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组织变迁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运动论文,时期论文,组织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洋务运动不仅引起了晚清技术的变革和工业的产生，也导致了晚清社会的变迁。社会组织的变迁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揭示这一时期社会组织变迁的情形及其意义，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洋务运动的认识。
一
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组织的变迁是这一时期工业产生和对外开放的产物。技术的变革，外国先进组织形式的传入，促使各种组织接踵变迁。
一、工业组织的变迁。首先是组织形式的更新。传统工业组织形式主要有以手工劳动为特征的作坊和工场。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建立了中国第一批机器工厂，如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等。其次是组织内部结构的调整。传统工业组织技术水平低、专业化程度不高、规模小，因而一般结构较为简单。机器工厂技术水平高、分工细密、规模大，因此组织内部结构也较复杂。如江南制造总局将管理活动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设立了公务厅、报销处、支应处、文案处等专业管理机构，生产部门则按不同产品和生产环节划分为13个专业生产厂。再次是经营管理方式的变革。传统工业组织的经营管理具有浓厚的衙门化、家族化特征，即使是洋务运动最初产生的一批军用企业在经营管理上也大多一仍旧贯。如经费完全是官款，产品非商品，由官府调拨；工人大都非雇佣性质；企业纯粹是官府附庸，由官府垄断和控制。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企业开始采行公司制，尤其是股份制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向社会发行股票，集募股资。有的公司成立了董事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之下的经理负责制；股东有权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如开平矿务局于80年代初从社会吸收股资约100万两〔1〕，并规定“股分一万两者，准派一人到局司事”，“所有各厂司事，必须于商股之中选充”〔2〕。 企业产品一般投放市场以获取利润；工人大多招募而来，具有自由劳动者身份。这批企业的专业化、社会化特征日益明显，已初铸现代企业雏型。
二、交通、邮政和通讯组织的变迁。一定的工业组织与一定的交通、邮政和通讯组织相适应，工业组织的变迁必然带来交通、邮政和通讯组织的变迁。首先是现代航运组织的建立。1872年，洋务派在上海建立轮船招商局。这是我国自办的第一家现代航运企业。接着，1880年又在天津创办了津沪电报总局，两年后该局迁址上海，并更名为中国电报总局。继之各省地陆续建立了一批电报局，从而形成了贯通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现代电讯组织系统。1881年，随着开平矿务局开始产煤，该局修筑了一条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1886年，在该路基础上成立了我国第一家铁路公司——开平铁路公司，次年又改组、扩充为中国铁路公司。 1888年，清政府在台湾进行邮政组织改革试点，以邮政局这一现代邮政组织取代驿站这一传统邮政组织，在台北设立了邮政总局。这是我国独立自办现代邮政组织之始。这些现代交通、邮电组织也大多采行股份制公司形式。如轮船招商局于1873年向社会“招集商股，……计集股实收数四十七万六千两”〔3〕。 开平铁路公司也“于光绪十二年承办开平铁路，集本银二千五百股”〔4〕，而中国电报总局由于业绩颇佳， 所发行的股票尤受股民青睐。
三、教育组织的变迁。工业化的展开，练兵运动的兴起以及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对现代专门人才的需求日显急迫。传统学校无论国子监、府州县学，还是书院、私塾，皆依经文相授，均以科考为途，根本无补洋务之需。在此情形下，洋务派开办了一批新式学校，如外语学校、军事学校、工业技术学校等，多为现代专业学堂。著名的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总局机械学堂、天津电报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等。这些学校无论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办学模式、培养目标等均与传统学校迥然有异。在课程设置上，突破了传统科目的限囿，根据不同专业的需要，开设了许多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如外语、格致、化学、数学、地理、天文、地质、万国公法、富国策、机器、测量、绘图、驾驶等。教学方法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用结合。有的学校与企业相结合，创立了一种新的办学模式。如福建船政学堂就附属于福州船政局，学校以企业为学生“实习实验之地”，企业则以“学堂为根本”〔5〕。这些学校主要培养现代工业技术、企业管理、 军事及外交等各类专门人才。
