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的二元分工网络制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装备制造业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6；F4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6)03-0010-11 一、问题提出 装备制造业作为技术密集型的资本品，其创新能力的提升直接决定了一国工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目前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总量规模已经居世界第一，但总体来看，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对外依存度较高，自主品牌缺乏，基础配套能力弱等状况还没有根本转变。因此，剖析中国装备制造业高增长与低创新并存背后的因素，探寻突破路径，对中国装备制造业乃至整个经济的高端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装备制造业是典型的专业供应商行业，企业与需求方之间的默示性知识的积累对企业研发很重要(Pavitt，1984)，因此需要与下游行业联动发展。装备制造业的装配型特性也决定了各环节协同创新、发展的重要性。工程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技术的创新大幅度提高了设备的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使得设备的竞争力越来越体现在系统集成创新，由此设备企业间的竞争演变为其所依托的分工网络间的竞争。McMillan(1990)对比美国和日本汽车产业发现，日本汽车产业所拥有的成本优势，四分之一得益于供应商所形成的分工网络，这提高了生产效率，其网络效应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使得美国汽车市场逐渐被日本汽车所占据。Liang-Chih(2008)对台湾机床行业研究发现，其发展得益于较为完善的当地分工网络及其与国外分工网络的紧密联系，这些分工网络为企业建立了非正式的学习机制。Harryson(2004)研究发现，日本企业在技术创新上保持领先的原因在于，注重建立战略合作的全球网络。因此，他认为创新的过程已经不再局限于“寻求技术诀窍”(know-how)，而是要“寻求合作者”(know-who)。因此，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技术变化加快，企业竞争成功主要取决于获得企业外部专业资源的能力，这要求企业的组织模式从单体转向集体模式，如网络化的全球旗舰模式(Ernst & Kim，2002)。即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的互动发展，导致创新“网络范式”发展，创新从单个企业内部转向企业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和互动。 国内一些学者也基于分工理论，从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视角(文嫮，2006；张保胜，2009)，系统协同视角(樊玉然，2013)，产业集聚视角(李凯、李世杰，2005)等，分析了制约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的因素。但这些研究也与国外相关研究一样，侧重于分析分工对装备制造业的影响，而分工网络却是一个黑匣子，对制约分工网络发展的背后深层因素，及其对装备制造业创新影响机理的分析还不深入。实际上，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本土企业主导的国内分工网络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网络处于分立状况，形成了二元分工网络，造成市场和资源分割，市场竞争机制缺损，制约了企业和产业创新。因此，要剖析中国装备制造业高增长与低创新并存现象，需深入分析其二元分工网络形成及其影响机理，而基于装备制造业复杂的分工网络特性，需要从区域间分工和价值链分工、产业链分工互动视角，深入到体制和政府政策层面进行剖析。 二、中国装备制造业二元分工网络：发展特性与趋势估算 (一)分工网络特性：三维视角 Williamson(1975)提出“中间组织”(intermediate organization)概念，把网络分工视为介于企业内部层级分工和市场分工之间的第三种分工模式。由于多数国家的企业是以产业集群方式参与全球分工(Gereffi，2009)，企业分工主要以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体现；随着国际分工复杂化，全球分工网络成为企业分工的重要组织模式，但从分工纬度来看，多数研究还主要是价值链分工与区域间分工。如Ernst(2001)指出，全球生产网络是一种跨越企业和国家边界的价值链的集中扩散，伴随着一个平行的网络参与者的层级一体化进程。Henderson等(2002)认为，网络结构是由错综复杂的水平的、倾斜的，以及垂直的价值链条构成的多空间、多层级的经济活动；全球生产网络并不仅是企业间的功能性和地域性的联系，还有其他社会性和空间性分布方面的联系。多数研究都忽略了产业链分工，或者把产业链分工等同于价值链分工。 实际上如图1所示，产业链分工是从产业层面体现上下游产业间的分工，价值链分工是从产品层面体现环节间的分工。产业链分工不断细分形成价值链分工，而经济活动中一条价值链会与多条价值链在不同环节上交叉融合，其宏观层面体现的是产业链分工，也即价值链分工依托于产业链分工。