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治党论文,以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6)04-0096-06 高度重视“以德治党”，突出强调“依规治党”，并将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上升到“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95年来建党治党经验的凝练总结，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探索方面迈进新的认识境界。 一、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经验的总结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思想认识和实践活动。在“依规治党”方面，党成立之后，以第一部党纲为起点，以党章为根本依据，以议决案(或决议、决议案)、通告、条例等形式明确了党内若干纪律和制度规范。抗战时期，党则明确提出了“党内法规”概念、成立中央规则起草委员会，逐渐建立起一整套党内法规体系，对党的组织原则，党内最高领导层、党的各级组织和部门的职能，党员的权利义务，干部的教育审查管理，不同地区党组织的任务和领导方式，军队党建工作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作出了系统而明确的规定。在“以德治党”方面，为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尤其是为克服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身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党特别重视党内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仅以重要文献为例：“古田会议决议案”列举了现实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道德表现，并提出了纠正方式；《为人民服务》倡导党员对人民利益的绝对忠诚，对同志的真心关爱；《纪念白求恩》提倡党员要有对工作的精益求精态度，对他人的真诚无私奉献；《愚公移山》要求党员对工作和事业要有“定力”和“毅力”；《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借鉴传统“修养”文化，从党性的高度出发，提出党员必须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利他主义、集体主义的利益观，克己服从的纪律观，学习、实践的方法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提出：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机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做群众模范、不断学习。为表达方便，我们党还借用传统文化概念如“忠”“孝”“仁”“信”“义”“和平”“礼”“节”“廉”“耻”来表达共产党人坚守的道德内涵。①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毛泽东在总结革命经验时高屋建瓴地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②换言之，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党的建设为前提条件，反映出我们党建党治党的基本特色——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其中，“有纪律”是“依规治党”的高度浓缩，“理论武装”“自我批评”“联系群众”是“以德治党”的集中凝练。 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党不变质并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成为我们党执政之后建党治党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文革”之前，在组织机构和组织制度、政府内党组织和党员活动、自身监督检查、党员发展和干部管理、军队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作风、各类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方面，党制定或修改了若干规定和条例。其间，尽管1957年以后党的工作不断受到“左”的思潮的干扰，但党内法规体系的建立、执行和完善一直处于探索之中。1949年10月到1978年12月间，党制定了数百个党内法规。其中，《中共中央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中央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等20个法规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至今仍然有效。这期间，党也致力于执政条件下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的探索。取得革命胜利后，一方面，一批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产生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另一方面，新进党员中有人存在动机不纯、想捞好处、当官做老爷等思想。因此，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以“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告诫全党。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更加强调党的奋斗宗旨、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员的奉献精神和斗争精神。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党一方面以“激浊”方式，即通过不间断的整党整风运动，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特权等作风和现象进行打击和整肃；另一方面以“扬清”方式，即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宣传雷锋精神、王杰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寨精神、大庆精神、好八连作风等，在全党范围内进行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无私、先人后己、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等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引导和教育。两者紧密结合，以提高党员的道德觉悟和水平。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新党章的先后制定修正，为党内法规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方向指导。20世纪80年代在注重恢复和保障民主集中制、规范党员领导干部行为、严肃党章党纪的基础上，中共中央1990年制定了被视作党内“立法法”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③，更是对党内法规的名称、适用范围、层次、原则以及制定修改的主体和具体程序作了明确规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党内法规建设日趋全面：逐步形成了以党章为核心，以主干性法规、配套性法规、具体性基础法规为统一整体的党内法规体系，党内按照和运用法规管人办事的观念不断增强，有力推进了新时期党的各项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加强了党的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高了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与之相应，我们党对党员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新时期之初，党从要求高级干部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入手，反对特殊化和脱离群众倾向。党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张时，明确要求党组织和党员既要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模范作用，更要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坚决抵制资产阶级、封建主等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和腐朽思想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期，党再次强调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将其视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途径。新时期新阶段，在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光荣传统和时代精神的同时，党根据时势变化，提出了党员作风建设新要求，并强调要进行气节教育，并将此贯穿到“三讲”教育活动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活动中。以此为基础，十六大之后，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抓住道德建设的基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 综上所述，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从“规”和“德”两个方面着手，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和目标对党员的思想和行动进行了规范和引导。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是对中国共产党治党建党历史经验的总结。 二、完整、准确把握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建党治党历史经验，创新管党治党理论，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统一，把党的建设推向更高水平、更新境界。习近平指出：“我们深入研究探索，汲取全党智慧，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把从严治党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规范和纪律要求。”④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有法度。所谓依规治党，就是依照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方式和手段，既是实践层面的探索，又是思想理论的创新，体现的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管党治党。 依规治党必须“有规可依”。目前党内法规体系涵盖了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这7个类别。其中，党章是党的总章程，是党内的“宪法”，是党内法规体系的核心和建设的根本依据。现行党章在党的十二大修订基础上，又经过6次修正案完善而形成，既具稳定性，又有发展性。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章在党的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习近平发表讲话《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要求广大党员自觉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准则，是党员在现实生活中言行必须遵守的规范。