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产权改革：卖比分好——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主任华民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旦大学论文,系主任论文,世界经济论文,国企论文,比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经济观察报》：现在民营经济占GDP的很大一部分，而国营企业的产权在市场交易中还有许多障碍，很难做到公平公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产权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又是什么？
华民：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前提，改革开放20年一直都在规避产权制度，但这是避不开的问题。经济史上有一个争论，技术重要还是制度重要？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是先有产业革命还是先有经济制度的改革？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经验告诉我们，制度比技术更重要。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没有进入市场变成产品，是因为没有产权制度，没有所有权激励和引导人们把技术发明变成牟利工具，所以转化不成现实的生产力。而英国产业革命的崛起，自资产阶级革命和市民社会起来以后，就有所有权。当时，关于所有权存在许多争论，蒲鲁东说所有权是掠夺，马克思不赞成这样的观点，批判了这个观点，但马克思没有给所有权下准确的定义，在古典经济学发展阶级，产权和所有权究竟是什么，还不很清晰。当时，英国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洛克对所有权做了很好的界定：所有权不是单方面的选择，而是相互承认，是一种社会契约。他举了个例子，在荒野上有一棵树，一个果子熟了，掉在地上，一个人走过去拿起果子，说这是我的，洛克说这不是所有权。假如这个时候一个拥有强权的人过来说，不对，请你放下，这个是我的，因为他拥有强权（暴力，或者社会等级高），弱者不得不乖乖地给强者，这样就变成了蒲鲁东所说的掠夺，所有权就是掠夺，谁拥有强权就可以获取所有权。
《经济观察报》：这个所有权的界定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
华民：所有权涵盖产权，产权是所有权作为权力的运作，产权是通过法律或社会契约强制赋予人们的一种选择权，对经济物品的选择权，是所有者可以对财产的多种用途进行自由选择、自由交换的法律制度。第一次产业革命，英国人通过圈地运动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界定了所有权。圈地运动是羊吃人，但稀缺的土地资源的边界界定清楚了，由于土地归属界定清楚了，就不会过度放牧。如果是公共的牧场，人人都会过度放牧，造成土地沙漠化，变成不毛之地，产权界定清楚，所有者就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土地不断升值，这样，稀缺的资源就得到有效的使用和配置。所以，产权、所有权，导致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运作中得到最有效的使用，这是市场经济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经济观察报》：这大概是公有制在理论上行得通，但是实际的经济运行中效率低下的原因。
华民：所有权、产权就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所有的资源都不是稀缺的，就不需要受管制，不需要界定所有权，所有权是和资源的稀缺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资源是稀缺的。
《经济观察报》：所以必须竞争，竞争就必须有游戏规则。
华民：解决产权制度才能对稀缺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催生更能获利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工具、新技术和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产权、所有权解决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技术发明、市场交换等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基本问题，没有所有权这些基本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从新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又可以看到产权制度的重要性，为什么全世界的电脑技术人员都往硅谷跑？就是它的产权制度比较适合知识劳动，知识劳动的价值可以得到实现。
《经济观察报》：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产权制度在很多方面不适应现在的市场经济情况。
