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档案学史的分期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启示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新时期档案学已走过20年历程的今天，进一步探讨中国现代档案学史的分期问题，反思各时期各阶段档案学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文拟就此谈点粗浅的意见，以求教正。
一、中国现代档案学史两层分期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史，也拉开了中国现代档案学史的帷幕。关于中国现代档案学史的分期问题，存在多种意见。（注：《回顾与展望——第五期全国档案学研讨班论文选集》，档案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王德俊《中外档案学研究的现状》，《档案干部继续教育电视讲座》，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这些意见，可以说都有各自的道理。然而这些意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单层分段，即在同一层次上，将中国现代档案学史，甚至将全部中国近现代档案学史，平列划分为若干阶段。
笔者认为，由于中国现代档案学已有了接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再坚持单层分段，易使分期显得过于细碎，不易从宏观上把握学术史各阶段间的内在联系和基本发展脉络。因此，建议对中国现代档案学史进行两个层次的分期分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学术文化思潮，包括档案学理论研究所产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出来。因此，在第一层次上，建议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将中国现代档案学史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此前为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创建期，此后为发展期。在两大历史时期之内，再进行第二层次的阶段划分。
二、创建期中国现代档案学史的分段及其启示
从1949年10月到1978年12月，是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创建期。29年余的创建期，经历了一个马鞍型、“之”字型的曲折发展过程。这个时期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
1.初创阶段（1949年10月——1966年5月）。这17 年是创建期中最重要，创造性学术成果最丰富的阶段，是中国现代档案学学术体系初具规模、基本形成的阶段。
初创阶段的学术成就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
（1）以《档案工作》及其前身为代表的档案学术刊物的创办， 通过这些刊物进行的一些重要学术讨论（如关于“文书立卷”问题的讨论，关于“以利用工作为纲”的争论等）的展开，以及《历史档案的整理方法》等一批档案学论著的出版或发表。
（2）60年代初，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集体或教师个人编著的多种档案学教科书的公开出版或内部印行。这些教材，同时又是系统的档案学专著。正是这些教材兼专著，大体构建了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学术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集体编著的《档案学基础》（注：1960年内部印发。）和该系档案学教研室集体编著、陈兆祦主编的《档案管理学》（注：陈兆祦主编《档案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7月第1版。），后者尤其值得特别注意。该书不仅系统论述了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基本理论，而且按照“六个环节”全面阐释了档案管理的原则与方法。笔者认为，可以把该书视为中国现代档案学理论框架基本形成的重要标志。
（3）关于档案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文件与规章制度的颁布。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是1956年4 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二是1959年1 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三是一系列法规规章性文件，包括多种条例、办法和通则等。
初创阶段的学术渊源大体出自三个方面：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所形成的可贵传统和建国后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档案工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这些是初创阶段档案学理论建树的实践基础。
（2）50年代前期对苏联档案学理论的全面学习和引进。 这种学习和引进对新中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发展所起的明显的推动作用是主流，是积极而必要的。但苏联档案学中某些刻板、凝固、僵化的教条主义倾向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这种倾向与1957年以后我国社会生活中逐渐泛滥的“左倾”思潮合流，对档案学的发展更起过某种阻滞与“偏离”作用。对此，不应该也没有必要讳疾忌医。
1959年我国翻译出版荷兰手册（即[荷]缪勒等著《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也是初创阶段向国外学习的重要举措。
（3）对我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的继承和发展。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
