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十月革命看法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看法论文,苏联解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7)05-0012-04
一、引言
苏联这幢社会主义大厦在1991年底轰然坍塌了。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如何看待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实践，既关系着他们如何总结自己过去的历史，也关系着他们对现状的认同程度，还关系着他们对俄国未来的定位。开创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正是十月革命，因而，围绕如何评价十月革命，俄国人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争论。从苏联解体到现在，这场争论已经持续了十五年之久。十五年来，俄国人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体现在：首先，从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看，在苏联解体初，全面否定十月革命的观点占压倒性的优势，赞扬的声音则完全被淹没[1]，如今大部分人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冷静地对待十月革命，对十月革命的积极评价的声音重新高涨起来；其次，从参与评价的主体看，在苏联解体初，俄国政府试图利用人们对苏联模式的不满情绪，影响学术界和民间对十月革命的看法，主导和控制社会上否定十月革命的思潮；如今俄罗斯的学术界和民间的看法逐渐摆脱了官方控制，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历史不可割断，传统不容忽视，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环。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关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十月革命看法的著述往往只是局限于官方、学术界和民间三个层面中的某一个层面，而不是把三者综合起来、作为一个互动的整体研究。本文从官方、学术界和民间三个层面及其互动关系的角度来解读俄国人对十月革命评价的变化，希望有助于透视出转轨时期俄罗斯人思想的变化，把握俄国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社会发展的轨迹。
一、俄罗斯政府对十月革命评价的变化
苏联解体既是苏联国家的四分五裂，也是社会制度的更迭，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替代。作为苏联政权的最大继承者俄罗斯政府，在政权初建时期，为了稳固刚刚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十月革命以及由此开始的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给予了全面的否定。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俄国政府禁止普通群众及左翼组织发起的庆祝十月革命的活动。例如，1993年，莫斯科市政府以要求举行游行庆祝十月革命集会的组织中有被俄罗斯司法部勒令禁止活动的政党和社会团体为由，禁止举行纪念活动。[2]同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的当天，当一些怀念十月革命的群众高举红旗，走上街头希望在十月广场举行庆祝集会时，莫斯科政府出动军警驱散了集会人群。[3]
其次，俄政府积极支持否定十月革命的学术活动。1994年11月5日，俄罗斯官方组织召开了一次以“1917年的十月和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实验”为题的“科学—实践会议”。这次会议不是纪念十月革命的学术会议，而是对十月革命、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批判和声讨。在会上，右翼学者叶利钦的军事顾问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总统办公厅主任谢·亚·菲拉托夫和亚·尼·雅科夫列夫等人指责十月革命使俄国脱离了文明的康庄大道，“脱离了普遍的和平发展道路”；左翼学者帕·瓦·沃洛布耶夫等人要求对十月革命持科学和客观态度的呼声，被对十月革命、列宁和苏共的攻击和谩骂声所淹没。[1]否定十月革命一直是俄罗斯官方学者在苏联解体初期坚持的立场。
再次，在俄罗斯境内大规模清除十月革命的“遗迹”。在苏联时期，苏共为了纪念十月革命曾经在境内设立了许多纪念性的建筑物和标志。叶利钦掌权后，极力消除群众对十月革命的记忆，大量纪念十月革命的建筑和标志也被毁。比如，1991年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有改回原名“圣彼得堡”。再如，红场的列宁遗体问题。叶利钦在职时经常提议将列宁遗体从红场搬出改葬他处，而俄罗斯当时的部分政界人士更是希望火化列宁的遗体并关闭其陵墓，只是由于俄罗斯共产党为首的左翼人士强烈反对而没有成功。
然而，随着俄罗斯国内局势的发展，俄国政府逐渐改变了全面否定十月革命的做法，对十月革命采取“无害化”处理。俄政府对十月革命的“无害化”处理主要是因为：第一，比起戈尔巴乔夫时期，俄国衰落的经济并没有出现好转，人民对俄政府的支持程度下降，对俄共的支持率上升。因而，在不涉及对苏联政治评价的前提下，充分地满足了左翼政党和许多民众对“十月革命节”留恋之情。第二，可以进一步淡化民众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情结，弱化社会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纠葛；第三，可以激起不分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普遍的民族自豪感，激发民众一致对外的民族情绪。
