积累机制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积累主体单一，即公有经济成为唯一的积累主体。由于国家是公有经济的当然代表，因而实际上在经济生活中国家成为真正的也是唯一的积累主体。第二，积累渠道单一，即积累几乎全部是通过国家财政这一条渠道完成的。第三，积累手段单一，即主要依靠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进行。第四，积累带有超经济性，即超出积累正常的经济规定性进行强制性积累。主要表现为通过普遍的低工资制和农副产品的低价格制，将劳动者的部分生活必需收入也纳入积累。第五，积累纳入计划管理轨道，即积累资金的筹集与分配全部纳入统一的计划管理，依靠强制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来完成。
这种积累机制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曾起到过非常积极的重大作用。因为建国初期，我们在经济建设上面临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如何筹集足够的资金尽快改变我国经济，特别是作为经济发展重要物质技术基础的工业经济极端落后的状况。然而一方面由于当时国际资本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使我们既不可能得到有效足够的外来资金；另一方面由于连年战争，国内经济千疮百孔，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比较贫困，使我们也难以在国内筹集到有效的资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带有超经济强制性的积累机制发挥出了它特有的作用与功能。一方面它采取“勒紧裤带”的原始方式，最大限度地压低整个社会的生活消费水平，迫使全社会节衣缩食，进行强制性积累；另一方面它将全社会有限的分散资金，统统集中到国家手中，统筹安排，统一使用。显然这种积累机制有利于从宏观上提高积累资金的使用效率，将有限的资金集中到最急需发展的工业部门，大大缓解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供应异常短缺的压力。在我国经济建设的初期，我国正是借助于这一积累机制，建起了一大批现代化的工业企业，改变了我国基础工业薄弱、门类残缺不全的状况，初步形成了部门比较齐全、规模比较宏大的现代工业体系，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积累机制内在的不合理性日益充分地暴露出来，并逐渐形成影响经济正常发展的制约性因素。这主要表现为：第一，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强制性积累由于采取低工资、农副产品低价格政策，必然会导致劳动者收入水平的低下，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比如建国以来，特别是自1958年的大跃进以来，直至70年代末，我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几乎没有增长，平均实际工资甚至还有所下降。据国外学者计算，我国农村中单位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指数直至70年代末仍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上，而1957年的水平还低于1952年。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会抑制劳动者的积极性，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第二，积累的宏观经济优势日渐丧失。积累的宏观经济优势主要体现在我国工业化的前期，即在短时间内集中全社会的资金重点发展薄弱的基础产业和重工业，以此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是长期对基础工业、重工业的大量投入，必然会导致这些部门的超前发展；与此同时由于投入的不足和低价格政策，使农业、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由此造成的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和国民经济结构失衡，直接引发了宏观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大大影响了积累的宏观经济效率。第三，积累的微观经济劣势日益突出。积累的微观经济劣势主要体现在不利于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上。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积累机制采取统收统支的积累方式，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一方面它使企业丧失了创造、提供更多积累的动力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却养成和助长了企业“等靠要”的惰性思想与挥霍浪费的不良风气。由于企业所获得的积累资金是政府无偿拨给的，同时使用效率的高低与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毫无关系，因而企业在使用这部分积累资金方面必然会大手大脚，造成极大浪费。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数量的增加，积累的这种微观经济劣势必然会越来越突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形成严重的制约。第四，资金供求矛盾日趋尖锐化。从资金需求来看，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成长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要靠大量的资金和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支撑，而这种投入主要来自积累。这说明随着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经济增长对积累的依赖程度与需求量必然会越来越大。同时由于积累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所造成的大量浪费以及软预算约束所导致的企业投资饥渴症，都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对积累资金的需求。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积累主体和积累渠道的单一，致使社会各方面的资金需求都集中反映到国家财政上来，这无疑也会放大资金的社会需求。而从资金供应来看，由于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受到抑制，企业缺乏努力提供和增加积累的动力，加之积累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必然会导致资金增长的缓慢。面对日益膨胀的资金需求和增长缓慢的资金供应，资金供求的缺口必然会越拉越大，由此导致的日益尖锐的资金供求矛盾，对于靠增加资金投入来支撑经济增长的我国国民经济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制约性因素。