其一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1958年翻印中国近代档案学的十三本名著（即通常所谓“十三本旧著”）。这样系统地把前人成果提供给档案工作者，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确实需要“偷食禁果”的勇气，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其二是在档案学某些分支学科，如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研究中，大量吸收了我国古代和近代的相关学术文化成果。又如，殷钟麒60年代初撰写并内部印行的《清代文书工作述要》，便是对中国近代档案学史上档案馆学派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注：黄存勋：《档案馆学派对创建中国近代档案学的贡献及其启示》，《四川档案》1998年第4期。）
初创阶段中国现代档案学最重要的特点和优势是注意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档案学研究的指导。这方面有许多经验，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仍需要认真总结。而这个阶段最突出的问题，则是“左倾”思潮和教条主义时隐时现的干扰。
2、曲折阶段（1966年5月—1976年10月）。“文革”10年，中国现代档案学可以说几无建树。有的只是对档案工作者、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的大摧残、大破坏、大灾难。
然而，有一个问题也应该引起重视，即不能简单地将灾难理解为“空白”。教训是应该认真总结，引以为戒的。唯有如此，灾难方可转化为财富——反面教材。例如，“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整理”、“利用”历史档案，即“反复折腾”的惨痛教训，正是在时时警示我们：整理档案，要充分利用原有基础，保持原有的历史联系，而不要瞎折腾。
3、复苏阶段（1976年10月—1978年12月）。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拨乱反正”，即恢复到“17年”中档案学已经达到的高度，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完整上升螺旋。
有论者把这两年归入档案学发展的新时期，我不赞成。因为这两年的档案学研究，严格讲只是一种回归与复苏，是与“文革”前“17年”档案学的正确方面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真正全新的突破性进展，是不能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档案学的大繁荣和大发展同日而语的。
三、新时期中国档案学史的分段及其启示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快速发展，全面进步的新时期。同时，也促成了中国档案学前所未有的繁荣，开创了中国现代档案学的新时期——发展期。
以1992年举行的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可以把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档案学发展期划分为两个阶段：此前是繁荣阶段（1978年12月—1992年10月），此后是转型阶段（1992年10月起）。转型阶段尚在延续中。
为什么要以党的十四大作为新时期档案学划分阶段的主要标志呢？因为党的十四大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对于档案学的变革与转型，对于档案学在更高层面上的突破与发展，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开始了我国社会结构与社会观念的革命性变革的进程。这一进程对于中国现代档案学理论体系、传统框架的冲击是极其深刻的。
繁荣阶段的中国现代档案学有几个十分突出的特点：
1.研究领域逐步拓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的科技档案工作、企业档案工作与科研文教事业单位的档案工作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县以上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网络迅速得到恢复、健全与发展；城建、音像等各类专门（专业）档案馆逐步建立；在编史修志热的推动下，还出现了一段历史档案开放与编研的高峰期。
与上述情况相适应，创建期涉及较少的科技档案、各类专门档案（以及由此延伸的专业档案）和新型载体档案管理问题的研究，获得了长足进展。档案行政、立法与执法，档案编研与档案用户等诸多问题，党政机关之外的各类企事业单位的档案工作，都得到研究者应有的关注。运用以计算机为中心的现代技术管理档案的问题，逐渐成为受到普遍重视的新热点。
2.研究深度有所突破。档案学研究的一系列基本理论与重大实践问题，例如，档案的起源与定义问题、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及其相关问题、全宗理论及其相关问题、档案价值及其鉴定理论、档案检索理论与方法、立卷方法与程序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提出了一批有深度的新观点（注：黄存勋：《世纪之交：档案学热点管窥》，《贵州档案》1998年第5期。），出现了一批有独到见解的论文和专著。
从中国档案学会三次全国性评奖的获奖论著目录，国家档案局多次科技进步奖获奖目录，国家教委、国家档案局组织编写的大学、中专和档案干部培训统编教材目录，以及《档案工作全书》、《档案学词典》选收档案学书目中可以看到，就总体而言，中国现代档案学的研究水平，已经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
3.开放传统得到发扬。中国档案学从本世纪30年代创建起，便有着善于“拿来”的开放传统。这种为“左倾”思潮和“文革”浩劫所中断的传统，在新时期重又得到发扬光大。
繁荣阶段翻译并出版或发表了一批重要的外国档案学论著，如[美]T· R·谢伦伯格著《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注：档案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档案理事会组织的调研试点成果《〈 文件与档案管理规划〉报告选编》（注：档案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 ）和国际档案理事会工作组彼得·瓦尔纳主编《现代档案与文件管理必读》（注：档案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等。
