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邓小平理论研究四大问题观点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观点论文,海外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引起了海外学者、人士的广泛关注，而首倡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则成为海外学者、人士关注的焦点。本文以为，分析海外学者、人士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拓宽我们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的视野，加强海内外不同理论思维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海外学者、人士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四大问题上，笔者将这些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来源问题，海外学者重点探讨了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类相反的观点。持“割裂对立论”的海外学者、人士认为，邓小平理论是根本不同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割裂和背离。
英国学者克林伯格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一书中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已经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是对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放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disintegration of Marxism)，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延续。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也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看来不会失败，但中国走的却是商业共产主义的路子，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本义相距甚远，犹如两股道上的车子。（注：［美］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中译本）[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220-221.）玛莉·黑瑟·张(Maria Hsia Chang)认为，邓小平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改造为发展民族主义的理念。在这样做的时候，邓小平铺平了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主义复活的道路。巴莱特·L·麦克米克(Barrett l.McCormick)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政治改革：列宁主义国家的民主和官僚》一书中称邓小平理论为列宁主义的极权主义。闵心·佩(Minxim pei)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微观基础和经济转轨模式》的文章中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不完全的国家社会主义”。维维伊勒·舒(Vivinnne Shue)的题为《中国的国家权力和社会组织》的论文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合作主义”。在《中国季刊》、《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研究》、《社会主义事务》等刊物发表的另一类文章中则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儒教—列宁主义”。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和中国的儒家思想的共同特点就是极权主义。西班牙驻华使馆参赞凡胡尔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儒教与共产主义的混合体中，列宁主义是一种比马克思主义更为重要的成分”。他还指出，列宁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夺取政权乃至建设如此复杂与庞大的国家的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还因为共产主义制度已与中国文化传统融为一体，因而，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它社会主义有了根本不同。日本学者小林弘二和矢吹晋认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恰似同毛泽东时代的目标截然相反。与其继续革命即向共产主义过渡，不如首先发展生产力。这就是邓小平政权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去世后，倡导‘解放思想”的邓小平，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归结为‘左倾错误’。这不仅是坐标轴的大移动，而且据此从毛泽东思想的禁锢下解放了出来，重新取得了领导上的主动权，同时试图谋求意识形态的灵活性。”（注：冷溶.海外邓小平研究[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9.）
与以上观点根本对立的另一类观点是，相对于“左”的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运用而言，邓小平理论应被视为一种“新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在实质上是一种“更加正统的马列主义理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期纳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是新的理论，但却具有传统的实质。（注：［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224－225.）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认为，“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角度来说，中国社会主义的构想可以作为《共产党宣言》的第3章第4节。大家知道，这一章对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和思想进行了批判。实际上，现在正在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从思想上和方法论上重新考虑《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原理。”邓小平理论能够“积极评价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能够“重新考虑对当代资本主义状况的评价。放弃关于它‘腐朽’、‘贫穷’，和‘垂死’的公式。重新考虑大大延长资本主义和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共处的时限问题，以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条件。”（注：［俄］M.JI.季塔连柯.对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马贵凡译[J].中共党史研究，2001,(6).）美国学者苏珊·奥格登指出了列宁主义对于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起的指导作用，即80年代，中国抛开了意识形态上的许多包袱。党的领导人以列宁的话为根据，强调必须“创造性地”解释马克思。如中国人所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意味着，凡能够促使中国现代化的东西，均属社会主义。（注：［美］苏珊·奥格登.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吏研究译文集，第二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52-57.）
