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蜕变——民初报刊现代化进程的片段图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图景论文,报刊论文,片段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行业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报业，清末报业在主体上还是政治活动的附属，无论从行业的技术、业务和思想来看，中国报业都还没有进入到现代阶段。到民国成立，中国报业在经历了和政治过分紧密关系而受到的巨大伤害后，开始主动寻求摆脱政治的干扰，而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在这个过程中，报业走过很多弯路，呈现出一些历史特点，主要表现在：经济不独立下的新闻自由意识，一定物质技术基础上的行业半规范性发展，报业稳定发展下的新闻守旧观念。
一、经济不独立下的新闻自由意识
媒体独立和新闻自由是西方新闻业现代性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标准。这一思想传入中国后，并没有马上被中国报业接受。长期以来，报刊作为改良社会的媒介和政治斗争的武器，办报人多是各党派重要成员，他们普遍将报业看成是宣传本党派政治主张的重要工具，与办教育和学会一样重要。而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封建时代，到民国成立后，确立了共和民主的国体和政体，在《临时宪法》中明确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使得报刊工作者开始对独立自由的新闻业进行理性思考和初步实践。一些报刊宣布自己是“舆论之母”、“舆论代表”，是“四万万众共有之言论机关”①，认为在民主制度下，“报馆与国务院、总统府平等对待，其性质与参议院均为监督公仆之机关”②，“共和国之最高势力在舆论”，新闻记者是“不冠之皇帝，不开庭之最高法官”③。在实践上，他们将童言无忌、批评政府、官员甚至总统作为言论自由的最直接表现。但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在争取新闻自由方面则显得被动。
（一）民国初年可以称得上经济独立的报纸实属凤毛麟角
1.90%以上的报纸接受津贴
以往研究成果中只说明中国报纸有接受津贴的现象，但程度如何，并未有确切统计。1925年11月19日，《晨报》报道了受北洋政府六大机关赠送“宣传费”的一百多家京津媒体，基本涵盖当时稍具影响的媒体，引起业界强烈反响④。据1926年9月5日南满株式会社发行的秘密文件《支那新闻一览表》和1927年11月日本外务省情报局作的秘密调查《支那新闻及通讯机构调查》显示，在中国稍有影响的报纸都能得到也乐意接受各种津贴，而且北方甚于南方。北京有重要中文报纸约40家，明确指出有“XX机关报”或接受津贴或补助的有31家，只有没有多少影响和名气的9家未表明接受补助，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背景或补助，因为日本情报机关对材料的收集是有甄别的⑤。从支持者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出出资办报的机构和个人身份各异。有现政府、外交部、交通系、研究系、国民军系、山东军系、四川政府、安福系，甚至国民军第一军、第四军，也有个人出资等。
一般认为，上海是中国商业报纸发达地区，津贴现象较少，但调查显示，上海报纸只是接受津贴更为秘密一些，因为毕竟有的商业报纸历史悠久，认为接受津贴不太光彩。当时比较有势力的11种报纸⑥除《申报》、《新闻报》、《时报》外，全部是政党机关报或接受补助。
2.银行贷款等其他手段的匮乏
在银行借贷方面，目前常提起的只有1921年前上海《新闻报》，并不是普遍现象。因此，1923年在《新闻报》创办30周年的时候，张季鸾曾赞扬说，它是中国唯一成功的报纸，因为“纯粹商业，不假政治之力，不仰人资助，独立经营以维持而发展”⑦。至于为什么银行在报刊业的发展中没有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和当时中国银行的借贷制度以及中国传统的借贷观念有关。但一些报纸的股东是银行界重要人士，如1916年后《大公报》的董事长王郅隆是1917年成立的金城银行的第一董事，投资最多；而《申报》老板史量才也投资中南银行，成为董事长。银行界个人对报馆的投资比较普遍，这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报刊和银行界的联系。而所谓的社会募集一般多为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士，共同出一笔钱，办一份报纸，如能赢利则支持下去，如赢利甚少或亏空，则赔光了事。至于在办报途中再度募集资金的很难成功，多是报馆经营者的熟人的帮衬。这种方式显然无法与现代化的资金借贷联系起来，它更接近传统而古老的民间方式。
