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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类产生以来，人就不仅希望认识外部对象，而且也希望认识自己。近代人本主义和主体性哲学，强调关于人性学科在知识体系中所占的中心和基础地位，认为没有关于认识主体自己本性的真实知识，人们关于其他事物的知识也是不完备的。休谟指出：“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1〕， 因为“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即使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的科学；因为这些科学是在人类的认识范围之内，并且是根据他的能力和官能而被判断的。”〔2 〕当康德提出“人为自然立法”，并掀起一场哲学领域中的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时，他也是试图从人的内在结构中寻求认识万物的原则。对于这种人本主义的主体性原则来说，人性似乎有某种形而上学的先验结构：这种先验的结构就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基础。康德公开提出了一种先验认识论体系，休谟虽反对超出经验先验观念，但却把人的感性能力视为认识的唯一基础。显然，二者都持人本主义的认识论原则。
然而，马克思主义对抽象人性论的批判，摧毁了这种人本主义认识论原则的基础。既然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那么人本身就是一个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中的活动者，他的规定就要受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因素的制约。马克思主义没有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除历史和真实以外的其他任何因素之上，因此，“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3〕。这样一来， 原来被当作知识稳固基础的人性，本身却成了不稳固的东西，成了在历史中不断生成和变化的东西，成了一个有待按社会历史条件加以说明的东西。人性理论不仅不能当做道德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人文科学的基础，而且它本身也需要为自己的建立找到一个新的基础。当然，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全部人文科学与人学的密切联系，也不否认科学的人学对促进伦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文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问题是，仅仅一种人性的理论，还不能作为全部人文科学的基础和出发点。而且，既然人类本性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那么不仅关于人的理论，而且全部与人有关的人文科学，都须从真实的历史中为自己找到根据。任何与人及人类社会有关的理论，都须在历史中得到说明，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权利。正因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4〕。在这里， 他们的意思决不是主张用狭义的历史学取代所有其他人文学科，而是认为任何科学的人文研究都应依据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就是说，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全部人文科学，从内容到形式，始终都带有历史的性质。
说一切人文科学本质上是历史科学，其主要根据有以下几点：
首先，历史是全部人文学科的基础和前提。无论哪一门人文学科，都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出来的，因此人类历史是人文学科永恒的前提和基础。人文学科是人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受具体历史条件限制的，不同民族和不同时代的人文学科各有其历史特点，因此，对人们的活动，人类发展过程和人类社会知识的研究，都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关于人和社会的理论原则，不应从人们的头脑中，而应该从历史事实中去寻找。马克思常常明确指出：没有深厚的历史知识，就不懂得经济的、法律的、哲学的以及其他人文理论的范畴的规律性。在揭露蒲鲁东不懂经济规律时，马克思就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5〕。 马克思在创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时，坚持从分析历史事实开始，而不是从一般结构开始；从研究历史上一定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开始，而不是从关于什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开始。按照列宁的说法就是，“如果我们不愿立足于纯粹的空想和空谈，我们就要说，我们应当考虑过去年代的经验”〔6 〕，并经常向历史教科书学习。
人文学科必须以历史为基础和前提，还表现在：每一时代的人文学科，“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7〕没有这些前提，我们的人文科学就不是目前这种面貌。中国的孔孟老庄之学，几千年来都是我们民族文化创造的源泉，一代一代的人从其传统中吸取灵感。希腊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也一直孕育着西方文明。如果没有孔孟老庄，中国的人文精神将是另一种面貌；如果没有古希腊文化，西方文化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甚至改变方向，但我们不能在没有前提的条件下创新，在没有方向的情况下改变方向。
其次，全部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都属于历史的范畴。从一般意义来说，由于人及其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因此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科学，其研究对象和内容也必定是历史性的。人的本性和社会性质都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因此它们都必然具有历史的性质。不仅马克思主义持这种观点，许多现代西方学者也承认这一点。例如， 已经退休的慕尼黑大学哲学教授恩内斯托·格拉思（ Ernesto Grassi）就认为，人与一般动物“首要的本质区别在于， 事实上动物是通过运用内在的设计完成满足器官需要的工作。另一方面，人则被迫寻求外部的设计并决定它们是否适用。对于人来说，需要的实现引导新的种类需要的形式，而这些新的需要又引导出新的工作形式，并因此引向新的社会形式。就这个理由说，人类社会决不是‘存在’（is）；它永远是‘生成’（becoming），正是这一本质的方面使它成为‘历史的’世界。”〔8〕既然人文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历史性的， 那么人文学科的内容也应是历史性的。如果人文学科中存在具有永恒价值的内容，那么这种内容也是从人类历史中发现的持久的价值。某些价值之所以是永恒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是超历史的。而是因为它们是永存于人类历史中的因素。在这种意义上说，凡属于具有持久或“永恒”价值的东西，恰恰因为它们是历史的，是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指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9〕可见， 人文学科无非是观念化、理论化了的历史而已。