二、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
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问题，海外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讲“猫论”，讲“实事求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些都是实用主义、“有用就是真理”、“目的可以证明手段之正确”的另外一种说法，本质上与欧美流行的实用主义并没有什么区别。
美国学者石池雨指出：“邓小平有句很有名的话：‘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换句话说，他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这些结果是如何带来的。”（注：［美］石池雨.中国对外政策的精髓[M].纽约：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0.90.）显然，这种观点把“猫论”与实用主义只注重结果，而不管采取什么手段的理论相等同了。俄罗斯学者彼沃娃洛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与探索实践》一文中讲得更为直接“中国学者将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以找到国家最有效的进步发展道路。在这一进程中所形成的文明社会到底被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冠以其他名称，这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在于它能够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更加无愧于人的生活。显然，为建成这样的文明社会，可以遵循中国的这一格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质上，这是‘目的可以证明手段之正确’这一原则的另一种表述。”（注：［俄］彼沃娃洛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与探索实践[N].国外社会科学快报，1993-08.）
与以上观点相反的另一类观点则认为，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现实主义。这类观点所讲的实用主义实际上是现实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英国学者派伊指出：“西方分析家们所运用的实用主义的意思是中国的政治已经变得较少意识形态而更多实际的因素，并因而公共政策强调经济理性以及与物质现代化相联系的世界进步。”（注：［英］派伊.论80年代中国的实用主义[J].中国季刊，1986，（夏季号）.）前苏联学者佩旨兹涅尔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依据的实用主义，意图十分明确，就是旨在加速社会进步，它甚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不管任何阶段，集中化要保证实现像空气那样必要的市场性、竞争性，同时不要让这些现象产生这种或者那种剥削形式的可能性。谁也没有完成过这一任务，但这是历史提出的任务，因此必须履行。从这一观点看来，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牢固基础上的实用主义，考虑到实际情况，考虑到每一特定时期而不同因素的结合（其中包括不同所有制、贸易方式的相互作用等等）。这是旨在加速社会进步的实用主义。”西方观点出版社由罗伯特·克林伯格著的《中国的对外开放——对资本主义的试验》一书中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的口号，“宣布了政策上的新的灵活机动性的实用主义性质”。（注：［俄］佩旨兹涅尔.苏联学者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J].国外社会科学，1989,(1).）
三、关于邓小平理论的价值取向
对邓小平理论的价值取向问题持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的价值取向是资本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姓“资”，是“变相资本主义”。
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学者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认为中国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索林格(Dorohty J.Solinger)在其著《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型：国家社会主义的遗产和市场改革》一书中直接称邓小平理论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改革措施。他认为，中国在80年代末实行的企业破产，企业兼并，股票和股票市场这些积累资金的措施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他把这些措施称之为“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措施。”（注：［美］索林格.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型：国家社会主义的遗产和市场改革(1980-1990)[M].纽约：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3.126-128.）卡麦尔(Solomon M.Karmel)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中国季刊》发表的论文题目就是《证券市场在中国的出现：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他认为，中国公私合营有限股份公司的发展，其“结果是一种缓慢的政府主导下的更多地朝向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和所有制方式，这种以合营方式建立的项目——这些公司的出现在所有制、管理方式和责任方面都具有公私二重性——这大概是对中国出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的概括。”（注：［英］卡麦尔.证券市场在中国的出现：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J].中国季刊，1994，（冬季号）.）美国学者R·史密斯在《中国的资本主义之路》一文中指出，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在70年代末面对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开始转向市场，以挽救其陷入困境的官僚经济。在R·史密斯看来，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必然导致中国经济的私有化，中国将由此走上资本主义之路。
东欧的一些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也提出了质疑，他们信奉自由的市场经济，认为中央计划型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可改革性”，唯一的出路是走向资本主义。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当首推匈牙利经济学家牙诺什·科尔耐。他的基本论点是，一旦人们拒绝接受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那么，除了各种形式的西方背信弃义中的某一种外，别无其它可供选择的有生命力的道路。在科尔耐看来，诸如“市场社会主义”之类的东西都纯属幻想，这样的体制是无法运行的。按照科尔耐的这种观点，中国现在正在迅速扩展“私人部门”，也正在走向资本主义。