普遍接受津贴和现代融资手段的缺乏，是中国报业现代进程中的一大障碍。经济的不独立使报业无法真正实现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因此当吴鼎昌决定拿出5万元创办一份全新的报纸，并保证总经理和总编辑的三年高薪，使他们不拿其他的津贴时，中国的政治家和报人已经决定改变这种状况，保障新闻和言论自由。
虽然历史上最早关于出版自由的宣言发表在1644年，即英国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但这一权利被写入法典，从法律上对言论出版等进行保护却是在百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以后，如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以及美国1791年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均提出对此类自由进行保护。但实践中基于对新闻自由的正确理解基础上提出的独立精神出现的更晚。《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的创办者霍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在1872年临逝世前说：“自今以后，我将努力使本报成为一份完全独立的报纸。”他的这次“独立报业宣言”被认为是美国政党报纸结束的标志，美国报业走向了现代化。
（二）“新闻自由”观念在理性和实践之间的差距
经济虽然不独立，但报业对新闻自由却有着热烈的期盼和呼唤，只是因为中国政局复杂、南北分治、军阀割据，他们对新闻自由的争取是谨慎而有策略的，更多运用“异地批判”方式和报业协会等集体力量。
在对七年的《申报》（1919年到1926年）翻阅中，笔者粗略统计到417篇有关新闻业自身的报道和部分广告，其中在新闻报道（含专电、通信、地方新闻）中，涉及最多的是报刊受到查禁以及记者受到迫害的内容，大约有140篇之多。其中涉及重要报刊，或发生在北方的案件格外受到重视，可以看到对某个案件的连续报道。这140多篇报道涉及报刊约43家，其中北京地区的报纸最多，有13家，比较重要的有北京《晨报》、《益世报》、《民国公报》、《新社会报》、《远东时报》，一些报道涉及邵飘萍、林白水的被害。如1979年5月间，对天津《益世报》被封事件，前后重要的报道有五篇，《京师舆论界之厄运益世报被封》、《王文璞质问益世报事件》、《益世报事件近闻》、《益世报案今已公开审判》、《万国报界公会抗议益世报被封》等；对1920年的《国民公报》案报道有11篇之多；对1926年的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害与林白水之死有20多篇报道。但这些报道中绝少有来自业界的评论和反映，仅有三篇左右报道有关北京或其他报业组织的几篇抗议、请求之类的消息。在评论上对该类事件的“失语”，显示出当时报业的慎重态度，但在新闻中，我们却常常能读到一些激烈的批评。如《再纪新社会报被封原因》中指出：“北京新社会报，以直言为政府所忌，九日被警厅勒令停版……新社会报为林白水等所创办，向以不畏强权者著称，以是为政府所忌，恒欲中伤之，频险不止一次。”⑧
发生在上海报界身上的“印刷品附律”事件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1919年7月10日，上海公共租界纳税人特别会议通过《土地章程》附律第三十四条A款，并于12月报请北京公使团批准。此项附律被称为《取缔印刷品附律》，规定：“任何人，未首先领取工部局颁发的执照，若为西人，未获得此人所属国家领事的会签，不得在租界内从事印刷、平版印刷或镌版印刷行业，或印刷、发行报纸、期刊或包含公众新闻、信息或事件的其他印刷品。关于上述执照，工部局可收取经纳税人年会或特别大会批准的费用，并实行由纳税人年会或特别大会批准的规定。”如有违反，则每次处以不超过300元的罚款，并依法律规定，处以此人应受到的其他处罚等等。同时，通过另一项工部局对从事印刷业、平版印刷业、镌版印刷业，或印刷、出版报纸、期刊或其他印刷品的有关执照的七条严格苛刻的规定。该附律是对华人媒体的极大威胁，很多报刊“极为惶恐”，对外文报刊也有影响。由于中外书报出版业的一致反对，当年未能通过该附律。1921年、1922年该附律又屡次被提交公使团批准，均遭到拒绝。