产业的区域间分工是基于地区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所形成的，是产业链分工和价值链分工在空间的拓展。区域间分工基础上的区域整合就是产业链分工和价值链分工的延伸。可见，区域间分工和价值链分工、产业链分工是处于互动发展关系。此外，价值链分工从更微观层面体现企业间的分工，但其无法深入分析上游技术和服务支撑，以及下游用户市场份额支撑的机理。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生产工序长，需要上游行业的技术和服务支撑，也需要与下游客户沟通互动，因此，任何一个设备的生产和价值的实现，不可能全部由一个企业完成，也不可能只依托于所在的行业，而要依托其所在的产业链，并受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制约。
图1 区域间分工与产业链分工、价值链分工之间的关系 立足于区域间分工与产业链分工、价值链分工之间互动发展所形成的国内分工网络，能够凝聚技术、市场、资源优势，形成极化效应，并能通过分工网络形成扩散效应和资源共享，有利于实现各环节的创新联动。而区域间分工与产业链分工、价值链分工之间的互促共进，在推动国内分工网络发展的过程中，区域间资本市场融合、人员流动、基础设施和信息共享，有助于培育居于国内价值链高端环节的主导者，增强本土设备企业“走出去”与向发达国家企业逆向发包，获取更多海外高级要素的能力；生产迂回程度提高而增加中间需求，将促进高新技术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升产业基础，有助于吸引大量国外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入，从而直接提升装备制造业高级要素投入能力，同时本土企业也能获得技术溢出效应和学习效应而提升高级要素供给能力。因此，国内分工网络的发展，能为本土设备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网络支撑，使得本土企业与国外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演变为网络对网络的竞争与合作，从而提升本土企业“走出去”能力及在国际贸易和国际代工中的地位，并吸引高端外资进来，整体上提升本土设备企业整合、利用全球资源的能力，由此能促进国内分工网络与国际分工网络的竞争、对接，进而融合互动发展，能为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全球资源和市场，提高企业和产业创新能力和动力。 (二)二元分工网络发展特性 新中国成立后的自成体系的产业布局，阻碍了装备制造业的区域间分工和交换发展，以及产业上下游联动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行政性分权之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进一步割裂了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同时，国有设备企业比重比较大，设备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现象严重，企业外包率低，形成了自我服务的生产模式，价值链分工发展滞后。这些严重制约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国内分工网络的发展，直接表现为区域间贸易水平低。随着设备、技术引进及与跨国公司合资、技术溢出等，中国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21世纪以来，由于发达国家国内设备市场需求趋于饱和，而中国市场潜在规模大，大量跨国设备企业加快了以进出口、FDI方式往中国延伸国际分工网络。借此机会，大量中国设备企业通过进口、出口或为在华外资企业配套等方式，进入了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网络。 国际分工网络是相对于国内分工网络而言，发达国家企业在完善的国内分工网络基础上发展国际分工网络，两个网络的对接、融合程度比较高，形成了全球分工网络。当发达国家企业主导的国际分工网络以进出口、FDI方式往中国延伸，由于中国装备制造业分工网络还处于发展的初期，不管是规模还是技术水平，都无法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网络竞争，导致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网络控制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关键环节，中国国内分工网络很难与其对接、融合。而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双重”网络并存，意味着企业有两种选择，如果企业选择偏好导致一个分工网络地位和比重下降，另一个分工网络地位和比重上升，使得两个网络之间出现分割和分立的趋势，就会形成二元结构。在国内分工网络发展滞后情况下，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网络以其市场和技术优势，吸引了大量本土设备企业和零部件供应商以出口、为在华外资企业配套等方式进入。但这些本土企业主要处于国际分工网络低端环节，且跨国公司为了强化自己主导的全球分工网络优势，会通过战略隔绝机制避免关键知识向分工网络外的本土企业扩散(王益民等，2007)；虽然大量本土设备企业的关键零部件依靠进口或中外合资企业，但这是一种“技术模块植入”形式，这些关键技术还是由跨国公司控制，很难在本土企业主导的国内分工网络内溢出、传递，其实际上是在国内分工网络之外循环发展。