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上海消费需求增长变动的因素分析——1978～1999年动态验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消费需求论文,变动论文,因素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0150（2000）02-0029-08
经济增长的减速特别是投资增长的减速，已经将消费需求压缩到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居民消费的收入效应在总量和结构层次总体趋上的情况下，近几年由于收入增长的相对滞后，收入增量中的消费比例和消费的收入弹性都呈明显下滑趋势；在扩张政策的刺激下，消费的GDP 短期收入弹性已有一定回升迹象，而消费的GDP 长期收入弹性则仍未走出持续盘跌的下降通道。这既是纯粹的不尽如人意的经济变量作用的结果，也是就业、住房、医疗、保险、教育和收入分配等制度变革的不断推进，迅速改变了人们的市场环境，使居民的收支预期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大所引起的必然结果。增加投资，扩大出口，形成GDP的实际有效增长， 及时调整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间的不协调比例，尽快完善制度变革的配套体系，是当前启动消费、解决通缩问题的关键。
一、经济增长水平的变化对消费需求增长的影响分析
上海经济增长对上海消费需求变动的影响作用，可以通过GDP、 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总额这三个变量分别与消费支出间的函数关系来加以测定分析。
1.GDP变动对消费增长的影响。 我们运用国际上共认的布朗的相对广义收入假定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定，对上海消费总需求（居民消费与社会消费之和）和GDP1978—1999年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 得出结论是：第一，截止1999年GDP对消费的长期推动作用有所减小， 但GDP对消费的短期推动作用却已有一定的回升迹象；与此相适应， 消费习惯对消费的影响也有所趋小。 消费对GDP 的长期收入弹性由1978 —1998年的1.2654%下降至1978—1999年的1.189%；消费对GDP的短期收入弹性由1978年—1998年的0.267%上升至1978—1999年的0.3397%；消费对消费习惯的弹性由1978—1998年的0.789%下降至1978—1999 年的0.7143%。说明GDP 增长减速对消费增长产生一定抑制作用的中长期趋势未获明显改观，然短期趋势已得到有效遏制。第二，GDP 的持久收入部分对消费的推动作用有所减少，而GDP 的暂时收入部分对消费的影响有所增加；消费的GDP持久收入弹性由1978—1998年的0.838%下降至1978—1999年的0.8142%；而消费的GDP暂时收入弹性则由1978 —1998年的0.266%微升至1978—1999年的0.2741%。显示GDP中的不稳定收入部分已经影响到消费需求的变动，对促进消费起决定作用的GDP 持久收入部分的刺激效应却有一定程度的减弱。由此给出的启示是：必须注意提高GDP的实际“含金量”，将公共建设、 企业发展和资本运作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形成GDP的完全有效的实际增长。 并以此作为拉动消费的力量源泉，形成GDP与消费的互为推进的增长机制。以上分析见表1总结。
表1 现期GDP、GDP持久部分、GDP暂时部分和消费习惯对现期
消费的影响
时间1978-1997年 1978-1998年
弹性%
消费对GDP的长期收入弹性 1.331.2654
消费对GDP的短期收入弹性 0.3192
0.267
现期消费对前期消费的弹性 0.760.789
现期消费对GDP持久收入部分的弹性 0.8841
0.838
现期消费对GPD暂时收入部分的弹性 0.246
0.266
时间1978-1999年
弹性%
消费对GDP的长期收入弹性 1.189
消费对GDP的短期收入弹性0.3397
现期消费对前期消费的弹性
0.7143
现期消费对GDP持久收入部分的弹性0.8124
现期消费对GPD暂时收入部分的弹性0.2741
注：（1）布朗模型分析参数为：
（1978-1998年）LogC[,t]＝－0.199+0.267LogGDP[,t]+0.789L
ogC[,t-1]+ε[,t]
（－1.17） （1.45） （5.08）
S＝0.0346，R＝0.9997，F ＝1597.66
（1978-1999年）LogC[,t]＝－2339+0.3397LogGDP[,t]+0.7143
logC[,t-1]+ε[,t]
（－1.2959） （1.6896） （4.1521）
S＝0.0386，R＝0.9969， F＝1439.49
（2）弗里德曼模型分析参数为：
（1978-1998年）LogC[,t]＝－0.248+0.838LogGDP[,p]+0.266L
ogGDO[,c]+ε[,t]
（－2.84） （9.95） （5.06）
S＝0.0429，R＝0.9955，F ＝927.09
（1978-1999年）LogC[,t]＝－0.3715+0.8142LogGDP[,p]+0.27
41LogGDP[,c]+ε[,t]
（－3.4166） （13.2188） （6.6707）
S＝0.0373，R＝0.9969， F＝1384.16
2.投资变动和出口变动对消费增长的影响。由1978—1999年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出口增长和居民消费增长的变动轨迹，可以发现投资和出口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1）根据表2数据，利用回归分析，得到有关投资与消费的估计方程：