在海外，除“变相资本主义论”这种说法之外，对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理解，这种观点坚持认为，邓小平理论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是发展了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早在80年代中期，针对海外一些人对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性质的错误理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就指出：“无论是谁，如果从此得出结论，以为中国农业看见了光明，要学我们的样子，即搞‘资本主义’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看邓的改革。”（注：［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祺译[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415-420.）80年代末，美国学者戴维·W·张指出：“邓小平不是而且现在也不是一个‘走资派’。虽然毫无疑问他准备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革，但对马克思所描绘的社会的哲学信仰却不会改变。对于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取得实践上的成功，他一般不加干涉。”（注：［美］戴维·W·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喻晓译[MJ.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与那种认为计划经济改革的唯一出路是走向资本主义的观点相反，俄罗斯学者阿·布坚科通过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总结指出：“中国的经验说明，拒绝国家的资本主义化不等于拒绝经济改革，平稳地、相对无痛苦地从管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完全可能的，市场经济完全可以保证使社会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注：［俄］阿·布坚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N].真理报，1995-08-30.）日本学者松木盛雄也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新概念，自它问世以来，在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研究员早就议论纷纷，有人说它‘在理论上是矛盾的’，还有人说它‘不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哪一方面是重点’。在中国，关于这一问题，也曾进行过长时间的争论。”“邓小平极为现实的‘南方谈话’，为这种认识打上一个‘句号’。”（注：［日］松木盛雄.过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J].北京：外文论坛，1994,(7).）
四、关于对邓小平历史地位的评价
绝大多数海外学者认为，邓小平是当代唯一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革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伟人之一，是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促进者。
海外学者、人士认为，邓小平改革成功的一个突出标志是中国生产力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美国《成功》杂志1985年将邓小平选为“成功者”，称他是一位“具有勇敢和创新精神的人物。”而他的成功则来自渐进主义的改革方法。给前苏联设计了“休克疗法”方案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在英国《经济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文章在对比中俄改革的绩效后，承认俄国的“休克疗法”没有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可靠。
国际社会盛赞邓小平能够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功过。被誉为“现代中国研究的泰斗”的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毛泽东集》的主编竹内实指出：邓小平是继秦始皇、孔子、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位伟人。（注：［日］竹内实.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二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179.）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认为，“邓小平的英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把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做的一切一笔勾销，而是努力利用建国以来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之有利于新的政策。”（注：戈尔巴乔夫.邓小平引导中国走上健康发展轨道[N].俄罗斯独立报，1997-02-21.）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之父，因而也是世界经济史上具有重大影响之一的设计师而载入史册。”新加坡《联合早报》以“邓小平——中国现代化之父”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常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而现在则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现代化的中国。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人民腰杆子挺起来了。”
海外学者、人士高度评价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改革对世界生产力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早在1978年，法国《观点》杂志就选他为“本年度伟大人物”。美国《时代》杂志于1978年和1986年两次将邓小平选为世界新闻人物，赞扬他“解决了十亿人发展生产力的全面经济改革”。该杂志还指出：凡到过中国的人都知道，中国在这个时期取得了二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凡考虑到这个国家拥有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都会赞成把邓小平誉为对世界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美国《世界报》把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评为1978-1988年的10年风云人物，认为他们最代表时代精神，是10年务实精神的化身。1992年，尽管邓小平已经退休，但英国《金融时报》依然选择他为“1992年风云人物”。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邓小平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作出的贡献。俄罗斯学者杰柳辛指出：邓小平“用批判的眼光重新理解毛泽东和马列主义的道路。他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及其他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因此，邓小平就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注：［俄］杰柳辛.邓小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J].远东问题，1994,(5).）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叶尔蒂斯巴耶夫1992年访华时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具有国际意义，对独联体国家来说更具特殊意义。”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于1992年访华时谈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显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土耳其社会党主席佩林切克认为，苏联的解体是资本主义复辟倒退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其中起了带头作用。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现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党，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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