此外，情报学、图书馆学、管理科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也在档案学界得到广泛引进和借鉴。
4.研究队伍逐渐壮大。这方面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研究队伍成分呈多元化发展态势，许多基层档案工作者加盟，更多的中青年参与，不少相关专业毕业生从事档案管理或档案教育工作，等等。大量的新成员，使学术思想日趋活跃。二是论著数量呈递增态势。当然，大量论著中也难免存在鱼龙混杂，质量参差不齐，甚至低水平重复的问题。
繁荣阶段最突出的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脱节的两种倾向：
倾向之一是某些理论探讨远离实际工作的需要，变成了生搬硬套的新术语的轰炸和抽象概念的推导与演绎。例如，某些引进“三论”和探讨全宗理论的文章，便存在此类问题。忽视对于应用技术与具体工作方法的深入研究，也与此种倾向相联系。此种倾向把某些研究变成了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玄学、清谈与文字游戏，背离了档案学研究的根本目的，降低了档案学的繁荣对档案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倾向之二是某些实际从事档案工作的研究者，囿于对具体工作经验的总结，就事论事，把论文简单地等同于工作报告，不善于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有的人甚至固步自封，拒绝接受新事物，只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而拒不承认正确理论的普遍指导意义。此种倾向，不利于档案学理论水平的提高，使档案学难以应对急剧变革的新时代，这也是要不得的。
进一步促进理论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的相互结合与有机融合，恐怕是解决双向脱节问题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转型阶段中国现代档案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挑战与机遇并存，传统观念受到巨大冲击，变革与发展成为唯一的出路。这个阶段除了继续保持着繁荣阶段的某些特点和尚待解决的问题外，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
1.新问题、新观念层出不穷。世纪之交的中国档案事业，机会多多，难题也不少。经济的市场化与全球化，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已经把推进新世纪档案改革（包括档案行政改革、档案业务工作改革、档案教育改革等诸多方面）的课题提上了日程。诸多新问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例如，还有没有“国家档案全宗”？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如何转变职能，依法治档？档案学会的功能如何调整？档案机构的设置形式与运作方式如何改革？档案信息市场、档案信息网络如何建设？等等。
2.争鸣之风逐渐形成。不同学术观点心平气和地交流、探讨和争论，已逐渐在中国档案学界形成风气。笔者认为，此种争鸣之风，宽容之风，善待与自己持不同意见者之风的形成，是新时期档案学进入转型阶段后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例如，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要不要办文件中心？有没有“口述档案”、“实物档案”？档案概念的外延应该“扩大”还是“缩小”？此类问题的争论，大体上都是充分说理的。笔者认为，只有彻底摒弃那种“大批判”式的“文革”遗风，提倡学术自由，鼓励不同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注：黄存勋：《档案馆学派对创建中国近代档案学的贡献及其启示》，《四川档案》1998年第4期。 ），档案学研究才能在更高层面上实现新的繁荣，才能坦然面对新世纪的挑战。
3.“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知识经济的崛起，信息产业、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上信息的作用日益深广，即社会的信息化和网络时代的来临，势必使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在文件与档案家族中占有日见显赫的地位。文件与档案管理一体化，文献信息管理一体化（即通常所谓图、情、档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各级各类档案信息网络，可能将成为各级各类内部网、局域网、中国网（C网）和国际互联网的子系统。笔者认为， 发展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推动两个“一体化”进程，终将成为当代档案学发展的重要潮流之一。去年，笔者与魏鹏 飞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出构建文件与档案学的设想。（注：黄存勋、魏鹏飞：《构建文件与档案学的设想》，《档案学研究》1998年第1期。）我还进一步认为，建设文献信息学， 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管理学）和档案学这个学科群共同的基础理论学科，也是应该思考的课题。
自1996年9月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北京举行以来， 中国现代档案学与国际档案学界接轨的进程正日渐加快，这是“一体化”进程的又一个方面。
转型阶段中国现代档案学亟待解决的问题中，我认为有两点特别突出：其一是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总体素质和学术水平，难以适应世纪之交日新月异的局面。我个人便对自己在这方面的适应能力有深重的危机感。其二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浮躁、短视、急功近利之风，正对档案学研究的学风产生消极影响。
不过，从总体上看，我还是乐观的。中国现代档案学已经走过的近50年的不平凡的历程告诉我们：中国的档案工作者、档案学研究者，是完全能够毫无愧色地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