目前，《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对党内政治生活、组织生活，以及党员个体的思想行为作出基本规定。前者制定于改革开放之初，在十二大党章修订之前，一度发挥了党章的作用，后来成为党章的重要补充，至今实效性依然显著。后者在十八大之后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形成，内容精悍，对党风廉政建设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工作条例，是对党的某一领域的重要关系或某一方面的重要工作作出系统规定，如《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以党章为根据，对部门工作起指导和规范作用。规则、规定、办法、细则，是对党的某一领域重要工作或事项作出具体规定，其价值体现在时效性、操作性方面，如《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等。 依规治党必须“执纪必严”。严明党的规矩是依规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加强纪律建设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方略的治本之策。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取得胜利和发展，靠的就是铁的纪律。依规治党如果忽视了严明党的纪律，那么章程、规章、制度、部署等等就会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毛泽东同志特别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⑤《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党的纪律整合成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对每项纪律列出负面清单及相应处分办法，界定了全体党员需要遵守的纪律底线，树立了党纪的权威地位。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党的规矩除了包含党章、党纪、国法，还有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如向组织如实报告自己的私人生活状况、不得以各种形式拉帮结伙、不得为违纪党员说情开脱等。从严治党的“从严”，以及认真、严肃遵守党章党规的作风品质，本身就是党的传统，也是党的规矩。 所谓以德治党，就是要发挥道德的力量，用道德激励和引导党员干部，达到管党治党的目的。以德治党的“德”，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共产主义的道德追求；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三是中国传统优良道德要求。三者当中，共产主义道德是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追求，是方向，是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是前者与现实生活结合的产物；中国传统优良道德要求既是前两者的土壤滋养，又使它们的内容得以丰富，还提供了实现途径的借鉴。 列宁认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象，道德永远是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的，共产主义道德就是要“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反对一切小私有制”⑥。周恩来曾经对共产主义道德作过精辟的概括，即“憎爱分明”“言行一致”“公而忘私”“奋不顾身”⑦。新时期尽管形势和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中国共产党一直要求共产党员坚守共产主义道德情操、思想境界，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模范。现行党章要求党员“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⑧ 当然，在共产主义于每个民族国家每一阶段的实践过程中，共产党员在坚守共产主义道德追求的同时，必须做每一时期倡导的全社会必须遵守的道德的模范。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党就要求党员做“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等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基本要求的模范；20世纪90年代中期，党在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的同时，特别强调“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新世纪之初，党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但其实践是从每个民族国家开始的。因此，民族国家的共产主义组织在斗争中必须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遵守本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传统优良道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乃至党员道德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例如，党的十八大之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的“修身”“律己”就是借鉴了儒家道德建设途径的表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强调“努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等等。 综上所述，“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各自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内在的逻辑结构，忽视其中任何一点，都无益于“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方略的实施。 三、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协调统一的新认识、新实践 尽管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重视和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管党治党路线，但在特定时期却未能做到两者的统一，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例如，“文革”期间，忽视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倡导“造反”精神，强调“大民主”方式，打破所谓“条条框框”和废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形成党内高层高度集权与基层无政府泛滥相呼应的无序状态。又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党在走出一条“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后却发现10年来最大失误是“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忽视了思想建党、以德治党。再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党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治党理念也顺理成章为人们接受，在不断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的同时，党就先后开展了县处级以上干部的“三讲”教育活动、全党范围内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等以德治党的工作实践。从整体上看，这些工作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从部分来看，收效并不突出，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单位和部门的党组织负责人既无“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责任意识，也无两者相结合的领悟能力，没有把党建工作当第一政绩来抓。党的十八大之后，上述状况有了根本性改变。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高度重视“以德治党”。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提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时，将“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放在八个亟待解决问题的首要位置予以强调，而这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七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首次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阐述“理想信念”“精神追求”问题，提出要“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⑨。经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们党更加认识到党员道德建设在建党治党中的重要价值。习近平指出：“思想教育要突出重点，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⑩另一方面，在反腐倡廉建设，尤其是“打老虎”的高压反腐斗争中，通过对若干大案要案发生原因的剖析，中国共产党也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坚持加强思想教育、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意识和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有效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11)。“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的“严以修身”“严以律己”“做人要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求党员“讲道德、有品行”，都是“以德治党”在现实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其次，突出强调“依规治党”。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制度建设在党建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了“依规治党”的治党管党方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制度建设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党的纪律是党内规矩。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12)全会作出两项重要部署：一是解决“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二是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要求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13)十八届五中全会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提并论。