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消费、高投资是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现阶段论文,经济运行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消费率的持续走低和投资率的居高不下以及若干行业的投资“过热”，人们对消费与投资关系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还在探索之中。本文通过对消费与投资比例关系的相关国际比较方法、长期态势与短期波动、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关系、居民部门消费储蓄比例的内在决定机制及政府调控政策的有效性等几个重要方面的探讨，认为在我国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低消费、高投资是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
一、谨防简单国际比较的误区
近年来，关于我国现阶段消费—投资比例关系中“消费率偏低”的判断非常流行，其最主要依据是关于消费率的横向国际比较结果。的确，与世界一般水平相比，我国当前的消费率确实较低。但如果因此得出“消费率偏低”的判断，而且“偏低”的含义是认定这种较低的消费率不正常，将有害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从而要下力气提高之，那就值得认真讨论了。
1、从我国实践来看。与世界各国比较，我国的消费率较低并非始自今日，而是几十年来一贯如此。如果说我国当前的消费率“偏低”，那么是否意味着我国消费率几十年以来一直就不正常的“偏低”呢？！在几十年中，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对消费储蓄、进而消费投资比例这一对最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作出“不正常”的结论显然有失慎重。
2、从理论背景来考察。对消费—储蓄比例的国际差异比较虽然非常重要，但由于所涉及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因而各派经济学家尽管作了不懈努力，但至今还没有一个理论框架能够从计量方面完满地说明不同经济体间消费—储蓄比例关系的显著差异。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要直接从简单国际对比中引出结论性的观点便应特别慎重，防止犯简单类比的错误。
3、从方法论角度分析。正是由于没有一个经过严格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的标准的优化消费率，因而从简单国际比较推论就既可以说我国的消费率偏低，也可以说英美的消费率偏高，各执一说，依然没有结果。
4、从可操作性来研究。如果以简单国际比较的判定即我国投资率不正常的偏高为前提，人们就有理由提出一个尖锐问题：对偏高的投资率的调整是否要向国际水平靠拢？如果是，应向哪一家靠拢？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是美国、日本，还是其他国家？近年来采取简单国际比较方法判定我国投资率偏高的人不少，但尚无明确提出要向国际水平看齐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自己也感到这种结论难以成立。如此说来，如果逻辑分析方法正确，但结论却难确立，那就只能说明前提有问题了。
5、从国际学术界和国际组织的结论来考虑。国际学术界鲜有直接从消费率的简单国际比较便对某一经济体的消费率高低得出价值判断的，但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或收入增长的关系却做了大量研究，且结论高度一致，即充分肯定储蓄、投资对经济增长或人均收入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银行在去年最新一份总结东亚地区快速发展经验的研究报告中专门把东亚地区几个包括国内储蓄和投资率在内的宏观指标与南亚、拉美地区、加勒比海地区和非洲地区相比，而将东亚地区的明显的高储蓄率作为正面因素加以肯定。
总之，各国的消费—储蓄、消费投资比例差异取决于许多条件，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因素都在起作用。这些因素不同，消费—储蓄比例也就不同，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合理标准比例，因此我们以为对直接依据消费—储蓄比例的国际横向比较结果来判断我国当前的消费率正常与否应取谨慎态度。
二、注意区分消费与储蓄比例的长期一般态势与短期波动
当许多人以简单国际比较结果为依据对我国长期以来的高投资率持严肃“批判”态度时，我们认为，就与国际水平比较而言，恰恰可以说“低消费、高投资是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
理解这一判断的关键或理论基础在于，对消费与投资比例长期一般态势和短期波动的区分。消费投资比例的现实态势、长期一般态势和短期波动的关系可用下式表示：
现实态势=长期一般态势+短期波动
这里的一个难点是如何定义长期和短期。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看，短期应与一个经济周期的时间长短相联系，大约在10年以下，长期则应包括若干个经济周期的时间，以排除各种短期因素的影响，更好地体现所谓一般趋势。所谓长期一般态势主要体现为一个国家消费与投资比例的长期平均水平，从我国实践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GDP增长了7倍多，但消费储蓄比例的变动范围相对来说还是较小，高低相差最大者也只有10个百分点，消费率呈微降趋势，储蓄率呈微升趋势，二者比例平均值大致为62∶38。我们以为，这可以大致反映我国在当前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下消费与储蓄比例关系的长期一般态势。从较长的时期考察，我国的消费率虽明显低于世界一般水平，储蓄率，从而投资率又明显高于世界一般水平，但作为长期一般态势就是常态水平，这并不奇怪。消费与投资比例的长期一般态势决定于长时期中较稳定的因素，包括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人口年龄结构、社会经济相对稳定性等。