华民：现在老是回避这个问题，但回避这个问题，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市场秩序、法律和道德的规范就建立不起来，整个社会就会没有诚信，没有信誉。政府首先就没有信誉，收了税还要收费，收费就是对所有权的侵犯。今天市场上充满了道德危机、发明创造很少等一系列问题，归根结底是没有所有权制度造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也说过重建个人所有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股份制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产权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但是边界必须很清晰，今天中国没有明确的产权制度，就没有清晰的产权界限，没有基础如何建立市场经济大厦呢？
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卖比分好
《经济观察报》：产权改革首先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华民：今天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肯定要逐步民营化。英国历史上的产权改革还有一次。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每一次工党上台，都要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建立国有企业，解决社会就业和收入分配。后来，国有企业数量太多了，超出了国有企业应该承担的功能就出了毛病。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把国有企业变成私有企业。撒切尔夫人就又进行了一次改革，把国有企业卖掉变成私有企业，以提高效率。借鉴西方的经济，总结前苏联、东欧的教训，中国国营企业在民营化的过程中将如何处置公共资产？我认为，卖比分好。分是真正的私有化，分会产生许多社会纷争，而且很难做到公正。即使找到比较公正的分配标准，也不是每一个公民都有能力驾驭所分的资产，很多人没有资产经营知识和能力，资产到手很快就流失，造成东欧、前独联体国家搞的大私有化的局面，这是不行的。特别是这部分存量的公共资产，不能每人一份股权证就分掉。无论从静态标准还是从动态未来看，谁最后掌握这部分资产，都不可能做到公正。
《经济观察报》：公有资产怎么卖？
华民：把存量和流量区分开，现有的存量资产绝对不能分，应该卖。卖了以后，一部分实物资产进入市场运作，有人拿这部分资产做很好的配置，产权界定清楚。另一方面，国家拿到了现金，存量的变成流量的，政府用它来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由国家代理，政府的国有资产退出市场，把市场留给企业，政府为市场经济提供服务和安全体系。卖不能说是私有化，不把这部分资产落实到每一份，而是变成社会共同发展基金，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发展并行不悖。
《经济观察报》：现在卖还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改革开放20年已经产生了许多的民营企业，形成了民间资本。
华民：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走这条路。西方很多国家最后也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他们通过流量的税收，向企业、个人征收所得税，建立社保基金，建立社保系统，也走上了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福利国家道路，由社会来解决社会基本稳定问题并为人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我们直接用这种方法，在民营化而不是私有化的条件下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政府的资产在市场当中占有最高的份额，不是国有企业在市场当中占有压倒多数，政府的资产到市场当中增值保值，不是这个意思，政府应该退出市场经济。政府要做的是市场和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处理个人和家庭无法应付的那些风险。
《经济观察报》：所有的国有资产都卖掉吗？
华民：可以把国有企业分成几种类型。
第一类是不能卖的国有企业，生产社会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更准确地说，是公共部门，这部分是不能进入市场的，可以市场化运作，但产权的归口管理要归在政府公共部门，如铁路、公路、邮电、图书馆、市政工程等。这些领域都有两个特征：第一，消费过程当中不具排他性，比如南京路的路灯能排他吗？路灯消费能收钱吗？管理市政工程的是公共部门，艺术走廊、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这些都是公共产品，消费不能排他，排他也没有好处。比如艺术展，如果门票价格很高，很多人就会被排斥在享受文化艺术教育之外，导致整个人民的素质下降、劳动力素质不高、产出效率不高，政府征集的税收也会减少。现代政府要更多地为人民创造免费接受教育的机会，劳动者提高素质，将来得到的税收比投入的多；第二是没有竞争性，有些东西的消费虽不能排他，但有竞争性，可以设计一些排他的机制来解决。比如公共交通在许多西方国家都是公共产品，如果一个城市没几个人坐公交车，就收回来自己经营，纳税人交过钱了，政府必须提供这种服务设施。如果竞争很强，公交车供不应求，就可以采取市场化的方式，通过提高票价把没有必要坐公交车的人排除在外去坐小轿车。