由此，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网络在中国的延伸发展，对中国装备制造业国内分工网络的发展造成了市场窃取效应和资源挤出效应，两个分工网络之间的产业关联与分工协作纽带进一步分离，从而形成了二元分工网络。 所谓二元分工网络，是指本土企业主导的基于国内市场分工的网络，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基于国际市场分工的网络处于相对分立状态，网络间的对接、融合程度比较低。如表1所示，国内分工网络与国际分工网络的分工模式、开放性和链条长度不同，造成两个分工网络的竞争基础和实力差距悬殊，并使得两个分工网络的市场和资源分割。如中国机床行业，全球领头企业如山崎马扎克、德马吉、森精机等跨国公司以进口和FDI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其主导的国际分工网络与中国本土机床企业主导的国内分工网络，基本处于分立状况。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网络的高级供应商分布全球，包括在华外资配套企业，本土配套企业主要提供非核心零部件；本土企业主导的国内分工网络的各级供应商主要为本土配套企业，核心零部件很难从跨国公司在华外资配套企业那获得，只能依赖进口，极少数企业通过与其他外资企业合资合作来获得关键零部件，但本土企业没有掌握关键技术。
(三)二元分工网络发展趋势测算：基于企业参与国内与国际分工网络趋势 随着国际分工深化，生产跨国分割，国际分工主要以同一产品不同工序的空间布局跨国配置为基础，其本质是不同国家企业间外包与承接外包过程。因此，国际分工程度基本以国家间的中间投入品贸易联系来体现(Balassa，2013；唐海燕、张会清，2009；王玉燕等，2014)，其中Hummels等(2001)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指数被广泛使用。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网络与国内分工网络程度，体现的也是企业间的外包与承接外包程度，只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本文借鉴垂直专业化指数法，通过比较分析某地区装备制造业企业承接国内其他地区与国外企业发包(省外输出与出口)，或向国内其他地区与国外企业发包(省外输入与进口)，来测算其参与国际分工网络与国内分工网络程度，进而考察二元分工网络发展趋势。实际上，在华外资企业的发包与承接外包活动多数是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网络内，但受数据限制，本文假定这部分的分工在国内分工网络内，这将使得本土企业主导的国内分工网络发展程度估算值实际上偏高。 据投入产出表，i地区装备制造业中间投入额
分别表示i地区装备制造业的总产出额、出口的中间投入额、输出到省外的中间投入额。中间投入额中来自本地区供给为
，来自省外输入为
，来自国外进口为
。K=1，2，3，4，5，分别为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用中间投入中来自省外比本地区自给的值来衡量i地区企业参与区域间分工网络的程度：
用中间投入中来自国外比本地区自给的值来衡量i地区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网络的程度：
衡量i地区企业参与国内分工网络相对于参与国际分工网络的程度，分别用中间投入中来自省外比来自国外的值，和i地区生产的中间投入品中输出到省外比出口到国外的值来表示：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局30个省市1987年、1997年、2002年、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结果见表2：(1)从OE指标来看，16个省市呈现下降趋势，只有3个省市略有上升但其中2个省市该指标已经小于1。从IM指标来看，13个省市呈现下降趋势，3个省市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3个省市呈现上升趋势。总体来看，出现了设备企业更偏好参与国际分工网络而不是国内分工网络的趋势，而且东部地区该趋势更明显。(2)从IS指标来看，16个省市呈现下降趋势，只有5个省市呈现上升趋势；剩下的6个省市中除了云南省呈现波浪式上升，其他5个省市该指标处于波动状态，但基本没太大变化，且到2007年4个省市该指标都小于1。总体来看，东部地区该指标小于中西部地区。可见，由于各个地区装备制造业增加了自给的程度，参与国内区域间分工网络的趋势下降明显。(3)从MS指标来看，10个省市呈现上升趋势，5个省市呈现下降趋势，3个省市先降后升；3个省市先升后降，但2007年该指标还是明显大于1997年。总体来看，中国装备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网络的相对偏好增强，东部地区这种趋势更明显。 综合来看，中国装备制造业国内分工网络发展程度下降，参与国际分工网络的偏好增强，总体上出现了更偏好参与国际分工网络的趋势，这些在东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由于国内分工网络与国际分工网络的分立状况，企业偏好国际分工网络的趋势，使得中国装备制造业国内分工网络与国际分工网络之间分离和分割的局面日益加深，二元分工网络逐渐深化。 本文数据只取至2007年，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中国政府4万亿投资，整个市场对设备的需求迅速扩张，2008-2012年中国装备制造业销售额增长了43.47%。