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刘 程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35)
[关键词] 市场化；政府角色；市场孵化；国际经验；中国模式
[摘 要] 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市场化转型离不开政府力量，商业资产阶级只有与适当的政府干预组合才能发展壮大，并推动市场发展和走向成熟；同样，从“茉莉花革命”“华盛顿共识”到“休克疗法”的失败教训则表明，不结合本国国情，机械地移植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做法必然给国家经济造成难以挽回的创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过渡阶段，并成功转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与政府把市场作为“公共品”进行长期有效的孵化工作分不开。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表明，“社会稳定、政府干预、渐进转型”是孵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
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通过价格机制调节供给与需求、创造就业机会、提升货币流通力，而国际贸易使各国的要素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高效利用，国际贸易促进全球统一市场形成，并推动产业链的国际分工与合作，这种“有机”协作将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推动全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然而，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地区)的市场从来都不是自发产生的，换句话说，市场是需要孵化才能形成的，有效市场和政府干预两者是分不开的，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应该明确其行为边界，少干预市场，但也要在适当的时候发挥作用，实现“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效合作，产生协同效应。一般来说，市场的形成会经历形成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而处于形成期和成长期的市场应该发挥政府的孵化作用。
虽然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在当今教育普及化、大众化的形势下难以普遍落实，但并不意味着各学校没有实践过这种适合学生特点的教学方式。笔者通过参与学校几年的自考本科教育辅导，在教学实践中逐步探索、设计出基于学生个性化学习需要的“课前检测、课中应用、课后推荐”混合式教学模式。
一、规范有序的市场是政府孵化的产物
英国、美国、日本、中国、德国等国家工业化转型经验表明，市场经济经历“从无到有”和“从有到优”两个阶段。众所周知，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价格形成机制，市场难以形成。中国改革开放推动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实现了市场经济“从无到有”，并解决了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而推动市场“从有到优”就是要解决市场运行的“质量”问题。这两种前提下产生的市场都需要加以孵化和培育。
(一)市场不是自发产生的，市场“从无到有”的过程，体现了国家意志下的孵化过程
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计划和控制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造成一定扭曲。由于缺乏可参照的市场转型经验，国家意志下的市场“从无到有”的孵化过程容易造成“人为扭曲”(或称“外生扭曲”)，需要配合科学和有效的政治体制才有可能成功。前苏联和我国均经历过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时期是政府定价，缺乏价格形成机制，这个时期可以说没有市场。前苏联和我国都是从计划经济转型，结果却大为不同。俄罗斯采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休克疗法”，并以失败而告终。中国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转型方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
(二)市场不是自我完善的，“自由放任”的市场容易造成市场扭曲，规范有序的市场也是国家意志孵化的产物
市场建立之后，有一个从新生到成熟的过程，这个是可以解释的。西方经济学对自由市场导致帕累托最优和竞争性均衡的理想经济结果，是基于完备市场、完全信息、价格接受行为、无外部性、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市场结构)的非凸性等在现实中难以满足的条件和假设。当以上条件有一个或一部分不被满足时，市场就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相反，则容易引发市场失灵和缺失、贫困陷阱、投机泡沫、混沌无序、金融危机、劣质产品、商业欺诈、失业等市场扭曲现象。因此，规范有序的市场是一种昂贵的“公共品”，需要政府予以孵化。
(三)市场本身具有“公共品”属性，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能形成并有效运转
市场经济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欠发达的。然而，与以上“人为扭曲”或称“外生扭曲”不同的是，欠发达的市场总会存在一些难以规避的固有缺陷，而且当这种缺陷被补足或者去除之后，并不能使这种欠发达市场经济迅速恢复健康，笔者称该种扭曲为“内生扭曲”。防止市场经济导致“内生扭曲”，需要满足以下三类缺一不可的基本条件：一是专业的劳动分工。市场经济的形成需要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要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必须建立起区域的统一市场，并在区域间或区域内形成有效的劳动分工体系和促进产品交换的定价机制。二是完善的基础设施。市场经济的形成需要基建、装备、网络、专业服务配套等基础设施。其中包括政府提供的机场、铁路、航道码头、公路等，也包括卡车、吊车、火车等装备，同时还有互联网平台、数据处理中心、通讯网络等资源和处理金融、会计、保险、法律等专业服务网络。三是成熟的市场准则。市场经济的形成还需要以较为健全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作为保障，例如公司法、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等。除了正式制度之外，还需要非正式制度的辅助，例如形成崇尚和敬畏法律的文化、道德和情感[注] [日]大野健一：《通向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和政府的作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4期。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以上三类条件基本具有“公共品”属性，政府在其中需要扮演主导角色。