这些因素不会因包括政府政策在内的其他短期条件变化而轻易改变。可以预期的是，由于上述因素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这种低消费、高储蓄的一般态势还将继续保持下去。换句话说，我国的储蓄率过去和当前都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也还会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短期波动体现为围绕长期一般态势展开的，对长期一般态势或高或低的短期背离。短期波动形成的原因在于外部条件的短暂冲击和内部短期性因素变化。前者如世界性能源危机、金融危机、经济波动状况和资本流动状况等，后者则包括经济体自身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自然灾害影响、政府政策以及某些制度的调整等因素。这些因素变化的强度越大，短期波动对长期一般态势的背离幅度也就越大。
在分析短期波动的形成机制时，内部因素的影响特别值得重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于相当多内部短期因素均有利于激励储蓄而不利于刺激消费，使得消费与储蓄比例关系的短期波动向着低消费、高储蓄的方向倾斜，直接影响着整个消费与储蓄比例态势向着同一方向变动。例如，由于消费刚性和投资收益预期变动的作用，经济增长状态对消费与储蓄比例的短期变动具有相当影响，这样，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20多年高达9％以上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就可在相当大程度上从短期波动的角度来解释我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其贡献率或许能达到3个百分点甚至更多。又如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本质上是从现收现付制转型到部分积累制，这意味着劳动者比在现收现付制下对自己未来的消费保障要直接承担更多的责任，从而对提高全社会的消费率产生负面影响。
从政策调整的角度看，决策部门所关心的消费—储蓄、投资态势变化一般部属于短期波动范围。当我们说“低消费、高投资是目前和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时，并不否认出现“投资率偏高”、“投资规模偏大”的可能性和对其进行调整的必要性。应指出的是，短期波动虽然是对长期一般趋势的背离，但并不是所有短期波动的影响都是负面的，我们所应关注的只是那种异常的波动，如投资“过热”。从我国的情况看，由于种种现实社会条件的影响，投资过热可能是消费与投资比例关系短期异常波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宏观决策部门最为关注的。我国投资态势还可进一步用下式表示：
现实态势=长期一般趋势+短期波动
=长期一般态势+（短期正常波动+短期异动）
在某种意义上，短期波动相当于近年来的平均水平，而短期异动相当于在某一更短时期出现的异常值。投资过热、投资率偏高就是所谓的短期异动，是对我国正常水平（常态水平+正常短期波动水平）的偏离，而不是对所谓国际水平的偏离。
以上分析表明，由于消费与储蓄比例的长期一般态势与短期波动从不同角度反映着消费储蓄比例的内在变化特征，因而强调二者的区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理解了二者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的变化特征，才能更深刻地从总体上把握我国消费与储蓄比例变动的内在规律性，从而对消费与储蓄、消费与投资态势做出正确的判断。从政策角度考虑，对消费与储蓄比例的长期一般态势与短期波动的区分既可避免因分不清二者关系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泼掉，又可明确政府政策调控的用武之地主要在于短期波动，而不是长期一般态势，这将有助于提高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投资率本质上是由消费率决定的
在分析我国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态势的内在形成机理时，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往往简单地判定二者之间具有直接此消彼涨的关系，甚至将高投资率视为低消费率的原因，这是值得讨论的。
从逻辑上说，对消费与投资比例关系的分析应从消费与储蓄比例开始，然后才是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储蓄是消费与投资关系的中介。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消费决策同时也就是储蓄决策，二者是等价的。而储蓄与投资虽然有着极其密切的本质性联系，即储蓄为投资提供资金来源，但二者的决策过程并不是同一的，其形成机理也完全不同。储蓄的最主要行为主体是居民部门，其动机主要是考虑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平衡，影响因素包括养老需求、应付紧急情况、购买住房及耐用消费品、为子女教育投资以至留下一份遗产等。需要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决策过程本质上都是居民根据自身的生理需求、意愿和偏好对自己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平衡关系的一种长期独立安排，即每一家庭的消费储蓄方式均由该家庭根据自身消费偏好决定。投资的最主要行为主体是企业，其目的完全在于获取盈利，主要考虑因素包括市场前景、风险和资金成本，与居民部门进行储蓄时所考虑的因素完全不同。正是由于储蓄与投资的形成机理完全不同，二者之间在总量关系上就不存在天然、内在的一致性。而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看，储蓄等于投资是经济健康运行的基本要求。