在这严重危害出版自由的事件面前，上海的中国报纸表现出慎重和策略性。《申报》在三年中作了大约23篇报道、4篇评论；其中1922年发表的11篇报道和评论中，除一篇署名“无用”的评论《取缔印刷品平议》外，其他均采用转载方式进行报道。转载的报道中既有西方媒体对该法令的批判，如《密勒报反对印刷品附律》（约1500字）、《大陆报反对印刷品附律》（2000字左右）、《远东评论周报之印刷附律论》（连载，共约3000字左右）等；也有摘录《字林西报》代表工部局为该法令的辩解之报道，如《字林报解释印刷品附律提案之社评》、《字林报在辩取缔印刷品附律》等。当然通过转载这些外文报纸的评论，将西方报人对新闻自由的理解作深刻阐释，也是在间接表达自己的立场。
因《印刷附律》提案一直未被通过，工部局最终不得不放弃执行此项法规。
中国报人对新闻自由的争取和捍卫，所表现的谨慎和策略被历史视为一种被动。它不像英国、美国等报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对新闻自由主动追求的典型事件。如英国的“约翰·威克斯案”、“朱尼厄斯信件案”、“法克斯诽谤法案”和美国的“曾格案件”等对新闻自由影响巨大的案件。⑨中国报界也能在集体的力量下，显示出争取新闻自由的决心，但这个高尚而纯洁的事业却又有诸多复杂、低俗甚至龌龊的和金钱上的各种关系，显示出中国报业现代进程中的特色。新闻自由观念在理性和实践层面有较大差异，在理性上不考虑中国社会母体的传统与历史，没有扬弃的吸收，表现出西方自由新闻观念在中国的“殖民化”；而在实践上又抛开新闻自由的基础，变成一种用则招之、不用则弃之的实用主义倾向。
二、一定技术条件和组织基础上的报业半规范发展
在技术条件和组织结构这一层面上，中国报业表现出参差不齐和复杂的一面。个别报馆在雄厚经济基础上进行了技术改革，走到了前面；同时还有在比较模式化的组织结构上的有益创新，以及不太具有现代性的职业发展。
（一）现代化的技术条件
从历史的角度看，技术的现代化是最容易被发现的物质性标准，报刊的技术包括采集、传送、印刷等各个环节。当时各报馆对此十分重视，如果报馆新添了现代化的设备，均要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并配以图片。如《申报》在1918年民国国庆时，用增刊两版宣传自家报社的新大楼、楼内设施（甚至电梯）以及新式印刷机。
在采集和传送新闻方面，民国初年的技术含量实在少，电报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先进技术。个别有实力的报馆可以承担电报的昂贵费用，但也只是一、二等地区的驻地访员才能得到拍发新闻电报的执照⑩；外埠的新闻和通讯大都通过邮局寄出。1922年，《新闻报》在自家报馆中私自架设无线电收报台，接受国外电讯，绕过外国通讯社，直接将接受到的电讯改写后，用“本报国外专电”刊发。这种在现代看来的“剽窃”行为在当时却大受读者欢迎，成为该报的“名牌栏目”，成为采集新闻的现代化手段之一。
1914年《新闻报》日销量2万份时，汪汉溪购进二层轮转机，每小时可出报7000份，这是上海各报馆第一家由平板印报机改为轮转机。也是从那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该报的营业额年年上升，累积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1916年，该报销量达3万份，又购进波特氏三层轮转印报机一架、四层轮转印报机两架，完成了技术现代化。
《申报》的技术革新主要集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5年，《申报》购置了法国式新式印刷机，1916年又开始使用日本制造的Marinoni型卷筒纸轮转印刷机，这台机器一小时可以印刷8000张，但还是比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印刷机慢了一半多，而且还没有折叠报纸的配套机器。1978年，申报馆进口了一部美式轮转机，这部机器在当时中国报界技术领域中实属尖端，不仅样式新颖、印刷快速，且装有精确的计数器，准确记录印刷报纸的份数，大大提高了印报的效率，但高达16.5万元的价格，使中国报馆中可以问津者寥寥无几。于是，《申报》以试用一年后再12个月分期付款的方式，将其请入新报馆中。虽然这种技术在世界上并不是最先进的，但也对中国报业的现代化有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时报》在1927年使用上德国福美四色套印轮转印报机，每小时可印两大张报纸8.1万份，为亚洲第一。
相对于以上海为代表的南方报业竞相进行的技术革新，北方的报馆对此却难以有所作为。最早采用轮转印刷机的是1919年天津《益世报》，直到1926年，包括天津和北京的众多报馆，还只有日本的《顺天时报》一家采用轮转印报机。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除北方京津等地商业不如上海等地发达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北方报业缺乏职业意识，很多从业者还把它看成是政治的附属，捞取政治前途的资本和跳板。