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历史的态度，我们既不能理解人，也不能解决社会发展中的任何问题。正如列宁所说的，“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0〕历史经验是正确地、科学地完成当前现实任务的必要条件。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特定的状况仅仅只能从它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中来解释。没有历史思维，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人类社会生活现象的历史性认识，也就不能懂得它的现实意义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由于人文学科内容的历史性，从结构的意义看，全部人文学科都是建立在世代人们积累的知识上的。如果抽去了历史的内容，人们将发现人文学科会变得空空如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同意克罗齐的说法：“每个判断都是历史的判断，或简言之，就是历史。”“历史的判断不是知识的一种，而是知识本身；历史的判断是完全铺满和穷尽知识领域的形态，而再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占此领域。”〔11〕一方面，我们的“新发现”往往是在前人已达到的水平上向前迈半步，或者说是靠着千百年人们积累的知识为梯子才能处在现在的高度，一旦把这个梯子抽掉，我们将必然退回“未开化的”状态；另一方面，我们在人文学科中，仍须大量地进行“老生常谈”，无论是我们读《论语》、《道德经》、《红楼梦》，还是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陀斯妥也夫斯基，目的都是为了充实我们现实的自我。当一位教师讲“哲学原理”或“文学理论”时，如果他能自由驰骋于历史宝库中，旁征博引，借古喻今，就能把课讲得内容充实，生动活泼；如果教育只枚举几条干瘪的原则（且不说这些原则也是来自历史并由历史支撑着），那么这堂课将味同嚼腊，毫无生气。在人文学科的领域里，如果要求一个人绝对不讲任何已有的观念，只谈自己“全新的”发现，他将无法开口。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就是哲学史，文学就是文学史，政治学就是政治思想史……
再次，人文学科不仅内容是历史的，形式上亦是如此。语言是人文科学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尽管我们不同意西方某些学者所说的，一切问题都是语言学问题，语言的界限就是人的生存界限。但是，语言与人文科学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语言是从历史中形成的，因此语文并不是中性的工具，在语文中积淀着传统、民族特征和意识形态。譬如，在汉语中，语词多强调家庭的价值和意义，如“贤妻良母”、“尊老爱幼”和“传宗接代”，等等。而“在美国文化中，个人主义的概念形成着”人们理解他们自己及他们“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方式。”〔12〕实际上，意大利哲学家维柯早就发现，语文是人类心知、情感和创造力的表述，其中蕴含着他们的经验，所以在词语中储存着人类历史。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语言，通过语文特征就可以把握某一历史阶段的面貌。〔13〕说县长是“父母官”还是“人民公仆”，这在涵义上是绝对不同的。不同的语词或语句可以指称同一个东西和同一件事，但其涵义是有差异的。在这种意义上，语文不只是哲学、文学和政治理论本身的表现形式，它还是哲学、文学和政治理论。不同的观点、理论和意识形态，不同的时代，都需要不同的语词、概念、范畴和语言组合方式。“文革”时期，到处可听到“打倒”、“批臭”、“血战到底”、“走狗”之类的词汇，而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则不断地重复“市场”、“现代企业”、“股份制”、“期货”这类的术语。另外，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也必须依靠历史的联系。例如，语法就有继承性，即使“新兴的语法形式”，也“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们仍旧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它们是属于历史范畴的。”〔14〕语言的表述手法和风格也是在历史中形成和习得的，无论是隐喻或象征，还是自然主义描写或意识流，都不是人天生就会的，都有一个学习过程。个人文风的特点也是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没有一人生来就是文豪。相对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更需要历史知识的积累。
人文科学还离不开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这些也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思维规律的理论决不象庸人的头脑关于‘逻辑’一词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形式逻辑本身从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激烈争论的场所。”而形象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分歧更为严重。因此，“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15〕显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维形式并不是普遍适用的永恒形式，它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又次，人文科学是研究人和社会的，而研究人性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方法论原则是历史主义原则，即所有社会和人的生活现象都不能理解成没有历史过程，没有它发展的历史条件。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一切人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
显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从哪里开始，我们的理论研究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它的继续发展除了反映历史的进程之外，不会是其他什么东西。研究的逻辑和逻辑方法，并不是一种康德式的超验图式，而是对历史进程的必然性的概括。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资本论》一书所采用的逻辑方法时指出：“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16〕列宁也写道：“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17〕。他们的评论抓住了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统一的实质：不是历史服从于逻辑，而是逻辑服从于历史，为历史的研究服务。因此，写《资本论》决不能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资本论》所论述的每条经济规律都是从历史过程中发现的，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仅经济学研究须依照历史主义原则，事实上，哲学、文学、人类学等连同历史学在内的所有人文学科，都应遵循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各种“理论原理”，无非是逻辑化了的历史内容。现时代的哲学原理、文学理论、史学理论等等，都是由理论统摄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认识：现在的哲学包含着以往前人的认识，现今的文学理论是前人理论的某种修正和重构。谁也不能抛开前人的认识，创造一个与以往认识毫无联系的“全新的”原理。