LogC[,t]＝0.6044+0.7774LogI[,t]+ε[,t]（1978—1999）
（11.6863）（37.2350）S＝0.059，R＝0.9929，F＝1368.444，dC[,t]／dI[,t]＝0.6656
其中C[,t]为消费总需求（亿元），I[,t]为固定资产投资（亿元），dC[,t]／dI[,t]为消费相对于投资的变化率，其他参数意义同前。回归估计方程具有很好的拟合性，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亿元， 消费总需求就相应增加0.665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 消费总需求就相应增加0.7774%，表示投资和消费总体上呈正比例发展态势。从上海历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看，投资对消费增长有很重要的影响。投资拉动消费增长的途径主要有四：一是投资增长使投资品需求增长，投资品价格止跌或攀升，带动物价上升，从而形成居民对价格预期的敏感，价格替代效应上升，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二是投资增长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居民总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收入效应也提高，促进了消费增长；三是投资增长也可改变原有产品结构，形成新的消费热点，满足人们新的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增长；四是投资增长伴随货币供给增长，引发当年或滞后一年的物价上涨，刺激了居民对物价上涨的预期，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同样，当投资出现增幅下降或负增长时，就会对消费增长产生一定的抑制影响作用。从上海投资与消费近十年来的变动轨迹看，那种同起同落的特征比较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于1989年跌入－12.44%的谷底后从1990年开始连续大幅攀升，并于1993年上扬至82.97%的峰值。以后五年，增幅持续大幅下降，到1999年名义增长率已跌至5.73%的低点，为90年代以来的最低值。与此相对应的是，消费总需求名义增长率滞后一年于1990进入6.09%的谷底后从1991年起大幅盘升上扬，同样于1993年攀高至42.55%的峰值后连续五年（增幅）下降，及至1998年7.21%的低点，为90年代以来的次最低值， 1999年略微有所回升。由此可见，在不断改善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迅速提高投资增长率，已成为拉动上海消费需求增长，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法码。
（2 ）上海出口商品总额的增长也能拉动上海消费需求总额的增长。设C[,t]和X[,t]分别为上海消费需求总额（亿元）和上海出口商品总额（亿美元），利用
表2数据构建如下回归数学模型：
LogC[,t]＝0.6044+0.7774LogI[,t]+ε[,t]（1978-1999）
（11.6863）（37.2350）
S＝0.059，R＝0.9929，F＝1368.444，dC[,t]／dI[,t]＝0.6656
模型显示：上海出口商品平均每增加1亿美元， 上海消费总需求就随之增加13.3432亿元（人民币）；出口商品平均每增长1%，消费需求就随之平均增长1.8179%。消费的出口变化率和消费的出口弹性都非常大，说明出口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十分显著。上海出口商品拉动消费总需求增长的传导机制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出口增加引起该产业或该产品以及相关产业或相关产品的投资需求增加，并产生由投资增长所引发的类似前述四个途径中的连锁效应，进而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二是出口增加引起外汇增加，外汇增加又引起央行货币发行量增加，从而引发当前或滞后一期的物价上涨，加剧了居民对价格上涨的预期，价格替代效应上升，刺激居民消费需求（见表2）。从实际运行轨迹看， 上海消费总需求对出口商品的弹性1978—1999年略低于1978—1998年（1.8179%〈1.90%），而出口商品对消费总需求的边际贡献率则1978—1999年与1978—1998年基本持平。这表明：上海出口商品的增幅近三年虽然有较大回落，但是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水平。因此，出口对消费的拉动作用，相对量有所减少，绝对量有所增加。上海是长江流域经济带的龙头和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中心，其出口商品总额的增长与否对上海整个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前亚洲经济尚未完全复苏、上海出口增幅客观上受到一定限制的条件下，扩大市内外的消费需求固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但是从长远看，以出口带动经济、以出口刺激经济，仍是促进上海消费结构改进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手段。
二、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对消费需求增长的影响分析
