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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2)04-0008-04
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形成于19世纪，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一种理论反映，它凝 聚了其创始者对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批判认识和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把握。然而作 为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体——20世纪的中国，却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迥然不同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为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和民族所接受，并使之中国化，是中国近代 历史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必然选择。
一、中国化的逻辑前提——理论自身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 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从理论本性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学说， 它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以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为目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 最主要、最根本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之深厚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的实践，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的实践中必然具有不同的形式，只有把马克 思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才能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 义普遍原理解决实践提出的新任务和新问题。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的具体实践 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具体来说包括两方面。
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 展的一般规律，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每一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列宁指出， 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运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 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 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一定历史阶段的历史任务、一定国 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它在发展中的具体形态，只能是具体化了的具体理论。对 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来说，这种理论形态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 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既不同于欧美各国，也不同于俄国。因此，独立地探讨马克思主 义的一般原理如何在中国具体运用，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迫切任务。历史已经证明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的伟大胜利。
二是使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具体的民族形式。恩格斯早就指出 ：“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 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 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 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2]这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 要求。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与其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通过一 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在这个国家扎根并真正发挥自己改造世界的功能。
显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 实践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取得民族形式”，“使之在其每 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取得“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 国气派”。[3]这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 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二、中国化的现实契机——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需要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 程度。”[4]马克思主义正式传入中国一开始面临的并不是单纯的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问题，而是中国“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任务，中国当前实际问题的解决。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危 亡，反抗民族压迫，进行了长期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始终没有间断过对救国救民 真理的探索。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80年间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 和团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但由于农 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传统意识、宗法意识根深蒂固，加之没有民众的根基，其结果 均以失败而告终。
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相适应，曾经出现过各种反映这些斗争并为之服务 的思想理论。其中既有地主阶级开明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改良主义思想，也有资 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提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还有农民阶级提出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 思想。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思想文化的落后，也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十分软弱，因 而中国自身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可以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 运动前，近80年当中，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 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 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制 ”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 。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无力，抵挡不住帝国主义与中国封 建势力的勾结而败下阵来。一次次惨痛的失败和教训，使中国人民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 时，又渴望、追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理论的需求也更加迫切。
正是在中国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 胜利，也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一方面使社会主义从书本 上的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极大地鼓舞了先进的中国人，促进中国的许多先进人物 决心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开辟拯救中国的新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对帝国主义压迫 痛苦的深切感受和痛恨，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 国主义的号召，感到振奋而有意义，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 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急及不独立”，才“可 以和世界革命合流”[5]。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都热衷于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宣传 ，把富国强民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
当然，现实对理论的需求和呼唤是一回事，理论能不能顺应现实的需要，很好地指导 现实，为现实服务则又是一回事。作为在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何以能担当服务和指导 中国现实的重任，从而被中国先进分子所选择和接受?这里需要作点分析。随着中国近 代哲学、思想和文化变革浪潮的不断高涨，传统的封建旧文化的腐朽性日益暴露。而“ 五四”运动以前，先进人物引进的西学虽然同封建文化作了斗争，但“只能上阵打几个 回合，……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6]。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由今言之 ，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7]瞿秋白也分析指 出：东方封建文化已不适应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障碍；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则是 人类文化进步的巨魔，这两种文化都不可取[8]。于是，人们期待并呼唤着能克服这两 种文化弊端又兼有两种文化特质的新文化，“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 ”[9]，这成为近代中国在社会与文化理论需求上的迫切主题。而这种新文化，既要能 反映传统的文化根基，又要超越旧有传统意识、宗法意识的局限，拥有新的思想精神资 料；既要符合中国传统的理想信念，又要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历史需求特征，救中国于 时代的水深火热之中。马克思主义正是顺应历史潮流，在对旧世界的科学批判与分析中 掌握了中国的命运，以其巨大的穿透力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 巨大力量，中国的先进分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李大钊称马克思主义是可以成为组织群 众运动的“宗教的权威”，他预言：“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 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10]陈独秀将马克思主义看作 是新道德的化身，视为能凝聚人心，统一行为的伦理规范。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是作 为不同于中西固有文化的另一种新文化，而被中国先进分子所选择和接受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传播和中国化，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有这样巨大的作用，是因为 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 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 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11]历史表明，马克思主 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特别是科学的历史观和社会革命理论的指导。