总之，从建国以来直至70年代末，我国经济运行的实践表明，这种积累机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由开始的积极作用为主逐渐转化为消极作用为主，其优势也逐渐为劣势所替代。种种迹象说明，这种积累机制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障碍，它产生和发展作用的环境条件已不复存在，它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已经难以为继了。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外开放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使我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种种巨大的变化。其中有二项变化最为引人注目：一是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为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二是所有制结构出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种变化对积累机制的影响是深刻的。由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积累机制赖以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基本条件，因而使积累机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许多新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概括为：第一，积累主体多元化。改革以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再次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中不仅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而且还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混合经济。这种经济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必然会导致积累主体多元化的结果。以1997年为例，该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及其他类型经济所占份额分别为53∶15∶13∶19。在投资领域中，过去那种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被彻底打破了。第二，积累渠道多元化。过去积累渠道单一，仅有国家财政这一条渠道。现在，经过市场化的改革，积累渠道不仅大大拓宽，而且还增加了不少新的渠道，国家作为积累主体的地位已彻底改变。199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财政预算资金、银行信贷资金、外资、自筹及其他形式的融资（包括股权融资、财政预算外资金、自有资金及非金融市场获得的融资等）各占比例分别为2.6∶19.5∶11.7∶64.2。第三，积累手段多样化， 仅靠行政手段进行积累的状况已经得到根本性改变。行政性手段尽管有所保留，但更多的是运用多种形式的经济手段来进行积累。比如“拨改贷”的改革，使积累借助于银行信贷来完成；企业改革使微观经济主体获得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权利与机遇等等。第四，具有明显的转轨经济的特征。由于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之中，因而积累机制在这一时期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带有这一转轨过程的某些基本特征，即市场机制开始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计划机制的调节作用逐渐减弱，并重新寻找新的定位。在两种机制、两种体制的交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体制摩擦和体制漏洞，由此导致的各种经济主体行为的失范，经济机制的扭曲，经济运行的失衡和出现的剧烈波动都会在积累机制的变化中反映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积累机制发生的这些变化，从总体上来讲，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调动了社会各方面力量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出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参与国民经济活动，给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因而大大加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并由此改变了经济增长的格局。以工业为例，改革开放前，我国工业的增长主要靠国有工业来支撑，投资领域也是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现在则大不相同了。占社会投资总额不到一半的非国有经济，1996年在全部工业企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已达71.5%，占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的比重为65.6%，占商业零售额的比重更是达到了72.8%。这不仅说明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而且也说明它们具有较好的投资效益。从工业增长来看，1997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为13.1%，而国有工业增长率仅为3.84%，但集体工业增长率为10.21 %，个体工业增长率为15.38%，其他工业增长率为30.18%。上述各所有制工业对全部工业的贡献率分别为7.48%、29.69%、20.99%和42.37%。这说明随着国有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渐减缓，其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日趋减弱，从而使非国有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有活力的新的增长点。第二，被压抑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由于市场化的改革瓦解了低工资、农副产品低价格制度，使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们生产的热情与积极性。1978年至1996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3.6 元增长到1926.1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10%，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从316元增长到4377.2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6.2%。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为广大劳动者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自我发展的机遇，并由此培育出一大批成功的搏击市场经济大潮的弄潮儿。第三，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整，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两次比较大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整。一次是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而进行的；一次是针对90年代初出现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由于发展滞后成为经济发展“瓶颈”的状况而进行的。二次调整，不仅使国民经济中的薄弱产业有了较快发展，清除了经济发展的障碍和“瓶颈”，而且使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有利于我国宏观经济持续平稳的发展。在这两次产业结构的调整中，积累机制的变化是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的。