1.消费的收入效应趋增，消费结构升级较快。消费的收入效应是指居民的收入与其消费之间的变动关系。总体而言，人们收入的高低不仅同其消费量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而且还同其消费结构密切相关。当收入增加时，人们对低档消费或生存型消费的需求会逐渐递减，对中高档消费或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的需求则会渐趋递增，并由此形成消费结构的升级。上海居民消费的收入效应非常明显，从1990年以来的人均消费结构的比重变动趋势看，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占其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已由1990年的56.52%下降至1998年的50.51%，8 年中下降了6.01个百分点，比重下降率为10.63%， 穿着消费支出比重从1990年的10.91%下降至1998年的6.88%，8年中下降了4.03个百分点，比重下降率为36.94%；与此同时，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 娱乐和教育及文化服务、居住这四大类较高层次消费的支出比重则分别从1990年的0.59%、2.63%、11.94%和4.64%上升至1998年的3.80%、5.60%、12.28%和9.61，8年中分别上升了3.21、2.97、0.34和4.97个百分点， 比重增长率分别高达544.07%、112.93%、2.85%和107.11%；家庭设备和用品及服务类消费支出比重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经过了10多年的大幅攀升后，于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并大致稳定在9%左右的水平， 并于1998年下降至6.80%的历史低位。
上海农村居民消费的收入效应，除了人均消费总支出中的居住消费支出比重稳定在20%或20%以上水平外，其他各项消费支出比重的变化趋势可作类似解释。见表3。
表3 上海城乡居民消费的收入效应分析 单位：%
居民
城市居民
年份 1990年1998 年增长率
食品 56.5250.51 -10.63
穿着 10.916.88 -36.94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9.19 6.80 -26.01
医疗保健0.59 3.80 544.07
交通、通讯
2.63 5.60 112.93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11.9412.28 2.85
居住 4.64 9.61 107.11
居民
农村居民
年份 1990年1998 年增长率
食品 46.7842.19 -9.81
穿着 8.72 5.67 -34.98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9.90 8.77 -11.41
医疗保健2.61 4.04
54.79
交通、通讯
1.31 5.38
310.69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4.70 11.00 134.04
居住 22.0620.83 -5.58
2.收入增长相对趋缓、收入风险增大，对居民消费支出增长产生一定抑制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上海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人们消费的收入效应呈不断上升趋势。但是从最近二、三年以来，由于居民的收入增长相对趋缓、收入风险增大，人们的消费支出逐渐显露出增长乏力的疲软走势。
（1）1978—1988年，上海的人均GDP、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平均（名义）增长率分别为7.53%、11.90%和16.56%，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大大高于人均GDP的增长。 人们收入的相对升幅和收入预期都比较高，收入风险比较小，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即期消费，仅一小部分用于储蓄。城乡居民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和长期消费收入弹性分别高达0.9083、1.011%和1.2859、1.1746%；同时， 城乡居民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也分别高达0.887%和1.05%， 而其储蓄的暂时收入弹性则分别只有0.298%和0.124%。这是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同步高增长阶段。