1）首先根据王家会站1992—2016年最大流量，计算频率并绘制频率曲线，取频率p为10%所对应的流量10.0 m3/s为高水流量。
二、市场化的国际经验和教训
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转型可以范式化，也可以民主化，但绝不可以是“拿来主义”，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和模式。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国家，只有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并从中找出一般发展规律，才能找到适合本国(地区)的出路。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东亚奇迹给全球经济发展和转型提供了成功样本，而“茉莉花革命”“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拉美国家民主转型、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均以失败而告终。
(一)英国的工业转型
突尼斯经济主要依靠鲜花、日用品和磷酸盐的出口，以及旅游业和侨汇。金融危机爆发后，对这几个行业的冲击非常大，失业率很高，尤其是大学生等高学历人群的失业情况严重。根据突尼斯政府公布的数据，2009年突尼斯的经济增长率为3.8%，而失业率高达14%，其中失业人群中有30%是年轻人甚至更高。而官员腐败、通货膨胀、百姓生活艰难、缺乏言论自由等非常严重。这些都成为了“茉莉花革命”的重要推手。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事件导致时任总统本·阿里政权倒台，本·阿里倒台后逃亡沙特。此事件在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也掀起了涟漪效应，多个国家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独裁、贪腐，要求民主，推动政治改革的浪潮风起云涌，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由此拉开了序幕。本·阿里政权倒台后，突尼斯步入国内转型期，美国奥巴马政府除借助公开声明和外交活动外，主要通过对外援助支持突尼斯的国内转型进程，以使此进程朝所谓的“民主”方向发展。“茉莉花革命”之后，突尼斯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失望情绪高涨，至今政界尚未寻找到适合突尼斯的未来发展道路，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注] 李洪峰：《“茉莉花革命”后突尼斯经济状况分析及展望》，《法语学习》(《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17年第1期。 。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普遍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也因此陷入困境。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一致推崇新自由主义来解决“滞胀”问题，产生了显著成效，并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在经济调控中的地位，逐步由理论转向国家意识形态、范式化和政治化，且出现向其他国家“移植”的倾向。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会议主题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这个会议的参加者既有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和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又有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官员以及金融界和企业界的人士，还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面向拉美的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代表。这次会议形成了有名的“华盛顿共识”，即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十条政策主张，其核心思想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财政政策稳定化，其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然而事实正好相反，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经历了三次经济衰退，没有出现所谓的“黄金时代”。第一次是以1994年墨西哥危机为标志，第二次则由1997年亚洲、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引发，第三次是2001年阿根廷危机及其在整个拉美引起的严重衰退。这三次危机标志着“华盛顿共识”的瓦解。
为了孵化一个巨大统一的市场，英国政府在过去数百年间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来鼓励或加强国内羊毛产品的消费和出口，限制外国生产的纺织品进口和它自己殖民地生产的羊毛产品的出口。例如，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亨利七世(1485-1509年)、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等以各种产业政策甚至出台一系列法律来孵化国内和国际羊毛和棉纺织市场。这种重商主义产业政策和传统几乎无间断地延续了四五百年，最终成就了大英帝国的辉煌，而且直接导致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了开辟新的国际市场，伊丽莎白一世还派出贸易特使去见俄罗斯、莫卧儿(今印度)和波斯的教皇与皇帝[注]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7-118页。 。