四、传媒组织的变迁。印刷技术的革新，社会交往的扩大以及一批新兴职业、阶级、阶层的产生，引致传媒组织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版组织的变迁。古代出版组织有书肆、书坊和官书局，均为手工作坊性质。19世纪60年代以后，一批新式出版机构脱颖而出，如京师同文馆印刷所、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同文书局等，它们一般都采用了机器生产和先进的印刷技术，翻译、出版各种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及教材、有的还采行了股份制的经营管理方式。二是现代报纸的产生。报纸中国古已有之，如邸报、京报等。但它们所刊内容、发行范围及对象均限于官府。19世纪70年代以后涌现出《羊城采新实录》、《昭文新报》、《汇报》、《广报》等一批现代报刊。它们多为民营，广登社会各类信息，面向社会公开发行，有的还要实行集股经营。
五、军事组织的变迁。“练兵”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军事组织变迁带有局部试点性质，主要表现有二：一是现代海军的建立。从1874年起，经过10年的建设，洋务派建立了北洋、南洋、粤洋三支海军。二是现代陆军的初创。1894年，广西按察史胡燏棻奉清廷之命在天津编练“定武军”，“此次创练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6〕， 即包括组织体制在内全面仿照西方现代军队模式进行改革。
六、政治组织的变迁。主要表现为政府官僚机构的局部调整。1861年，清廷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下属机构有总税务司署等。必须承认，这些机构是在列强压力之下设立的，且多为列强利用和控制，但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深层原因看，就其本身专业职能而言，这些机构的设立乃是晚清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发展的产物，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正是因为当时“外国事务，头绪纷繁”，才设立了总理衙门这一“专一其事”的外交机构，“以专责成”〔7〕。 它们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外交、外贸机构之母。我们所要否定的并非这些机构本身，而是它们的殖民化特征。
二
多年来，人们大多把洋务运动所引起的各类组织的变迁笼统地归入技术、器物变革范畴。视为各自孤立的历史现象，很少从社会组织层面进一步概括和提炼，从相互联系中、从总体面貌上去认识和把握其共性和特征，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及其关系角度去探索和品味其意义和价值，从而制约了洋务运动研究的深入开拓。
社会组织是人们为了有效地达到某一特定目标而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专业化社会群体，是一种在规模、范围及本质、方式等方面都超乎或不同于家族、家庭这一初级社会群体的次级社会群体，是社会结构的重要层面和组成要素，是社会经济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深刻地制约着社会组织的状况和特征。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社会分化有限，组织很不发达。数量少、种类稀、形式落后、大部分组织规模小、结构简单，且具有浓厚的家族化、衙门化色彩，不具独立地位。家族往往成为主要的社会群体和活动场所。洋务运动前的古代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家族发达、组织幼弱的社会。随着机器的使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社会联系日益广泛，家族已不堪胜任而日益式微，社会组织日益崛起。组织数量、类型增加，规模扩大，形式更新，结构趋向复杂，也愈益独立。工业化导致了组织的发达和组织特征的转变，导致了社会组织化和组织现代化趋势的出现。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组织的变迁便是这一历史过程在近代中国社会启始的表现。在洋务运动的牵引下，晚清社会组织发生了如上所述重大变迁，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共同特征：1、组织形式和结构的更新。2、组织类型和数量的增加。3、 组织规模扩大。如江南制造总局所属各厂职工多达2913 人， 厂房等建筑1974间〔8〕。4、组织专业化、社会化、独立化趋势的出现。这种情形在经济、教育、传媒组织中表现尤为明显。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时期各类组织的变迁并非单纯的技术、器物变革，也不是个别、孤立的历史表象，而是系统的社会组织变迁，是深刻的社会结构性变革。这一时期社会组合方式的重大调整，它反映了传统组织向现代组织和传统家族社会向现代组织社会的转变，即社会组织化和组织现代化过程的开始。尽管这个过程不过刚刚启动，但它毕竟迈出了艰难而可贵的第一步，为尔后更大规模的组织变迁奠定了基础。
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层面和要素，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组织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社会的变迁，并对社会结构的其它层面和要素的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结构内部包括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阶级和阶层及社区等若干层面和要素。社会组织既是社会阶级、阶层的生存空间和活动场所，又是社会制度的承载和体现，社会组织的状况决定了社区状况，决定了城乡结构状况。因此组织变迁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阶级和阶层结构、社会制度和城乡结构的变迁。