（2）1988—1998年，上海的人均GDP、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平均（名义）增长率分别为18.53%、17.67%和15.31%，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明显低于人均GDP的增长。 人们收入的相对增幅和收入预期都有一定下降，收入风险显著上升，收入中的消费部分趋减，储蓄部分趋增。城乡居民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和长期消费收入弹性分别下降至0.7702、0.9231%和0.7425、0.9318%；并且其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也分别下降至0.786%和0.898%，储蓄的暂时收入弹性却分别上升至1.43%和0.954%。 这是上海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的相对低增长时期。（见表4分析参数）。1999年， 虽然上海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高达13.2%，超出同期9.4%的人均GDP增长率3.8个百分点； 但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却只增长1.4%， 低于人均GDP增长率8个百分点。按上海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测算，上海市民总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约为9.9%，与人均GDP增长率基本持平。
表4 上海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变动关系的参数分析 单位：%
居民 城市居民
年份1978-1988年 1988-1998年
人均GPD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差 -4.73 0.86
长期边际消费倾向 90.83 77.02
长期消费收入弹性 1.011 0.9231
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0.887 0.786
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0.298 1.43
居民 农村居民
年份1978-1988年 1988-1998年
人均GPD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差 -9.03 3.22
长期边际消费倾向
128.59 74.25
长期消费收入弹性
1.1746 0.9318
消费的持久收入弹性 1.05
0.898
消费的暂时收入弹性 0.124 0.954
LogC[,t]＝－0.0703－0.088LogC[,t-1]+1.10Logy[,t]
（－1.41）（－0.60）（8.28）
S＝0.0141，R＝0.9975，F＝848.91（1978-1988）
LogC[,t]＝0.13+0.077LogC[,t-1]+0.852Logy[,t]
（4.07） （0.91） （10.51）
S＝0.0122，R＝0.999，F＝3076.17（1988-1998）
（2）城市居民持久收入模型：
LogC[,t]＝0.112+0.887Logy[,p]+0.119Logy[,c]
（1.02）（12.36）（3.94）
S＝0.01573，R＝0.9965（1978-1988）
LogC[,t]＝0.294+0.786Logy[,p]+0.143Logy[,c]
（10.01） （33.42） （6.15）
S＝0.011，R＝0.9995（1988-1998）
（3）城市居民暂时收入与储蓄模型：
LogS[,t]＝－0.569+0.298Logy[,c]
（－3.46） （1.82）
S＝0.205，R＝0.9176，（1978-1988）
LogS[,t]＝－0.894+1.43Logy[,c]
（－2.39） （7.37）
S＝0.205，R＝0.9176，（1988-1998）
农村居民布朗模型：
LogC[,t]＝－0.112+0.559LogC[,t-1]+0.518Logy[,t]
（－1.22） （5.19） （3.16）
S＝0.0186，R＝0.994，F＝371.32（1978-1998）
LogC[,t]＝0.0571+0.193LogC[,t-1]+0.752Logy[,t]
（0.78） （1.00）（4.08）
S＝0.026，R＝0.9935，F＝370.05（1988-1998）
农村居民持久收入模型：
LogC[,t]＝－0.11+1.05Logy[,p]+0.0079Logy[,c]
（－0.80） （11.23） （0.31）
S＝0.0258，R＝0.9803（1978-1988）
LogC[,t]＝0.108+0.898Logy[,p]+0.0695Logy[,c]
（0.95） （12.91）（1.18）
S＝0.0404，R＝0.9839（1988-1998）
农村居民暂时收入与储蓄模型：
LogS[,t]＝－0.48+0.124Logy[,c]
（－4.12） （0.65）
S＝0.2444，R＝0.2365（1978-1988）
LogS[,t]＝－0.216+0.954Logy[,c]
（－0.52） （2.81）
S＝0.2949，R＝0.6395（1988-1998）
其中：C[,t]、C[,t-1]、y[,t]、y[,p]、y[,c]和S[,t]分别为现期消费、前期消费、现期收入、持久收入、暂时收入和储蓄
以上分析表明：90年代以来上海经济、居民收入和消费尽管在绝对量上比90年代以前有很大增长，但是经济变量增长之间的比例，尤其是人均GDP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之间的比例已有根本性的改变， 人均收入的增长已明显滞后于人均GDP的增长，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均消费增长的相对疲软。适当调整较高的人均GDP 与较低的人均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将是以提高收入来刺激消费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三、制度变动对消费需求增长的影响分析