(二)“东亚奇迹”背后的“东亚模式”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很多学者对其原因进行了多种深入分析。例如，清华大学文一教授认为，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战略、通过“干中学”推动技术进步、有为的重商主义政策创造了市场是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的原因[注]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9-169页。 。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则认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是：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成功推动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转型[注] 林毅夫：《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经验与挑战》，《人民日报》，2018年7月19日。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珺教授通过系统的制度分析得出，40年来我国取得如此高速的发展业绩，除了从后发优势理论和劳动力流动理论得到部分解释外，还需要从体制改革释放的动力上去寻找原因[注] 王珺：《论我国经济改革动力学》，《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依据经济学原理归纳出两类原因：一类为“开放”，开放不仅仅是贸易、资本、技术和思想的流动，开放还改变了激励、市场的边界和生产方式；另一类为“放开”，实际上就是国内改革，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注] 钱颖一：《“开放”与“放开”——经济学视角看中国经济》，《金融市场研究》，2017年第2期。 。
(三)“茉莉花革命”
近代早期的英国受重商主义的渗透，铺天盖地的商品交换行为推动市场化程度不断攀升，其农本经济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高要求和高效率的市场渐渐成为制约原有经济结构并成为引导、重新配置资源要素的“新动力”。在商业力量的渗透下，英国的资源要素配置能力显著增强，投资效率和投资方向逐渐优化，经营效率和经营规模显著改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1760-1830年)其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在这个阶段，产生了商业资产阶级，他们出于为其资本安全寻求庇护和扩张资本的动机，需要政府保护和支持他们的商业行为。而在封建农本经济社会瓦解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王权为代表的民族国家，而世俗民族国家的开支与日俱增，政府出于财力保障目的对商业资产阶级具有内生性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商业资产阶级和政府“一拍即合”[注] 李新宽：《浅析重商主义与英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英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和确立阶段，市场并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实现和谐相处并推动经济发展，二者“互需互补”推动彼此目标的实现。例如，政府看到市场规模的扩大不仅有利于工商业发展，还能促进国力增强；而商业资产阶级在政府干预下其财富迅猛扩张；此外，市场在发展和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仍需要政府力量完善市场秩序，以保障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市场的做强做大。
(四)“华盛顿共识”
近年来，广西通过社会工作岗位购买、项目购买和服务购买的方式，加快推进社会工作实务发展，鼓励广西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积极参与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面向城市社区居民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持续深入的专业服务，满足居民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实现社区治理各方的利益协调，发挥服务协同治理的重要功能，促进社区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
至于之后的“后华盛顿共识”[注] 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于1998年1月7日在赫尔辛基的一次演讲中提出。 ，是在总结拉美和前苏东国家改革失败教训，针对“华盛顿共识”的不足而提出的改进建议，突出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指出发展必须要使经济增长和社会改造并行推进。从之后全球经济的表现看，“后华盛顿共识”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修修补补，本质上与“华盛顿共识”相同，既没有推动世界经济繁荣，也没有缓解贫困，更没有带来环境的改善。说到底，“后华盛顿共识”仅仅是对“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反思”，属于“纸上谈兵”，没有对全球经济产生多大实践影响[注] 余东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经济转型》，《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
二是强化贯彻落实。切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中央打好三大攻坚战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紧密结合浙江民营经济发达的特点，将防范政府性融资风险和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确定为工作着力点，以资金流向为纽带，统筹考虑财政金融监管的方向重点，做到防风险和促发展的有机统一。
(五)“休克疗法”
当然，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也不同于市场经济，越来越多的人称之为“中国模式”或“第三条道路”，也有国外学者把中国道路所取得的成功称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2004年5月，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的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不仅创造了一个适合中国发展的模式，而且提供了观察国际发展、经济学、社会乃至政治领域的全新的视觉。”[注] 转引自秦凤鸣：《“后华盛顿共识”与中国模式》，《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6期。 雷默认为，对于正在探索的其他国家，中国展示的途径是，不仅要发展本国经济，而且可以按照自己独立的方式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在保持国家独立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其中包括三条核心内容：一是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如台湾问题)；二是不断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如巨大的外汇储备)；三是坚定进行改革。
