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差异研究的四种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种论文,取向论文,差异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3)05-0032-05
当一个新的生命降临时，父母及亲友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男孩还是女孩？”显然，在人们的心目中，性别是了解一个人的重要信息。我们大多数人都具有性别刻板：比如，女孩是漂亮的，男孩是强壮的。通过性别来区分和理解人们的行为方式，这引起了心理学家们极大的兴趣。性别差异真有那么大吗？性别角色是如何塑造和约束人们的行为的？人们为什么会做出与性别有关的选择？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关性与性别的研究在不断增加，不同的研究取向也在互相批判、互相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这里，我们将沿着历史的脚步，一一回顾这些不同的研究取向，在大致展现这一领域研究现状的同时，通过细致的分析和评价，来考虑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和研究性别差异。
一、将性别作为被试变量
在具体探讨这种研究取向之前，首先要区分两个术语：性(sex)和性别(gender)。“Sex”指的是与女性(female)或男性(male)相联系的生物现象，可以称之为生理性别。“Gender”指的是女性(feminine)或男性(masculine)的心理现象，可以称之为心理性别。变性者(transsexuals)是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同时存在的最好证明，他们是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产生了矛盾的个体，在心理上强烈地感觉自己是异性的一员，因此，他们改变生理性别（体形、生殖器等）来适应心理性别。将性别作为被试变量进行研究时，考察的主要是生理性别。这种研究取向实际上是在性别和行为之间寻找联系[1](pp112-113)。
将性别作为被试变量进行研究具有很长的历史。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男女的行为差异源于生理性别的不同，男性和女性的人格差异是由生物因素决定的。这种假设支持了随后的一系列研究，内容涉及颜色偏好、笔迹、儿童的焦虑行为、阅读速度、口吃、推理等。结果也确实在男女之间发现了一些差异，但其中鲜有报告女性优势的。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里，对性别差异的关注相对较少。因为心理学家是要寻找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比如他们会以男大学生为被试，然后将研究结论推广到所有成人，包括女性。如果特别关注性别差异，这样的工作就无法进行下去了[2](p12)。
随着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的兴起，性别差异的研究得以复兴。这一时期，人们主要是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文献分析[3](p135)。元分析（文献数据再分析）技术，使研究者们能综合考察不同研究的结果，心理学家们凭借这一技术，得出了许多更具体更全面的结论。比如，Eagly(1987)指出，所谓男性比女性更具攻击性，只是针对那些产生生理伤害的攻击行为，并不包括产生心理伤害或社会影响的攻击行为；所谓男性比女性更乐于助人，也只是就帮助陌生人的应激情境而言[4](p711)。
无论是早期的实验研究，还是后期的文献研究，以性别作为被试变量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似乎与大多数人的性别刻板都比较符合：女性是人取向(person-oriented)的，比较讨人喜欢；而男性是任务取向(task-oriented)的，具有攻击性。不过，早期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大的变异性，不足以支持人格具有性别差异的假设，这种研究取向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许多研究都忽略了情境会和人格一起影响行为。为研究一种行为而选择的特殊情境，左右了性别差异的程度和方向。例如，许多有关助人行为的研究都发现男性比女性更乐于助人。但是，这类研究设计的多是陌生人需要帮助的应激情境，考察的是直接的帮助形式。所谓直接帮助，就是直接拖以援手，比如帮陌生人换轮胎或劝架。在这类情境中，女性帮助他人的可能性确实会小一些。但在其他情境中，比如非应激情境中（需要帮助的是熟人或亲友），会发现女性比男性更乐于助人。而且，女性更多地以间接的方式助人，比如报警或找人来帮忙。因此，在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以及在什么环境下测量行为，都会影响到能否在这种行为中观察倒性别差异。
第二，一些研究声称男性比女性更加自信。男性通常认为自己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喜欢技能性的工作；而女性往往把自己的成功归于运气、努力等暂时性因素，她们似乎对自己的能力不那么确信。但许多后续研究显示，这类研究所使用的特定任务，才是产生这种所谓的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女性只是在面对男性化的任务（社会公认男性会完成得很出色的任务）才会根据运气来解释，如果换作是女性化的任务，二者在自信上就没什么差异。每个人从小就因为性别不同而经历着不同的任务[5](pp212-214)，由于过去的任务模式以及信念的限制，当前任务的性质必然会影响到对行为表现的期望和解释。许多早期研究并没有将任务性质这个无关变量区分出来，这必然使其结论备受质疑。