但由于国内中小型配套企业的配套能力无法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很多整机型企业又增加了内部供给能力；同时，市场需求增长使得一些原本专注于零部件生产的企业延伸产品线进入整机生产；还有企业因扩大产能而带来外购设备和零部件增多，也乘机进入更多环节提升企业内部自给能力①，这使得零部件和生产性服务业务外包比率下降，产业规模扩大并没有带来国内分工网络相应发展。此外，随着整个市场需求增长，下游企业在扩大产能中增加设备采购，但多数前期进口设备的下游企业继续选择进口设备，这也会带来对中国中间品出口需求增多；而且，即使一些下游企业选择购买国产设备，往往要求关键零部件需要从国外进口，造成国内市场需求的上升提高了对国际分工网络的依赖。据统计，2008-2012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额增长了46.68%和50.14%，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额增长了43.32%和48.16%②。这些增长率基本大于同期中国装备制造业销售额增长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2008年后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网络的程度有所提升，增强了二元化结构。
三、中国装备制造业二元分工网络形成机理及其对创新制约 国内分工网络发展滞后是造成其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网络对接、融合程度低，以及本土设备企业偏好参与国际分工网络，形成二元分工网络的直接原因。但其背后更深层的因素是，体制和政策因素割裂了区域间分工与产业链分工、价值链分工之间的互动发展，造成国内分工网络发展滞后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二元分工网络的深化。这造成本土企业主导的国内分工网络和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网络的市场和资源分割，则越多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网络，其对国内分工网络的市场窃取效应和资源挤出效应越强，对国内分工网络发展的抑制效应越明显；同时，处于不同区域或价值链和产业链不同环节的本土企业参与两个分立的分工网络，也会进一步割裂区域间分工与产业链分工、价值链分工之间的互动发展，从而弱化本土企业创新的网络支撑。 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各区域优势来看，东北地区由于与前苏联的地缘关系，建国以来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制造和技术基地；作为中国资源能源基地，西北地区对高耗能的装备制造业而言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承接了国际转移过来的日用消费品和电子消费品行业，这些基于出口导向型的下游行业的快速发展，派生了对装备制造业的大量需求。但是，由于东部出口导向型企业需要满足发达国家发包商提出的质量要求和各种标准，因而对设备质量和技术的要求比较高，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基础比较低，无法满足这些出口导向型企业的需求。由此，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下游出口企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逻辑地带动东北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而是大量引进国外设备，对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带来了需求转移效应，抑制了其发展；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推出了各项优惠政策和扶持政策，大量引进外资企业，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而由于这种资源配置是基于政府政策而不是地区比较优势，原本基础比较薄弱的东部地区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依赖国外进口，产业链和价值链短，因此，东部地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并没有拉动上游高新技术和服务业的关联发展，也没有促进区域间分工网络发展，这不但造成东北装备制造业基地衰退，还使得中国资源能源基地西北地区无法以资源优势来参与国内分工。2000年以来，随着国际设备市场需求日趋饱和，大量跨国设备企业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为中国设备企业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机会，也促使地方政府利用来自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而放弃了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陆铭、陈钊，2009)。对装备制造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参与国际分工网络比参与发达地区主导的国内分工网络的机会更多。