从指标体系运行方式来讲，指标预警是全过程即时监控与评价，指标评价是阶段性的“打分项目”。课堂教学质量预警指标更多聚焦过程性数据，而评价指标更多关注的是阶段性结果。比如，在评价课堂教学效果时，往往是通过师生打分学生是否注意集中、学生是否积极参与、互动反馈是否有效等项目来实现。而在设计课堂教学质量预警指标时，不仅仅需要考虑上述“打分项目”，更多还要考虑课堂数据之间的关联性，比如结合课堂教学设计设定参考阀值，监测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参与程度与内容设计、知识点模块、讲授技巧等教师授课要素的关联度。此类预警结果可作为教师之后改进课堂教学方式、优化课程标准的重要参考。
基于以上论述，与重商主义或重农主义体制不同，市场经济是高标准和高效率的经济体制。一个有效的市场是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劳动力市场、契约、产权、企业、互联网、通讯网、运输网等和谐共生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需要政府根据本国或本地区的现有条件，有效提供各种“公共品”，进而形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因此，市场不会从天而降，也不会自发形成，市场是政府孵化的产物。
“休克疗法”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和现代货币主义，比较适合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在俄罗斯等苏东国家照搬其做法，必然陷入“泥潭”。回顾其做法，起码陷入了两大误区：一是混淆了结果与过程。英美经济是经过百年历史的磨砺，并最终得到检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适合英美等西方国家，这是“结果”；而当时的俄罗斯还处于转轨期,其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市场经济，不是改革已有的市场经济,这是“过程”。二是忽视了政府干预的作用。绝对的、毫无限制的自由市场根本不存在,英国、美国也一样，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实际上只是相对其他经济体制而言。因此，一个国家(地区)不管是正处于市场经济阶段，还是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适当的政府干预均有必要。也有学者总结“休克疗法”的失败教训之后得出了四点启示：第一，“制度移植”等同于照搬照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因地制宜，结合国情；第二，向市场经济过渡需要耐心与时间，否则悲剧就会发生；第三，市场不是万能的，国家对市场关系施加影响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第四，改革是手段而非目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注] 李志学：《“休克疗法”启示录》，《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2期。 。
1.3.1 本研究使用状态焦虑量表（SAI）［32］评估患者的焦虑程度。术前1 d和术后第1天分别评定患者术前和术中（回忆在术中情况）的SAI分值，记为SAI1和SAI2。
三、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封闭的计划经济和扭曲的经济结构逐步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开放的市场经济和不断优化的经济结构，取得了巨大成就。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猛，国力大增，GDP实现年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速，1999年跨入下中等收入国家，并于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注] 林毅夫：《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经验与挑战》，《人民日报》，2018年7月19日。 。此外，我国于2009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DP超过日本；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进出口贸易总量超过美国；2017年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GDP占全球经济比重15%左右(1978年这一比重仅为1.8%)。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帮助7亿多人摘掉了“贫困”帽子，从解决百姓温饱问题，到实现总体小康，在不久的未来，将全面进入小康社会。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凭借四次经济高潮而成为全球经济版图的亮点，其典型代表分别是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四小龙”、80年代的东盟和90年代的中国，其共同特点是经济增长速度表现抢眼。时至今日，人们一旦谈及“东亚奇迹”时，一定还会谈及其背后发挥关键作用的“东亚模式”及其核心要素。有学者将其归纳如下：其一，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必须依赖自身财力而非外债。东亚地区发展表现为“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这种“闭环”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换句话说，高储蓄率(东亚地区一直保持在30%～40%的高水平上)导致高投资，高投资推动经济高增长，高增长又促进高储蓄。其二，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相互交融。主要表现在：政府合理干预有效地防止了市场失灵，政府通过“一篮子”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引导资源要素合理配置，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另外，与近代早期的英国类似，东亚国家的政府主动为企业提供优越的政策环境，如信贷支持、减税降费等政策，企业则积极响应政府政策，有效融入政府引导下的市场活动。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的协作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动力源。其三，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推动投资、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使国际市场的“溢出”和“逆向溢出”效应逐渐显现，开放政策和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推手。其四，政府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升级传统产业到发展高科技信息产业，东亚国家的经济结构不断得到优化。除此之外，为提高国民素质，政府还保持对教育的持续高投入，教育被上升为战略性生产力[注] 高成兴：《“东亚奇迹”并非“神话”，也没有终结——略论“东亚模式”和“东亚奇迹”》，《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5期。 。归根结蒂，“东亚奇迹”的政策根源与政府有效地、但又审慎地加以限定的积极活动相联系，即政府施行“和市场相友善”的政策：一方面,在市场能够有效地发挥功能的领域(如生产领域)，政府应当少干预；另一方面，在不能依靠市场的领域(如保证对人力资本有充分投资、为企业提供竞争性环境、开通国际贸易以及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等方面)，则应做得多一些。超出了这个范围，政府的积极活动只会弊大于利[注] 吴敬琏：《“东亚奇迹”的政策根源和克鲁格曼教授的挑战》，《改革》，1995年第2期。 。