第三，将性别作为被试变量来预测和理解人格差异，容易引起生物决定论的假设：既然性别是女性和男性之间的生物差异，那么行为差异必然是由生物因素导致的[6](p294)。事实上，在性别和行为之间寻找联系，并不能说明究竟什么是性别差异的原因。一个人不是女性就是男性，我们不可能通过实验来控制，因此，性别差异的研究只能采用相关设计；相关设计是不能做出因果结论的。此外，社会和他人对待女性和男性的方式是不同的，社会文化教育他们要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所以，除非是在一种完全没有男女之分的文化中进行研究，否则不可能断言某种行为的性别差异仅仅是生物因素的结果。
虽然将性别作为被试变量来进行研究的方法存在许多问题，但对整个研究领域而言，这种研究方法是有很大贡献的。首先，这种研究思路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当代，仍有许多心理学家坚持认为，这种取向是预测和理解人格差异的一个主要方面；其次，许多有关男性和女性行为差异的重要结论，都是在这一时期研究得出的。元分析技术使早期许多人格变量的性别差异研究焕发了新的活力。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率先开启了与性别有关的人格领域的研究，留给后人丰富的文献和数据资料。后期许多更科学、更合理、更有意义的结论，都是在早期研究者的思考、探索和努力的基础上得到的。也正是在对早期研究的批判过程中，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性别作为被试变量的局限性，转而寻找能理解女性和男性行为的核心人格特征，从而为性别的人格研究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二、男性化、女性化和双性化的个体差异
社会化是贯穿于生命始终的过程，通过操作性条件反射和观察学习实现。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文化教育女性以女性化为目标，鼓励男性向着男性化的方向发展。所以，大多数成年男女会表现出与性别相符的行为。人格心理学家总是热衷于识别、测量和描述个体差异，因此，他们试图定义出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并测量出个体拥有这些特质的程度。很明显这是一种新的研究取向，研究者不再以生理性别作为解释和预测人格差异的被试变量，他们认为心理性别才是更为合理的人格变量，男性化特征和女性化特征是一个连续体对立的两端：个体越趋近于其中一端，就越远离另一端。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观点和研究都基于这样三个假设：(1)女性和男性在人格上有本质的差异；(2)性（女性、男性）和人格属性（女性特质、男性特质）的匹配对于心理健康十分重要；(3)男性特质—女性特质是一个单一的维度。
为了进一步明确个体男性化或女性化的程度，研究者们开始尝试构建能区分分性和男性心理属性的量表。态度兴趣分析测验（Attitude Interest Analysis Test，简称AIST）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该量表由910个项目组成，以127分的平均水平来区分性别。量表的项目都是由男性或女性比较显著的特征构成，比如不喜欢比自己聪明的女人、不喜欢跳舞、不喜欢猜谜、不喜欢孤独……都是典型的男性项目；而不喜欢骑自行车、不喜欢给人建议、不喜欢秃顶的男人、不喜欢非常谨慎的人……都是典型的女性项目。依照这种设计思路，大多数男性的测量分数会分布在男性化极端而大多数女性的测量分数会分布在女性化极端。此外，研究者还运用这类量表预测和解释同性恋及女性犯罪。他们认为性别和人格属性应该是匹配的，同性恋和女性犯罪是“性情倒置”的结果，当女性身上有男性特质或男性向上有女性特质时，就会产生这类心理变态[7](pp217-218)。
以AIST为代表的测量工具，为后来的许多研究提供了研究的模型。但它们只能进行简单地证实，不能对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更忽视了那些处于连续体中间范围的分数。心理学家很快提出了双性化(androgynous)这个概念来修正别性理论，他们认为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维度，拥有男性的特征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女性的特征。
这种新的研究思路倾向于将个体区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性别角色型(sex-typed)个体，只具有与性别一致的人格属性（只具有女性特质的女性或只具有男性特质的男性）；第二种是跨性别角色型(cross-sex-typed)个体，只具有异性的人格属性（具有女性特质的男性或具有男性特质的女性）；第三种是双性化个体，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特征；第四种是未分化(undifferentiated)个体，不具备任何一种性别的特征。双性化理论的支持者反对性别应该与人格属性相匹配的说法，他们认为所谓良好的适应性就是具有一定的可塑性：需要男性化行为时就表现出男性行为，需要女性化行为时就表现出女性行为。所以，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特征的双性化个体，才具有最强的适应能力[8](p273)。
双性化理论模型再次激发了人们对于性别角色的研究兴趣。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涌现了大量关于男性化、女性化和双性化的研究，一系列新的性别量表也应运而生。其中以性别角色调查表（Sex Role lnventory，简称BSRI）以及个人特征问卷（Personal Attributes Questionnaire，简称PAQ）最具代表性．与早期单维双极量表不同，这些新量表可以分别测量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个体可能在两个分量表上都获得高分（双性化），也可能仅在一个分量表上获得高分（男性化或女性化），或者在两个分量表上都得到比较低的分数（未分化）。对于双性化理论，我们可以这样来认识:
首先，双性化理论转变了“男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的涵义，它们不再是与性别有特殊一一对应关系的术语。男性化主要指固执和控制性等人格属性，而女性化主要指人际关系和情感表达等人格属性。这些特征才是应该研究的。一些心理学家甚至提出，应该用不带性别暗示性的术语来代替男性化和女性化这两个术语。
其次，双性化理论提倡所有人应该既是男性化的又是女性化（即双性化）的，进而兴起了有关性别与心理健康、心理适应性的关联研究[9](p21)。这些研究目前尚无定论，至少存在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男性化的男人和女性化的女人会获得社会认同，因此，这些人过得最快乐、最满足；第二种观点认为双性化的人可以很好地应付各种情境；第三种观点认为男性化特征才是心理健康的关键，在许多时候，社会比较推崇男性化特质[10](pp90-91)。总而言之，男性化、女性化和双性化个体的差异，确实跟个体适应性以及心理健康有一定相联，但究竟如何联系，仍是有待研究的。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双性化模型仍然在人格内部讨论性别差异。它继承了存在男性和女性人格特征的基本假设。这种假设认为，人格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标记上了不可擦除的性别烙印，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所质疑的。
三、性别图式理论
为什么男性和女性会有不同的行为方式？双性化模型是从条件反射和观察学习的角度进行解释的。但如果从认知角度来看，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解释。如果社会文化通过角色来强调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区别，那么处于这一文化之中的个体会逐渐学会用性别来加工关于自我、他人以及周遭事件的信息，也就是形成—个性别图式[11](pp340-341)。
按照性别图式理论，性别图式化的个体依据性别来认知和组织信息，依据性别图式来评价自身行为的适当性。性别图式成为一种指导标准，推动个体按照文化的规定来约束自身行为。例如，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一般人可能会考虑收入有多少、工作时间是否有灵活性、有没有假期等；而具有性别图式的个体会考虑工作的性别涵义：这个工作适合男性还是女性？与我的性别相符吗？双性化和未分化的个体就不会按照这种方式来加工信息，性别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一种重要的信息整合线索。正因为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以及未分化个体加工信息的风格不同，所以他们具有不同的行为方式。
为研究性别图式对加工风格的影响，研究者首先借助性别角色调查表，选取了性别角色型个体和双性化个体作为研究被试。实验要求被试分别与四个搭档进行电话交谈。实验前向被试展示了他们的女性或男性搭档的照片，目的是让他们明确这几个搭档是否有魅力。当与有魅力的搭档交谈时，性别角色型个体比双性化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兴趣和热情；当这些有魅力的搭档是异性时，这种差异更为明显。换言之，性别图式化个体对文化所定义的身体魅力更为敏感，这使他们主要按照身体魅力对信息进行编码，对异性尤其如此[8](pp276-277)。
性别图式理论的另一个假设是，图式化个体会保留高水平的性别刻板行为，努力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文化的规定。为验证这个想法，被试（包括男性和女性）被分为三组：性别角色型、双性化和跨性别角色型。实验开始之后，告诉被试要给他们拍一些照片供另一个人格研究使用。拍照是有报酬的，但照片的内容必须从事先安排的活动中选择，选取不同的活动会得到不同的报酬。实验一共安排了15对活动，被试必须分别从每一对活动中选择一个。事实上，这些活动具有不同的性别意味，并以三种方式组合：男生化任务（如将饵挂到鱼钩上）和中性任务（如剥橘子）、中性任务和女性化任务（如为婴儿准备奶瓶），或男性化活动和女性化活动。同时，也分别列出了从事每项活动会得到的报酬。按照实验设计，选择与性别不符的行为会获得更多报酬。研究结果表明，即使选择与性别不符的行为会赚到更多钱，性别角色型个体仍然比其他两组被试更加倾向于选择与性别一致的行为。如果从事了与性别不一致的行为，性别角色型个体会比其他被试有更多负性的情绪体验。比如感觉别扭和焦虑等[8](pp277-278)。因此，性别角色型个体总是倾向于避免与文化规定不符的行为[12](pp279-280)。
性别图式理论本身还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对于性别图式的作用机制还存在一些疑问，比如性别图式怎样起作用、什么时候起作用等。一些人认为性别角色型的个体都拥有一个稳定的性别图式，另一些人则依据性别进一步将性别角色型的个体区分为两类，男性拥有稳定的男性化图式，女性拥有稳定的女性化图式。还有一些心理学家质疑现有的男性化和女性化是否集合了所有有关性别的行为，他们主张以更多的维度进行研究[11](p343)。
其次，并不是所有有关性别图式的研究都具有可重复性。这是由于性别定型个体不仅根据性别加工信息，也会根据别的维度来进行加工。在一些情境中，其他的加工策略会忽略或隐藏性别线索的使用。所以，加工倾向对行为的作用可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这是研究者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困难[11](p343)。