尤其在出口成为装备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情况下，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网络的预期收益要大于参与国内分工网络。由此，正如表2所示，各地区更热衷于参与国际分工网络而不是建立区域间的分工联系。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国内市场分割，大国市场优势无法得到发挥，并容易出现潮涌现象，使得装备制造业产能过剩从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延伸，造成各地方资源分散，还限制了发达地区的装备制造业升级空间，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地区间产业关联效应，不利于企业和产业创新。 区域间分工网络发展的受限，不但无法为产业链分工和价值链分工提供资源和市场规模支撑，还容易激发地方政府为发展当地装备制造业而给予扶持的动力，从而在资源配置上形成了一系列针对非国有企业的歧视性政策。政府自身利益的存在是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形成的动机(赵奇伟，2009)，装备制造业作为战略性行业，具有高投入、高产业关联度、强吸纳就业能力特性，对GDP增长有很强带动效应，因此，不但地方政府有动力给予当地设备龙头企业各种扶持，中央政府也会对设备央企给予补贴，或依托重大项目和重点行业技术改造等，加大相关领域的研发投入，以期在关键和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任曙明、张静，2013)。由于地方龙头设备企业多为国有企业，占据资源优势，其主导的价值链结构性比较强，促进价值链分工的动力本来就比较小。当政府为扶持龙头设备企业以增强其竞争力，政策性倾斜会由于价值链分工不足而使得资源更进一步集中在龙头设备企业的体系内，致使创新的资源和动力无法通过分工网络进一步传导、扩散，使得网络的结构性更趋紧密，大量企业被龙头国有企业主导的价值链边缘化，创新的风险和成本增大，只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网络获得国际代工机会来谋发展。而龙头国有企业虽然技术水平提升但内生性创新不足，政府的扶持保护甚至进一步弱化其创新动力。由此，造成整个行业的创新更多地体现为容易为市场接受的技术效率提高，而非不确定性较强的创造性破坏与技术进步，从而也造成对上游高新技术和服务业的需求小，弱化了产业链关联发展和区域间关联发展效应。 从产业链分工来看，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率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下游行业大量进口国外高端设备，高端设备“需求外溢”造成本土设备企业无法获得下游高端需求的反馈与互动，本土企业被制约于中低端设备制造，抑制了产业链分工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一些装备制造业产业链中的某一行业处于垄断地位，其为延伸垄断势力实施产业链纵向控制，形成了行业分割和自我服务的产业链模式。这使得上游高新技术和服务业缺乏需求推力，也使得其他企业无法通过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发展而获得创新所需要的技术支撑或市场支撑，只能集中于一些细分市场进行激烈竞争，或进入国际分工网络，从事低端环节的代工。如一些装备制造业的总设计单位资质被限定为央企或其下属国有设计院，在目前全球装备制造业以产品为中心向服务为导向转型背景下，这些央企为了垄断成套和总承包市场，实施产业链纵向控制，使得其下游配套企业利润空间被压榨，竞争对手市场空间被限制，创新能力下降；同时致使大多数企业无法从事成套和总承包业务，无法从以产品为中心向服务为导向转型，产业链延伸受阻。但集中了优势资源的国有企业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为了与跨国公司竞争，往往也只能从国际分工网络引进关键零部件与关键技术。这造成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资源分散与被动嵌入国际分工网络。 区域间分工和产业链分工、价值链分工发展的受阻，制约了国内分工网络的发展，使其与国际分工网络差距拉大，推动了二元分工网络发展。这在隔离国内分工网络与国际分工网络之间竞争、融合的同时，也进一步割裂了区域间分工与产业链分工、价值链分工之间的互动发展。市场和资源被分割，为一些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温室性”的环境，致使整个装备制造业创新的竞争机制缺损。不同地区或不同价值链环节或不同产业链环节的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不同，市场缺乏公平竞争机制；一些国有设备企业虽然竞争力弱，但政府基于经济和社会目标，以及维护地区经济形象，给予的扶持使其也能获得生存空间，市场缺乏退出机制；为抢先进入价值链和产业链高端环节，各地方政府加大扶持力度，降低了市场进入壁垒，引发过度进入和市场无序竞争。尤其是2009年以来随着中国各项支持性政策措施的陆续出台，以及产业升级压力增大，各地区的投资重点倾斜向高端装备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要装备的研发和制造，结果造成风电设备、经济型数控机床、大型盾构机、大型水压机等装备制造业过度投资的潮涌现象，使得装备制造业产能过剩从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蔓延，不但强化了区域间的竞争，破坏了区域间分工合作的基础，影响产业链和价值链发展，还使得设备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严重削弱了企业创新的能力和动力。