从农业发展看，显然是得益于农副产品低价格制度的废除和农户作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从轻工业、加工工业的发展看，显然得益于积累主体的多元化和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认。试想如果没有乡镇企业的崛起，私营、个体、外商经济的蓬勃发展，国有企业的改革，仅靠国家财政积累投资，轻工业、加工工业能得到这么快的发展吗？从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来看更是如此，在这一产业中唱主角的是个体私营和外商经济，如果没有积累机制的变化，这一产业的快速发展也是不可想像的；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看，更多的则是得益于积累渠道的多元化和积累手段的多样化。由于这些部门的投资需求是相当大的，所以仅靠国家财力是满足不了这一需求的，而通过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利用财政预算、银行信贷、资本市场和引进外资等多种渠道，就可以筹集到可观的资金，较好的解决这一问题。第四，积累资金的使用效率有了明显提高，使资金供求的矛盾有了一定缓解。从微观经济看，由于非国有经济市场化程度高，积累主体对利率、汇率等资金价格信号反映比较灵敏，因而投资效率一般都比较高。而国有企业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企业经济主体地位的逐步确立，财政无偿拨款的取消，资金和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形成，其预算约束也开始逐渐硬化，其特有的投资饥渴症必然会得到一定的遏制，使积累资金使用效率也会得到一定提高。从宏观经济看，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必然会提高投入产出的比率，使积累资金的宏观经济效率大为改善。而积累资金宏微观使用效率的提高，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产出，增加积累资金的供给，另一方面有利于节约资金，减少资金需求，从而有利于缓解资金供求矛盾。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积累机制在这一时期的变化，不可能不反映这一时期的某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的某些负面影响，通过积累机制的变化，必然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一些消极作用。这些消极作用归纳起来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国家财力特别是中央财力下降幅度过大，不利于对宏观经济进行必要而有效的调控。改革以来，积累机制变化所导致的中央财力向地方和企业的过度转移，极大地削弱了中央财力。同时日益膨胀的行政事业费用开支却毫不留情地大肆侵蚀着这部分日见萎缩的财力；加之作为向国家财政提供主要财源的国有经济效益不佳以及社会税收的大量流失，更加使国家财力的紧张状况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是难以承担起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宏观经济运行所出现的波动与失衡，却从客观上对国家实施必要的调控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国家财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显然是不利的。第二，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失血现象。这种失血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估计从80年代以来，我国国有资产流失累计达 6000多亿元，平均每年500亿元。二是中国资本的大量外逃。据估计我国自1985年以来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的比例达到了52.3%。也就是说，我国政府在大量向国外举债的同时，却有超过一半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失或消失在国外。三是积累资金被大量转化为消费资金。重消费轻积累在国有企业中盛行，吃光分净超前消费甚至成为一种时尚。由于政策性原因和经营者的素质因素，相当一部分个体私营业主当经营达到一定规模时，便不求进取，不再对企业追加投资，而是进行挥霍性消费。总之这种失血现象，必然会给国家经济造成增长乏力的不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这种失血现象，与积累机制的变化是不无关系的。正是转轨时期积累机制变化的负面影响，为国有资产的掠夺者们提供了侵吞机会；新旧体制摩擦造成的体制漏洞更为资本外逃提供了方便；而预算约束尚未硬化便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国有企业，本能地会采取“工资侵蚀利润”的方式扩大消费；对于个体私营业主而言，他们出于对政策能否会变的担心，不敢或不愿再进行积累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三，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种种不稳定的因素，直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质量。由于金融、投资体制改革的滞后，造成积累机制的某些扭曲，并由此对宏观经济产生了一系列不良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积累资金的配置与经济增长的格局错位。由于受政策惯性的影响，对经济增长贡献小经济效益差的国有经济一直是投融资倾斜的主要对象，而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经济效益极佳的非国有经济却存在种种融资歧视。这种情况不仅使经济增长主体缺乏资金的有力支撑，而且会造成大量的无效投资和资源的极大浪费。二是现有的储蓄格局与金融系统巨量的不良资产已构成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储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78年，在全社会储蓄中政府占43%，企业占34%，而居民占23%，而1991年这种格局已改变为政府占4%，企业占25%，居民占71%。 从储蓄的角度看，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已由政府和企业的存款转变为居民的存款。金融系统由于对国有经济进行投融资的政策性倾斜，而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这些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势必会影响储蓄者对金融系统的信心，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在储蓄主体已是众多居民的情况下，必然会引发范围极广、规模巨大的挤兑风潮，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进而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形成剧烈的冲击。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累机制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积极作用是主流，是占主导方面的，应该予以肯定。相信这是每一个能够尊重客观实际并能对改革前后积累机制的变化认真加以对比的人，都能得出的结论。当然对这一变化的负面影响，我们也决不可等闲视之。如果无视它，甚至任其发展，肯定也会酿成大祸。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即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深化改革，靠完善有关的体制和机制，而决不能走回头路，否定改革，退回到原有的体制中去。
收稿日期：1999—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