有垄断租金的自然垄断企业也不应该交给私人经营，或者某个社会利益集团独占，如铁路、矿山、森林等，应该国有独资，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用垄断利润的租金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第二类市场竞争性产业的国有企业应该卖掉，上市的公司变成公共持股公司；非上市公司通过产权交易，完成企业改制重组，进行公司治理结构的转换。
第三类国有企业既不适合政府经营，市场又不想要，卖不掉，只好破产。破产过程中，首先要保护的是劳动者权益，因为劳动者的风险是最大的，每一个劳动者就那么一份权益。与银行企业资产可以组合不同的是劳动者没有办法做组合，不能既在这个公司上班，又在另一个公司上班。在破产过程中，首先是劳动者的权益要得到清算，然后才是债权，最后是股权。
把国有企业分成这样三类来处理，不是私有化而是民营化，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并行不悖。我们不能在市场里面把公有制和市场结合起来，公有制是在市场经济外面的，是与市场经济相互排斥的，这是我们原来找不到好的办法的原因。所谓混合经济体制，是把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政策、社会主义的政府运作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而不是让政府进入到市场里面去和市场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里面进行市场运作，这个框架的目的是保证社会稳定、人民基本的福利、社会的基本公正和公平，而不是公有制直接到市场里对接。
建立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
《经济观察报》：在1989年您就提出建立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
华民：从企业的治理结构来分析，中国现在有三种企业：第一种，由企业家经营的企业；第二种，资本家经营的企业，比如个体户和家族控制的私营企业，类似于西方资本主义初期的私营企业主；第三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国营企业，干部的企业。
现在最不好的是干部的企业，效率最差，政企不分，党政不分，等等问题都出在这里面。通过国有企业产权的改革，把干部的企业改造成企业家的企业，千万不要变成资本家的企业。资本家经营的企业也不是非常理想的企业模式，如马克思所批评的，资本家的企业有对剩余的剥夺，剩余完全归资本家所有是不公正的，在剩余的创造过程中，劳动占了主导地位，其他要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人有权分享剩余。剩余最好是分享，社会主义就是剩余分享。一切劳动所得归工人不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对纳赛尔主义进行了批判，称其为败家子；一切归资本家也不对，现在我们看到有些企业主和黑势力勾结残酷压榨劳动者，比如在没有安全设施保障的情况下，就逼着工人下井挖煤，工人没有人权，没有安全，劳动已经不是作为一个要素在市场里公平交易，有强权就不是市场经济。
中国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制度，应该是一切要素都有权分享剩余的企业家管理的企业。通过对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变，把企业引导向企业家管理的企业，让资本成为一种比较中性的东西，既不是完全由资本家来控制，也不是劳动者控制，而是让最有经营能力的人来控制。真正的企业家的效用函数是兼顾社会整体利益的，他的效用函数和资本家的，和工人的都不一样，企业家效用函数是一种集合，既要满足个人，又要满足股东的权益，满足劳动者权益，造福人类，优秀的企业家基本上都不会赚取什么暴利。
这是一场经理革命。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广义的社会分工就产生了，各种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要素就能得到充分发挥。中国市场无法产生好的企业，是因为没有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市场，有了企业家的企业，这个市场才会形成，经理人市场才会形成。经理人因为受到许多变量的约束，他的效用函数是多方的，受到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人力资本等要素市场竞争的约束。尽管经理人的动机是谋私的，但他受到诸多条件的约束，必然通过利他实现利己。这样，“自由选择、平等交换”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则、“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就建立起来了。
国有股减持重在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经济观察报》：您对国有股减持有什么看法？