制度变动对上海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就业、住房、医疗、养老保险和教育等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人们收入和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影响人们的消费支出水平；使居民的现期消费趋降，远期消费储备趋增。
1.就业制度的市场化进程在拓展就业空间、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人们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而住房、医疗、保险和教育等制度的货币化及市场化改革，则在某种程度上增大了人们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这种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居民收入与支出预期的双重不确定性的渐趋扩大，必将对人们的消费支出产生重大影响。
（1 ）上海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隐性失业的释放和近几年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一系列有关就业的竞争和制度的改革，一方面拓展了人们的就业选择空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使失业率呈逐级上升发展之势，从而加剧了人们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这种收入预期的风险性意识的提高，将会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产生很大影响。从实际数据资料看，从1994年起，随着失业率的大幅攀升和持续高位盘整，上海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实际增幅已呈递减趋势，并于1997年和1998年分别出现了负增长和低增长的发展格局。这除了一部分人确实由于失业而减少其消费开支的因素外，更重要一些的原因显然是就业压力导致的收入预期发生了较大改变。
（2 ）上海城市居民不仅要考虑就业压力可能导致未来收入或收入增幅下降这一风险，而且还要顾及因住房、医疗保险和教育等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支付成本增加的风险。传统体制下，上海城市居民的住房、医疗保险和教育等费用开支完全或主要由国家和企业承担，是福利性的和半福利性的。人们的收入主要用于吃、穿、用、储蓄和小部分娱乐。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方面，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大幅增长，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消费支出中吃、穿的比重渐趋下降，住房、医疗保险和教育等费用支出的比重却在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人们要为现在和将来的住房、医疗保险和教育等支付更多的费用。在这种环境下，上海城市居民支出预期的风险意识大为增强。人们为应付未来的种种不测和大宗消费，将钱捂得越来越紧，储蓄多而消费少。
2.根据莫迪里安尼生命周期假定的消费理论，消费者的现期消费不仅取决于消费者的现期收入，而且还取决于消费者以后各期收入的期望值和开始时的资产。即人们现期的和为将来计划的消费，是“现期收入加上预期收入和原始财产”的函数。消费者总是想把自己的毕生收入在其生命周期的消费支出中进行最优分配。从上海90年代以来的情况看，由于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人们不得不在较长的时间序列中来考虑如何将收入在其消费中进行最优分配。因此我们认为：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假定基本适用于上海9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末至21世纪人们的消费行为。设C[,t]、y[,t]、A[,t-1]分别为现期城市居民的总消费（亿元）、总收入（亿元）和前期总储蓄存量（亿元），对1978—1998的数据资料分两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为：
C[,t]＝0.7992y[,t]+0.2019A[,t-1]+ε[,t]（1978-1988）
（11.705）（1.7398）
S＝2.5453，R＝0.9979，F＝1083.398
C[,t]＝0.8602y[,t]－0.0365A[,t-1]+ε[,t]（1988-1998）
（43.0356）（－2.6901）
S＝14.5912，R＝0.999，F＝2390.572
模型揭示：1978—1988年期间，上海市民收入增长较快，但“高福利”、“铁饭碗”的单位保障制度并没有改变，居民消费支出预期不变而收入预期上升，不但当期收入用来消费，而且以前的积蓄也可以大胆地去消费；1988—1998年期间，尤其是近几年以来，随着制度变革的迅速推进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人们的消费支出预期明显增大，收入预期也在不断下降，因而只能以增加储蓄来防备风险。从模型的分析参数看，前期流动资产存量对现期消费的推动系数已由1978年—1988年的20.19%下降为1988—1998年的－3.65%。由此可见，尽快完善制度改革的配套体系，尽可能将制度变革带来的暂时“阵痛”减小到最低程度；适当降低人们过高的消费预期，大力度提高市民的收入和收入预期已成为启动消费的当务之急。
收稿日期：1999-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