源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成为前苏东国家改革蓝本，西方这股“新自由主义之风”再次伤及无辜。“休克疗法”由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提出，其具体内容可概括为私有化、自由化和稳定化。其中，私有化是指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自由化是指外贸、价格、经济联系等实现自由化；稳定化则指要保持货币和财政稳定，建议实施财政紧缩政策。但从以俄罗斯为典型的苏东转型国家的改革结果来看，“休克疗法”如同开启了的“潘多拉匣子”，一夜之间，物价暴涨、卢布狂跌、日用品极端匮乏，老百姓一下子跌入痛苦生活的万丈深渊。俄罗斯在实施“休克疗法”第一年(即1992年)就出现超级通胀，其通胀率达2510%；存款贬值超过5000亿卢布，国民财富迅速缩水。1990-1995年，俄罗斯工业产量降幅高达50%，其中日用消费品下降55%，70%的食品需要进口，高新技术产品下降90%，而全国经济总量下降高达38%[注] 张树华:《私有化是祸？是福？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
笔者认为，我国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坚持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没有盲目采取“华盛顿共识”倡导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去监管化”和“休克疗法”，也没有引进西方社会所提倡的“民主化、自由化”政治体制改革。虽然雷默教授提出的“北京共识”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还不足以从更深层次上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长期保持社会稳定和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表明，“社会稳定、政府干预、渐进转型”是孵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
(一)社会稳定
社会和政局稳定是一个经济体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转型的前提和保障。从“茉莉花革命”的教训以及后续的政局动荡看，虽然有美国的援助，但突尼斯的“民主转型”至今仍不尽人意，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复苏乏力、产业结构不合理等。
从1860-1976年，近现代的中国曾经先后三次向工业化转型发起进军，但由于社会和政局不稳定均以失败而告终。首先，洋务运动被视为中国第一次向工业化进军的尝试，此时中英两次鸦片战争刚结束。而正是在学习和反省鸦片战争的基础上日本在1868年发起了明治维新，日本因此而国力大增，并于1894年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而在中国，社会动荡加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未能触动地主阶级根本利益，洋务运动无果而终。其次，辛亥革命总结了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彻底推翻了封建统治，推动中国进入现代共和时代，这可看成是中国第二次向工业化进军。辛亥革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随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未成功，国内长期动荡，军阀割据，并直接导致了之后长期的内战；其三，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可视为第三次向工业化进军。这次转型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前几次的教训，认为农业是我国生产力和工业化的“短板”，因此开启了广大农村和农民关注的土地革命，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次经济转型也以失败而告终。
(二)政府干预
不管市场“从无到有”，还是“从有到优”，“统一、安全、可靠、有序”的大市场以及相应的(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工业组织的社会成本非常高，需要政府和市场参与各方付出巨大的协调努力和社会投资。因此，在一种极为根本性的意义上，“自由”市场本身既不“自由”也不“免费”，而是一种昂贵的“公共品”，而且是所有生产交换活动最基本的“公共品”。这一“公共品”的基石便是社会秩序和社会信任[注]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页。 。而社会秩序、社会信任和很多其他条件都需要政府加以适当干预才能建立起来。虽然这会导致新古典主义的强烈反对，但市场成功的关键不是政府任由市场“自由放任”，也不是由政府干预的数量来决定，而是取决于政府干预的质量。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形成早期和发生经济危机时期，政府干预是启动和维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注] [日]大野健一：《通向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和政府的作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4期。 。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工业转型(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东亚奇迹和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经验，以及“华盛顿共识”“茉莉花革命”“休克疗法”等带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了一条真理：只有政府才能充当市场的创造者和孵化者。
