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现代化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民主革命论文,时期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围绕着“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提出过形形色色的主张，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探讨是各种思想主张都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但是，自觉意识到中国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之密切关系的应该说始于新文化运动，其高扬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无疑触及到了文化现代化的根本。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思路，并在同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进一步丰富了文化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文化现代化的内涵
所谓文化现代化，指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文化所应实现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一方面它必须反映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的文明成果，及时地作出相应的理论概括；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为推进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提供智力支持与精神保障。文化的现代化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功效，它不仅是现代化过程的结果，同时也是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工具。“文化价值使社会秩序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各种安排合法化。合法化导致赞同社会共意，社会共意赋予现存的或期望的社会条件以价值，因而稳定或促进他们。”[1]
文化现代化应该包括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变革。中国的文化现代化，主要指的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其中，尤其需要变革的主要在经济伦理与政治理念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必须破除“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农抑商”以及视科学技术为“奇巧淫技”等观念，树立重视科学技术、市场竞争与工商业等观念。后者主要包括必须破除专制的思想、作风与态度、以及轻视人民群众、重人治等观念，树立尊重与祟尚人权、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新的政治理念。此外，适应时代与技术发展的需要，必须适时地推动民族文化表现形式的现代化改造。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文化现代化理论的形成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在与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斗争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文化论”为主要标志的文化现代化理论。
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为配合其政治与经济建设，抵制革命，维护其统治，蒋介石开展了以“新生活运动”为核心的文化建设运动。一方面，推行党化教育，限制新闻、出版、言论自由，实行特务政治。另一方面，宣扬“新生活运动是社会建设的基本运动，目的在求中国之现代化”[2]。这场所谓“民族文化与道德复兴的运动”虽然在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其主旨在于通过倡导“四维八德”之类的封建伦理纲常，为统治服务，这无疑是“一股复古的逆流”，“复辟封建礼教的运动”和“提倡忠臣孝子的帝制教育运动”[3]。特别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十几年后，还企图把禁锢人民几千年的封建伦理纲常重新恢复起来，重新确定儒家文化的至尊地位，这“背离了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时代主题”[4]。
同时，中共在苏区开展了以普及教育、移风易俗为核心的苏区文化建设活动。主要内容包括：反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教育与文化专制主义，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使“文化教育社会化政治化实际化劳动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和落后的封建迷信和习俗，改革婚姻制度，广泛解放妇女；以革命的内容与民间形式相结合，创造富于思想性并独具特色的红色歌谣；开展深入持久的防疫卫生运动，改变长期以来的不卫生习惯；禁烟禁赌、清匪肃资、倡俭戒奢等。苏区文化建设运动极大地冲击了地方观念、宗族观念、家庭观念、大男子主义、天命论、宿命论等，在很大程度上使苏区妇女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同时还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文化素质与思想觉悟，使苏区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一次解放和升华。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面更加强调精神因素的作用。1939年，蒋介石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号召全体国人牺牲一切私心、私见、私利、私益，不计个人得失、曲伸、荣辱，甚至生命和自由，专心致志地为国家民族之生存、抗战之胜利而奋斗。这对于树立民族信心、激励民族气节、鼓舞抗战斗志、动员全民族力量渡过抗日难关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国民党又以抗战需要为幌子，极力加强思想统制，严格出版审查制度，强化党化教育，强化军队的政训工作，“使军队党化”，并力图将各种民众团体“党化”，鼓吹“以党治国、以党建国”、“以党管理一切”，鼓吹信仰一个主义和一党专制。[5]抗战中后期，国民党成立了“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并通过了《文化运动纲领》，其文化专制主义企图愈加恶性发展。“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借口“切切实实履行思想领导责任”，要求无论团体或个人，应“切实服从政令军令”、“要完成三民主义的文化建设”，实则是想方设法限制各地抗日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文化运动纲领》则强调：“仁爱即民生哲学的基础，民生哲学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要求“坚定三民主义为救国救世界的主义的信仰”，“确认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与礼义廉耻四维为律定群己关系的共同目标”，还要求“建立三民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及文艺的理论体系”。该纲领使国民党的文化思想理论体系化、党化和法典化了，但是，更复古、倒退、保守和反动了。[6]
抗战初期，中共高举抗战文化的旗帜，一方面深入开展抗战文化宣传活动，广泛发动民众，有力地支持了抗战。另一方面领导了“新启蒙运动”，进一步探讨了文化现代化的理论问题。“新启蒙运动”既继承了以往启蒙运动的事业，又改正或弥补了以往文化运动的毛病和缺陷，是五四以来更广阔、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它指出，新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7]抗战中后期，中共明确反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口号，并系统地阐述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文化现代化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在陕甘宁边区等地认真地进行了教育、新闻、文艺和卫生等方面的文化建设活动；面向广大农民，紧密结合实际，大力发展和改革学校教育，有计划地扫除文盲；全党办报；动员知识分子到基层开展群众性艺术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普及医药卫生，消除边区群众中的迷信思想，发展科学事业等。[8]至此，中共的文化现代化理论初步形成。
三、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文化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主要历史经验