（二）组织管理上的现代化倾向
1.组织与人员
从报社的内部组织看，报馆的现代化程度还是比较低的。虽然小部分新开办的报馆采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但仅仅是名称而已。大部分报馆的开办是这样的情形：“一批失意政客和无业文人，错误地认为办报不需要多大本钱，只要向省政府或地方军人‘募化’一笔开办费，找到几间房子，收罗几名穷书生，就可以择吉开张”(11)；因此内容简陋，广告收入又少，毫无根基，在报业发达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断无发展前途；而在一些地方城市，由于上海等大城市报纸的竞争，更难以为继(12)。胡政之曾对此现象进行过批评，指出当时国人办报的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报纸，为一党一派做宣传鼓动，没有把报纸本身当成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目的达到，报纸也就跟着衰竭了；另一种是商业报纸，不问政治，只做生意经上的打算——其实正是批评北方报纸和南方报纸各自的弊病。
但不论哪种目的，报馆组织一般分编辑和经理两个部门。表面上看，总经理和总编辑是平行的，但实际上，总经理掌管全馆用人行政大权，可以指挥编辑部，等于后来的社长。但两个部门人员差距甚大，特别是专门为津贴而办的小报馆，经理“多受某方或某有力者之津贴而来”，目的明确，因此拿到津贴后，便主要用于个人消费，哪里顾得上报纸内容的好坏？雇用编辑的花费也只有30～40元，如何能雇得上优秀的编辑呢？编出的报纸基本是剪刀加糨糊加红墨水拼凑而成，即“手持大剪一把，将外埠报纸割裂无数，再斟酌前后而连属之，勾之以红笔，粘之以糨糊，不到一小时而两大张报成矣”(13)。这在当时中国的新闻界不是一种极端，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在组织上比较有创意的是一些大报为改善报纸质量、扩大发行所做的结构调整。如《新闻报》新设的三个部门：一个是推广科，与发行科平行，任务是研究邮政路线，推广外埠发行。二是考核科，是编辑部的监察机关，由年老退职的主编、驻京首席记者和老资格的编辑旧人组成，主要是评阅本报新闻、专电、通讯，兼顾评论、副刊、编辑等与外报的差别，不足处指出，优秀处褒奖。第三个是广告科外加设准备科。准备科的作用是平衡新闻和广告的数量，节约成本，提高赢利。自1921年以来，由于白报纸提价，报社的发行成本上升，报纸销量多不等于赢利多，甚至意味着亏本多。如果广告过多，要增加版面，则请准备科商量广告主压缩广告篇幅，或延期刊登，甚至不予收登；如果新闻多了，则要商请编辑抽掉一些新闻；如果有时必须要增加张数才能赢利（如广告和新闻同时多了），则要用凑版广告或新闻来补白。这个科直接关系到每天报纸的成本和利润，因此非常必要。《申报》如法炮制，设立广告整理科，职责一样。当然这都是大报设立的组织，一般小报就不用如此复杂了。
在人员的安排上，大报馆中人员最多的是印刷科，编辑人员比较少，而编辑部中编辑又是绝对优势，采访则少很多。如1920年的《湖南新报》编辑科有人员5人，采访科仅1人，而申、新等大报亦是编辑人员占到了80%以上。从人员的设置中可以看出，报馆当时是编辑为主、采访为辅的。也就是说，报馆的主要新闻内容不是报馆自采，而是通过其他渠道得来的。这和现代报馆的用人制度正好相左，采访记者占了绝大多数，而编辑是少数。报纸的独家新闻和自采新闻要占有绝对比例。对此，徐宝璜曾说：“吾国报社因经济关系多仅有编辑而无访员”，因此新闻多仰仗通讯社，但通讯社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造成中国报纸新闻失实和重复的情况很多，为此，各报馆最好加强访员的力量(14)。
2.发行与广告
报馆发行时，订户部分除自备送报人外，报纸主要由派报社代送，报馆给予佣金。而零售报纸则直接由大报贩从报馆批来，再零批给小的报贩，大报贩控制众多小报贩，而且对报纸的零售大有影响。大报贩中被称作“掏报人”的，因拥有大量的固定订户，负责调停报馆发行部和报贩间的大小纠纷，而成为报馆内外重要角色。报贩通过类似“帮会”的形式，在报刊业也自有一片天地，通常报馆发行收入的70%左右被报贩拿去，报馆最多和报贩对半分成。报贩常说“望平街是我们的”。虽然报贩是社会的低层，但他们却能通过发行操控报业，常常在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设置障碍，阻挠进步，因此在发行方面很难看到现代化的影子。