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如果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必然导致产出水平的下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其剩余部分必须转化为国外储蓄，即由国外投资者运用的储蓄。以上分析的意义在于，在我们判断投资率水平是否恰当时，应首先注意储蓄与投资的平衡态势。在既定的储蓄水平这一前提下，如果不考虑国外储蓄，则所谓适当的投资水平应与储蓄水平相当，以避免总产出水平的下降。可见，消费率与投资率之间并不是什么此消彼涨的关系，而是一种消费率对投资率的本质上的单向决定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用“源”与“水”的关系来比喻。因此，消费率低显然不是因投资率较高引起的。相反，从逻辑上分析，投资率较高是因消费率较低，从而储蓄率较高引起的。因为高水平的储蓄不仅为投资提供资金来源（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外部资金流入对投资的支持只能起辅助作用），同时也形成一种压力，内在地要求形成较高的投资率，以避免因储蓄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而导致总产出水平的下降。根据这样的逻辑，我们或许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我国当前高投资率的本质性原因在于低消费率、高储蓄率，但却不能反过来说我国低消费率的主要原因在于高投资率。
因此，如果希望有一个较低的投资率的话，首先要有一个较高的消费率、较低的储蓄率作为基础，以减轻要求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压力。直接针对高投资率采取措施，可能在短期内起一定作用，从长期看则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所在。也就是说，对低消费率、高储蓄率的形成应当从投资以外的因素去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从我国90年代初至今的实际情况看，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基本状态是储蓄大于投资，十几年间仅1993年的投资率高于储蓄率，其缺口由引入国外储蓄弥补，其余年份的投资率均低于储蓄率，其差额部分形成国外储蓄为国外投资者所用。因此，从投资必须等于储蓄的国民经济恒等式看，由于有高储蓄率，我们的投资率并不高。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我国还是一个人均产出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资本增量都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以及目前国内投资尚不能充分利用我们自己的储蓄资源，而让国外投资者运用的情况，则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我国的投资率偏低。
四、低消费率是由居民部门根据自身消费偏好内在地决定的
高投资率本质上是由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决定的，而不是相反。那么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组成全社会储蓄，其中居民部门的储蓄在数量上占绝对统治地位。因此，居民部门的储蓄形成对全社会储蓄形成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全社会的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就是由居民部门的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决定的。
在当代各种研究居民家庭消费储蓄决策的消费理论中，对居民部门消费储蓄行为的理解都是从单个家庭行为开始。无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还是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和莫迪里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居民自身的心理行为特征上。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如果说居民的投资、生产和交换行为是在市场上，或者说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完成的，那末，与之完全不同的是，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决策过程本质上是居民根据自身的生理需求、意愿和偏好，对自己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平衡关系的一种长期独立安排，即每一家庭的消费储蓄方式均由各自的消费偏好所决定。
我们认为，当从宏观角度考察居民家庭消费储蓄比例关系时，显然不能仅关注短期的变化。毫无疑问，在某一消费者的消费储蓄决策过程中，不论是“看不见的手”还是“看得见的手”都必然会产生某种影响，甚至可能在短期内产生重大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如一年内或更长时间甚至所谓生命周期内来观察，则结论将大不相同：如大减价所引起的疯狂购买和随后时期的降温相互抵补，因而消费者在较长时期内的一般消费倾向并不会有什么本质性的改变。因此从长期看，“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影响只是局部和从属性的，而不是本质性的。
另外还应注意的是，整个居民部门的消费储蓄比例是由千千万万不同家庭的不同消费储蓄行为方式共同决定的。从理论上说，由于各个家庭在社会和文化背景、收入状况、年龄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消费储蓄行为方式各不相同，对市场信号和政府政策变化的反应也必然不同。因此，即使是市场信号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十分强烈，各个消费者的消费储蓄行为方式也必然会产生相互冲突和抵补，因此反映在全社会的整体趋势变动上也就弱而化之。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有很大变化，但消费储蓄、消费投资比例却相对稳定，这种关于消费者家庭行为差异的分析或许可作为某种解释。