从社会组织变迁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关系而言，伴随现代机器工厂、现代学校、现代交通邮电组织、现代新闻出版组织、现代军事组织、现代外交机构及其它现代专业组织的出现，初步产生了一批现代工商业者、产业工人、现代知识分子、现代军人和现代外交官等。他们从传统工商业者、手工工人、农民、旧式官员和军人及传统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具有较多的现代思想观念和技术知识，支持社会变革，要求维护和扩大自身权益。这批新兴的阶级和阶层一般依存于各式现代组织，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发展壮大。
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组织变迁虽未导致这一时期社会制度的立刻变迁，但为清末社会制度的变迁作了必要探索和准备。社会制度的改革常常从组织改革入手，以部分组织的改革作为社会制度改革的试点。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组织的变迁正好充当了清末社会制度全面革新的先遣者和探索者的角色。比如清末经济体制的改革，现代公司制的建立，就是在洋务运动中工业组织变迁的基础上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的结果；清末现代教育体制的产生也经历了从洋务运动中现代专业学校的出现到各级现代普通学校的建立再到整个教育体制改革这样一个不断深化和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洋务运动中教育组织变迁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归宿。而洋务运动中几十年练兵的成败得失最终也导致了清末新军的诞生和军事体制的改革。
现代社会组织大都集结于城市。因此，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组织变迁也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这一时期城市化的进程。这主要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和性质的改变。如上海、天津等现代城市的崛起便纯粹是现代社会组织产生和集聚的结果。
三
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组织变迁是晚清社会开始发生质变，产生新质的重要表征。忽视这一历史过程及其影响和意义是不应该的。然而，这一过程不过刚刚起步，其广度、深度和规模都还有限。因此，夸大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组织变迁的情形及其意义也是不适宜的。
首先，从广度看，组织变迁并未涉及所有领域，许多领域的组织还不曾或极少变迁。如金融、商业、农业等组织的变迁尚未展开，政治组织的变迁除设立一、二现代外交机构外也基本尘封未动。其次，就深度而言，组织变迁的程度还较浅显，有的还流于形式。如工业组织的变迁，虽然出现了股份制公司，但经营管理过程中并未真正完全按股份制企业要求运作；若干新式学校的出现也并未真正瓦解传统教育组织系统。第三，从规模看，现代组织的总体数量不大。以工业和教育组织为例，与星罗棋布的手工作坊和旧式学校相比，现代机器工厂和现代学校可以说还寥若晨星。凡此种种，都反映了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组织变迁的幼弱和不足。
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组织变迁之所以未能全面、系统、深入地展开，直接原因盖由于洋务派对社会组织改革自始就缺乏通盘考虑和周密安排，而僵守“中体西用”的基本原则则是制约其成效的根本因素。洋务派是在清廷内外交困、濒临危崖的情势下推行洋务运动的，其主旨是借西方先进技术之“用”继续维护中国传统专制制度之“体”。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清王朝正面临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但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体制势成明日黄花。在这种思想原则指导下，洋务派所为只能是对传统组织体制的修修补补，不可能推行全面、系统和根本的组织改革。另一方面，洋务时期的工业化状况也制约了这一时期组织的变迁。“中体西用”原则使工业化误入歧途，军事重工业的超前发展，轻纺工业的严重滞后，官办工业和外资工业的垄断和压抑，民间工业的婢女地位，致使这一时期的工业化虽历经多年却起色不大。低水平的工业化使社会组织变迁不缺乏强烈的内在冲动。
注释：
〔1〕〔2〕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59、629—630页。
〔3〕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1页。
〔4〕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中华书局1963 年版，第132页。
〔5〕丛刊《洋务运动》（四），第88页。
〔6〕《光绪朝东华录》（四），第3556页。
〔7〕丛刊《洋务运动》（一），第6页。
〔8〕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江南造船厂厂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