灵活的广告处理方式。在广告方面，除报馆的广告科直接与广告主接洽，并负责设计广告的制作外，也有掮客性质的广告公司兜揽，报馆给二到三成的佣金，并有延期付款的优惠。广告虽有刊例，实际上可以讨价还价，销路不好的报纸，对折也无人问津。实际上一些大的客户更可以长期拖欠报馆的广告费，如当时《申报》一个广告主“五洲大药房”，常年刊登治疗贫血的“自来血”广告，效果奇佳，甚至在中国的边远地区也有销售；但因资金周转不灵，长期拖欠广告费用达5万元之多。史量才知道后，就用这5万元欠款作为投资药房的股本，做了药房的股东，后来也有十倍的获利。
三、报业稳定发展下的新闻守旧观念
自1916年到1926年，是中国媒体稳定发展的时期。1916年的报刊数量为286种(15)，在皖系军阀统治下报刊数量有些起伏，1918年报纸的数量下降到221种。五四运动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宣传新思想和进步思潮的报刊以及工人报刊的出现，报纸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据《第二届世界报界大会纪事录》记载，1921年，全国共有报刊1134种，其中日报550种，到了1927年，据《中外报章类篡》社调查，全国华文报刊每日发行共有628种，其中北平125种、汉口36种、广州29种、天津28种、济南25种、上海23种。不仅报刊的数量基本呈上升趋势，而且发行量也逐年上升。在这样的环境下，报刊所遵循的新闻观念如何呢？
首先，在编排上，我们看不到多少现代性。在商业报纸的编排中，以广告为主，甚至“最流行的报纸是编辑最坏的，它靠广告作为运行的基础，新闻是次要的，仅仅是填补广告剩下的缝隙；而编辑较好的报纸影响的公众比较少。”(16)例如。当时人们觉得《申报》的编排方式有两个明显的缺点：一是版面次序不方便人们阅读，并且一些版面内容不确定，来回跳跃，不容易找到；二是新闻版的随意性，新闻只是填补广告的空白，赚钱成为出版商超越一切的利益。而在新闻的编排上还是以专电为第一，不论专电的内容多么无聊，仅仅因为是电报发过来的，报纸就刊登，仿佛为了显示自己的雄厚实力。而且编排顺序不是按照事件的重要程度，而是按照收到专电的顺序。在内容上也不加选择和改变，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包括错字、漏字、简称，甚至公文中的客套话等，有时让读者难以猜透。
由于所谓申、新等大报每天处理的报道量巨大（包括各种专电和大总统令，不含各种副刊和专刊内容），有三百条之多。按照这样的报道数量，在今天不知得用多少记者和编辑，工作得多么繁忙，但实际上那时的报馆一共才二十多个采编人员，所以当时业界普遍认为《申报》的编辑很差，新闻被广告割裂，前后有重复之处；而《新闻报》就根本没有编辑。
其次，在内容上，政治新闻占有绝对的优势。这里的政治新闻包括政治、军事、议会、要人等所有和政局有关的内容。当时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谢六逸曾批评道： “在一般记者的眼中，认为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不外是‘要人的起居行动’，大的如要人的出巡检阅（要人穿什么衣服哪，拿什么手杖哪），小的是要人的佃猎游览（带什么鸟枪哪，太太是否随侍在侧哪），甚至于和要人有关系的人，如像岳母小姐之类，都被中国的新闻记者们视为最有‘新闻价值’的。”(17)这种状况首先是和记者对新闻价值的理解有关。徐宝璜教育学生新闻“价值者何，即注意人数之多少，与其程度之深浅是也”(18)；而另一位教育家谢六逸则认为，“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新闻价值”。原因在于报馆老板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缺乏改革意识。“我们何必改革呢。因为照向来的老样子已经能够赚钱，股东们可以多分利息，报馆同人到了年终可以分得两三个月薪金的红利，也就心满意足了。说到改革二字，谈何容易呢。万一改革之后，看报的人减少了，登载的广告减少了，那岂不倒霉吗？所以留学回来的新闻学家，我们不敢聘请。……至于编辑部则绝对不敢任用一个懂得新闻学的人，因为怕他们不小心，要替我们报馆闯祸。”(19)如果报馆经理抱有这样的思想，如何进步呢？此外多数读者阅读水平不高也是一个问题。一般读者除了“政客幕僚及大多数关心国事之人”和“中等以上有志学生及回国之留学生”关注专电要闻和国际通讯外(20)，其余大部分读者则重点阅读“报屁股”、“剧院广告”和本埠新闻中的强奸新闻等。