五、政府调控的弱有效性
近年来人们从提高消费率的角度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但对其有效性却没有给予深入讨论。以上关于居民消费储蓄决定内在形成机制的分析对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已有所涉及，下面再从相关解释因素与政府政策相互关系的角度做进一步研究。
1、历史和文化传统因素。大家知道，对消费与储蓄比例关系国际差异的解释至今仍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难解之谜。其实，在这一研究领域，人们早已观察到相对于西方民族而言，东方民族往往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并将文化因素，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归结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因素。美国人的生活哲学信条之一是“明天的生活将更美好”，因此所谓“现在”一代选择更高的现在消费水平和更低的储蓄水平以“及时行乐”。相比之下，中国人崇尚简朴，信奉“居安思危”，更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誉为美德，这自然导致较高的储蓄倾向和较低的消费倾向。如果从消费与储蓄比例的长期基本态势考察，我国的消费率之所以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或者说储蓄率之所以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历史和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可以说是第一位的。无疑，对这样一个有着极重要影响的因素，“看得见的手”的调控很难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2、人口结构因素。即被抚养人口与工作人口的比例是经济学家们在讨论消费与储蓄比例形成规律时所关注的另一重要因素，而且有相当共识：当被抚养人口比例上升时，由于在消费的压力加大的同时，提供储蓄的人口，即工作人口比例相对下降，因此对全社会的消费倾向将产生向上的拉力，对储蓄则产生向下的压力。反之，被抚养人口比例下降将向上推动全社会储蓄，对消费则产生向下的压力。我国劳动力人口比例自60年代以来一直呈缓步上升态势，可构成我国长期以来储蓄率持续上升的重要解释因素之一。而“看得见的手”对人口结构这一因素在中短期内显然难以进行有效调整。
3、经济增长因素。从短期波动角度考察，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对消费与储蓄比例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这是公认的。一般规律是，由于消费刚性的作用，即消费者不会随收入变化立即轻易改变其消费水平，当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时，消费率有下降倾向，储蓄率则相反，投资增长也较快；反之，当经济处于不景气时，通常是消费率有上升趋势，储蓄率下降。所以，如果企图在短期内同时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消费率为调控目标来考虑经济政策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就会陷入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的“困境”。虽然对提高消费率能否使经济更好更快地增长，我们还没有得到理论上或实证上的充分证明，但当经济更好更快地增长时会使消费率产生向下运动的趋势，对此，却能从理论上加以阐释，也可从经验研究中得到支持，因此，对提高消费率而言，中短期内的经济快速增长实际上是一种阻碍因素。
4、利率因素。与其他许多因素相比，利率水平是“看得见的手”可以施加极大影响的因素。如果利率水平对居民的消费储蓄决定有重要影响，则政府手中就有了一个影响消费与储蓄比例的有力工具。但可惜的是，自上世纪30年代起，实际利率变动对消费与储蓄决定的影响已为经济学界讨论多年，至今在理论研究方面仍然没有被广泛接受的量化定论。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实际利息率的增加一方面产生收入效应，其结果是消费率提高，储蓄率下降；但另一方面又会产生替代相应，使得储蓄更具有吸引力，因而净效应是不确定的。在实证研究上，我国人民银行2003年的一份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利率与居民储蓄意愿之间的相关性较弱，认为存款利率低的储户没有降低储蓄、提高消费的愿望，而认为存款利率高的储户，也没有提高储蓄，降低消费的愿望。因此，即使是利率变动对储蓄变动有一定影响，但对通过进一步降低利率水平来促进消费也不能寄予多大希望。
5、社会保障因素。在讨论低消费率形成原因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往往被认为是影响消费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从理论上可以确定，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将有助于消费率的提高，但在实践中这个问题远比想象的要复杂。从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到建立现收现付制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从现收现付制性质的保障制度转型到完全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激励效果大相径庭：前者有助于降低储蓄，提高消费，而后者则因意味着劳动者对自己未来的消费保障要直接承担更多的责任，遂使储蓄意愿加强，消费意愿弱化，从而对提高全社会的消费率产生负面影响。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恰恰是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转型。另外，即使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提高消费率将产生正向的影响，然而因其完善过程本身是一个长期过程，所以就调整消费与储蓄比例，提高消费率的设想而言，在短期内同样不能对它抱有更多的希望。