1996年起，叶利钦下令将“十月革命节”改为“和睦和解日”，这可谓将“十月革命节”“无害化”的第一步。叶利钦在指出11月7日是“日历中最红的一天，这一天在80年前载入了世界史册”的同时，但依旧表态说“革命带来了灾难和不幸”，“燃起了社会内部冲突，使俄罗斯人在国内战争中互相残杀”，使苏联“长期脱离国际社会，成了其他国家和人民害怕的怪物”。就在2004年的“和睦和解日”过后不久，俄罗斯国家杜马一度通过了由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提交的“《俄联邦劳动法》修正案”。该法案以“意识形态根据已经过时”为由废除了两个“不工作的节日”，即12月12日（苏联时期的“宪法日”）和11月7日。这引起了俄共等左翼政党和许多民众的强烈反对。为了防止社会发生动荡和凝聚民众，俄罗斯国家杜马今年6月份又通过联邦法律，做出了两项规定。第一，将每年的11月4日定为国家节日，取名为“民族团结日”；第二，将每年的11月7日定为“军人荣誉日”，恢复在红场举行阅兵仪式。前者是为了纪念1612年11月4日米宁和波扎尔斯基大公带领俄罗斯民兵击退占领莫斯科的波兰侵略者，恢复了莫斯科大公国的地位；后者则是为了纪念 1941年11月7日斯大林在红场上的阅兵，当时受检阅的红军战士直接开赴前线与入侵的德寇浴血奋战。所以，2005年 11月7日俄罗斯恢复了在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虽然有二战老军人出席，有各种政治色彩的民众参加，但绝不是苏联时期那样的隆重纪念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成了凝聚民心、团结民众，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一次爱国主义活动。俄政府通过“无害化”处理十月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国内的矛盾，对稳定政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体现了俄罗斯当政者的更加成熟。
二、俄罗斯学术界对十月革命评价的变化
由于官方的支持，俄罗斯学术界在苏联解体之初，对十月革命持否定看法的声音远远高于维护十月革命的声音，俄罗斯的学术界明显呈现出了向右一边倒的状况。尽管近些年来，这一局势有所改观，但在十月革命评价问题上右派的声音依旧大大超过左派的声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俄罗斯官方对十月革命的评价走向相适应的。
攻击十月革命的学者主要是右翼学者，如雅科夫列夫、沃尔科戈诺夫、菲拉托夫等。右翼学者的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十月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偶然现象，它的发生没有历史必然性。在右翼学者看来，尽管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异常尖锐，但俄罗斯帝国并不是不可救药。如菲拉托夫认为，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正处于经济和精神的巨大高涨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俄国的社会结构，损伤了人们的社会心理，激发了人们的暴力倾向，最终促成了革命的爆发。[4](P308)右翼学者还认为，十月革命是以列宁为首的一小撮职业革命家，利用当时俄国的混乱局势发动的“政变”。布尔什维克利用社会主义的美好诺言诱惑了大部分不满现状的群众，使他们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极端主义”，认为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是解决俄国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最佳手段。[4](P307)
其次，在十月革命与斯大林模式的关系问题上，右翼学者认为，列宁和斯大林是一脉相承的，列宁是斯大林制度的开创者，而不是他的对立面。布尔什维克从夺取政权的一开始就拒绝与其他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实行联合，选择了一党专政的体制。斯大林与列宁的不同仅仅是采取的专制的方法不同，列宁满足的是在思想上战胜他的对手，而斯大林采取的是从肉体上完全消灭对方。例如，柳·谢缅尼科娃认为，苏维埃的选择导致了血腥的、旷日持久的国内战争，导致了持续几十年的极权主义统治；沃尔科戈诺夫称列宁是“阴谋家”、“暴君”，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欺骗人民，在十月革命后抛弃了革命前的许诺，迅速把苏维埃变成一种装饰，用来掩盖一党军事官僚专政。[1]
最后，十月革命的结果是俄国人的灾难。十月革命“不仅是俄国历史上，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是“20世纪的普加乔夫起义”，是“一场企图通过暴力使千百万人过上幸福生活的漫长的、痛苦的和血腥的实验”。伊·伊林认为，20世纪初俄国的工农业生产均处于上升时期。如果不发生十月革命，俄国会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或者走上社会革命党人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菲拉托夫则提出，十月革命是对俄国社会进行最严重的革命破坏的开始，布尔什维克的实验是“人类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极权主义社会实验”。布尔什维克在其执政期间非但没能解决、反而尖锐化了俄国社会在20世纪所面临的经济、政治、精神及对外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并制造了许多更为复杂的问题。[4](P308)
然而，也有许多左翼学者为十月革命辩护，如沃洛布耶夫、伊·伊·明茨、尤·亚·波利亚科夫等。左翼学者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十月革命不是偶然现象，它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客观的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俄国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人民群众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渴求在政治上的反映，布尔什维克党发动十月革命的做法只是顺应了俄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如沃洛布耶夫指出，十月革命不是偶然的，“不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选择拙劣”，它是俄国各族人民没有找到其他解决20世纪初俄国面临的社会危机的必然结果，是无视人民情绪、企图继续进行战争的自由派和温和的社会党人把布尔什维克直接推上了政权。总之，左派认为，十月革命不是一次“政变”，并不存在右派所说的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它是一场伟大的人民的社会革命，是一场反资产阶级的革命。[4](P309-331)