三、中国化的文化根据——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
任何外来文化要实现成功的移植，就必须从本土文化中找到其生长点和结合点，而其 前提是：必须与本土文化传统具有某种价值契合性。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并形成于欧洲 工业文明的时代，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但它又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时代发展过程的产 物，在它的体系中容纳了人类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和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某种相容的一个前提条件；另外，人类生存方式的普遍同一性，人类 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决定了在一定的、可比的历史条件下人类思想必然会超 越时代和民族的局限，具有普遍共同性。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虽 然属于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不同质的哲学，但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容或 相通的方面。
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契合点和学理上的一致性，人们可以从各种角 度去寻找。张岱年、程宜山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 。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 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 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12]但是，从服务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主 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内在文化根据，是与中国传统理想的价值契合。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有着相同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社 会理想与人生理想两个方面。就“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言，就追求 人格理想(人生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新人观而言都具有契合之处。传统文化中这些因素 正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通之处，尽管这些因素有空想、主观的成份，但这些思想观 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 思主义的心理基础。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的深层理论契机。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并形成的，是古 代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因此，它与马克思主义相比较，属于一种不同质的文化，并具 有自己民族的形式和特点。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使马 克思主义出现“变形”和“失真”，因此，对于传统文化，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我们今天重构文化所必须遵循的方法原则，也是我们发展 马克思主义所必须加以清理和解决的迫切问题。
四、中国化的中介——俄国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一种在西方文化土壤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学说。从社会经济基础和文 化土壤而言，它与中国社会和文化有很大不同。那么，它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为中国人 民所认同和接受，是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这一中介分不开的。正如李大钊所说：“俄罗斯 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13]其所以如此，乃在于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 传统和现实条件与中国具有相似之处。
首先，俄国的历史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俄国和中国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两 国的近代史也是惊人地相似：一是俄国和中国都因落后而受到西方国家的欺辱，都是在 挨打的痛苦中领略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力量，从而开始寻求出路向西方学习，并由 此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历史；二是两国的资产阶级都未得到充分的发展，都比较软弱，无 力完成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其次，当时中俄两国有着相类似的国内形势：都处于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工人、农 民与资本家、地主的矛盾日益激化，在俄国还有封建沙皇的专制统治与人民群众以及新 兴资产阶级的矛盾，有俄国与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在中国，众多的帝国主义强盗为瓜 分中国而争斗不已，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封建地主的压迫的斗争日趋高 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所有这一切，为人民革命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第三，中俄两国的文化特征也有某些共同之处。重集体主义、注重人自身的内在修养 、精神生活和人际关系等等，这些文化特征正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俄封建专制传统 的共同反映。这些相似性，使得中国人易于认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更 是推动了他们去认真学习和研究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五四 ”运动以后，一批主张革命救国的知识分子从俄国革命看到了中国兴旺的曙光，因而坚 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主张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认定只有坚持暴力革命、 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俄 国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而诞生的，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可见，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以俄国马克思主义为中介的。对此，毛泽东作了很 好的说明：“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 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4]历史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一是，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俄国马 克思主义影响下而诞生的，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 导人绝大部分都到苏联学习过，他们在苏联一方面亲自感受和体会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 的成功，另一方面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三是中国早期译介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大 都是由苏联引进、翻译，而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家如李达、艾思奇等，他们 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内容也受到了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总之，以俄国马克思 主义为中介，使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少走了许多 弯路，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然，在此过程中，俄国文化传统以及俄国马克思主 义中的负面基因，也在中国人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尤其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以俄为 师”的心理定式，使得党内相当一部分人把经过苏联人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奉为正统，在 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并为后来党内出现把马克思主义 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提供了土壤，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进程。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民族的形式，使之中国化，这 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和实践证明，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遵循两个途径：一是要把马克 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正确 的批判和改造，使二者有机结合，更贴近中国的现实和民族的文化心理，并内化为民族 精神的精髓和思维方式。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本民族的指导思想，并能够最 终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也就是说，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根本途径。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两大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 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新征途中，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 它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