6、价格因素。在某种意义上，由于政府可以通过中央银行体系对货币供应量进行有效调整，进而影响价格总水平，因此可以认为政府有能力对价格总水平进行有效调控。那么价格总水平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呢？通货膨胀对消费的影响很复杂，实证检验的结论也不明确，但一般来说，人们认为通货收缩有可能从负面影响消费增长，因为消费者期待着通过推迟消费得到更多收益，而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将有利于刺激消费，因为消费者希望通过提前购买消费品或服务以减少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失。现在的问题是，政府能否通过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以达到刺激消费，提高消费率之目的？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虽然有强烈刺激居民消费的作用，但同时还将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性。这一方面将对经济效率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进一步严重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还会使社会上低收入阶层的生活状况恶化。虽然政府可以通过货币工具的运用影响价格总水平，但以此来刺激消费却是不恰当的。
7、收入分配因素。在消费率问题讨论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一直被广泛关注。人们一般认为由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较低，因而近年来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形成低消费率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得到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收入差距的缩小将有助于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对这一论断，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可以接受，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收入分配差距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改变，以及这种改变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消费率的提高？在理论上，夏皮罗曾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明确判断：“与凯恩斯《通论》问世后的早期年份一般所持的信念相反，经济学家不再相信用再分配来提高总消费支出水平是一件像他们一度想象的那样简单的事情。”在实践中，收入均等状况对消费率的形成到底有多大影响则很难估计。例如，若按基尼系数高低进行分组排序，甚至出现基尼系数较高、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消费率反而较高的情况。这种对比结果当然并不能说明收入分配状况不会对消费与储蓄比例产生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上则可说明其影响的微弱性。因此，政府通过收入分配调整来提高消费率难以大有作为。
8、消费金融因素。斯蒂格利茨在讨论美国的低储蓄率问题时曾指出“低储蓄率还可归因于现代经济中资本市场运作的改善。”他这里所谓资本市场运作的改善是指消费者可以更便宜更容易地获得消费信贷。确实，消费信贷的发展和完善意味着消费者可以用较低的利率和简便的手续得到消费贷款，更加灵活地安排其长期的消费储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可将未来的收入用于支持当前的消费，或者说与在没有消费金融制度条件下使只能在将来才有可能发生的消费提前到当前消费。因此，消费信贷有利于促进消费，提高当前的消费水平。但若从长期来看，对一个消费者个体而言，消费信贷的完善仅仅是使其年度间的消费倾向发生变化，即高消费倾向的年份提前，似乎并没有什么其他本质性的影响；如果把观察的角度从一个消费者扩大到消费者整体，由于各个消费者高消费年份不同分布的相互抵补，因此似乎也很难说消费信贷的完善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全社会的长期平均消费率。倘若再考虑到完善消费信贷制度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则通过消费信贷的发展来提高消费率作用也是不大的。
9、政府支出结构因素。由于政府在其支出中提高消费的份额，降低投资的份额，无疑将对整个社会消费率的提高和储蓄率的降低做出贡献，因此同前边所分析过的各个因素相比，政府支出结构调整因素应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最直接的影响全社会消费储蓄比例的工具。然而，由于我国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并不算太低，还要考虑公共投资方面的缺口，因此提高政府消费比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另外，从短期波动的角度分析，近年来政府投资的增长速度已远远低于其他资金来源投资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政府进一步减投资、增消费的空间显然已经相当有限了。退一步说，由于政府预算内投资比例已经很小，当前只有22个百分点（相比之下，2000年美国政府储蓄占GDP比例高达3％以上），因此即使是将其全部转为消费，也仅仅是使消费率上升2个百分点。