1.必须树立科学的文化观。中共的文化现代化理论“反思了近代以来围绕中国文化发展的几种主张，回应了中国文化出路与建设的大讨论，提出了切关中国文化发展本质特性的最科学、最合理、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学说”。“正确处理了文化整体性与可分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国情与世情的关系，因而得出了关于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最科学、最有价值的结论，是近百年来关于中国文化回应西方文化的最重要的成果”[9]。
在与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共形成了在哲学基础、指导思想、目标、主体、任务等方面截然不同的科学的文化观。国民党的哲学观是“唯心主义”的，比较夸大文化、精神等因素的作用，但是在文化建设的主体方面又信奉英雄史观，偏重发展精英文化，而不是着眼于通过提高大众的普遍文化素质来发动民众，来变革文化、创新文化。相对应的是，其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这无疑从根本上背离了现代化对中国文化的革新要求。中共信奉唯物史观，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10]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该“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服务的”[11]。由此，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个人与集体、国家、民族之间关系、人民主权与民主思想、阶级、革命与民主制度的社会结构变革思想，以及科学思维、实事求是、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等人格思想，得到了全面的倡导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得以重构，新的文化观得以建立，即坚持从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及系统关系的角度来审视文化的变革，以现代化的需要作为改造传统文化的根本标准。
2.服从于经济现代化的根本需要，注重“大众性”、“科学性”建设。文化现代化必须牢牢服从于经济现代化的需要，着力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转变传统的价值观念，培养近代市场意识，塑造全新的道德人格。国民党鼓吹的“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都片面强调了精神因素的作用，而没有真正从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角度来进行文化建设，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不可避免地成为空洞无物的说教。由于时代环境的影响，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文化现代化理论反映经济变革成果与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并不多，但是它提出了“大众化”、“科学化”的纲领性要求，这无疑更吻合经济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大众化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12]。大众化特别注重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同时还要求文化人要真正了解和反映大众的生活、思想、感情和需要，文化实践上、思想感情上要同广大工农民众真正接近，在语言等形式方面也要完全贴近民众。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化融合中人的主体作用，从而成功地找到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主流。
科学性就“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树立科学的思想、观念和方法。科学性要求必须重视提高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大力破除迷信思想与观念，培养科学思维；切实转变观念，树立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科学态度，必须用科学的态度进行分析、辨别，“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
3.以政治民主化建设为核心，注重“民主化”建设。如何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建设，这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核心问题。国民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背离现代化对民主的根本诉求，推行党化文化，顽固地维护一党独裁，坚持文化专制主义。中共则以政治民主化为核心，坚决反对专制独裁，广泛宣传与动员民众，呼吁建立民主的联合的统一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从而牢牢把握住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民主化重构。
民主化即“反建设、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的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化超过了民族化、大众化与科学化的要求，直接凸显对“民主”文化和“民主”精神的追求。尤其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封建主义的遗毒还十分严重，反封建任务还极其艰巨的时候，不能不格外突出“民主”的内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传统，并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范围，赋予它更加的深刻内容。一方面，强调了“大众化”，认为“大众化”是“民主化”深层的具体要求和体现，是对一般“民主化”内涵的补充；另一方面，注意到“大众化”与“民主化”不是一回事，“大众化”难以涵盖诸如主张个性解放，争取思想、言论、结社、集会和出版自由等方面的内容，如果没有真正民主的思想、制度和民主的生活和作风，所谓“大众化”，就很可能无法摆脱“封建化”的命运，还极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掉进“专制化”的陷阱。
4.尊重文化建设的特殊规律，注重“民族化”建设。文化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及特殊的发展规律，现代化是在现有传统文化背景的基础上的现代化。独立与解放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首要前提，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传统文化，弘扬其内在精神，即创造力、同化力、反侵略性、独立根性、经世致用及刚健勇武等精神，主张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尊严，带有中国作风与气派。这就是民族化的根本要求。它既根本区别于“中体西用”论及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的观点，又区别于全盘西化论观点，而是强调在对中国文化没有自卑感的基础上，以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为建设新文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同时“要把现代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联系起来”[13]。
民族化就是必须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应该通过批判地继承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来推进新文化的建设，而不是重新把孔学奉为正宗，使之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居于支配地位。尊重历史，“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14]
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大量吸收外来文化，把它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致力于中国化，创造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联系起来。”“这对于‘全盘西化论’又是一个‘否定’，即所谓‘否定的否定’。然而所谓‘中国化’，并没有回到‘国粹论’，或‘中体西用论’。”[15]它是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背景下的“民族化”，这就使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了彻底的时代性和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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