十八大之后，党积极推进“依规治党”向前发展：在3年多的时间里，中央出台和修订党内法规达54部；正式建立中央书记处定期听取党内法规工作情况报告和中央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出台《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集中清理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建立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印发第一部关于党内法规解释的规定，等等。 再次，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针对长期以来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落实不到位，思想建党、以德治党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相脱节等问题，十八大之后，党一方面坦诚认识其中的严重缺陷，列举其表现，分析其原因；另一方面做出了若干改进之举。 就“依规治党”而论，一是一些党纪党规没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空洞乏力，流于形式，呈“牛栏关猫”状。二是制度规范刚性不足，留“暗门”、开“天窗”、不平等。三是一些领导干部不能带头执行制度规范。就“以德治党”而论，不少党员干部心为物役，信奉金钱、名利、享乐至上，心里没有任何敬畏，行为没有任何底线。四是在“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关系上，一些人轻视思想政治工作，认为有了制度规章就万事大吉，有些干部已经不会或不大习惯于做认真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了，还有些人甚至认为组织找自己谈话是多此一举。正是因为轻视和忽视“以德治党”，致使“依规治党”难收成效，一些本来可以落实的制度得不到落实、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不断发生。 为纠正这些弊端，党中央强调，在“以德治党”方面，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要拧紧这个“总开关”，就要正确处理好公私关系，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在实际生活中，对思想上的灰尘要经常打扫，经常“照镜子”，随时“正衣冠”，有灰尘就要“洗洗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14)反“四风”、落实“八项规定”，党风因此刷新，民风由此更始。在“依规治党”方面，制度建设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制度的贯彻执行必须“抓细”“抓常”“抓长”，等等。 尤其重要的是，十八大之后，党特别强调“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两者的结合。习近平明确指出：“要加强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抓住主要矛盾，不搞空对空。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15)他还指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方略，必然要求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紧密结合，“道德使人向善，是纪律的必要前提和基础；纪律用来惩恶，是道德的坚强后盾和保障”(16)。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同时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就是两者相结合的现实诠释。特别是习近平就此还作了明确说明：“新修订的准则，扣紧‘廉洁自律’这个主题，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这是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够得到的一个标准，要树立这么一个标准，这是高标准，展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追求；而新修订的条例，围绕着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划出了我们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这都是很清晰的。”(17)执行这两项法规，“既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又严明党的纪律戒尺”，“把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总结提炼出来，转化为道德和纪律要求”。(18) 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了“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路径，使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方略进入新的境界。一是2013年6月到2014年10月，党在全党范围内，重点是在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党在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时，提出了“八项规定”要求，使纠风有了党规依据，从而避免了活动落入“空”“虚”窠臼。更重要的是，党发挥纪检力量，对党内违纪违规现象进行了严肃查处，发挥出了党规刚性的威力，保证了正面教育的质量。(19)二是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延展深化，2015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县处级以上干部中进行“三严三实”(“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专题教育。以此为基础，2015年10月，党中央废止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2010年1月)，颁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其中，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廉洁”从政、用权、修身、齐家的要求，巩固了“三严三实”教育的效果。三是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巩固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2016年2月，党中央决定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从逻辑层次看，“两学”本身就体现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特征；“一做”既是“两学”的目的要求和自然结果，而其中的“四讲四有”(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又体现出“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基本要求。四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采取持久深入的“打虎”“拍蝇”“猎狐”反腐肃贪高压行动，形成了“不敢腐”的廉洁氛围，有力地支持了上述正面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党建实践，保证了活动的成效。也是在实际高压反腐的斗争中，党对现行党纪党规进行清理完善，不断扎紧笼子，达到“不能腐”的效果。当然，在高压反腐斗争中，党更加意识到对党员干部进行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教育的重要价值，并努力使之成为“不想腐”的内在力量支撑。概言之，党的十八大之后反腐倡廉建设的成效有力地说明了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治党路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本文部分初稿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2015级研究生张冬冬提供) 收稿日期：2016-06-20 注释： ①黎平.中国共产党与道德[J].解放，1939(71).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0. ③2012年5月中共中央修订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并于次月下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 ④习近平.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03. ⑤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周恩来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人员大会上的报告(节录)(1964年10月23日)[A].谢莹、张宝贵.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下)[C].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411. ⑥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05. ⑦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17. 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章程[N].人民日报，2012-11-19. ⑨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A].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39. ⑩(14)(15)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11)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A].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62. (1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9. (13)张晓松、黄小希.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写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召开之际[N].新华每日电讯，2014-10-24. (16)(17)(18)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关于审议中国共产党廉政准则、党纪处分条例修订稿时的讲话[A].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65-66，66，67. (19)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份实实在在的作风建设成绩单——写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收官之际[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0/08/c_127071028.htm.标签：廉洁自律准则论文; 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论文; 党的组织纪律论文; 党内法规论文; 习近平论文; 反腐倡廉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