上述的考察表明，“如果综合考虑到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对人们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考虑到政府有关政策的不同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则政府政策的理性调整对消费与储蓄比例的影响，特别是对其长期基本趋势的影响是十分微弱的。”
六、几点战略思考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从战略角度对处理我国消费与投资关系问题提出几点思考。
1、不以消费—投资比例调整作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直接目标。虽然消费与储蓄、消费与投资比例是国民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但考虑到全社会消费与储蓄比例的复杂的内在形成机制，考虑到政策手段所能产生影响的局限性，我们建议避免将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作为宏观调控的直接目标，以防对经济正常运行和体制改革产生不必要的人为干扰。如前边已分析过，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是政府最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之一，而经济快速发展又可能对消费率产生向下的拉力。在这种情况下，将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投资率）直接作为宏观调控目标将处于两难的选择。而且目前还难以从理论上精确地确定一个关于消费—储蓄比例的最优值甚至于是次优值。
当然，正如前面分析过的，还要高度重视可能对国民经济正常运行产生负面影响的消费与投资关系的短期异常波动，如投资过热。根据经验，与投资增长态势相关的价格总水平变动趋势和风险状况变动趋势应是宏观决策部门特别注意的：只要投资短期异常波动有可能诱发较高通货膨胀或使投资风险增大并可能引起全面性的债务危机，决策部门就应有针对性地采取调控措施。不过，这种调整的目的不在于直接改变消费与投资比例，根本目的还在于消除经济运行的隐患。
2、实行“两个积极鼓励”。在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在讨论我国长期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时曾鲜明地提出要“实行鼓励消费政策”，对此我们完全赞成，只是想增加一点，尽管我国的投资率已居世界各大国经济之首，而且当前已出现了必须认真对付的“投资过热”，但从根本上说，我们对投资也还要实行鼓励政策，即要实行“两个积极鼓励”政策。
我们不否认在我国当前的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各种影响消费的制度和政策上的缺陷，但应指出下面两点：其一，与各种影响消费的制度和政策缺陷并存的还有各种影响投资和出口的制度、政策缺陷。当着那些制度和政策缺陷的存在影响消费过程的时候，那些影响投资和出口的制度和政策缺陷同时也对投资和出口产生负面影响。其二，影响消费的因素，一般来说不仅阻滞着消费过程，同时往往也会对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可以推论，当着那些着眼于消除影响消费及投资的政策措施产生实际效果时，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很可能不会改变。
对那些影响消费进程的制度性和政策性缺陷，无疑应当采取措施加以消除。但目的应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框架和消费环境以促进消费顺利地实现，促进再生产更顺畅地进行，并不是为了提高消费率。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样的，采取有利于促进投资和出口的政策和措施，目的也不是为了提高投资率和出口率，而是为了使投资和出口，从而社会再生产更顺畅地进行。就是说，采取促进消费和投资的措施不应与消费率或投资率的高低直接相关。消费率低投资率高，政府要采取有利于促进消费和投资的措施；当消费率升高投资率下降时，政府还应坚持这些措施。我们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包括消费和投资在内的社会再生产顺畅进行的制度框架和政策环境。至于在这样一个框架下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如何，尽可让消费者和投资者们在市场运行中自行决定，政府似可不必过多操心，对表现为我国长期一般态势的低消费率，从而高储蓄、高投资率本身也不必过分在意，工作的重心应放到保证投资效率上。只要能够保证投资效率，能为将来的“高”消费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当前的低消费就是“物有所值”。
3、要关注我国人均投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尽管我们并不赞成从建设需求的角度论证“高投资率”的必要性，如“重化工业阶段需要较多投资”，但在此提一下我国与发达国家间人均投资水平的巨大差距并非没有意义。按世界银行有关统计数据计算，1999年我国人均投资仅约相当于美、日的1/5，英国的1/3。如果考虑到发达国家在重要设备生产方面比我国还有相当价格优势，则我国与发达国家在人均资本形成水平上的差距可能还要更大一些。另外，从存量的角度考察，如果将折旧期限统一按20年计算，不考虑以前年度的积累状况，同时假设我国与美、英、日年人均资本形成水平保持持续不变，则在20年内我国人均资本存量可达2.6万美元，而美国将达12.7万美元，比我国多10.1万美元；英国将达8万美元，比我国多5.4万美元；日本最高，达13.8万美元，比我国多11.2万美元。
从发展的角度看，人均投资绝对规模高低的意义显然要高于人均收入中的投资率高低的意义。对于想在21世纪以强国而不仅仅是以大国身份自立于民族之林的中国来说，这种差距是绝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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