其次，十月革命与斯大林模式没有根本必然的联系。俄罗斯学者弗·捷·洛吉诺夫指出，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提出建立一党政权体制的问题。“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实质上意味着将政权转到多党的机关手里。当时参加苏维埃的不仅有布尔什维克，还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及无党派人士。所以布尔什维克的一党统治是在一定条件下革命特殊发展的结果”。由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国内敌人和国外武装干涉者的重重包围之中的非常态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改变策略。[4](P156-157)叶·波利马克进一步指出，1921年列宁在政权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改变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采用了改良主义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虽然，后来斯大林的许多作法借鉴了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实践，但他继承的是后来被列宁主义超越的东西。因此，不能把列宁主义同斯大林主义混为一谈，在评价十月革命方式时，应该注意列宁政策的转变。苏联社会主义的悲哀，恰恰是列宁以后的共产党及其领袖们，由于智力低下，将创造性的革命理论变成了类似于宗教的教条主义；是党内的崇高的革命道德被党的上层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的市侩主义代替的结果[4](P321)。
再次，从十月革命的意义上看，它是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对俄国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采取的工、农业现代化建设不仅使俄国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而且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超级大国。例如，Ю.K.普列特尼科夫等人认为十月革命对俄国的社会发展进程造成了巨大影响，“实行了新的公民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了对经济实行国家调控与计划管理的因素”，在社会、科学技术、文化的现代化方面都为寻找代替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消费主义模式做出了英勇尝试。在世界范围，十月革命对本世纪整个世界的历史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促进了亚、非、拉各国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4](P320)。
俄罗斯学者围绕着十月革命的争论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程度之激烈在俄国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但是，仅就论战双方的观点来看，却显得深度不够。右翼学者的观点基本上是对西方国家自由派观点的重复、鹦鹉学舌；左翼学者的观点尽管与苏联时期的按照官方的说法照本宣科有所不同，但是很大程度上也是向西方的重评派取经，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因此，在更深的层面上，这场争论反映出了俄国的学术界在长期的思想禁锢之后所表现出的思想贫乏和学术水平的整体落后。学术的独立与繁荣是民族独立与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的学术独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俄罗斯民族的复兴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俄罗斯民间对十月革命评价的变化
苏联解体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化改革的推进，俄国的市民社会逐渐成熟，民众摆脱了政府的思想灌输，形成自己独立的看法。总的看来，15年来，俄国民众的思想在经过巨大的波动“无意识”后，趋于理性化。民众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苏联剧变不久，大部分民众表现出了一种“无意识”的生活状态：不愿意回忆自己的过去，也不愿意正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更不愿意计划未来。当他们谈起十月革命时， 65%左右的俄国民众对十月革命采取了一种冷漠化处理的方式。他们既不把它与伟大的革命联系在一起，也不认为它造成了俄国人的悲剧，仅仅采取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只有 20%左右的人认为它是伟大的革命，15%左右的人认为它是悲剧性的革命（参见图1）。这种现象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在刚刚经过了社会制度的巨大变迁之后，尤其是对于一个一度思想受到控制严密的民族来说，人们并没有备好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也很难为未来做好打算。因而，对于十月革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大部分俄国人还没有勇气面对它。