第三，在写作上，多是起居注式的流水账。中国报纸新闻的写作风格曾有过这样一段历史：以文学的描述与杜撰为主，偏重于文字的修饰。后来当《申报》钱昕伯任主笔时，开始将报道中信手点缀的资料一概淘汰，中国报纸的新闻通讯文本才渐渐脱离了稗官野史或齐东野语的近代小说体。但因为没有现成的成熟新闻写作模式可供模仿，于是，中国历史上常用的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的模式成为重要的依据。中国报纸的报道继承了以往宫门钞和辕门钞的风格，以细节和表面真实性描写为主。但有闻必录的登载方式，使得新闻在选择性上基本没有判断，除了避免招惹官府外，所有的东西都在刊登，有点全体国民起居录之感。林语堂认为这些新闻报道和写作固然有政治上的因素，也有传统文风的因素，所以他对此的批评有三点：“第一，它有一种政治新闻的优势，保存了旧的邸报的影响和整个中国文人的精神。第二，它缺乏文笔优美的通讯，受过好的训练和教育的通讯员。第三，正如已经提到过的，一般的新闻写作缺乏趣味和活泼。”(21)
总之，从新闻观念上看，中国报业当时似乎离现代性还很有距离；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报纸的新闻观已经摒弃了很多古老因素，进步了许多。就新闻价值上的现代性而言，报纸还是在摸索之中。
注释：
①《民立报》1912年2月13日，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5页。
②《国风日报》1912年6月4日，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5页。
③1913年4月30日、5月19日《大中华民国杂志》，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5页。
④提供津贴的六机关是参政院、国宪起草委员会、军事善后委员会、财政善后委员会、国民会议筹备会、国政商榷会。接受津贴的报馆分四级。
⑤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其重要报纸的背景介绍得非常清楚，而这九家报纸如《中国报》、《北京报》、《穆声日报》、《平民报》、《小小报》、《群强报》、《民立晚报》等发行量比较少，而《北京白话报》和《事实白话报》虽然发行量大，但只在下层市民中有重要影响。
⑥这11种报纸是《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新申报》、《商报》、《中国晚报》、《中华日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中南晚报》。
⑦张季鸾：《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季鸾文存》第2册附录，大公报出版社1946年版，第3页。
⑧《申报》1922年2月15日。
⑨这几个著名案件都是以个案诉讼的方式宣布了所在国家制定的妨碍新闻出版自由法律的废止。
⑩当时一般将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划为一等地区，有新闻价值的地方划为二等地区（如长沙等），有实力的各报馆在首都设采访科，其余地方都为馆外访员。新闻电报的执照是民国成立后交通部对新闻界的优惠，电费便宜，三个字一毛钱（普通电报是一个字一毛钱）。
(11)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页。
(12)据陶菊隐记载，民国初年，长沙阅户喜阅上海报纸，一因上海报张数较多，内容较丰富，它们托庇于外国租界，敢于登载地方报所不敢登载的新闻；二则它们还采用一种看“走报”的办法，收费较廉，地方报的销路又被夺去不少，因而更难立足了。参见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2005年版。
(13)《民国日报》1919年1月9日。
(14)徐宝璜：《实际应用新闻学·序》，1923年版。
(15)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册），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26页。
(16)侯东洋：《林语堂与新闻舆论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2期。
(17)谢六逸：《新闻价值》，选自《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6页。
(18)徐宝璜：《新闻纸之性质与价值》，1930年版，《新闻学纲要》附录之一。
(19)谢六逸：《上海报纸改革论》，选自《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84页。
(20)《阅报人品类之观察》，《申报》1923年1月4日。
(21)侯东洋：《林语堂与新闻舆论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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