此外，现有的理论假设和研究结果并不足以证明在个体身上真的存在一个整体的性别图式，这个模型的大部分还是概念化的产物。
四、从社会文化范畴考察性别差异
男性化—女性化理论和双性化模型将性别差异定位于人格内部，性别图式理论则强调个体怎样学习根据性别加工信息。但实际上，个体的行为不仅受到自身性别图式的影响，也会受到他人的性别图式的影响。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男性或女性应该怎样行动？他人对此的看法会传达给个体，于是个体受到压力要符合这些期望。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压力的存在以及个体对这种压力不同程度的顺从，行为中才产生了性别差异。这种差异不完全是由女性和男性人格中的差异造成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行为中的性别差异是社会期望和规范影响的结果[13](p725)。
事实上，即使男性和女性原本具有相同的性情和行为倾向，也可能为了顺从他人的性别角色刻板而有不同的自我表现。Zanna和Pack(1975)以一个实验说明了社会和他人的信念及期望是怎样重新塑造个体行为的[8](pp280-281)。实验选取了一群普林斯顿女学生作为被试，告诉她们将和一个有魅力的男性（6.1英尺、21岁、没有女朋友、普林斯顿四年级学生、乐于邂逅女生）进行某项合作。其中一种实验条件将这位男性描述为—个以传统观念看待女性的人。例如，他认为“女人情感丰富”，“…很温柔…”，“…比较被动…”，反感“女人是独立的”，“…很有竞争力…”，“…很有优势”。而在另一种实验条件中，这位男性的观念是非传统的（与上面提到的那些观点恰好相反）。实验要求女性被试准备一个自我描述来介绍自己；同时还要完成一个字谜测验，测验的结果也会作为资料的一部分提供给搭档。
实验结果显示，与先前的自我描述相比，认为将遇到传统男性的女生将自己描述得更为女性化，而认为将遇到非传统男性的女生将自己描述得更为男性化。而在字谜测验中，预计将遇到非传统男性的女生成绩普遍优于将遇到传统男性的女生。这些结果表明，女性为迎合传统或非传统男性的性别刻板，而修改了自己的行为表现。为进一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该研究还收集了来自另一群女学生的数据。这些女学生被告知将与一个没有吸引力的男性（五尺五英寸、18岁、非普林斯顿的大学新生、有女朋友、无意邂逅其他女生）合作。结果，无论这个不受欢迎的男性持传统或非传统观念，女生们的自我报告或字谜测验的成绩都没有变化。因此，个体的人格在一些情境中是会被他人的行为或期望压制的，尤其在想给某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的情形下，个体往往会采取巩固这个人的期望的行为方式[14](p244)。
从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塑造来考察性别差异，是近年来影响比较大的一种研究取向。它的总体观点是，不同的性别之间的差异是很有限的。很多情况下，差异并不是由于性别本身的原因，而是由于其他与性别相关的变量（比如地位、职业或教育背景等）[15](p144)。一旦这些变量得到了控制，性别差异通常会消失。所以，研究者们认为性别差异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它甚至有抛开人格决定行为的力量。
五、小结
从早期将生理性别作为被试变量进行研究，到关注男性化、女性化、双性化的个体差异，再到转而研究个体人格层面之外的社会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塑造，性别差异的研究由始至终都是备受争议的。不仅是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会受到质疑，甚至究竟该不该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至今也没有定论。通过对几种主要研究取向的回顾和分析可以看出，研究者的实验方法和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她）的研究取向有关，也与他（她）本身怎么看待性别差异有关。
第一，性别差异也许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么大，而由性别本身造成的差异更小。许多差异是其他变量（如地位、教育背景或宗教文化）所导致的；一旦这些变量得到了控制，这些差异就会消失。
第二，不可否认，在社会规范和他人刻板的强大压力下，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经历是不同的，社会化的结果自然也不一样。
第三，性别差异在多大程度上由生物因素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被社会文化所塑造，这是目前任何一种研究取向都无法确定的。
第四，性别差异有抛开人格特征决定行为的力量。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在人格内部讨论人格变量的性别差异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我们可以借助元分析技术，对早期研究得到的这类结果进行整合，得出一些比较有意义的结论。
第五，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研究取向占优势，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哪种研究取向更进步，哪种研究取向应该被淘汰。作为人格心理学的一部分，性别差异的研究方法或研究趋势的演变，本身就体现着整个人格心理学的发展脉络，受到社会大环境和心理学小环境的影响。
第六，对今天的人们而言，尤其是对心理学工作者而言，正确的性别观才是最重要的：既承认客观存在的差别，又要对差别的原因有清醒的认识，不要轻易成为男权主义或女权主义的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