(三)渐进转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充分总结了全球工业化转型成功国家的经验和失败国家的教训，并通过渐进改革和有序开放，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都不适合我国市场转型实情，我国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策略，并在探索中及时总结和调整具体措施，这是在不断试验和试错过程中实现的渐进改革和有序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基本经验。为了配合经济体制改革，我国也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一方面根据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结构调整自身的组织结构,以适应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需要;另一方面调整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适应国家政权机关的运作规律[注] 田恒国：《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探索》，《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2期。 。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注]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 这里所使用的“具体制度”，指的就是政治体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刻领会到“闭关锁国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实现了由“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的思想大转变，并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一项长期基本国策。我国对外开放最大的特征就是“有序开放”，既能够充分利用和发挥后发优势，比如说，可以激发后起国家奋力追赶的强烈愿望；也可以在总结发达国家发展实践基础上，增加发展模式的可选择性，少走弯路；还可以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设备与资本，节约研发费用，快速培养本国人才，等[注] 王珺：《论我国经济改革动力学》，《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我国40年来的开放发展，主要进行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三种层次的探索和实践。在空间维度上，我国主要遵从由外向内、由沿海到内地的有序开放；在产业维度上，主要遵从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服务密集型的有序开放。
本法第五条规定，评估专业人员从事评估业务，应当加入评估机构，并且只能在一个评估机构从事业务。这一规定是为了加强评估机构对评估专业人员的管理，如同限制公务员兼职的规定一样，主要考虑评估专业人员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同时强调评估专业人员的专业性，在规定评估机构对评估专业人员的行为负责的同时，要求评估专业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业务。如果某评估专业人员既有土地估价师资格，又有房地产估价师资格，同时又希望从事两个方面的业务，那就应当加入一家综合性评估机构。当然，这一规定也意味着评估专业人员不得在其他评估机构“挂名”，要求评估专业人员实际和名义上都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业务。
四、结论
笔者在总结国内外市场化改革进程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政府需要对市场进行孵化。即使价格机制形成、要素自由流动、国有企业实现了私有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市场经济体制也绝不会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自动生成。政府参与是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发展和成熟的必要条件。国际经验和教训表明，取消政府干预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而无能或无为政府也会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和成熟的阻力。第二，培育市场是国家工业革命的基础。“华盛顿共识”“茉莉花革命”“休克疗法”等均说明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背后是对“看不见的手”的魔力的迷信与误读，新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没有理解这一点：在落后国家创造一个使“看不见的手”能够起作用的市场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即使当年通过贩卖奴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家能力引导以及通过重商主义积累起巨大财富的欧美列强(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美国)仍然花费了数个世纪来培育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巨大的市场和商业分销网络。何况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呢？例如，英国工业革命的“秘密”恰好是建立在英国政府不择手段地进行全球市场开拓的基础上。换句话说，没有世界市场，就没有工业革命[注]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3页。 。这一“秘密”正在成为众多国家市场转型过程应该遵从的“普适性”规律。第三，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逐步形成“中国模式”。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再到“中国模式”的形成，中国经历了从“对外学”到“干中学(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过渡。笔者认为，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经验可凝练为“社会稳定、政府干预、渐进转型”。第四，准确定位政府角色。从市场化的国际经验和教训以及中国实践可以看出，在市场的形成期和成长期特别需要政府发挥应有的作用，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例如在机场、公路、航道码头、铁路、网络设施、网络平台、法律法规等“公共品”方面，政府应积极做好顶层设计和建设工作，做到“不缺位”；而在经营管理、商品价格、供求关系等方面，应该充分交给市场，由市场决定，政府应该少参与或不参与，做到“不越位”。
[收稿日期] 2019-01-09
[作者简介] 刘程，女，吉林吉林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香港城市大学法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 F01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9)03-0057-07
[责任编辑：李文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