华民：由于认识不足，国营企业在上市的过程中为保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在公众股中国家股占了绝对大的比重，超过50%，甚至70%，同时不能流通。这样在股票市场上产生了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国有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套钱，圈钱。国有股不能流通，要获得现金流怎么办？只有让上市公司增发股票，增资配股。国有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是国有股不能流通造成的。西方市场上大股东通过变现股票获取现金，在某个公司基本面不好时介入，获得控股权实施监控，把公司股票变成蓝筹股，然后退出。因此西方市场的大股东都有监管的积极性，起到大股东监管的作用。他投入的钱，只有通过企业经理阶层进行很好的监控才能赢利，然后做一个混合策略，变现一部分，控股一部分，形成投资和变现两股现金流，然后他利用这些现金流再作第二次交易。在大股东努力的情况下，整个资本市场就像一台清扫垃圾的机器，通过大股东不断识别不好的公司，加以重组和整合。像美国这样成熟的市场，差的公司不断地被收购或淘汰，差的经理阶层在每一次大股东的重组过程中被淘汰出局，这个机制虽是个人利益驱动，但他造成的结果有利于社会。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国有股不能流通，不能变现，没法获取现金流，即使很好地监管也只能拿回投资收益。
《经济观察报》：国有股监管的责任人并不是资产所有者。
华民：国有股监管由当事人代理，当事人的决策眼界是当事人的任期，受利益驱动就会拼命占用上市公司的现金流，剥夺中小股东的权益，进行现金欺诈，把在任期间的个人所得、小集团所得拿了再说，这是第一个现象，所以国有股必须减持，国有股必须流通。
股票市场第二个不好的现象是上市公司的经理阶层都在搞多元化经营。多元化经营实际上降低了公司价值。多元化和产品多样化是两个概念，产品多样化，比如家电行业有洗衣机、冰箱，但产业只有一个。产品多样化增加公司价值，多元化是同时跨几个产业，降低价值。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上有人做过实证研究，拿了993个样板，发现凡是多元化的公司价值都是下降的，主业突出的，单一化经营的公司业绩比较好，世界50强、500强的大公司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公司。
大股东要占用上市公司现金流，董事会和经理阶层没有充分地监管约束，也会侵犯中小股东的权益。谋求个人利益的方法就是搞多元化。跨很多产业，把企业的公共信息私有化，你们都不懂，就只有我懂，赢亏多少任我说，由此把公司的公共价值私有化。比如在过去法律不健全的时候跨四个产业，产生了四个子公司，一个人兼任四个董事长、四个总经理，拿四份工资。现在不能兼任了，通过种种途径拿回扣，到处出差、旅游、出国考察，在职消费，增加个人权益，损害公司权益。公司资金一分散，没有规范经济，变得更脆弱，风险更大。
这两个问题加在一起说明什么呢？没有好的产权制度、股票市场没有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造成大股东拿钱而不监管和经理阶层侵犯股东权益的根本原因，所以国有股减持的基本思路要调整，国有股减持的目的不是因为财政亏空、社保基金亏空而去拿钱，而是要解决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清晰产权制度的问题，为的就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高股票市场运行效率，让股票市场的基本面好转。股票市场的基本面不是资金有多少，而是有没有好的上市企业，这是决定性因素。
《经济观察报》：有人提出推倒重来洗盘，您赞成这种观念吗？
华民：这是错误的，正确的洗盘是不要捅破泡沫，维持住现在运行的现金流量，让个股洗盘，把坏的公司淘汰出局，把公司治理结构搞好，让好的公司上市，让股票市场的基本面好转，公司好了股票市场就会好。
《经济观察报》：您能否就国有股减持谈一谈具体方案？
华民：第一种方案是渐进的。国有大股东想退出，套取现金，不能通过增资配股，应该通过监管公司，让公司经济绩效上升，获得财务信用。在债券市场上则利用财务杠杆，融资，回购股票，这个周期比较长，会有两三年，是个渐进的过程。这里有一个悖论，原来大股东管不好，难道现在就能管好了吗？不一样，原来大股东管不好，因为他看不到目标，现在你给他目标，你要退出吗？你要提取现金流吗？你就要把公司搞好并能因此获得一部分奖励。现在国有大股东是铁板一块，在监管的过程中把国有股分开，让局外的、其他的国有大股东进来，变成一个多元持股的大股东群体相互制衡，允许股权在国家股东之间转换。在国有股退出之前，国有股首先要进行制度创新。
第二个方案是激进的。如果国际国内经济条件、主客观因素不具备，承受不了那么长的改革周期，可以采用激进的方式。不管公司现状如何，按照净资产收益率现金流贴现，将国家所持有的股票以每股净资产价格配售出去，弥补国家财政补贴，同时导入真正有监控能力的大股东，提高公司经营业绩。
（原载《经济观察报》）
标签：经济观察报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国有股论文; 国企论文; 经济论文; 产权理论论文; 产权保护论文; 产权制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