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国家给俄国人设计的方案并没有给普通民众带来好处，而是使俄罗斯陷入了重重危机。这主要表现在：苏联时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崩溃，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酗酒、吸毒和卖淫成为社会的痛点，精神病人、流浪儿童和无家可归的人大大增加。据统计，目前不计算酗酒和吸毒者，俄罗斯心理病人总数达400万，流浪儿童达200万～300万，无家可归者也有数百万之多。[6]因而，俄国人开始认识到只有俄国人自己才能拯救自己。要拯救自己，就必须正确认识自己的过去。越来越多的人树立起了面对过去的勇气，对十月革命的看法也呈现出日趋理性化的趋势。他们认为，尽管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给俄国民众带来了许多不幸，但它并非如敌视社会主义的人所宣传的那样一无是处：苏联曾经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在世界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是俄罗斯民族的骄傲；苏联曾经是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社会主义尽管最终造成了绝大部分人的贫困，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过去的社会主义未必比现状不好……因而，对十月革命积极评价的人们越来越多，到20世纪末，认为十月革命是伟大的革命的人数则增加到了40%左右，而持冷漠化处理的观点的人数降到了一半，认为它是悲剧的人数则降到了10%以下。如图1所示。
四、结语
回顾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人对十月革命的看法，人们可以发现一个从极端、不理智到冷静、理性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如下两个特点。
图1 俄国人对十月革命看法的变化
资料来源：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网站，http://bd.english.fom.ru/ report/map/dominant/dominant2001/186-4106/485-4122/1546-4130/ ed014108(2007-06-24)
首先，俄国人对十月革命看法的变化是与俄罗斯社会发展的状况联系在一起的。苏联解体之初，一方面，由于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最终留在俄国人心中的不是美好诺言的实现，而是现实的心酸与苦难：强大的苏联最终分崩离析，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与西方国家无法相比；而且比起苏联的强盛时期也是一落千丈；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为俄罗斯描绘了资本主义的美好图景，无论是官方、学术界还是民众大都相信如果采取了资本主义，服用资本主义的国家开出的治疗俄国“疾病”的药，俄国就会繁荣强盛起来。因此，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现实与资本主义的美好幻境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大部分俄国人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十月革命便成了情理之中的事；而对一些痛恨资本主义的人来说，社会主义也只是过去，未来只是一片的茫然。然而，“休克疗法”实行了一个阶段后，资本主义的现实也并不美好，私有化没有出现经济快速发展、效益迅速提高的景象，相反导致经济急剧衰落、陷入严重危机的境地；俄国民众的生活收入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私有化使90%的平民生活每况愈下，70%的俄罗斯人仅能糊口，四千多万人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7]因而，在许多人心中产生了“怀旧”感，对社会主义与十月革命的积极评价也就越来越多。
其次，政府、学术界和民众的看法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并且民众对政府和学术界的影响日益增加。叶利钦上台后，官方曾经在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政府一方面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宣传否定十月革命的观点，组织召开声讨十月革命的学术会议；另一方面，镇压坚持社会主义、肯定十月革命的左翼政党的活动，限制左翼学者言论的作法，在意识形态领域否定十月革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后来，随着俄罗斯民主化改革的深入，民众的民主意识大大增强，市民社会逐渐成熟，人民逐渐学会按照自己的独立判断处理问题；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由于普选权的实行，民众的认可决定着权力的角逐者的成败，因而政客在竞选口号上必须不断地迎合民众的口味。所以，民众对十月革命评价的变化，在政府对十月革命评价的态度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通过解读俄罗斯对十月革命评价的变化，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都会经过不同阶段。各个阶段的性质可能不同，但政治发展却有连续性，政治文化也有穿透性。所以，对俄罗斯来说，正确地处理好苏联时期的政治遗产对它今后的政治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收稿日期：2007-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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