此外，近年来，基于国家外交和国家援助项目而承揽的国外订单与国外项目快速增多，但这些项目设备提供和设计主要由央企和大型国有企业来承担，这保护了国有企业的海外市场，为其在国内市场竞争又提供了保护基础，由此不但挤压了其他设备企业的市场空间，使得其只能在狭小的市场空间内激烈竞争，引发了诸多低层次、甚至非商业道德的恶性竞争；同时还造成设备企业间竞争不公平，获得市场保护的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在过于激烈竞争市场内的企业创新能力不足。 综上所述，地区间的竞争隔断了区域间分工协作的纽带，也弱化了产业链分工和价值链分工的资源和市场规模支撑；地区间的竞争和中央政府的政策扶持所提供的各种资源和市场保护，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一些环节集中，增强了价值链结构性和产业链自我服务模式。这些在隔断区域间分工与产业链分工、价值链分工互动发展的过程中，制约了国内分工网络发展，加深其与国际分工网络分离和分割的局面，推进二元分工网络深化发展。由此造成市场和资源分割，进一步抑制了区域间分工与产业链分工、价值链分工互动发展，使得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的竞争机制缺损。 四、突破二元分工网络创新制约的对策 可见，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当务之急需要打破二元分工网络结构，实现国内分工网络与国际分工网络对接、竞争。其重要突破口是，推动区域间分工与价值链分工、产业链分工互动。 (1)推进“主辅分离”改革，打破产业链和价值链自我服务的发展模式。打破自我服务发展模式，剥离副业集中资源于主业，尤其是剥离并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延长产业链和价值链，为更多设备企业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带动产业链关联发展，是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分工发展的关键。为此，政府需要出台优惠政策和激励政策，弥补生产性服务业独立发展所增加的税负和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而增加的成本；除了创造良好的市场交易环境，降低交易成本，还应该降低生产性服务业进入壁垒，引入竞争机制，以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机会来吸引企业分立出生产性服务业务。 (2)调整政府扶持模式，形成产业链分工协作的外部激励机制。国有企业产权优势和政府政策补贴、专项项目等扶持措施，是中国装备制造业价值链结构性强和产业链纵向控制的主要诱因之一。因此，政府需要处理好“点与面”关系，即一方面，政府应减少对企业的直接补贴，改革重大项目和专项扶持模式，着力于建设开放的共性技术研发服务平台，集中攻克基础零部件技术难题；推动产学研联合，集聚各种资源共同攻克关键和核心技术难题，实现“极化效应”和“点”突破；另一方面，要出台有效措施，促使集中资源攻克后的创新效应能通过各种机制传递到更多企业，形成极化后的“扩散效应”和“面”推进，促进分工网络完善发展与市场竞争良性发展。 (3)推动企业间跨区域并购重组，促进基于国内价值延伸发展的区域间分工协作。区域间竞争所导致的市场和资源分割是一种“囚徒困境”(陆铭、陈钊，2009)，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约束政府直接干预行为，通过税属地改革和中央财政转移等，激励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落后地区参与分工。要引导企业间跨地区并购重组，通过企业资源重组来“倒逼”区域间分工协作，构建以本土设备企业为主导和立足国内市场的国内价值链，并激励主导企业根据各地区比较优势，将价值链不同环节往不同地区集聚，推动产业转移，实现发达地区往价值链高端攀升，为更多落后地区参与价值链提供机会。此外，也需引导中小配套企业间并购重组，增强其参与分工的能力。 (4)联合内部改革和外部竞争压力，着力完善竞争机制。为保障以上各措施实施，还需要做好如下工作：一是调整“战略性行业”发展模式为“战略性环节”，将扶持目标从行业或企业转向环节，扶持对象从整机企业往基础零部件和关键配套企业转移，培育不同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基础；二是推进国有企业体制改革，鼓励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并购、合作，形成有效的市场进入、退出机制；三是借助《反垄断法》打破产业链和价值链垄断，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四是鼓励设备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国外高端环节，借国际竞争压力，促竞争机制形成，增强与国际分工网络竞争融合的实力。 ①如三一重工因扩大产能过程中每年机床外购额达几亿元，因而于2009年建立三一精机有限公司，专门生产机床。 ②本文的行业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进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司国际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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