历史主义原则对人文学科的另一个特殊意义在于，任何理论、原理和学说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们不仅依赖前人的成果，而且也受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空间范围的限制，因此它们都具有有限性和暂时性的特征，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都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与变化而改变自身的内容和形式。历史主义原则是推动人文科学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
因此，最后，所有的人文学科的具体理论和学说，都要汇入历史长河之中去，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汇入历史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理论或学说成为“过时的”，甚至被人们遗忘；有的理论或学说在形式上可能被人遗忘，如失传的典籍，但其精神内容却成为历史长河中的水分子，不仅流淌到现在，而且还将注入未来；有些作品虽然也有其历史特征，但却获得了隽永的历史价值，如《论语》、《道德经》、《红楼梦》、柏拉图的《对话》、莎士比亚的戏剧，等等，这些不朽的典籍不仅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还时时刻刻创造着历史，世世代代的人们可以从中获得精神营养。即使被人遗忘的那些“历史”，不仅在历史上发挥过作用，而且它们肯定会有许多“有效”成份，作为深层的水流，还默默地保存在历史长河之中，滋润着不同民族的精神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们的过去可决定其现在和将来，没有任何一次行动是无效的，或没有反响的。实在的结构基于这种历史性之上，它以一种普遍连带的样式，使整个世界中的相互互动成为可能。”〔18〕谁说孔孟儒学和老庄精神已死？它们仍存在于我们民族之魂的深层结构中。谁说柏拉图和德谟克利特之争已经成为过去？这种争论仍然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激荡。虽然马克思早已离开人世，但他的学说不仅造就了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历史不仅是过去，而且是现在和未来。
说到这里，人们一定会说，不仅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也具有历史性。是的，由于自然科学也属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因而也必然带有人类的历史特征。不过，自然科学内容的历史性与人文科学内容的历史性具有不同的涵义。第一，对外部对象的认识，如对某种物质元素的认识，尽管对其属性和功能我们可以不断地有新的发现，可这更多地是一个固有属性的被发现问题。就是说，在这里，问题更多地是认识的时间性问题，而不是对象的时间性问题。可对人来说，问题就不同了，人性不是抽象的既定性质，而是在时间中生存和发展的东西，它处于永恒的流动之中。而且，人性不仅仅是流动，更是一个不断迈向未来的开放性生成的过程。在这里，不仅认识有一个时间性问题，而且认识对象也有一个时间性问题，因为人本身就是在时间中生成着的存在。第二，人类史与自然史是有区别的。因为人类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对自然的认识，并不影响自然的规律（尽管我们可以创造利用这些规律的条件，用以使自然为人类服务），可人对自身的认识却改变着人性存在的内容和性质，人类的自我认识过程也就是人的生成过程。人类的自我认识每向前迈进一步，人性也就向前迈进了一步。正象恩格斯所指出的，“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19〕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历史”概念，是严格限制在恩格斯所说的人类历史范围内的。因此，我们认为，人文科学，从形式到内容，本质上都是历史科学。
总之，人是一种历史性存在，科学的人学必然是一种历史科学，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20〕一切人文科学都属于历史科学，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但这并不是说人文科学领域中既没有创造也没有发展。历史本身并不是死去了的和凝固了的东西。历史之所以为历史就在于它的生成性。因此，历史并不是象美国学者阿格尼斯·海勒（Agnes Heller）所说的那样，是限制我们创新的“历史牢狱”（the prisonhouse of History）〔21〕，而是一个有待人们不断开发的家园。历史是人类的故乡，也是人类的希望之乡。
注释：
〔1〕〔2〕休谟：《人性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第8、6—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页。
〔6〕《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28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8〕Ernesto Grassi,Vico and Humanism Essays on Vico,Heidegger,and Rhetoric,(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0)P.45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7—108页。
〔10〕《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61页。
〔11〕M.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2页。
〔12〕Markate Daly,Communitarianism A New Public Ethics,(Belmont: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4)P.XIV
〔13〕韩震：《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59页。
〔14〕王振昆等编：《语言学资料选编》上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2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
〔17〕《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140—141页。
〔18〕路易·加迪等：《文化与时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页。
〔21〕Agnes Heller,A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ragments,(Oxford:Blackwell Pubishers,1993)P.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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